由启蒙带来的神话恐惧与神话本身同出一辙。启蒙对神话的揭示，不仅是用语义学语言批判所认为的那些含混概念和语词，而且也用所有人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在其自我持存的目的语境中已经毫无立足之地。斯宾诺莎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础” 这句话，包含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则。有了这一原则，资产阶级在宗教与哲学上的分歧才没有了。从方法论上把一切神话学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会再是肉体、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按照启蒙运动或是新教主义的观点，任何人如若不通过合理地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来直接安排自己的生活，就会倒退到史前时期。冲动本身就像迷信一样具有神秘意义。侍奉不是自我设定的上帝，就像酗酒一样也是愚蠢至极的。对于直接的自然存在，无论顶礼膜拜还是同流合污，进步为它们所预设的命运都是一样的；进步也强烈谴责了思想和快乐对自我的遗忘。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都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但是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启蒙思想再一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认识的超验主体作为对主体性自身的回忆，最终似乎也被摈弃了，并被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那种更加平稳的运转所代替。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逻辑规律的排他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功能意义中，最终在自我持存的强制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自我持存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中发展到了极致状态，并不断在或真或假这两种对立观念的原则中展现出来。这一原则的形式主义，以及建立这一原则的一切逻辑的形式主义，是从既含混又复杂的社会旨趣里产生出来的，而这些旨趣得以存在的社会里，维持形式和保存个体两者之间也只是偶然协调起来的。思想派生于逻辑的观念已经在课堂上认可了人在工厂和机关里的物化。于是，禁忌主宰了禁忌力量，启蒙主宰了启蒙精神。但是这样一来，自然作为真实的自我持存在这个过程中就获得了解脱，这个过程发誓要将其彻底清除出去，其中，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都会面临着危机和冲突的命运。如果理论还能作为唯一的统一科学的理想规范，那么实践就必然会淹没在势不可挡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而只有依靠文明才能被完整领会的自我，变成了一种文明一直在躲避的非人性因素。人们对丧失自我名称的原始恐惧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文明而言，纯粹的自然存在，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极端的威胁。行为的模仿模式、神话模式、形而上学模式都先后是各个时代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回到这些年代一直充满着恐惧，害怕自我会倒退到那种单纯的自然状态，自我历经千辛万苦才脱离了自然状态，却也因此而百遭惊慌失措。在每个时代里，所有人对似水流年——不管是古老的游牧生活，还是所有前父权制社会──的缅怀追忆，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并在人类意识中被彻底清除掉。启蒙精神用来代替焚身和车磔的烙印，铭刻着所有非理性的特征，因为它带来的是腐化堕落。享乐主义是有限制的，它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反对走向极端。资产阶级的自然理想，已不再是混沌不清的自然，而只是中庸的德性。荒诞无度与禁欲苦行，穷奢极欲与忍饥挨饿，尽管是对立的，但作为消解力量又是完全一致的。少数统治阶层同他们的保护人一起，用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决定人类整个生活的方法，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持续稳定。从荷马时代一直到今天，统治精神都力图在斯库拉（Scylla）返回到简单再生产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无限满足需求之间的两难处境中校准方向，它也从来不相信，任何一种指路明星能使它少走弯路。德国新的享乐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就试图再让人们失去欢乐。但他们在数百年的劳动压迫中学会了自我憎恨，因此他们在极权主义肆虐横行的国家里，只有靠粗鄙丑陋和自暴自弃才能获得解脱。 自暴自弃深深地扎根在自我持存之中，而后者正是在其培植理性，同时也是罢黜理性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奥林匹亚宗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资产阶级无神论这些西方文明的转折关头，如果新生民族和新生阶级更加坚决地压制神话，那么人们对无法企及且又充满威胁的自然，以及自然极端物质化和对象化的结果的恐惧，都会沦落为泛灵论的迷信，对内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征服就会成为人类生活的绝对目的。倘若自我持存最终得以生效，那么理性就会遭到那些正式作为财产继承者，现在又害怕不能继续作为财产继承者的生产管理者们的摈弃。启蒙的本质就是一种抉择，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对统治进行抉择。人们总是要在臣服自然与支配自然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在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已经摆脱了神话；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却又总是不断落入神话的魔力之中。

荷马史诗中记述了神话、统治与劳动三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奥德赛》第十二章讲述的是遭遇海妖塞壬（Siren）的故事。塞壬的诱饵，就是人们对过去的迷恋。那些受到诱惑的英雄在磨难中走向成熟。经历若干次的生命危险，英雄都必须挺身过来，这样才能最终为自己锤炼出一种生活的统一性和个性的同一性。时间领域的分离，对他而言就像水、土地和空气的分离一样。他认为，已逝的洪水是从现在的岩隙中消退的，而未来的地平线却乌云密布。奥德修斯留下的是一个阴霾世界，因为他自己总是与史前神话如此贴近。或者说，奥德修斯本人就脱胎于这个神话，他自身所经历过的过去成了史前神话。他通过固定不变的时间顺序正在努力去触摸这个神话。三分图式的目的就是要把现实从过去的权力中解脱出来，因为它要为这权力设置一种无法再生的绝对界限，并且在安排现实的过程中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知识。强制就是要挽救已逝的过去，把它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用作进步的材料。但这种强制只能在艺术中实现。在艺术里面，历史被看作是过去生活的现实再现。一旦艺术放弃认识，继而与实践分离开来，那么社会实践就像默认愉悦一样默认了艺术，然而塞壬之歌还远没有被贬低为一种艺术。海妖们知道“这丰腴的大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 ，包括奥德修斯亲身经历的一切。海妖们也知道：“在特洛伊的土地上，阿耳戈斯的孩子们和特洛伊人在众神的意志面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正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她们用对欢乐的充满诱惑的诺言直接唤起对似水流年的回忆，她们唾骂父权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只能返回到一板一眼的时间尺度中去。谁要是落入了这个圈套，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相反，只有靠精神永恒再现的力量，人们才能得到摆脱自然的生存方式。即使海妖们知道了已经发生的一切，她们也需要把未来作为获得知识的代价，这样就使回归幸福的诺言变成了欺骗。欺骗的目的就是要用过去来诱捕人们的渴望。奥德修斯受到了喀耳刻（Kirke）这个能把人变成牲畜的神的警告。奥德修斯反抗着喀耳刻，而喀耳刻又给了他反抗其他分裂力量的力量。但是，塞壬的诱惑力简直太大了，闻其声者无一幸免。人们不得不对自我干一些可怕的事情，直到同一的、有目的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人类本性形成为止，这些本性在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会重复出现。人们必须依循自我发展的各个阶段来对自我（Ich）加以把握，而丧失自我的诱惑却又总是盲目而又坚定地介入和维护着这种把握。打个比方，酗酒成瘾可以给自我带来窒息中的亢奋状态，但也可以借助死一般的昏睡来缓解这种亢奋状态，这正是维持自我保持和自我毁灭之平衡的最古老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自我维持自身生存的尝试。对丧失自我的恐惧，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条道路就是通往顺从和劳作的道路，尽管在它的前方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对此心领神会，他既不屑于死亡，也不屑于幸福。他知道在他面前只摆着两条逃生之路。一种就像他让水手们做的那样：用蜡塞住水手们的耳朵，让他们竭尽全力地划桨，想要活命，就绝对不能听到海妖们的诱惑之声，一直到他们无法再听到这种声音为止。整个战船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划桨的水手们必须强壮有力，必须集中精神勇往直前，不得左顾右盼。他们也必须顽强不懈，内心坦荡，努力前行，从而竭力避开诱惑。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奥德修斯作为让他人为其劳作的领主，却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他把自己牢牢绑在桅杆上，去听那歌声，这诱惑之声越是响亮，他越是把自己绑得更紧——这种情形就像后来资产者在自身权力膨胀的同时，却要坚决否认自己的享乐一样。歌声对奥德修斯并未产生任何后果，而奥德修斯也只是点着头表示他将从这捆绑中解脱出来。但一切都太晚了，“充”耳不闻的水手们，只知道那歌声是危险可怕的，却不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妙悦耳。他们把奥德修斯牢牢地绑在桅杆上，只是为了拯救奥德修斯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他们使他们的压迫者连同自己一起获得了再生，而那位压迫者再也无法逃避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实际上，奥德修斯绑在自己身上的那条无法解脱的绳索也使塞壬远离了实际：她们的诱惑显得毫无作用，只成了沉思冥想的一个单纯对象，成了艺术。被缚者就像出席了一场音乐会，他静静地聆听着，像别的晚上光临音乐会的观众一样，他兴高采烈地呼唤着解放，但这终究会像掌声一样渐渐平息下来。这样，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自打史前时代的那个世界起就分离开来了。史诗中就包含着与其相应的理论。文化财富与遵令而行的劳动有着严格的呼应关系，而对自然进行的社会控制为二者奠定了不可抗拒的强制性基础。

在奥德修斯的战船上针对塞壬的诱惑而采取的措施，成为启蒙辩证法充满预见的隐喻。表现力就是统治手段，而统治则是最有力的表现行为，因此表现力本身同时就成了进步和倒退的表现手段。在特定条件下，不管对失业者一方，还是对社会等级的另一方而言，被免去工作便意味着能力缺失。统治者尽心体验着他们可以不为之牵肠挂肚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的基础，只想着维护自身的支配地位。原始人则不同，他们只把自然物当作难以捕捉的欲望对象。“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自身之间，并由此把自己与物的依赖性结合起来，而予以尽情享受；与此同时，他把对物的独立性的一面让给了奴隶，让奴隶对物进行加工改造。” 奥德修斯也正是在这种劳动中被表现出来。奥德修斯没有接受那个会导致自我放纵的诱惑，因此他作为有产者，最终也没有去参与劳动，甚至最后他不再对劳动进行指挥。然而，他的水手们虽然与自己的劳作对象非常亲近，但却不能享受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是在强制下进行的，他们在劳动中没有希望，感官也被彻底堵塞了。奴隶在肉体和灵魂上受到了双重奴役，而主人却相反。任何权威都必须付出如此代价，相似的历史循环过程正通过上述这种弱点，对这种权力等价物作出了解释。人类的技艺和知识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区别，然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人类又被迫返回到了更原始的阶段。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了人类的本能。想象力萎缩了。这一灾难不能只归于个人已经退避到社会及其物质生产的背后的缘故。在机器发展已经转变为机器控制的地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趋向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的是对人的总体把握，这种落后的状态也并非是不真实的。与此相反，对进步权力的适应既引起了权力的进步，又每每带来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所展现的并不是进步的失败，而恰恰正是进步的成功。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

这种倒退并不局限于与肉身紧密相联的感性世界经验，但它却影响着想要征服感性世界而脱离感性世界的独断理智。理智作用的同一性是通过控制感觉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同一性以及思想对制造一致性的放弃等，都意味着思想和经验的贫困：思想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导致了各自的残缺不全。从狡猾的奥德修斯一直到今天天真的管理者们，都把思想限制在组织和管理的工作范围之中，这必然意味着所有的限制性权力都要由大人物来掌握和限定，一旦它已不再仅仅是操纵一些小人物的事情。精神实际上变成了统治与自我统治的机器，资产阶级哲学向来都误以为是这样的。自从神话时代起，无产者们就已不再具有比沉稳老成的占有者们更多的优越条件，他们总是逆来顺受，眼花耳聋。社会的过度成熟，靠的就是被统治者的不成熟。长期以来，生产系统一直规定身体是为社会机构、经济机构以及科学机构服务所造就的生产系统，这些机构越是复杂和精致，身体所能得到的经验便越是贫乏。通过理性化的劳动方式，消除人的本质以及把人变成单纯的功能等做法从科学领域进入了经验世界。这些做法无非是再一次使人的经验类似于两栖动物的经验。今天，大众的退步表现为他们毫无能力亲耳听到那些未闻之音，毫无能力亲手触摸到那些难及之物，这就是祛除一切已被征服了的神话形式的新的欺骗形式。借助包揽着一切关系和感情这一总体社会的中介，人们再一次变成了与社会进化规律和自我原则相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单纯的类存在，他们在强行统一的集体中彼此孤立。桨手们不能彼此交谈，他们相互以同一节奏扭连在一起，就像在工厂、影剧以及集体中的现代劳动者一样。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迫使劳动者墨守成规，迫使劳动者对诸如压迫人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却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运。

但是，这种逻辑必然性尚未盖棺定论。它还受到统治的约束。它既是统治的反映，同时也是统治的工具。因此，这种逻辑必然性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它的自明性是不可辩驳的一样。当然，思想总能够把自身模棱两可的性质具体地描述出来。思想不是一个主人随便就能控制得了的奴隶。自从人定居下来，并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统治本身被物化为法律和组织，因此，它必然会对自身形成限制。工具赢得了独立性：独立于占有者意志之外的精神中介作用，缓解了经济领域内明显的不公。统治工具应当包括一切，诸如语言、武器、以至于机器等，必然被所有人所掌握。因此，合理化因素本身在统治过程中倒显露出与统治互不相同的一面。工具能够得以普遍运用，是因为它有着对象性特征，这种对象性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统治的批判。思想是作为批判手段出现的。在神话学通往逻辑主义的道路上，思想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要素，今天，尽管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但是，正是在机器形式中，异化理性正在对社会——这个社会把作为物质和精神机制的固定思想模式同自由、生活和思维调和起来——发生着作用，并把社会本身当成思想的真正主体。因此，思想的特殊根源与普遍观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随着工业所导致的整个世界的转变，思想的普遍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现实运用已经影响深远，以至于统治者为了其自身利益不得不否认思想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从领袖的直觉到动态的世界观（Weltanschanung），这些集团的启示与早期资产阶级自我辩护的论调是截然相反的，不再把自己的过错看作是法律的必然结果；但这点恰恰是这些集团居心叵测的体现，而经济必然性最终也体现在这些集团身上。他们为此而使用的有关使命与命运的神话谎言是绝对不能揭示出所有真理的：那些曾经主宰着企业家行为的客观市场规律消失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相反，独裁者所作出的是明智决策，决定了古老的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命运，其结果和盲目的价格机制比较起来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统治者们其实并不相信任何客观必然性，尽管他们有时靠着这种必然性来阐明他们的治国韬略。他们宣称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总设计师。只有被统治者才接受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必然性，这种发展在号称能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时候，却使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只要那些仍旧被雇用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庞大数量的人口就会被训练成为一支后备军，并作为一种附加的物质力量服务于社会体制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宏伟计划。由此，广大群众被驯养成一支失业大军。在广大群众的眼中，他们已经被彻底贬低为管理的对象，预先塑造了包括语言和感觉在内的现代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这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对于这种客观必然性，他们除了相信之外无能为力。这种作为权力与无力相对应的悲惨境地，连同想要永远消除一切苦难的力量一起得到了无限的扩大和增长。每个人都无法看清在他面前林林总总的集团和机构，在这些集团和机构内，从最高的经济指挥阶层到最低的职业行当都各自维护着各种既存地位。对一个工会领导人来说，更不用说一个经理了，无产者只不过是广大群众多余的一员，而老板们则只是在想到濒临破产的时候才会吓得浑身冷汗。

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社会必然性只是一个幻象，就像企业家的自由一样，最终在无法逃避的争斗和合同中暴露出了它们的强制本性。在这样一种幻象中，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这种幻象是无法用一种作为统治机构的思想来澄清的，因为思想本身也只能被迫在命令和服从之间作出选择。虽然这一思想没有能力摆脱陷于史前时期的窘境 ，但它仍有能力去识别首尾一致却又自相矛盾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它可以借助这种逻辑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不可救药和自我异化的自然。自然在思想的强制机制中反映出来，并保存下来。而思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自我遗忘了的自然，表现为强制机制，这是思想的必然结果。观念只是一件工具。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物质工具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同一性，它把世界划分为复杂与熟悉、多元与统一，以及差异与一致；概念也是一样，它作为思想工具，适用于人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如果思想一味要去否定诸如划分和对象化这些分离功能的话，那么思想本身也会变得具有虚幻特征。一切神话的统一永远都是欺骗，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内心痕迹。但是，正由于启蒙针对任何乌托邦的假设维护了它的公正性，并且不断声称其统治具有分裂性，因此，启蒙拒绝掩饰的主客体的分离，就成了其真实和不真实的标志。对迷信的排斥不仅始终指的是统治本身的进步，而且也指对统治揭露的进步。启蒙绝不仅仅是启蒙，在其异化形式中，自然得到了清楚的呈现。精神作为与自身分裂的自然，在其自我认识中，就像在史前时期一样，自然呼唤着自我，但是不再直接用它的全能之名，把自己唤作曼纳，而只是把自己叫作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没有这种征服，精神就不会存在。一旦精神承认是统治并隐退于自然，那么，它就会放弃这种能使其成为自然的奴仆的统治观念。人类在逃离必然性的过程中，在进步与文明的状态下，如果不自行放弃知识，就不会自我止步，即便如此，人类至少不再会错误地把那座反抗必然性的坚实堡垒，把制度和控制实践看作是未来自由的保障。这些制度和实践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和统治一起对平息统治的视角加以更新。然而，真实的历史是由真实的苦难编织而成的，而这苦难并不因为消除苦难的手段的增加而得到相应的减少，统治远景的实现也要求助于概念。因为概念不只是作为科学使人们远离自然，而且还作为科学在盲目经济趋势的束缚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的自我关注，对不公正的永恒距离加以测量。正是因为主体如此深恋着自然，并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拒不承认藏其背后所有文化的真实性，启蒙便与统治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是回响在瓦尼尼（Vanini）时代的制止启蒙的呼声，也并非产生于对精确科学的惧怕，而是产生于对难以驾驭的观念的憎恨，这种观念来自对自然的束缚，因为它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自然对自身的极端恐惧而已。教父们总是为了维护曼纳的尊严而对启蒙先驱施以报复，这些先驱们却经常用一些冠以恐怖之名而让人心惊胆寒的观点来博得曼纳的好感，而启蒙的占卜者们则在其傲慢自恃中与牧师结为一体。启蒙作为资产阶级形式的启蒙，早在杜尔哥（Turg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之前，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实证主义环节。启蒙从来没有受到过用自由交换自我持存的影响。概念的悬隔，不管是以进步的名义，还是以文化的名义——进步和文化早就相互秘密结盟来共同反对真理——都为谎言敞开了大门。在这个言之必须有据的世界里，大思想家的卓越贡献被贬低为遭人遗弃的陈词滥调，而谎言与中庸的文化商品的真理也不再有什么区别。

但是，统治被认为是未取得和解的自然，这种统治甚至渗透到了思想自身当中，这就意味着一种必然性的松动，社会主义本身轻率地把这种必然性确定为一种对反常识的认同。 社会主义把必然性抬高到未来的基础地位，并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精神贬损到最低地位，为此，社会主义紧紧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的所有遗产。这样，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便只有量化意义和机械意义了，而完全被置于异化境地的自然，就像早期的神话一样，不仅具有了极权性质，而且把自由和社会主义一并吞噬掉了。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启蒙对一切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尚未开化的整体获得自由，并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万物，进而作用于人的存在和意识。但是，真正的革命实践则取决于理论对麻木不仁拒不妥协，后者正是社会使思想发生僵化的原因。危害上述实践得以实现的，并非是实现的物质前提，也并非是那些获得自由的技术。社会学家们坚持这样认为，为此他们又在寻找着一种救世良方，为了获得这种救世良方，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集体主义的措施。 问题就在于令人迷惑的社会语境。世间的人们对其不断创造出来的现成事物的神话般地、科学般地尊重，最终变成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一座坚实的城堡，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和城堡，革命的想象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对待客观历史趋势，最终则是服服帖帖。启蒙作为这种适应机制，作为一种单纯的建构手段，就像它的浪漫主义之敌所责难的那样，是颇具破坏作用的。只有在它摒弃了与敌人的最后一丝连带关系并敢于扬弃错误的绝对者，即盲目统治原则的时候，启蒙才能名副其实。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精神，试图把认定目标不再放松的冷酷的进步精神翻转过来。这种精神的先驱者培根所梦想的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的”。正如培根所希望的那样，这些东西降临在那些资产者，那些君主们被启蒙了的子孙的头上。资产阶级经济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使权力成倍增长，它同时也使其自身的对象和力量成倍增长，以至于它们的管理者已不再是那些君主，甚至也不再必然是那些中产阶级，而是所有的人。他们最终从事物的权力中学会了放弃权力。只有在实践的近期目标展现为它目前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只有在君主们的“密探和媚臣们打听不到的”范围，即在被占据支配地位的科学一直忽视的自然被看作发源地的时候，启蒙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并最终自我扬弃。今天，当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用行动来支配自然”这一培根式乌托邦的时候，我们才能揭示曾被培根归罪于尚未征服的自然的那种奴役本性。这就是统治本身。培根曾经坚持认为“人的优越性就在于知识”，现在，知识却随着统治力量的消除而发生了变化。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能，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 YR0Gg3v2NjH1bRG/91PwCQTlaBY5BYIVNaYhKcE96OYMWaoFXZ8bbkc4Z8MrHp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