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启蒙辩证法》在阿姆斯特丹（Querido in Amsterdam）出版发行。这本书渐渐地流传了开来，很久以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我们重新出版该书，促使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各种各样，其中最主要的是该书的不少思想今天尚未过时，而且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论思考还有着进一步的影响。局外人很难想象，我们两个人在每一句话上是如何的紧密协作。大的段落安排是我们共同商量决定的；我们两个人的精神气质虽然有所差别，但在《启蒙辩证法》中却融为一体了，并且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因素。

并不是书中的所有内容，我们现在都坚持不变。这样做是不合乎理论要求的，因为一种理论的目的是要寻找时代的真谛，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与历史进程对立起来。这本书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书中的许多说法已经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但是，我们当时对向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过渡并没有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

今天，政治上分裂成为两大对立阵营，这就在客观上迫使双方相互大动肝火，因此，恐怖还将继续存在。第三世界中的冲突，以及极权主义的重新抬头等等，这同当年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可不是单纯的历史插曲，《启蒙辩证法》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今天被要求支持所剩不多的自由，捍卫现实中的人道倾向，而不管它们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本书所揭示的集权统一化趋势虽然中断了，但并没有彻底终结；在专制和战争当中，它的威胁还无处不在。本书曾经诊断认为，启蒙转变成了实证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致，所有这些诊断今天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的历史概念并没有误以为它们已经得到了克服，而且也没有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去追求一知半解。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

这本书写于美国；我们之所以要从美国返回德国，是因为我们确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更有作为。我们和波洛克 一道重建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当年他50岁寿辰的时候，我们曾经用本书献上祝贺；今天，适逢他75岁华诞，我们再次献上新版用以志贺。我们重建社会研究所，是想把《启蒙辩证法》所表达的观念继续推向深入。和我们撰写第一版的时候一样，格蕾特·阿多诺（Gretel Adorno）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帮助，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有所发展，并培育起相关的共同经验。

一般情况下，时隔几十年之后，新版图书都会有很大的修改，而我们对于修订则是慎之又慎，能不改，则坚决不改。我们不想对过去写下来的文字作太多的修饰，甚至在一些显然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未作改动；根据现实情况来重新修订著作并予以发表，无异于撰写了一部新的著作。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是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而不是间接地促使世界走向宰制，这点我们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明确提了出来。我们主要是订正了一些印刷错误，而且仅此而已。我们这样谨慎的目的，是想让本书成为一部历史文献，当然，我们同时也希望，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而是能够更有贡献一些。

霍克海默　阿多诺
1969年4月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lSvtpkG2eFaVuujbZ4keS7uy1Mwogbh7uhbRsM2qCwdx+0VaWki5X/vKVy51XT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