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是打算献给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我们开始的时候,计划在他50岁生日之际完成本书的写作任务。可是,我们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深切地感到,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低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我们过于信赖当代的意识。许多年以来,尽管我们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现代科学研究还是值得坚持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起码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等。
但我们在这里组织起来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特别是当实证主义者指责科学传统如同无用的包袱而应当予以抛弃的时候,我们就更是应该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如果说这样做本身就构成了认识的一个环节的话,那么,在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过程中,值得追问的就不仅有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铁蹄法西斯主义者虚伪颂扬的,以及狡猾的人文专家幼稚贯彻的,就是: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一旦公众进入了下述状态,思想难免会成为商品,而语言则成了对商品的颂扬,那么,揭示这一堕落过程的尝试在被其世界历史后果彻底毁灭之前,就必须拒绝相关的语言要求和思想要求。
如果说这些只是科学在遗忘自我和工具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一些障碍的话,那么,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和官方的科学唱反调。但即使这样做,也还是处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高唱凯歌的思想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对它们进行了反驳。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在18世纪,哲学对无数拒斥耻辱的书和人视而不见,而在波拿巴(Bonaparte)的领导下完成了这一转化。孔德的护教学派最终强行成为和它格格不入的百科全书派的追随者,向先前所有反对它的人都伸出了友善之手。肯定过程中的不同批判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理论的形态,而理论的真实性却消失不见了。当前,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官方发言人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他们靠着理论获得了锦绣前程,但是,在理论还没有出卖其灵魂之前,他们就把理论给消灭了。
因此,思想在思考自身罪责的时候,也认识到了,遭到剥夺的不仅有对科学概念语言和日常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也有对对立的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被表达出来了;支离破碎的语言所无法独立完成的一切,社会机器一点不落地都给补上了。由于害怕电影制片厂的成本越来越昂贵而建立了审查员制度,这和一切类似的管辖制度是相吻合的。一部文学作品,撇开出版商的选择不算,至少还要经过学术总监、主编、编辑、出版社内外的捉笔者等,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教育系统的抱负不管如何改变,看来都是要让审查彻底失去意义。有人认为,如果不严格确定事实和可能性,认知精神就会对骗术和迷信过于敏感。这种观点让人们对骗术和迷信难以产生接受的冲动。禁酒会导致更加有毒的物品横行,同样,理论想象力一旦受阻,则会导致政治幻想猖獗。只要人们还没有沉湎于政治幻想之中,外在的和内在的检查机器就会剥夺掉他们的反抗手段。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对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在这方面,启蒙思想与相关的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比较起来并不逊色。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由于对进步的毁灭力量的思考一直都掌握在它的敌人手里,因此,实用化的思想失去了其扬弃的特征,进而也失去了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他们天生就亲近种族的偏执狂,尽管这样做十分危险,也毫无意义;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理论观念的弱点究竟何在。
我们认为,这些断片的贡献在于,它们阐明了,启蒙倒退成神话,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经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主义神话以及其他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我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同启蒙一样,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运动都表现为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体现在人和制度身上;同样,真理不仅仅是理性意识,同样也是包括理性意识的实际形态。现代文明的真正传人害怕偏离事实,一如他们害怕偏离社会。他们不知道,事实在被觉察到的时候已经受到了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语言和思想中的明确性概念也受制于这些惯例,而当代的艺术、文学和哲学又都应当具备这样一种明确性概念。明确性概念认为,源于事实和统治思想形式的否定思维是模糊的、零散的,是一种禁忌,因此,它像着了魔似地把精神控制在一种越来越盲目的状态之中。有一种情况堪称无可救药,这就是:最真诚的改革家用支离破碎的语言主张革新,而连他们都接受了精致的范畴机器以及背后的糟糕哲学,从而强化了现存制度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他们想要打破的。错误的明确性不过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达而已。神话既是模糊的,又是明确的。它从一开始就通过信任和摆脱概念的劳动来证明自己。
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所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被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
并不是像文明批判者(如赫胥黎、雅斯贝尔斯、伽塞特等)所说的那样,关键在于作为价值的文化;而是在于,如果人冥顽不化,启蒙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做文章。关键并不在于维持过去,而在于让美梦成真,然而,今天,过去依旧在维持,而且是以破坏过去为代价。直到19世纪,教育一直都是一种特权,牺牲的是未受教育者的幸福。到了20世纪,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文化捍卫者认为,如果出卖文化没有破坏经济成就,代价或许就不会如此昂贵。
在一定的情况下,幸福的因素本身就变成了不幸的源泉。过去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出现危机,生产出现过剩,由于缺少社会主体,于是,大众挺身而出;如今,由于权力集团成为了社会主体,于是,它们便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恐怖:进步变成了退步。十分清洁的工厂以及里面的一切,大众汽车和体育场馆,使形而上学变得无聊不堪,对此,我们尚可不闻不问;但是,在整个社会里,这些东西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遮蔽的是现实的无可救药,对此,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了。这就是我们的断片所关注的首要问题。
本书的第一篇论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探讨的是合理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自然与控制自然之间相应的复杂关系。其中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实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与盲目统治的纠结之中解脱出来。
总体来看,第一篇论文主要阐述的是这样两个主题: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两篇附论用一些具体的例子对这两个主题作了进一步的阐明。第一篇附论根据奥德修斯的故事,探讨了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辩证法,在作者看来,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核心概念是牺牲和放弃,从这两个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话自然与启蒙对自然的统治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第二篇附论讨论的是康德、萨德以及尼采等一些坚定的启蒙终结者,集中阐明了自然对主体的臣服最终在对自然和客体的盲目统治中是如何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这一趋势消解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矛盾,特别是严肃的道德与绝对的不道德之间的矛盾。
《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偶像化。在探讨这一矛盾的时候,我们会认真对待文化工业,这样做是大大出乎文化工业自身的愿望的。《文化工业》一文比其他部分更加具有断片色彩。
《反犹主义要素》一文的主题是已经启蒙的文明在现实当中又倒退到了野蛮状态。合理性不仅包含着观念中的自我毁灭趋势,也包含着实际上的自我毁灭趋势,而且从一开始就这样,而不是在自我毁灭趋势出现之后才是如此。我们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追溯反犹主义在哲学上的史前史的。反犹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来源于宰制理性自身的本质以及与理性观念相应的现实世界。《反犹主义要素》一文与“社会研究所”的经验研究有着直接的联系。“社会研究所”是魏依(Felix Weil)出资建立的,没有魏依的长期资助,不仅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法展开,希特勒统治期间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将难以为继。前三篇文章是和洛文塔尔(Leo Loewenthal)共同完成的,早在法兰克福期间,我们相互就共同探讨过许多理论问题。
最后一部分是笔记和札记,其中,有些是论文的提纲,有些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它们绝大部分都涉及了辩证人类学。
1944年5月于加州洛杉矶
这本书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关键内容没有任何改变。唯一的变化是我们补充进去《反犹主义要素》的最后一节。
霍克海默 阿多诺
194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