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彻底启蒙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 ，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经验哲学之父” 培根早就归纳了启蒙的主旨。培根蔑视那些所谓的传统大师们，他们最初“相信，他人知其所不知，他们又相信自己知其所不知。但事实上，盲听轻信，满腹疑虑，草率结论，夸夸其谈，惧怕反驳，不思进取，漫不经心，咬文嚼字，一知半解——所有这些都阻碍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相反，却使人类心灵与空洞的观念及盲目的实验结合起来；不管这一结合有多么体面，其后果与结局都是不难想象的。称得上伟大发明的印刷术，毫不起眼的火炮，人们早先多少已经有所了解的指南针，这三样东西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啊！第一个发明引起了学识的变化，第二个发明引起了战争的变化，第三个发明则引起了金融、商业和航海的变化！而我认为，人类只是偶然或碰巧得到了这些发明。因而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知识中保留着许多东西，是君王们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用金科玉律决定不了的，更是他们的密探和媚臣所打听不到、他们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所无法达到的。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观念去把握自然，却又不得不受到自然的束缚：倘若我们能够在发明中顺从自然，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 。

培根虽然不长于数学，但他的观点却与他身后广为流传的科学观念相辅相成。培根认为，人类心灵与事物本性的和谐一致是可敬的：人类的理智战胜迷信，去支配已经失去魔力的自然。知识就是力量，它在认识的道路上畅通无阻：既不听从造物主的奴役，也不对世界统治者逆来顺受。如同资产阶级经济在工厂里或是在战场上的所有目标一样，出身问题已经不再是企业家们的障碍：商人比国王更能直接地控制技术，技术与它所涉及的经济系统一样也是民主的。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培根认为，知识中“存留着的”“许多东西”，其本身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线电就是一种精致的印刷术，轰炸机是一种更有威力的火炮，遥控系统则是更为可靠的指南针。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如今，面对求实思想的胜利，甚至连培根的唯名论信条都可能被怀疑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或者像他曾断言过的经院哲学那样，被断定是无稽之谈。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 培根与路德都认为，“知识不是满足，也不是像交际花那样去寻求某种快乐，而不考虑有什么结果”。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知识的真正目的、范围和职责，并不在于任何貌似有理的、令人愉悦的、充满敬畏的和让人钦慕的言论，或某些能够带来启发的论证，而是在于实践和劳动，在于对人类从未揭示过的特殊事物的发现，以此更好地服务和造福于人类生活。” 这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开启秘密的希望。

唤醒世界就要根除泛灵论（Animismus）。色诺芬尼嘲笑众神，因为神是人造出来的，是人的仿制品，并充满了偶然和丑化特性；最新的逻辑学派也大肆贬低突出的言辞，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伪币，最好用中性的筹码来加以替换。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混乱不堪，它需要整体的解放。动物的图腾、占卜的梦幻和绝对的理念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界限。 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原因只被当作衡量科学批判的最后一个哲学概念：或许因为它是唯一能够继续为科学批判提供参照的古老观念，是创造性原则的最后一个世俗化形式。对实体和质量、能动和受动、存在与生存这些概念作出合乎时代的定义，正是培根以降的哲学的关注点，然而科学却已不再应用这些范畴了。这些范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idola theatri）而遭弃绝，它们已经成了当时的历史本质和历史权力的象征，神话用这些范畴描绘和编造了生与死。这些范畴被西方哲学用于定义其永恒的自然秩序，因而它们标明了俄耳枯斯（Orcus）、帕尔塞福涅（Persephone）、阿里阿德涅（Ariadne）和涅柔斯（Nereus）曾一度占有的地位。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具有某种过渡性质。被当作自然始基的潮湿物、不可分物、空气和火等，体现了理性战胜神话观念的过程。正如由尼罗河流传到古希腊，源于水与土的创造图景在这里成为物活论的原理和元素一样，所有神话中的魑魅魍魉都被理性化为存在本质的纯粹形式。柏拉图的理念，最终甚至使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哲学意义上的逻各斯（logos）所浸淫。然而，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却发现了某种古老力量，并且对普遍的真理要求顶礼膜拜。启蒙运动认为，在一般概念的权威下，仍存在着对神灵鬼怪的恐惧，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灵鬼怪，人们试图对自然发挥影响。从那时起，物质便摆脱了任何统治或固有权势的幻觉，摆脱了潜在属性的幻觉，而最终得到控制。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一旦它摆脱了任何外在压迫的阻挠，便会生长发展，一往无前。在这一过程中，启蒙运动始终将其自身的人权观念看成是更为古老的普遍概念。因此，启蒙运动每一次所遭遇到的精神抵抗，都恰恰为它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这表明，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任何抵抗所诉诸的神话，都通过作为反证之论据的极端事实，承认了它所要谴责的启蒙运动带有破坏性的理性原则。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

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即用主体来折射自然界。 由此看来，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因而，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俄狄浦斯（Oedi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不管它面临的是一种客观意义，还是一种秩序的轮廓，是对邪恶势力的恐惧，还是对拯救的希望。启蒙进而把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理解的东西称为存在和事件：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启蒙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即使是个别学派对这个公理的解释有所不同，其科学的整体结构也相互一致。培根假设，不管研究领域有多少，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科学（una scientia univeralis） ；培根的这一假设不能适用于自由的领域，就像莱布尼茨的一般数学不适用于非连续性领域一样。各式各样的形式被简化为状态和序列，历史被简化为事实，事物被简化为物质。培根也认为，普遍性的秩序可以在第一原理与观察命题之间提供一种明确的逻辑联系。德·麦斯特（De Maistre）嘲笑说，培根抱有“一种等级的偶像崇拜（une idole d'échelle）” 。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它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公式。柏拉图在其后期著作中把理念和数字等同起来，这点具有神话味道，但它体现了所有祛除神话的渴望：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和商品交换。“如果‘不等式加上等式所得为不等式’成立的话，那么，这条规则难道不就是正义以及数学的基本命题吗？难道在相互取得均衡的正义与算术和几何比例之间不存在一种真正的一致吗？” 市民社会是由等价原则支配的。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其具有了可比性。对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Eine）的，都是幻象；近代实证主义则把这些东西划归文学虚构领域。从巴门尼德到罗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号，旨在坚持不懈地摧毁诸神与多质。

然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科学在计算事实时是不用过去神话解释事实的观点的。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阐述、确定和解释本原：在记载和收集神话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不断得到加强。神话早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每一种仪式都包含着一种发生的观念以及应当受到巫术影响的观念。这种仪式中的理论要素在早期各民族的史诗中就已赢得了独立地位。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这些神话，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力。代替各地神灵鬼怪而出现的，是天堂和天堂的等级制度；代替巫师和部落的天职而出现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祭礼和以强制性命令为中介的不自由劳动。奥林匹斯诸神们不再与元素直接一致，而就是这些元素。在荷马史诗中，宙斯（Zeus）象征的是苍天云雨，阿波罗（Apollo）是日神，赫利俄斯（Helios）和埃厄斯（Eos）则完全变成了一种隐喻。众神们已与物质元素区别开来，并成为它们的总体性。自此时起，存在就分解为逻各斯（这种逻各斯随着哲学的发展而被归结为单子，归结为单一指谓项）和外部的万事万物。这种对自身存在与实在的区分压倒了其他一切区分。世界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主宰。在这一点上，犹太教的创世记和奥林匹亚宗教是一致的。“……让他们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整个土地，以及每一个在地上爬行的爬虫。” “啊，宙斯，天父宙斯，你是天堂的主宰，你遍览人类的劳作，不管他是邪恶，还是正直，甚至是野兽的狂妄肆虐；公正是你的信条。” “正因如此，人们就要当下或者稍后进行直臆的忏悔，如果有人逃避和无视神祇降其头上的厄运的话，那么最后他也会遭到厄运的光顾，即便不周及到他，也会周及到他的子孙和后辈。” 只有那些永远屈尊的人们，才能在众神的面前得以生还。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面对这种理性同一性的观念，神与人的分离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而这正是对荷马的最早批评以来那种彻底理性最为关注的问题。造物主与秩序精神在统治自然的意义上是相似的，人类与上帝的近似之处体现在对生存的主权中，体现在君主的正言厉色中，也体现在命令中。

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则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即永远都是统治的基础。这种同一性构成了自然的统一性。而巫术招魂乞灵的前提既不是自然的统一性，也不是主体的同一性。萨满仪式直接求助于外部世界的风、雨和蛇，或是病人躯体中的魔鬼，而不求助于材料和样本。巫术并不是受同一个精灵驱使：它如同膜拜仪式中的面具一样不断变化，而这些面具是依据不同的精灵制作的。巫术是一种彻头彻尾虚假的东西，尽管它并没有将自身转换成为纯粹真理，或者把自身装扮成支配世界的特定基础，以此来否认其中的统治特征。巫师们装神弄鬼，他们时而举止张狂恐怖，时而安然镇静，目的是要恐吓或安抚鬼魂。巫师只是在扮演，他还不能把自己想象成文明人，因为只有对文明人而言，那些极乐世界的一般禁区才可以分成一种统一的宇宙秩序，一种包含一切巧取豪夺的可能性概念。巫师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拥有无形权力的形象；而这一形象正是人类获得自身同一性所特有的。同时，这种同一性也并不能在与他者的同一过程中丧失自身，而是要永久地拥有自身，而且常常戴着一副深不可测的面具。它是灵魂及其相关事物的同一性，是牺牲了质的多样性的自然统一性。这样，没有实质区分的自然就陷入了单纯分类的混乱状态，而无所不能的自我也陷入了单纯的占有状态，即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性。在巫术中，总存在着一些特定的替代物。敌人的长矛、毛发和名字就象征着他个人，而被宰杀的动物牺牲所替代的正是神。在祭祀过程中，替代物的出现标志着向推理逻辑迈进了一步。牝鹿献祭给女儿，羔羊献祭给长子，这些东西还具有特殊的性质，但它们已经代表了人类。它们也已经具有了样本的随意性。但是，当下（hic et nunc）的神圣性，即表现为被遴选事物的唯一性，却将其彻底区分开来，并使其变得不可替代。科学预设了这一情形的终结。科学中不再具有特定的替代物：如果没有了献祭的动物，神也就销声匿迹了。替代物变成了普遍的可替换性。一个原子无法以表现的方式发生裂变，而只能是物质的一个样本；一只兔子也没法表现自己，事实上它只不过是实验室里的一个样本而已。正是因为实用科学的这种区分很是随意，每个事物都划入到同类物质之中，于是，科学的对象变得僵化了；正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其他事物整齐划一起来，先前时期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仪式都似乎变得灵活多变起来。巫术世界中尚存留着区分，而语言形式中的这种区分却踪迹无存。 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在巫术的层面上，梦与意象不单单是事物的记号，而是通过相似性或名称和事物发生关联。这种关系不具有意象性，而只具有亲和性。同科学一样，巫术也有所追求，但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不断地把自身抽离于客体的方式来实现的。巫术决不是建立在“观念万能”的基础上，而只有原始人 ，如同那些具有神经质的人一样，才相信观念万能。在思想与现实尚未得到彻底区分的情况下，也决不可能会认为“思想过程高于现实”。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认定，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 ，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用包罗万象的工业技术来替代“巫医”受到严格限制的“操作实践”，首先就要求观念独立于客体，因为这种独立过程是在吻合现实的自我身上进行的。

父权制的太阳神话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它的真理要求抑制了那种古老的神话信仰，即国家宗教，成为在同一水平上可与哲学形式相对照的启蒙。而今天，它终于得到了回报。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过程中，每一种特殊的理论观点都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就仅仅是一种信仰，最终，精神概念、真理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这种原则一旦被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所限定，那么它就不仅控制着西方哲学的所有理性主义体系，而且也支配着体系的结果：这些体系肇始于众神的等级制度，并且在偶像的黄昏中把对不公正的愤慨当作同一性内容而传承下来。 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权力。随着巫术的消失，再现便会以规律的名义更为残酷无情地把人们禁锢在一个怪圈中，它所设想的自然规律的客观过程赋予它自身一种自由主体的特征。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由于所有的无聊游戏都玩过了，所有的精深思想都思考得差不多了，所有未来的发现都已经得到了确定，而人们都已经决定把自我持存当作适应手段，因此，这种枯燥的智慧就不再是世上的新鲜事物——这种枯燥的智慧所复制的也只是其自身予以拒斥的想象的智慧：即以惩罚的方式不断改造其既成形态的命运裁判。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这就是最终通过批判所确定的可能经验的界限。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启蒙精神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赞颂的新教伦理，也是在赫拉克勒斯（Herakles）史诗中的神话权力的原生形象。它摈除了一切不可度量之物。它不仅在思想中消除了质的属性，而且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幸运的是，市场可以不考虑人们的出身来进行交换，交换者可以天生地依据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生产来规划他的生产潜力。人们越是在每种情况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那么他们就越是与他人有着共性。但正因为特有的自我尚未完全丧失，甚至在自由主义时代中，启蒙也始终与社会动力保持一致。受到操控的集体统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希特勒青年军（die Hitler Jugend），这帮招摇过市的乌合之众，并没有倒退回野蛮状态，而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他们把正义的平等发展成为平等的非正义。法西斯主义的虚假神话之所以展现为古老的真实神话，是因为在真实神话中人们看到的是报复，而虚假神话则盲目地把这种报复体现在祭祀活动中。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之中。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展途径。抽象，这种启蒙工具，把它的对象像命运一样，当作它必须予以拒斥的观念而加以彻底清算。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荷马史诗和《梨俱吠陀》中的赞美诗可以一直追溯到最初的统治时代，那时好战的优等种族总是把自身置于安全之所，对被征服土著居民施以控制。 众神之神形成于这种市民社会之中，国王作为武装贵族的首领，控制着被征服者和土地，而医生、算命先生、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也形成了社会交往。随着游牧生活的结束，建立在一定的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制度便形成了。统治和劳动分离开来。奥德修斯式的所有者，“远远地掌管着放牛人、牧羊人、养猪人和仆人等一群经过细致划分的民众。黄昏已临，他只有从他的城堡中看到万盏灯火遍布村野，才能安然入梦：他知道，昂首挺立的仆卫正严阵以待，时刻防范着野兽的侵袭，同时他们也准备着把窜入领地的窃贼强盗一一赶走。” 由推理逻辑发展而来的一般思想及其在概念领域内的支配作用，都是在支配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得以提升起来的。通过概念统一性来实现对巫术传统以及旧的松散观念的摈弃，表现出一种由自由民通过命令所确立的生活等级体系。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如果这种思想中不存在内在形式的区分的话，普遍真理便无法存在。这种思想就像模仿巫术一样，把一切与对象相吻合的知识都变成禁忌。有时，它的敌意甚至扩展到那些业已消失的史前时代及其虚幻幸福的图景。原始居民的冥神被驱逐到了地狱，而在因陀罗（Indra）和宙斯的太阳教和阳光教中，世界最终变成了地狱。

但是，天堂和地狱是扭结在一起的。这就好比在那并不排外的膜拜仪式中的宙斯之名，不仅意指地府之神，也意指光明之神 ；也正如奥林匹亚诸神与冥间群神的每一种交流：善与恶的力量，拯救与灾难也是无法完全分得清楚的。它们如存与亡、生与死、夏与冬一样不可分割。在迄今已知的人类最早阶段，有一种混沌不明的宗教准则，被尊称为曼纳（Mana），它存在于灿烂无比的希腊宗教世界中。一切陌生未知的事物都是本原的，未曾分化的，超越于经验范围之外的；一切事物要比我们先前已知的实在有着更多的蕴涵。在这个意义上，初民所经验到的并不是一种与物质实体相应的精神实体，而是与个体相应的自然（die Natur）。面对陌生之物，人们因恐惧而惊呼，而这种惊呼之词就成了该物的名称。它总是在与已知事物的关系里确定未知事物的超验性，继而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化为神圣。自然作为现象与本质、作用与动力的二重性曾经使神话与科学变成了可能，这种二重性正源于人类的恐惧，而恐惧的表达则变成了解释。这里，并不如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所认为的那样，灵魂进入了自然；曼纳，这个游动着的精灵并不是一种投射（Projektion），而是在原始人羸弱的心灵中自然实际具有的超越力量的回响。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离，魔鬼与神灵特有的栖居之地，最初都是源于这种前泛灵论，而在这种前泛灵论中，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已经分离开来。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木，而被当作他者存在的证据，当作曼纳的栖居之地，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既同一又不同一。 通过这种神性，语言经过同义反复又转变成为语言。人们通常喜欢把概念说成是所把握之物的同一性特征，然而，概念由始以来都是辩证思维的产物。在辩证思维中，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所是，同时又向非其所是转化。这就是观念与事物相互分离的客观定义的原初形式。这种形式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种辩证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是从那种恐惧的嘶喊，以及恐惧本身所带来的二重性和同义性特征中发展起来的。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这便是人们祛除神话进程的决定因素，神话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实证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及其最终产物不过是所谓普遍的禁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单纯的外在性观念是恐惧的真正源泉。原始人由于亲人被害而产生的复仇心理，有时就是通过把谋害者接纳到自己家庭当中而得到平息。 这正说明了族外血缘注入族内的事实，即内在性的产生。神话二元论并没有超出生存的范围。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曼纳，甚至印度和希腊的神话世界也不例外，而且永远如此。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人与神都试图在其短暂一生中以另一种方式来评判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盲目地听任命运的摆布，但现实最终战胜了他们。甚至他们扭转厄运的正义，也具有厄运的特点：它是与周遭世界充满压力和痛苦的社会所造就的人（不管是原始人，还是希腊人、野蛮人）的世界观相对应的。这样，对神话的正义性以及启蒙的正义性而言，罪恶与忏悔，幸福与不幸只不过是一个等式的两端而已。正义归入了法律范畴。萨满用其意象方式防范了危险。等同性是其手段，它规范了惩罚与奖赏的文明制度。神话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自然语境当中。如同双子星座一样，其他二元性符号都意指一种无法规避的自然循环，它自己有着象征自己身世的古老标记，因此，象征着整个父权世界公正性的宙斯手中的天平，说到底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从混沌到文明的进程中，自然条件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人类意识这个中介，但这丝毫也没有使等价原则发生改变。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一样，为了这一进步而不得不崇拜曾经奴役他们的事物。在此之前，偶像是服从于等价原则的，而现在等价物本身变成了偶像。蒙上正义之神（Justitia）的眼睛，不仅意味着不应侵犯正义，同时也意味着正义并非源于自由。 ItlREYDPE6mB7eHCfzX+027v2e5VHYgRdwlAfTK5I/gIDQXq402VmFUGjVmpbB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