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 ◎ ◎ ◎ ◎ ◎ ◎ ◎
人们理应感谢英国心理学家所做的迄今唯一的探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他们连同其自身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疑惑，但是我认为，他们恰恰因此比他们的论著更为本质，他们是活生生的疑惑，因此， 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 ！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究竟要干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即把我们内心世界的羞愧部分暴露出来，并且从中寻找真正有效用的、导向的、决定发展的东西，而这正是人的理智自尊最不愿意发现的部分（譬如，在习惯习俗中、在遗忘性中、在一种盲目和偶然的观念网络和观念机制中，或者在纯粹的被动性、机械性、反射性、某种分子和完全的愚钝中）。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心理学家径直走向这条道路的？难道是一种秘密的、阴险的、卑鄙的，或许还不承认他们自身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或者是一种悲观的猜忌，是对失望的、黯然失色的，业已变得愤愤不平和简单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抑或是对基督教（也对柏拉图）一种渺小的、隐秘的，或许从未越过意识界限的敌视和憎恨？也许是对陌生的事物、对令人头疼的悖论、对存在的疑问和谬误的一种贪婪的嗜好？最后，或者这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其中既有一些卑鄙，也有一些灰暗；既有一些反基督教的倾向，也有一些对调味品的嗜好和需求？……但有人对我说，这简直就像一些衰老的、冷血的和乏味的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甚至在人群中间爬行和跳跃，就好像在它们的天地里——在一个 沼泽 里——那样得心应手。我对此持有异议，并进而不相信这种论调；如果允许人在不可能知情的时候表达愿望，那么，我衷心地希望他们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这些精心探索和研究灵魂的人在根本上是勇敢、高尚、桀骜不驯的动物，他们善于抑制自己的感情和痛楚，并且业已把自己培养成为了真理牺牲一切心愿的人——为了 任何 真理，甚至是为了朴素的、辛辣的、难看的、逆耳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存在着这些真理。
向可能支配道德史学家的善良的精灵们致以崇高敬意！然而，遗憾的是， 历史精神 自身却与道德史学家相分离，而他们恰恰正是被历史上的一切善良的精灵所弃置不顾的！毋庸置疑，这些道德史学家的思维就同陈旧的哲学家的习俗一样， 在本质上 都是非历史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所探讨的无非是确定“善”的概念起源和判断起源，其拙劣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他们如此说道：“人们最初是从无私行为的服务对象方面，也就是从其 功利 方面去赞扬这种行为，并称之为‘善’；后来人们 忘记 了这种赞扬的起源，由于无私行为 在习惯上 总是被赞扬为善，因此它干脆就被当作善，就好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善一样。”人们立刻看到：第一段引言已经包含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特异质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发现了“功利”“忘记”“习惯”和末尾的“谬误”等字眼，它们统统都被当作受人尊敬的依据，而迄今的上等人以此为自豪，好像它是人类的特权一般。如此这样的自豪 理应 被羞辱，这样的尊敬 理应 被贬值，但是否做到这一步呢？……首先，对我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设定“善”的概念的原本起源地。对“善”的判断 并非 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正是那些“善人”自己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权势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以为并设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善的，他们是属于第一等级的，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低下的、卑贱的、庸俗的乌合之众。他们从这种具有 等级差别的激情 中为自己获取了创造价值和彰显这些价值的权利。功利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恰恰在积极产生最高等级秩序的价值判断和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方面是极其陌生的和不合时宜的，这种感觉正是在这里与那种以工于心计、锱铢必较为前提的低级热情相对立——不是一次，不是例外，而是永久。高贵和具有等级差别的激情，这就是一种关于上等人、统治者与卑贱者、“下等人”关系的持续、主导的总感觉和基本感觉，它就是“好”与“坏”相对立的起源。（主人的赐名权利后来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擅自把语言的起源理解为主人的权力表述，他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用一种声音规定任何东西和事件，并由此将它们占为己有。）从这种起源而言，“善”这个词并非像那些道德谱系学家迷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必然与“无私的”行为相联系。相反，它产生于贵族的价值判断走向衰亡的时期，“自私”与“无私”的尖锐对立在这一时期逐渐挤进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这是一种 群体本能 ，这种本能伴随着上述的对立而最终形成一个词（也 可用多个词 ）。当然，这种本能变成大众的主宰，这种道德价值观与那种对立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比如，这就与当今欧洲的情况相仿佛，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把“道德”“无私”“公平”视为同等价值之概念的偏见，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种“固定的理念”和脑病的权威。）
其次，那种关于“善”的价值判断起源之假设是没有历史持久性的，即使对此忽略不问，这个假设在其自身中亦包含心理学上的荒谬。据称，无私行为的功利是其得到赞扬的本源，而该本源却又被人忘记了——怎么 可能 忘记这个本源呢？或者这种行为的功利也许曾在某一时期中断过？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这种功利在任何时代都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总是在不断地被人反复强调，因此，它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忘记了，而是越来越清晰地映现在意识中。因此，那种与之对立的理论是更理性一些的（但并不因此是真实的）。譬如，其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认为，“善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与“功利的”“合乎目的的”概念相连的，于是人类在“好”与“坏”的判断中，恰恰就综合和确认了有关有益的、合乎目的的，和有害的、不合乎目的的、 尚未遗忘的和不可遗忘 的经验。按照这种理论，善就是迄今一直被证明为有益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最高级别的价值”效用和“自为价值”的效用。正如所说，这种解释的思路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解释本身在其自身中是理性的，并且在心理学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用各种不同语言表达的“好”这个名称在词源学方面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我指明了
正确的
道路；我在这里发现，这些名称统统都回归到
同一个概念的转化上
——社会等级意义上的“高尚”“高贵”等词汇到处都成为基本概念，由此就必然演化出“精神高尚”“高贵”意义上的“好”，即“精神贵族”“精神特权”意义上的“好”。一种演化总是与另一种演化并行发展的，这就是“平凡”“俗气”“低级”等词汇最终演变成“坏”的概念。后一种情况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德文单词“schlecht”［坏］，它与“schlicht”［朴素的］曾是通用的——试比较“schlechtweg”［直截了当地］和“schlechterdings”［实在地］
，而朴素、平凡的人最初就这样被不屑一顾，简单地被称为高尚者的对立面。大约是在30年战争时期——这已经够晚了——这个词才演变为今天通用的含义。对我来说，这点似乎是对道德谱系的一个
本质的洞见
，而这一洞见之所以这么晚才被发现，就在于当今世界内部的民主偏见对所有起源问题都施加了阻碍性的影响。这里还应该稍加指出的是，这种影响甚至还渗透到从表面上看来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这种偏见能够挑起何等的胡作非为，乃至相互仇恨。来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
平民主义
再次爆发于它的故土上，激烈得如同一座岩浆迸发的火山，并且还伴随着所有已经爆发过的火山都有的那种令人扫兴的、音量过大的、庸俗平淡的鼓噪。
关于
我们的
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一个
静态的
问题，并使之有选择地只针对少数读者。没有人有丝毫兴趣去确定在那些表述“好”的词汇和词根中已经多次透露出的差别，而高贵者正是以此才感觉自己是上等人。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或许简单地按照自己在权力上的优势称呼自己（如“有权力者”“主人”“领主”），或者根据有形的标志称呼自己，比如，“富人”“占有者”（这是雅利安语的含义，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与之相同的意思）。但是，他们也按照一种
典型的特性
称呼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本文涉及的情况。譬如，他们称谓自己是“真诚的人”，开此先河的人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狄奥格尼斯。表达这个意思的单词εουλós，从其词根来看表示一个人，这个人
存在着
，他有实在性，他现实地、真实地存在着，而后用一个主观的转折，真实的人就被称为真诚的人。在这个概念变化的阶段，这个词变为贵族的流行词，而且完完全全过渡为“贵族的”词义，以便与狄奥格尼斯等人所认为和描述为
不诚实的
下等人相区分——在贵族没落以后，这个词最终保留下来，只表示精神贵族，而且还变得成熟和受欢迎了。在haиós和δεoυλós这两个词中（与araoós相对的是平民），强调了胆怯，这或许是一个暗示，人们按此指点可以寻找áyagós这个多义词的词源。拉丁文中的malus［坏］（我把它与Mξλαs相比较）可以表示平庸的人，同样也可以表示深肤色的人，尤其是黑头发的人（“hic niqer est——”）
，即意大利的早先居民，他们与成为统治者、征服者的金黄头发的雅利安人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肤色的不同。凯尔特语至少为我提供与之相符合的情况——fin（比如FinGat这个名字）是表示贵族的单词，最后就用来表示善、高贵、纯洁，而最初它是金黄头发的意思，与深肤色、黑头发的土著恰恰相对。顺便说一句，凯尔特人是纯粹的黄头发人种。有人把细致的德国人种学地图上非常清楚的深色头发居民区与那些凯尔特人血源联系在一起，比如费尔科夫就是这么做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理应是
雅利安人之前
的德国居民。（在整个欧洲几乎是相同的情况：从本质上而言，被征服的人种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在肤色上，在思维的简洁明快上，或许还在知识和社会的本能上。有谁赞同我们的这个观点？现代民主，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和欧洲所有社会主义者现在都一致偏好的那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公社”，基本上不都意味着一种阴森可怕的
后果
吗，征服者和
统治种族
——雅利安人不也是在生理上遭到失败了吗？……）我相信拉丁文单词bonus
可以解释为“武夫”，假如我可以把bonus追溯到更古老的单词duonus（试比较bellum、duellum和duenlum，我认为在这几个词中保留了duonus），那bonus就可以解释为挑拨离间、制造纷争（duo）的人，也就是武夫。读者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形成了一个人的“善”。我们德意志的“善”，不是应当具有“圣人”“神圣种族”的人之含义吗，不是应当与哥特人的民族名称（最初是贵族的名称）相符合吗？在此不宜猜测个中原因。
当
僧侣阶层
就是最高等级，而他们又喜欢这个可以提醒其僧侣职能的集体名称的时候，政治优先的观念总是引起精神优先的观念，这一规则是没有例外情况的（虽然存在着例外的因素）。譬如，那时最先产生的“纯洁”与“不纯洁”的概念是作为对立等级的标志而出现的，而后产生的“好”与“坏”却发展为没有等级的含义。应当提醒人们的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过于严肃、过于广义，甚至象征性地理解“纯洁”与“不纯洁”之类的概念，古人的一切概念具有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粗糙、笨拙、浅薄、狭隘、直接，它们尤其是
非象征性的
。“纯洁的人”最初只是指这样的人，他洗脸洗澡，拒绝食用某些传染皮肤病的食品，不和劣等民族的肮脏妇女睡觉，厌恶流血——仅此而已！另外，从僧侣贵族的整个行为方式而言，当然可以解释价值对立为什么在早期是以危险的方式而内在化和尖锐化的原因。事实上，这种价值对立最终在人与人之间挖掘了鸿沟，就连具有自由精神的阿希里斯
也不能毫无畏惧地逾越这些鸿沟。某些
不健康的东西
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这些僧侣贵族之中，存在于支配这些不健康的东西、远离行动的、部分为冥思苦想、部分为情感爆发的习惯之中，其结果是所有时代的僧侣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传染上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然而，他们自己发明了什么东西来医治自身的疾病呢？人们不得不说，他们的医治方法最终已经表明，其结果比它理应治疗的疾病还要危险百倍。人类甚至还得忍受这些僧侣的愚蠢疗法的后果！试想一下那些饮食疗法（肉类禁忌）、斋戒、性生活节制、逃往“沙漠”（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独，当然这里没有由此产生的填饲疗法和过度营养，后者包含医治禁欲苦行理想的一切癔病的最有效的方法）。此外，还有僧侣们全部敌意的、懒惰的和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按照印度苦行僧和婆罗门教的方式（婆罗门用玻璃球形物体和坚定的信念）进行自我催眠，最后，他们还有普遍理解的厌世情绪，并伴有根治法和虚无（或者是对上帝的厌恶，要求与上帝结成一种神秘同盟就是佛教徒所渴求的遁入空门，即涅槃——仅此而已！）。对僧侣们来说，
一切
都变得更危险了，不仅是医疗方法和治疗技巧，而且还有骄傲、复仇、敏感、放荡、爱情、权力追逐、道德、疾病。这里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以补充：正是在这块对人、对僧侣的存在形式都
十分危险
的土地上，一般的人才成为
一种有趣的动物
，人的灵魂正是在这里才在更高的意义上获得了深度，并且变成了
恶
——这正是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他动物的两个原因！
人们或许业已猜出，僧侣的价值方式是多么轻易地脱离了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后继续向其对立面发展，尤其是每当僧侣阶层与武士阶层互相嫉妒、不愿妥协的时候，都是引起这种趋向的动因。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有其前提，这就是强壮有力的体魄，情感豪放的健康，以及以保持体魄健康为条件的战争、冒险、狩猎、舞蹈、竞赛和所有包括强壮、自由、快乐的行为。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僧侣贵族的价值方式有着与此不同的前提：有关战争的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简直太糟糕了！众所周知，僧侣们是
最恶毒的敌人
。何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最无能。由于无能，他们滋生的仇恨不仅阴森可怕，而且最为阴险歹毒。世界史上的所有伟大的仇恨者都是僧侣，而且是最阴险狡诈的仇恨者，与僧侣仇恨中的阴险狡诈相比，所有其他的阴险狡诈都可不屑一顾。假如没有从这些无能者中产生的这种阴险狡诈，那人类历史就会黯然失色。我们立即举一个最大的例子：所有在地球上反对“贵族”“强权者”“主人”“当权者”的行为都无法与
犹太人
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犹太人，这个僧侣化的民族，善于仅仅通过彻底改变他们的敌人和专制者的价值观，也就是通过一个
最阴险狡诈的复仇
行动，就使他们向自己妥协让步。仅此一点，就与一个僧侣化的民族相符合，与一个具有最深层的僧侣化的复仇欲望的民族相符合。犹太人曾经是这样的民族，他们以一种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毅力，勇于改变贵族的价值方程式（善=高贵=权势=美丽=幸福=神圣），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恨（无能的仇恨），咬紧牙关地嘟囔着什么“唯有苦难者才是善人；唯有穷人、无能的人、下等人才是善人；唯有受苦受难的人、贫困的人、病人、丑陋的人，才是唯一虔诚的人，唯一笃信上帝的人，唯有他们才配享天堂的至乐。——相反，你们这些高贵者和当权者，永远是恶人、残酷的人、淫荡的人、贪婪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们将永远遭受不幸，受到诅咒，并将罚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犹太人扭曲的价值观。一旦提起这个由犹太人提出和倡导的、最为彻底的、可怕的和祸及全体人民的战争宣言，我就回想起我在其他地方所讲的话（《善恶之彼岸》第118页
）——即犹太人是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
的始作俑者。那场两千年前的起义今天对我们之所以模糊不清，仅仅因为它取得了全面胜利……
然而你们弄懂了没有？你们是否不会注意需要两千年的岁月才会获胜的事情？这是不足为怪的，一切长期的事物都是很难令人注意和观察的。但是，这件事是一个大事件：从报复和仇恨的树干中，从这株犹太人仇恨的树干中——这是一种最深刻、最精细、能创造理想、改变价值的仇恨，
地球上从未有过与之相类似的东西
——生长出同样不可比拟的东西，这就是一种
新型的爱
，它是所有爱的方式中最深刻、最精细的爱。难道从其他的树干中能生长出这样的爱？但是，人们切不要错误地以为，这种爱的勃发是对报仇渴望的真正否定，是犹太人仇恨的对立面！不，真实恰恰与之相反！这种爱生长于树冠，是这棵树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逐渐展开的树冠，甚至在阳光和高度的王国中，树冠仿佛以迫切的欲望追逐仇恨的目标、胜利、战利品和其他诱惑，而仇恨的树根也以同样的迫切欲望在一切深渊和凶恶之中越陷越深，越来越贪婪。拿撒勒
的耶稣，人格化的爱之福音，是为穷人、病人、罪人带来极乐和胜利的“救世主”，而他不正是这种具有最为阴险可怕、不可抗拒之形式的诱惑吗？这条诱惑而曲折的道路不正是通往犹太人的价值和振兴的理想吗？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以色列的虚假的敌人和解散者所指引的曲折道路才达到他们精心设计的复仇欲望的最终目标吗？难道这不算作真正伟大的复仇策略中阴险狠毒的伎俩吗？不是一种具有远见、秘密隐蔽、精心策划、长期有效的复仇吗？就连以色列自己也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就像否定死敌一样地否定这个真正的工具，并且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以使全世界，即以色列的所有敌人，能够不加考虑地吞下这个诱饵。难道谁还有其他的计策，能用一切精妙绝伦的智慧设计出
更加危险的
诱饵？难道有什么东西在使人上当、入迷、麻醉和堕落的力量方面可以与那个“神圣的十字架”的象征相抗衡，可以与那个“十字架上的上帝”的令人恐怖的悖论相仿佛，可以与那个无法想象的神话，即上帝
为了拯救人类
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极其残酷的事件相提并论？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用此方法，用它的复仇和改变所有的价值观的方式逐渐战胜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理想，一切
更高尚的
理想。
“您还在侈谈什么更高尚的理想，让我们顺从这个事实吧！这个民族取得了胜利——或者叫‘奴隶’，或者叫‘乌合之众’，或者叫‘民众’，或者随您怎么称呼他们——好吧，反正是犹太人做到了这一步！从未有其他民族曾经有世界历史之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卑贱者的道德取得了胜利。有人喜欢把这种胜利也看作一种败血症（它已经把各个种族混合在一起）。——对此，我不予否认，人类业已中毒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拯救’人类（即拯救‘主人’）正在顺利地进行；一切都犹太化，或者叫基督化，或者叫平民化，（不管叫什么词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毒害全人类的过程似乎不可阻挡，其速度和步骤从现在起可以更加缓慢、精致、不易察觉和谨小慎微——反正有的是时间。……今天，教会在这方面还有什么 迫切的 任务，甚至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人们或许可以舍弃教会？请赶快回答！表面看来，教会是在阻止和制止那个毒害的过程，而不是促进它的蔓延。这点正是教会的可用之处。……可以肯定的是，教会实在太粗俗和土气了，这与文雅的智慧和真正时髦的趣味大相径庭。难道教会不应稍微改变一下吗？……教会今天疏远的人多于它所诱惑的人……假如没有教会，我们当中有谁会成为精神自由的人？是教会在抵制我们，而不是它的毒素……即使没有教会，我们也喜欢这种毒素……”这是一个“精神自由的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阐发，正如他充分显露的那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注意听我的演讲，并且不能忍受我的沉默。对我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缄口不言。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 怨恨 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且产生出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这样的存在物，他们不能用行动作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一种凯旋般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颠倒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其方向 必然 是向外，而不是反过来指向了自己——正好属于这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首先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生理学上讲，它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粉墨登场，它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应。高尚的价值观方式正好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它的出台和成长都是自发的，它寻求其对立面，仅仅是为了自我欣赏，欢乐愉快地肯定自己。它的否定概念，如“下等的”“卑贱的”“坏的”等，与它本身的肯定概念相比较而言，是后来形成的、模糊的对照图像。它自己的基本概念完完全全充满了生命和激情，即：“我们是高贵者，我们是善人，我们是俊美的，我们是幸福的！”假如高尚的价值观方式有错误或对现实犯罪，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在它 尚未 充分了解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它出于自卫而难以认识现实；在它所蔑视的领域，也就是卑贱者和劣等民族的领域，它也发生认识错误。另外一方面，人民也应当考虑，这种蔑视的、骄傲的、优越的情绪——即使设定它弄错了蔑视的图像——无论如何无法与那种无能者对其对手（当然是模拟的对手）所怀有的隐匿的仇恨和报复相比较。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存在过多的疏忽和轻浮，并且夹杂着过多的观察失误和急躁，甚至还有这个阶层似乎与生俱有的特有的愉悦，以至于把它的对象变成真正的讽刺画和面目可憎的怪物。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应忽视希腊贵族在所有词汇中加进的近乎善意友好的细微语调，他们用此种表达方式抬高了劣等民族：怜悯、关怀、宽容等一类词始终被搅和在一起，而且还被加上了糖衣，到了最后几乎所有适用于卑贱者的词汇只剩下“不幸的”“可怜的”一类表达用语（试比较δειλós、δειαιos，πovneós、uoxvneós，后面两个词的本意是把卑贱者表达为劳动奴隶和驮载牲畜）——另一方面，“坏的”“下等的”“不幸的”等单词又以一个声音，以一个“不幸的”占优势的声音，在希腊人那里不绝于耳：这是古老的、更加高尚的贵族价值观方式的遗产，即使在蔑视对方时也不能放弃（有人曾经提醒过语文学家，在什么语境下使用oiξv ós、ävoλβos，τλημωγ，δνsτυχειυ，ξυμφeά等词）。“出身高贵者”径直 感觉 自己是“幸福的人”，他们不是先去观察自己的敌人，而后人为地构造自己的幸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说服和 骗取 别人相信自己的幸福（所有怀有怨恨的人习惯于这样做）；他们同样知道，他们作为充满力量的人就 必然 是积极的人，不会把行动与幸福相分离——他们的行为必定属于幸福（εξπeάττεω起源于何处）。所有这些都与无能的人、压抑的人和感染有毒的、仇视的情绪的人的“幸福”截然相反，在后者那儿，幸福在本质上 被动地 表现为麻醉、木然、安宁、和睦、“安息日”、调养性情和锻炼四肢。高贵的人生活得自信和坦然（γευυατos，“贵族血统”强调“真诚”和“天真”这些细微的地方）；而怀有怨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也不诚实和直率。他的灵魂是 斜的 ，他的精神喜欢洞穴、幽径和后门，所有隐私都让他觉得，那是 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自己的兴奋剂 ；他善于沉默、记恨、等待，善于暂时地卑躬屈膝、忍辱负重。这种怀有怨恨的种族最终必然比任何其他高贵种族 更聪明 ，而且它还以完全不同的程度尊重聪明，这就是把聪明看作首要的生存条件；而对高尚的人来说，聪明不过是奢侈和高雅本身就具有的一种精致的趣味。聪明在这里早已不那么至关重要了，它既不像那种调节性的下意识本能所具有的完整的功能保护，也不如某些非聪明，甚至还不如勇猛的蛮干，尽管后者会招致危险，引来敌人，引发诸如愤怒、爱情、敬畏、感激、复仇等情感的突发，高尚的灵魂对此在所有时代业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了。如果高尚的人怀有怨恨，那么，在即刻的反应中，这个怨恨就会完全表现出来，并且消耗殆尽，它因此不会含有毒素。另外，高尚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感到怨恨，而这对所有弱者和无能者来说则是不可避免的。高尚的人甚至不会长时间地对其敌人、对其不幸、对其 不当行为 耿耿于怀——这是一个强大和充实的天性的标志，这种天性包含着绰绰有余的塑造力、复制力、治愈力，还有让人忘却的力量（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现代世界的米拉贝奥，他记不住别人对他的侮辱和诽谤，他未能原谅别人，仅仅是因为他已经忘记了）。这样的人一下子就抖掉了身上许多寄生虫，而它们却钻到别人身上。可以设定的是，只有这里，在地球上只有这里，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高尚的人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大的尊敬！这样的尊敬就是通往爱的一座桥梁。……他要求他的敌人就像要求他自己一样，他把这种要求看作表彰；他只能容忍这样的敌人，他们在他的眼中根本不应受蔑视，而是值得 备受尊敬 的敌人！人们设想一下，怀有怨恨的人臆想出来的“敌人”是什么样的，并且把他与高尚者的敌人加以比较。怀有怨恨的人正是在这里有了自己的行动和创造：他臆想了“凶恶的敌人”和“恶人”，并把他当作基本概念。而后在此出发点上，他继续设想了作为背后图景和对立面的“善人”——这就是他自己！
高尚者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他预先自发地从自身设想出“好”的基本概念，而且也由此创造了“坏”的表象！这就是起源于高尚的“坏”和那种来自专门炮制无限仇恨的器皿中的“恶”：前一种表象是次级创造，是附带东西和补充色调，后一种概念正与此相反，它是原型，是起源，是奴隶道德的一种真正的创造 行动 ——“坏”与“恶”这两个表面上都是“好”这个同一概念的反义词，是多么不同啊！然而，并不存在“好”这个同一概念；人们扪心自问，谁究竟是“恶人”，这儿说的是这种怨恨的道德意义上的“恶”。最严格的回答是，正是另外一种道德上的“善人”，高尚的人，有权势的人，统治的人，他们是“恶”，只是因为他们被充满怨恨的毒眼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意义、改变了外形。我们在这里至少想否认一点：谁把那些“善人”只看作敌人，谁也就只会结识 凶恶的 敌人。他们是这样的人：一方面受到风俗、敬仰、礼仪、感激，甚至互相监视、彼此妒忌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相互关系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互相体谅、自我克制、温柔、忠诚、自豪和友情——来到外部世界，即涉及陌生的事物、陌生的人的时候，他们不比脱笼的野兽好多少。他们在那里享受摆脱一切社会强制的自由，在野蛮状态中缓和由和睦社团中的长期封闭和禁锢所造成的紧张，并且 恢复 了无拘无束的野兽心态。他们变成了纵情欢闹的巨禽猛兽，在一系列残暴的凶杀、纵火、强奸、暴力以后，他们或许还会洋洋得意、心安理得地扬长而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大学生的闹剧而已，甚至还以为诗人们为此可以长时间地吟诗颂歌了。这些高贵种族的本性无异于野兽，无异于威武地、贪婪地渴求战利品和胜利的 金发猛兽 。这种隐蔽的本性不时地会爆发出来，一旦如此，野兽就必然会重新无拘无束，必然会重归野蛮状态——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贵族、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斯堪的纳维亚的诺罗人——他们在这种需求上是完全一样的。高贵的种族在所有他们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野蛮人”的概念，甚至从他们最高级的文化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一种意识，甚至是对此的骄傲（譬如，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葬礼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勇敢打通了陆路和海上的所有通道，我们在各地都以 不分好坏 的方式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勇敢”表现得疯狂、荒谬、突然，他们的行动甚至不可捉摸、难以相信——伯里克利尤其赞扬雅典人的ζαuvμia——他们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淡然和蔑视，对毁灭一切行为的使人悚然的热衷，对胜利和残酷的痴醉和沉迷。所有这一切都使其受害者将他们勾画为“野蛮人”的图像，“凶恶的敌人”的图像，“哥特人”或“汪达尔人”的图像。德国人上台伊始就引起的、现在又再次出现的让人心惊胆战的深刻猜疑，始终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数世纪以来，欧洲人就怀着这种恐惧冷眼旁观金发的日耳曼野兽的发怒（尽管在古老的日耳曼人和我们德国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想象的亲缘关系，更遑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了）。我有一次曾注意观察赫西俄德的窘境，他思考了文化时代的秩序排列问题，并试图将它们排列为金、银、青铜等时代；他对光辉灿烂，但也同样令人恐惧、专制残酷的荷马时代的矛盾处理，无非把它一分为二，而后按照先后次序排列——一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英雄和神化的时代，它埋藏在贵族后裔的记忆之中，他们的祖先生活在那个时代；然后是金属的时代，它对下等人、被掠夺者、被虐待者、被压榨者和被贩卖者的后代也是记忆犹新的事，那是一个青铜时代，被称为坚硬、冰冷、残酷、没有感情和没有良心的时代，是毁灭一切的血腥时代。假设现在被当作“真理”而信仰的东西果如其然，假设 所有文明的意义 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养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 家畜 ，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映本能和怨恨本能——贵族及其理想正是在其对手借此帮助下而遭受耻辱和被打败的——看作真正的 文明工具 ；当然，无论如何还不能说，这种工具的 拥有者 同时也体现了文明。更确切地说，与之相反的东西或许还不仅仅是可能的。——不！它如今已是 显而易见的 ！这些具有压迫和报仇本能的人，这些欧洲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尤其是所有雅利安人以前的居民后代，他们都体现了人类的倒退！这种“文明的工具”是人的一种耻辱，更是针对“文明”的一种怀疑和反驳！如果人们惧怕所有高贵种族内心深处的“金发野兽”，并且加以防备，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如果人们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有可能摆脱失败者、渺小者、萎靡者、中毒者的令人恶心的眼光，那么，他们将不会不再惧怕，而是经常感到毛骨悚然。难道这不是我们的厄运吗？今天，什么使我们的反抗意志指向“人”？——毫无疑问的是，人使我们 遭受苦难 。并不是恐惧让我们反对“人”的；或者毋宁说，我们在人那里不可能感到丝毫恐惧；像寄生虫一样的“人”已经登台，并且蜂拥而来；“温顺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的人和让人讨厌的人，已经学会把自己当作目的和首脑，当作历史的意义，当作“上等人”——只要他们感到自己与那群失败者、病人、疲倦者、苟活者（欧洲现在开始散发他们的臭气）存在距离，他们这种感受就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还感觉到自己至少是比较适宜的，至少是具有生活能力的，至少是肯定生活的……
我在这里并不压抑呻吟和最后的期望。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根本无法忍受？是我独自一人无法对付的、令我窒息和忍受煎熬的东西？是恶劣的空气，正是恶劣的空气！某种失败正在接近我，我不得不去体验一个失败者内心的痛楚！……除此以外，人还不能忍受什么，贫困、清苦、恶劣天气、长年重病、艰难、孤寂？一般而言，人是能对付其余困难的，人生来就是去应付一种暗地里斗争着的存在。人总是不断地见到光明，不断地经历胜利的黄金时光——然后就停留在那儿，好像天生的坚不可摧，就像一张弓，任何情况都只会让它绷得更紧，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更困难、更遥远的战斗。但是，假设在善与恶的彼岸存在着上天的恩赐者，那就让我得到恩惠，让我瞥一眼，而且只能瞥一眼完善的、圆满的、幸福的、有力的、胜利的，却又能引起恐惧的东西，瞥一眼为人辩护的人，瞥一眼残存的，并且正在消失的人的机遇，为了使人还能坚持 对人的信任 ！……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欧洲人的渺小化和平均化正掩盖着我们最大的危机，因为这种景象使人厌倦。……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会成为伟大的东西；我们估计，这种情况还会滑下去，人将变得更瘦削、更温和、更聪明、更舒适、更中庸、更平淡，更中国化、更基督化。——毋庸置疑，人将会越变越好……这正是欧洲的厄运——我们在结束对人的恐惧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人的爱，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期待，简而言之，我们对人没有任何意愿。从此以后，看到人就感到厌倦——这不是今天的虚无主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对人感到厌倦……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善人”的另外一个起源的问题，即怀有怨恨的人如何设想“善”的问题，要求有一个他们的结论。毫不奇怪，羔羊怨恨大的猛禽，但是，怨恨大的猛禽捕食小的羔羊，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羔羊们私下说：“这些猛禽太凶恶，尽可能少一个猛禽，而是多一个其对立面羔羊，这不是更好吗？”那么，对这个理想的建立就无任何指摘之处，尽管猛禽对此投过讥讽的眼光，或许还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怨恨这些善良的羔羊们，我们甚至喜爱他们——没有什么能比一只细嫩的羔羊更可口了。”要求强者表现为不是强者，要求他们
没有
征服欲望、战胜欲望、统治欲望，不渴求对手、反抗和战斗胜利，就与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是同样荒谬的。一定量的力气是与一定量的欲求、意志、效用相等的，更进一步说，力气无非就是这些欲求、意志、效用本身而已；只有在语言的错误引导下（在语言中存在着僵死的、基本的理性错误），即语言把一切效用都理解和误解
为受到一个发挥效用的物体、一个“主体”的制约，力气才会表现为其他东西。这恰恰就像民众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并把后者当作一个主体的
行动
和效用，称之为闪电一样，民众道德也把强壮与其外化分离出来，似乎在强壮后面有一个中性的基质，它对强壮是否外化
听之任之
。然而，并不存在这样的基质；在行动、效用、变易背后没有“存在”；给行动附加一个“行动者”纯粹是臆造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民众让闪电发光，这在根本上是重复的行动，是一个行动的行动：这是把同一个事件先设定为原因，而后再把它设定为效用。自然科学研究者也不好于一般民众，他们说“力在运动，力是原因”及其相类似的话——我们的全部科学，虽然非常冷静，没有情绪的干扰，却仍然受到语言的误导，没有甩掉强加于此的怪胎，即“基质”（譬如，原子就是这样一个怪胎，康德的“物自体”也是相类似的怪胎）。不足为怪，这些隐蔽的、在阴暗中闪烁着报复和仇恨火花的情绪充分利用这个信条，甚至在心底里热烈异常地坚持这个信条——
让强者自由地
变为弱者，让猛禽变为羔羊——这样，他们就肯定地赢得了把自己
算作
猛禽、让自己成为猛禽的权利。……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强奸者出自无能的复仇阴谋而私下说：“让我们不同于恶人，让我们成为善人！善人就是所有不施暴强奸的人，不伤害他人的人，不进攻、不图报答、把报仇欲交给上帝的人，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地隐忍吞声，避开一切邪恶，不贪图生活，像我们一样地忍耐、恭顺和正直。”如果冷静而不带偏颇地仔细倾听这样的言语，这段话在实际上无非说：“我们弱者确实是软弱，只要我们不做任何
我们尚未强壮得足以胜任
的事情，这就是善。”但是，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实，这种就连昆虫都有的低级的机智（昆虫在遇到大的危险时尚会装死，不“过多”地行动），通过那种无能的矫揉造作和自我欺骗，给自己披上堂而皇之的退缩静候的道德外衣，就好像弱者的软弱本身——这意味着，它是弱者的本质、效用，是他的全部的、唯一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真实性——是一种自愿的性能，是某种自我要求、自我选择的东西，是一种
行动
，一种
功绩
。这种人从自我保持、自我肯定的本能出发，必然相信这个中性的、自由选择的“主体”，这个主体惯于把任何谎言都神圣化。主体（或者我们通俗地称它为
灵魂
）或许因此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信条，因为它使绝大多数垂死的人、各种各样的弱者和被压迫者能够相信那种极其精致的自我欺骗，能够让他们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种种表现形式解释为
功绩
。
谁愿意探幽寻秘，看看地球上的 理想 是怎样 制造出来的 ？谁有勇气做这件事？……好吧！这里有一个缝，可以窥见这个阴暗的作坊。请您稍候片刻，我的好管闲事、胆大冒险的先生，您的眼睛首先必须习惯变幻莫测的光线——好了，现在您说吧！那儿发生了什么事？请您说出您看到的东西，您这个最富有冒险精神的好奇者。我现在正注意听着——
——“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我听到的却很多。从各个角落都传来小心谨慎、狡猾奸诈的窃窃私语。在我看来，这些人在说谎，而每个声音却像蜜糖一般的温柔。毫无疑问，应当把软弱吹捧为 功绩 ——这正是他们说过的话。”
——请说下去！
——“还应当把不图报仇的无能吹捧为‘善良’，把怯懦的卑贱吹捧为‘恭顺’，把屈服于所仇恨的对象的行为吹捧为‘服从’（也就是服从于他们所说的一个人，这人命令他们屈服，他们称他为上帝）。弱者的非侵略性、绰绰有余的胆怯、倚门而立和无法改变的消极等待，在这里还获得了‘忍耐’的好名声，它或许还被称为品德；没有报仇的能力叫作没有报仇的意愿，或许还美其名曰为 宽恕 。（‘因为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只有我们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还说‘爱自己的敌人’，边说边流汗。”
——说下去！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说谎者和躲在角落的造谣者是悲惨的，尽管他们蹲在一起相互温暖。但他们却对我说，他们的悲惨是上帝的一种选择和嘉奖，这就像打狗的人是最爱狗的人一样；悲惨或许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也许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某种补偿，并且用黄金，不！不是用黄金，而是用幸福作为巨额利息来报答的东西。他们称之为‘至乐’。”
——说下去！
——“他们让我明白，他们不仅仅好于那些他们不得不舔地球上的权势者和主人们的唾液（不是因为恐惧，绝对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上帝发出的尊重一切上司的诫命）——他们不仅仅比这些人好，而且还‘有更好的’命运，无论如何将会有更好的境遇。可是，太多了！太多了！我简直不能再忍受下去。难闻的空气！难闻的空气！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我觉得它散布着谎言的臭味。”
——不，请等一下！您还没有说到这些黑色艺术家的杰作，他们能从任何黑色中制造出白色、牛奶和无辜。您难道没有注意他们所完成的精巧把戏，他们最大胆、最细致、最富有创造、最充斥欺骗的杂耍伎俩？请您注意！这些满怀报复和仇恨的土鳖，他们出于报复和仇恨究竟会干什么？您听到了每一句话了吗？假如您只是听他们的谈话，您会猜到他们是一群怀有怨恨的人吗？……
——“我明白，我再一次竖起耳朵仔细听（啊呀！对！对！我还应当屏住呼吸）。现在我终于听到了他们经常唠叨的一句话：‘我们是好人，我们是 正义的 。’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叫作报酬，而是叫‘ 正义的胜利 ’；他们所仇恨的对象不叫作敌人，不！他们仇恨的是‘非正义’和‘不信上帝’；他们所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对复仇的期盼和甜蜜复仇的陶醉（荷马曾说复仇比蜜还甜），而是上帝的胜利，是 正义的 上帝对不信上帝的人的胜利；他们在这个地球上还热爱的人，不是他们满怀仇恨的兄弟，而是他们‘满怀爱心的兄弟’，是地球上一切善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如何称呼给他们慰藉、消除一切生活苦难的东西呢，即如何称呼他们预先认定的至乐的幻影呢？
——“什么？我听清楚了吗？他们称之为‘末日的审判’， 他们的 天国、‘上帝的天国’的到来——可是，他们 在这期间 生活在‘信仰’‘爱’和‘期望’之中。”
——足够了！足够了！
信仰什么？爱什么？期望什么？毋庸置疑，这些弱者也想有朝一日成为强者，有朝一日迎来他们的“天国”；对他们来说，“上帝的天国”就是所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卑躬屈膝！为了去经历这个天国，人就必须活得很长，超越死亡——是的，人必须获得永生，这样人才能在“上帝的天国”里永久地得到对那种“在信仰中、在爱中、在期望中”的尘世生活的补偿。补偿什么？怎样补偿？……我觉得但丁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以一种能引起恐惧的勇气，在通往他自己的地狱大门上写了一句题词：“永恒的爱也创造了我”——那么，在基督教的天国及其“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无论如何都更有理由写上这句题词：“永恒的恨也创造了我”，假如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可能有真理的话！那么，究竟 什么 是那个天堂的极乐？……我们或许会猜出答案；但是，更好的做法是让一位在这种事情上无人可以低估的权威来明确地为我们证明这个答案，这个人就是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导师和圣人，他像羔羊一般温柔地说：“幸福总比受罚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在天国里人们同样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人们或许还愿意听到一个强硬的声音对此的回答，它出自一位成功的神父口中，他劝阻他的教民们不要公开地纵欲放荡。为什么，他非常严厉地说道：“是的，这种信仰向我们展现了许多许多，还展现了许多坚定的东西；上帝的拯救要求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欢乐；我们拥有的不是大力士，而是殉道者；我们想要血，我们就会有基督的血。……然而，在基督凯旋之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位迷人的先知继续说道：“是的，还有奇迹会发生，在那最后的永恒的终审日。异教徒从不相信会有那一天到来，他们讥讽地说，这整个旧世界连同它的历代居民都将毁于一场大火的那一天，决不会到来。可是那一日的奇迹将会是多么宏大，多么广阔！那种景象将会使我惊奇，我将会怎样地大笑、欢乐、狂喜啊！我将会看到那些国王，那些据称是伟大的国王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一道，在天堂受到欢迎！我还将看到，那些亵渎了耶稣名字的地方行政官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于对基督教的仇恨而点燃的火焰还要炽热。我还将看到那些先知、哲学家，他们曾教导他们的学生说，上帝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人并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也决不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躯体中。面对着聚在一起的学生，那些哲学家将会羞愧脸红！此外，我还将看到诗人们在审判席前颤抖，这不是拉达曼迪斯的座席，不是米诺斯的座席，而是基督的座席，是他们从未正视过的基督！我还将听到悲剧演员的声音（说声音是较好的，那是一些发怒的哀号者）；还有表演家，他们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轻柔。我还会看到四轮马车夫被火轮烧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见体育运动员，他们不是在他们的运动场上，而是被推进火堆——除非我到那时也不想看这一场景，可是依着我的愿望却要看个够，因为他们曾经把愤怒和怨恨发泄在上帝的身上。我会说：‘这就是他干的，那个木匠或者妓女的儿子（特图里安在这里是指犹太人，这就如同所有后来的称呼，尤其是那个犹太法典中的耶稣母亲的著名称呼所表明的那样），那个不遵守安息的人，那个有魔鬼帮助的撒马利亚人。他就是犹大出卖给你们的那个人，挨了一顿芦秆和拳头、被吐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胆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被信徒们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们说他已经升天了，除非是园丁把他挪走了，以免来访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园。’这是何等的景象，何等的狂喜！哪个执政官、会计官、牧师能给予你这样的礼品？可是所有这一切却属于我们，依靠精神想象力的信仰勾画了这幅图景。但是，那些耳闻不到、目睹不见、心感不觉的事物究竟是些什么？我相信，这是比在马戏场、剧院、圆形剧场，或者任何体育场里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乐。”——原文就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们进行总结。“好与坏”“善与恶”这两个 对立 的价值观千余年来已经在地球上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尽管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占据上风，但这场战斗在不少方面仍未分胜负，还在继续进行下去。人们甚至可以说，这场战斗在此期间越演越烈，因而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精神的内容，以至于现在或许还没有“更高阶段的本质”，即精神本质的精确标志——它可以标示出这种意义上的分歧和这种对立的真正的战场，这场战斗的象征在一本彪炳史册、至今仍是必读的著作中叫着“罗马人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反对罗马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场战斗、这个问题、这个敌对矛盾更大的事件。罗马人觉得犹太人本身就是违反本性的民族，是反常的怪物；对罗马人来说，犹太人 传播 了对全人类的仇恨。因此，就此而言，人们有权利把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与贵族的价值观、罗马人的价值观的绝对统治联系在一起。相反，犹太人是如何看待罗马人的呢？人们可以从上千个迹象去猜测，但是，如果人们能够饶有兴趣地再读一遍《启示录》，看一下所有文字中的那种要对良知加以报复的最疯狂的宣泄就足矣（人们不要小看了约翰这个基督徒本身所蕴含的坚韧性，正是他给这本充满仇恨的书起名为“爱的信徒”，并且还美其名曰为“爱的狂热的福音书”。然而，无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文字欺骗有多少，这其中都隐藏了一个事实）。罗马人是强壮的和高贵的，像罗马人那样强壮和高贵的其他民族迄今为止在地球上从未有过，甚至都没有这样的梦想；罗马人的每一个遗迹、每一个刻痕，都是迷人的，如果人们能猜出其中的含义的话。反之，犹太人却是那种地地道道地充满怨恨，却又道貌岸然的民族，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民众道德的天赋。人们只需拿有类似天赋的民族，如中国人或德国人与犹太人相比较，就可以感觉到谁是第一等级的，谁是第五等级的。罗马人和犹太人，谁取得了暂时的 胜利 ？这是根本就没有疑问的。人们可以推敲一下，今天人们在罗马也要向那个象征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的人鞠躬——不仅在罗马，而且在几乎半个地球上，人们都被驯服了，或者愿意被驯服；人们向众所周知的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拿撒勒的耶稣、渔夫彼得、地毯编织匠保罗和最初被称为耶稣母亲的玛丽亚）。非常引人注意的是，罗马人无疑被打败了。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的理想和一切高贵的价值观方式都经历了一次光辉灿烂的复兴，甚至罗马也像一个假死人被唤醒，活动起来了。不过，这是处于四周都有犹太式建筑的新罗马城的压力之下，这座城市展现了基督教教会世界的一个侧面，并且被称作“教堂”。不久，犹太人又一次高奏凯歌了。由于那场彻头彻尾的民众怨恨运动（德国人和英国人）——它被称为宗教改革——及其必然结果，教会得到重建，而古罗马再次被送进宁静的古墓之中。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犹太人再次获得了对古典理想的胜利，这是从未有过的更重大、更深刻意义上的胜利。存在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欧洲史上最后的政治贵族终于在民众的怨恨本能中崩溃了，人们听见了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如此高声的欢呼，如此喧嚣的鼓舞！然而，这个时期却出现了最令人奇怪、最出乎预料的事情：古典理想复活了，并且以罕见的壮观出现在人类的眼前和良心之中。针对那个古老陈旧、充满怨恨的欺骗口号“ 让多数人享有特权 ”，针对那种愿意做社会底层、愿意降尊受辱的意志，针对那种为了平等而让人退化的意志，它以前所未有的响亮、明确、强烈，再一次喊出了既使人畏惧，却又让人入迷的针锋相对的口号：“ 为了极少数人的特权 ！”拿破仑的出现犹如指出另外一条道路的最后一块路标，他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是出生太晚、生不逢时的人。高贵理想的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人们或许应当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拿破仑，这个 非人和超人 的问题……
到此就结束了吗？那个一切时代的最大的理想对立就此被搁置起来了吗？或者仅仅被推迟了，遥遥无期地推迟了？……难道它有朝一日不会变成一场更加可怕、经久积蓄的熊熊大火吗？此外更有甚之：这难道不正是十分期望、十分愿意、十分想推动促成的事情吗？……如同我的读者们一样，谁在此处开始思考并继续思考下去，谁就很难立即停下来；对我来说，让自己结束思考的理由是足够的，假如我想获得的，我以那句危险的格言想获得的结论在很早以前已经十分清楚的话，那句格言十分适合我的上一本书，它就是《 善恶之彼岸 》……它至少不意味着“好与坏的彼岸”——
附注：我利用这篇论文向我提供的机会，公开和正式地表达我迄今只是偶尔地在与学者们交谈时所谈论的一个愿望：如果某个哲学系有意通过一系列学术有奖征文比赛来推动 道德史 的研究，那么，本书或许能在这个方面起到有力促进的作用。关于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它不论是对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是对真正的职业哲学研究者，都是十分引人注意的。
“语言学，尤其是语源学的研究，为道德概念的发展史做出了什么样的提示？”
除此之外，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参与这个问题（关于迄今为止的价值评估的价值）的研究，当然是同样必要的；在这方面可以委托专业哲学家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中担任代言人和协调者，因为他们以前业已在总体上成功地使哲学、生理学和医学那种原本非常陌生且互不信任的关系，变成十分友好、极富成果的交流。事实上，历史学和人种学研究所认识的所有善的规定、所有“你应当”的诫命，首先需要 生理学 的说明和诠释，然后无论如何都需要心理学的解析，它们同样还需要接受医学方面的批判。这种或那种善的规定和“道德”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应当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回答；人们不可能十分精细地分解所谓“价值目标”的问题。譬如，某种东西在涉及一个种族的最大可能的延续方面（或者在提高其适应某一特定气候的能力方面，或者在尽可能保存种族数目方面）具有可见的价值，它与那种培养一个更强壮的种族的东西或许具有不同的价值。大多数人的福利与少数人的福利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认为第一种观点 本身 就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