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学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其中的符号和图像是一致的。象形文字表明，文字最初也具有一种图示功能。这种功能后来进入了神话。神话同巫术仪式一样，体现着生生不息的自然，成为象征的核心：即存在或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它们是永恒的，因为它们在完成象征仪式的过程中，应当能够不断地成为现实。这里所指的用之不竭、变换更新和持续不断的性质不仅是所有符号的属性，而且也是符号的本质内涵。认为世界原生于母祖、母牛或蛋卵的创世表述是象征性的，它不同于犹太教的创世说。古代人对完全人性化的诸神的嘲弄，并未触及核心问题。个性并没有穷尽诸神的本质。他们仍有着一些曼纳的因素，因为他们把自然体现为普遍权力。带着他们的前泛灵论特征，他们在启蒙精神中也突现了出来。在奥林匹亚丑闻的朦胧面纱中，混淆不清、彼此的困扰以及各种元素间相互冲撞的学说就已经初露端倪，但不久它就把自己确立为科学，把神话变成虚幻的图像。随着科学与诗的明确分离，它所促成的分工延及到了语言领域。就科学而言，语词就是一个记号，它们作为声音、图像及专门词汇分布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而不允许以附加、牵连或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 的组合方式来重建自身。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若要认识自然，就需要听任计算的摆布，需要抛弃适应自然的要求。作为一种图像，语言若要全面反映自然，就需要听任镜像的安排，需要抛弃认识自然的要求。随着启蒙的发展，只有真实的艺术作品才能避免对既存事物的单纯模仿。艺术与科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对立，把它们分割为不同的文化领域，以便使它们从总体上得以把握。同时，这种对立甚至通过彼此不同的作用方向，将艺术和科学作为完全相互对抗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依据新实证主义观点，科学正在成为唯美主义，成为独立的符号体系，并且丝毫也没有超越这一体系的意图；科学正在成为数学家们长久以来引以为荣的游戏。而具有整体表现性的艺术，在各个细枝末节上都效仿科学，并重新迎合着世界，成为意识形态的复制品，成为一种温顺的再生物。符号和图像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无意识的自我满足再次促成这种分离，那么这两种彼此孤立的原则便都会发展成为真理的破坏因素。

在直观与概念的关系中，哲学已经觉察到了符号与图像分离的极限，并一再徒劳地做着将它填平的尝试。事实上，哲学正是通过这种特有的尝试来定义的，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哲学是站在其得以正名的立场上的。柏拉图对诗的禁令正如实证主义对理念学说（Ideenlehre）的拒斥一样。荷马名垂千古的艺术，并不是为了去实行一系列公开的改革或私下的改革，也不是为了去赢得一场战争，或做出什么发现。据我们所知，在他死后也没有多少尊敬和拥戴他的后继者。艺术必须首先证明它的功效性。 柏拉图和犹太人一样都唾弃模仿。理性和宗教都是蔑视和谴责巫术魔法的准则。艺术也在自我疏离真实存在的放逐中，具有了非真实性；它的实践者变成了巡游者，变成了今天在已确立的既成事实面前发觉自己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主宰自然的不应再是近似性，而只能是劳动。艺术作品还尚存有某些魔幻的特性，它把自己假想为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从世俗存在的境况中脱离出来，适用于特殊规律。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描述它避离现实性的境遇，就像巫术仪式必须首先划清神圣权力得以实行的界限一样。这种与巫术感应区分开来的舍弃自身影响力的极端做法，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巫术传统。它既设定了截然对立于活生生的现实生存的纯粹意象，又汲取着此在（Dasein）要素。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中，或是在审美表象中，那些新鲜而可怕的事件变成了原始人的巫术：即在特殊中表现整体。艺术作品总是不断地被复制，而通过复制，事物则成为精神的表现和曼纳的表达。这一切造就了艺术的氛围。艺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达，极力要求尊重绝对性，并由此而促使哲学承认艺术优先于概念知识。谢林认为，正是在知识摈弃人类的地方，艺术走到了前台。“艺术是科学的原型，只有艺术存在之地，科学方可入内。” 按照谢林的学说，“通过每一种纯粹的艺术表现，便可彻底消除”图像与符号的分离状态。 资产阶级世界很少公开这样信奉艺术。它对知识的严格限定，通常并不是为了艺术的缘故，而是要给信仰留出地盘。借助信仰，新时代的那些争强好胜的宗教虔诚希望去调和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路德和穆罕默德，调和精神和此在。但是，信仰是个私人概念，倘若它无法继续展示与知识的对立或一致，那么这个概念就会作为信仰本身而被消除。既然它总要对知识加以限定，它本身也就会受到限定。就像史前时期一样，新教信仰试图去发现直接存在于语词本身中的真理的先验原则（没有这一原则，信仰就不可能存在），与此同时，它也通过符号力量对这一原则重新赋予意义，并且以对语词的遵从，而非对神谕的遵从为代价。只要信仰继续保持着与知识的紧密联系——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它便在竭力克服这种分离的特殊斗争中使这种分离持存下来：狂热的信仰正是其非真实性的标志，任何客观承认自己只拥有信仰的人也会因此而丧失信仰。问心有愧（das Schlechte Gewissen）便是信仰的第二本性。信仰中固有的内疚意识，即把调和作为职业的内在矛盾，正是所有那些信仰者总是极为敏感，并十分危险的原因所在。那些火与剑，反对改良和支持改良的残暴斗争，都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信仰原则的自我实现。信仰一再把自己展现为一种支配世界历史的同类样式——事实上，信仰在现代已经转变成为它的致胜武器和特殊策略。正如黑格尔所证明的（在这点上没有人比他更有睿见），不仅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思想进步本身也是不可阻挡的。不管是低等的还是高级的洞见都同样表明，正是这种对真理的逃避把那些辩护士变成了骗子手，信仰的矛盾特征最终蜕化成为一种欺诈，演化成为20世纪的神话 ，并且信仰的非理性到了彻底启蒙者手中变成了合理之举，从而把社会引向野蛮状态。

早在语言进入历史的时候，祭祀和巫师们就成了它的大师。谁要是损害了符号，谁就要以超自然权力的名义，将其置于它的世俗权力的支配下，而经过筛选的社会机构正是这种世俗权力的体现。已经发生的一切都秘而不宣。人种学所宣扬的那种曼纳得以产生的敬畏感总是能够得到认可，或者至少说是得到那些部落头领的认同。这种模糊易变的曼纳被人们赋予一种持续性，并获得了客观有效性。不久以后，巫师们每到一处，都传播着万物源自神灵的流溢说，并在各个圣地实行了与其相应的各种神圣仪式。在灵魂世界及其特性的扩张中，他们增加了专门知识和扩大了权力。神圣存在把它的本性移植给与它“私交甚密”的巫师。在游牧生活的最早阶段，部落成员还以个体形式影响着自然发展过程。男人狩猎，女人则从事无须严格管制的劳作。风俗习惯对如此简单的生活秩序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就是在这种简单的秩序中，世界也被分为权力领地和世俗区域。就像曼纳的流溢一样，自然的演化过程被提升为一种必须服从的规范。但是，即便在所有服从中，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仍参与决定他们服从方式的巫术活动，并且为了悄悄靠近猎物，把自己装扮成为被追捕的猎物。因此，在后来，他们开始了与灵魂交流，继而服从本身也被分成了不同等级：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遵从。对于被征服者（不管是由于来自外族部落的势力，还是来自本族派系的势力），反复出现、永远相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这种符号本身具有了一种拜物教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所指称的是自然的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总是表现出一种由符号所呈现出来的持久不断的社会强制作用。已经成为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已经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这就是一般概念的命运，即使是在它们已经弃除一切形象内容的时候。甚至科学的演绎形式也反映出了这种等级性和强制性。最初的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支配个体的权力，同样，整个概念的逻辑秩序，概念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发展、相互统一都表现为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即分工。 但是，正如涂尔干（E. Durkheim）所说，这种思想范畴的社会特征还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团结的表达，它只能证明社会与统治之间令人难解的统一。统治为自成一体的整个社会提供了连贯性和支配力。由统治发展而成的社会分工使一切被统治者得以自我持存。但是，这样一来，整体作为整体，作为对其内在理性的证明，就必然会成为特殊性的表现。对个体而言，统治表现为普遍性，即现实中的理性。借助于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分工，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力——他们除此之外无路可循——一次又一次带来了整体的实现，整体的合理性也恰恰以此方式得以成倍增长。少数人对所有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呈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支配：社会压迫总是表现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便是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而不是思想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普遍性和协同性。正是凭着这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种表述世界的哲学概念，把他们曾经加以实体化的条件提升到真实的层次上。正如维科（G. Vico）所说 ，这些概念最先起源于雅典集市贸易；它们以同样的明晰性反映了物理学规律，即全体市民的平等，以及妇女、儿童和奴隶的低贱地位。语言为其自身所确定的内容提供了统治条件，即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交往的普遍手段。形而上学式的强调，以及依靠理念和规范作出的裁定，都只不过是一种固着性和排他性的实体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概念通常被迫作出如下假设：无论何时何地，语言都能够强迫统治者共同体统一起来。作为加强语言社会权力的唯一手段，理念随着权力本身的发展，也同样越来越变成纯粹多余的了，科学语言已经埋葬了这些理念。一些类似于恐惧物神的暗示也不再内在于意识判断中；相反，集体与统治的统一只能在形而上学和科学所确定的拙劣的语言内容之普遍性中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概念与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关系中，形而上学的辩解暴露出了社会现状的不公正性。公正的科学语言已经无所作为，它丧失了任何表达手段，剩下的只是一些中性符号。这样的中性特征甚至比形而上学还要形而上学。启蒙运动最终不仅摧毁了象征符号，而且也摧毁了它的继承者，即一般概念；与此同时，启蒙运动除了产生于集体又惧怕集体的抽象恐惧之外，没有残存下来一点儿形而上学的因素。概念在启蒙运动面前的尴尬处境就像领养老金者面对工业托拉斯一样，没有一丝安全感。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还允许在概率中出现误差的话，那么人种学实证主义则陷入了如此境地：“我们对于或然性与典型性的模糊观念，只是这种更加丰富的概念的阴影而已。”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魔幻实体而已。

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唯名论运动，总是停留在排他性精确概念，或者是专有名称这样一些唯名的阶段。正如有人所言 ，专有名称最初是否是类名词，现在已经无法弄清了，但是专有名称与类名词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休谟与马赫所否认的自我实在与这种名称也是不相一致的。在犹太教中，父权制概念发展到了极点就是要消灭神话，但人们仍旧只能在对谈论上帝之名的禁忌中得到对名实关系的认识。已经祛魅的犹太教世界用对上帝观念的否定来与巫术取得调和。犹太教禁止向悼念死者的人们述以安慰。它只将希望与如下禁律联系起来：即禁止把虚妄当作上帝，把有限当作无限，把谎言当作真理。拯救的保证是拒绝一切能够取代它的信仰：它本身就是在放弃幻想中获得知识。诚然，否定并不抽象。任何不加积极区分的疑惑，空无的定式，像佛教所使用的那样，都把自身置于禁止用名称命名绝对者的禁律之上：这和与其相对立的泛神论，或它的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漫画形式是一样的。把世界解释为一切或空无的做法都是神话学，通往救赎的可靠途径也都不过是纯粹的巫术实践。在预知未来中寻求的自我满足和在遁入救赎中进行的否定性转变，都只是抗拒欺骗的虚假形式。意象的公正性总是存在于对其禁律虔诚的追求中。这种追求，这种“确定的否定性” ，不像怀疑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真假一律予以否定那样，用抽象概念的自主性来抵制错误的直观。确定的否定对绝对和偶像中尚不完满的观念予以拒斥，而严肃主义则不同，后者想用它本身无法企及的绝对理念来对照上述绝对和偶像。与此相反，辩证法却要把每一种图像解释为文字，它要人们根据图像的特点来认明它的虚假性，或者使其失去效力，或者使其符合真实。因此，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系统。黑格尔通过“确定的否定性”这一概念，揭示出了把启蒙运动与其所谓的实证主义倒退区别开来的因素。当然，黑格尔把整个否定过程的意识结果，即把体系与历史中的总体性最终化作一种绝对的做法，既违反了禁律，又使自身陷入了神话学。

上述情形不只发生于被当作进步思想之典范的黑格尔哲学中，也发生在启蒙运动自身中。启蒙运动以为自己具有缜密性，因而不同于黑格尔和形而上学，因为启蒙运动与任何体系一样都是总体性的。启蒙运动的非真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浪漫主义之敌一直攻击的分析方法，还原为元素的方法，以及借助反思的解析方法等方面，而毋宁说一开始就注定要在进程之中。一旦未知数在数学步骤中变成一个等式的未知量，便说明在所有价值尚未设定之前，它就是完全已知的了。在量子理论形成前后，自然就被理解为是数学意义上的；甚至那些尚未论定之物，不管是不能分解的，还是非理性的，都受到了数学定理的改造。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启蒙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启蒙把思想和数学混作一团，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把数学变为一种绝对例证。“一个无限的世界，在这里也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被设想为这样的一个世界：其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合理的连贯的统一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不断的发展，每个客体都会依据其内在的完满存在而得到彻底澄明……然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这种自我在现代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即用现代方式把其本身表达为一种数学集合。” 思维把自身客体化为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推动过程，客观化成一种机器的化身，这种机器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以便最后思维能够被这种机器彻底替代。启蒙 把对思考思想这一传统需求弃置一边——费希特哲学是其最高表现——因为它想要竭力避开费希特自觉遵从的强制实践的箴言。也就是说，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尽管有着自我限定的公理，数学还是认定自身有着必然性和客观性：它把思想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这种将一般思想加以平均化的模仿形式，把现实的事物转变为特有的事物，甚至使无神论自身也陷进了禁止形而上学的观念之中。对于代表着启蒙理性之仲裁法庭的实证主义来说，转向理智世界这一做法已不再被禁止，它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咿呀学语而已。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为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连问题都提不出来。实证主义检察官们允许已经得以确立的膜拜仪式像艺术一样，自愿地作为社会行动中一种自由认识的特殊领域逃离出来，但他们却决不放弃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主张。科学主义认为，为了适应现实而逃避实际生活里的特权领域的做法，也就是把思想从具体事务中分离出来的做法，是荒唐至极的，会导致自我毁灭。同样，原始人里的巫师也会认为，想跳出他为招魂仪式所设的巫术圆阵的举动，是荒唐至极的，会导致自我毁灭。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对禁忌的冒犯实际上注定恶人会自食其果。支配自然也有范围，这个范围正是纯粹理性批判所约束的思想范围。康德就把永远无限进步的学说与坚持其固有的缺陷性和永恒的有限性统一起来。康德的这一判断是一个圣谕。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科学所不能深入的存在，而科学所能深入的又并非就是存在。康德认为，哲学判断的目标是新生事物，但它却不承认任何新生事物，因为它总是去回忆，回忆那些理性常常存留在客体里的东西。但是，哲学也为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付出了代价，即依靠各种科学来回避占卜者的梦境：世界对自然的支配反过来与思维主体本身发生了对抗；主体除了拥有必然伴随着自我的所有观念的那个永远相同的我思以外，便一无所有。主体和客体都将变得虚无。为记录和抽象过程作出证明的抽象本身只能对应以抽象材料，而抽象材料除了占有这种实体以外，别无其他特征。只有通过精神和世界的相互限定，才能最终实现精神和世界的等同划一。从思想到数学公式的还原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对其自身标准的认定过程：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因此，对既定事物本身的理解，不仅要理顺那些可以恰好把握事实的抽象时空关系，而且要反其道而行之，把这种关系只看作是纯粹表面的东西，看作是只有在社会、历史和人类的发展意义上才能被实现的中介概念因素等等，所有这些认识都得放弃。认识的任务不在于单纯的理解、分类和计算，而在于对每一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否定。但是，数学形式主义的中介却是数字，是所有非中介的最抽象的形式，相反，它却一直固守着纯粹的非中介性思维。真实性凯旋得胜，认识却被限定在其重复性之中，思想则成了同义反复。思想机器越是拘泥于存在物，便越是盲目地满足于再现这些存在物。这样，启蒙便返回到了神话学中，知道了摆脱神话学的途径。因为神话学形式包含着现存事物的本质：世界的循环、命运和统治都被当成了真理，并且放弃了希望。同样，在丰富的神话图景和明晰的科学公式中，真实的永恒性是被确定了的，纯粹的生存都被表达为它所禁止的意义。世界作为一种宏伟的分析判断，作为科学梦想的仅存结果，就像宇宙神话把春秋的更替同劫持帕耳塞福涅的故事联系起来一样，是在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神话过程的独特性就在于将事实合法化，这是一种欺骗！本质而言，对女神的劫持和自然的死亡是一回事。每年秋天都在重复发生的事件，甚至这种重复性本身，已经不再是分离的结果，而是相同的时间。随着时间意识的确立，过程也在已逝的时间里被固定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在每一个新的季节交替过程中，人们求助于那些逝去已远的事情，试图在仪式中抚慰对死亡的恐惧。而分离是无效的，通过对特定过去的确定，这种循环更替具有了不可规避性，在把每一事件都作为过去事实的单纯重复中，恐惧产生了。这种真实性，不管是被纳入史前时期的传说故事中，还是被纳入数学的形式主义中，不管是在仪式中把当下事物与神话过程象征性地联系起来，还是在科学中把它与抽象范畴联系起来，都会把新事物表现为被预先决定好的，因此，就其本质来说，一切新事物都不过是旧有事物而已。丧失希望的不是存在，而是知识，因为在图形或数学符号中，知识把存在篡改成一种图式而加以占有。

在启蒙世界里，神话已经世俗化了。在其彻彻底底的纯粹性里面，实在虽然清除了鬼魅及其概念派生物，却呈现出了鬼魅在古代世界里的种种特征。就像巫医在神灵的保护伞下是神圣不容侵犯的一样，社会的非正义以它所衍生出来的邪恶事实为幌子被倍加保护地奉若神明。这种支配不仅仅为人与其支配对象相异化付出了代价，而且随着灵魂的对象化，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甚至于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所需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价值。这样，随着自由交换的结束，商品就失去了除了拜物教以外的一切经济特性，而拜物教则将其不良影响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大生产及其文化的无穷动力，个体的常规行为方式表现为唯一自然、体面和合理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其他一切事情，不管是观念，还是罪行，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一直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但是，连具有威慑性的集体也只有骗人的嘴脸，而它根子里却隐藏着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这种权力野蛮地把个体拼凑起来，全然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就像价值全然不能体现出消费品的真正性质一样。物与人在求助于没有偏见的认识过程中，采用的却是一种可怕的扭曲形式，这恰恰证明了它所具有的支配力量，这正是由鬼怪神灵里的曼纳特别规定的，从巫师和巫医的花招里产生出来的准则。史前时期的人类厄运，即那种不可名状的死亡，如今完全变成了人们不言而喻的真实生存状态。在把自然作为总体的幡然领悟中，人们极度的慌张畏惧，就像当今时代每时每刻都要爆发出来的恐慌一样：人们在期待，这个毫无结果的世界，将被一种总体性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自身已经成为这种总体性，并且在这种总体性面前他们已显得无能为力。 uHm7J9/dl+a9XFPGw6LiHKjuePgYIgQ/hLjyKRZ1K7ofr8ZGp2l2pLTrf5nldS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