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我们没有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并不认识我们自身。这里的原因很清楚：我们从未追寻过我们自己，因此，怎么可能发生我们有一天忽然认识自己的事呢？人们有理由说：“你们的珍宝所在之处，也就是你们的心灵之所在。”我们的珍宝就存在于我们知识的蜂巢里。我们就像天生的有翅膀的动物和精神的采蜜者，总是为之而忙忙碌碌，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把某些东西“送回家”。至于有关生活，有关所谓的“经历”，我们当中有谁足够认真地对待它？或者有谁会花足够的时间去对待它？我担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从来没有认真过，我们的心不放在那里，甚至我们的耳朵也从未聆听过。这里更像有一个心不在焉的教徒陷入沉思之中，中午十二下的响亮钟声突然把他震醒，他自问道：“刚才究竟是什么在敲响？”而我们却在此之后摸摸自己的耳朵，非常惊慌和非常尴尬地问道：“我们刚刚究竟经历了什么事？”甚至还会问道：“我们究竟是谁？”然后我们计数刚刚所说的我们经历中的、我们生活中的、我们存在中的令人惊慌的十二下钟声。哎呀！我们却数错了……我们必定是没有自知之明，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肯定把自己都看错了。“每个人都是最不懂自己的人”这一永恒的命题恰恰适用于我们，因此，我们对自身而言并不是“认识者”。

二

我对我们的道德偏见之起源的思考——这篇论战檄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最初简要地表述在以前出版的一本格言集里，这个集子题名为《人性的，过于人性的——写给自由精神的一本书》。我开始是在索伦特撰写它的，那时是冬天，冬天允许我像一个旅游者那样停止旅游，俯瞰我的精神业已漫游过的那个广阔而又危险的国度。这件事发生于1876年至1877年的冬季，而这些思考本身还要早些。现在的这本论著基本上重新吸取这些同样的思想，我们希望，长久的间隔时间会使这些思想更成熟、更明确、更坚定、更完善。我迄今仍然坚持的这些思想，在此期间已经是更加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和相互弥合，这就愈加增强了我内心的乐观信念。我的这些思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别、随意、偶然地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统一的根源，来自一个认识的基本意志，这个基本意志在深层发布命令，被表述得越来越明确，并要求更明确的内容。仅此一点才是与一名哲学家相称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孤立地存在的权利。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误，也不能孤立地发现真理。确切地说，正如一棵树因为这种必然性才结出果实一样，我们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产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肯定与否定、我们的假设和疑惑。它们都是互相亲近、互相关联的，同时又都是一个意志、一种健康、一块地产、一个太阳的证明。我们的果实合乎你们的胃口吗？然而，它与这些果树有什么关系！它与我们，与我们这些哲学家又有什么关系！……

三

在我身上有一个我自己都不乐于承认的顾虑，它关系到道德，关系到所有迄今被赞扬为道德的东西。这个顾虑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得如此早，如此自发，如此连续不断，如此与环境、年龄、楷模、出身相矛盾，以至于我几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先验”（Apriori）。由于这个顾虑，我的好奇和我的质疑不得不停留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善与恶的起源。事实上，当我还是13岁男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恶的起源的问题。我在那个被称为“一半是儿童游戏，一半是尊敬上帝”的年纪，写了我的第一篇文字游戏，也是我的第一篇哲学习作。我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尽管它还稚嫩——就是尊奉上帝，同时也把上帝当作恶之“父”。这就是我的“先验”想要我做的？难道这就是那新生的、不道德的，至少是非道德的“先验”，以及由此表述出来的如此反对康德的、如此令人困惑不解的“绝对命令”？而我曾经多次倾听这个“绝对命令”，并且不只是倾听……所幸的是，我逐渐学会了区别神学的偏见和道德的偏见，并且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起源。某些史学的和哲学的训练，包括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与生俱有的选择意识，很快就把我的问题变为另一个问题：人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构造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它们是不是生活困顿、贫困、退化的标志？或者与之相反，它们自身就显现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或者显现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业已找到和勇于找到某些答案，我区分了各个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等级，对我的问题条分缕析，从答案中推引出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新的推测和新的可能性，直到我最终拥有了一个独特的领域，一块独特的境地，一个完整的、被隐瞒的，然而又是生机盎然的世界，它就像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花园……啊！我们这些认识者是多么幸福，假如我们懂得长时间沉默的话！……

四

最初激发我公开阐述我对于道德的起源之假设的，是一本清楚而健康、明智而大胆的小册子，这本书第一次向我明确地表现了诸种道德谱系假设的一种逆反的和反常的方式——真正的英国方式，它以其与一切相对、与一切相反的吸引力而吸引我。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道德感受的起源》，作者是保尔·里博士，1877年出版。我或许还从没有读过像这样一本我对其每个命题、每个结论都不赞同的书，而我在读该书时却毫无烦恼和急躁。在前面提到的我那时正在撰写的那本书中，我有时提到这个小册子中的一些命题，这并非为了反驳这些命题——我能用反驳创立什么呢——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精神，即用可能性代替非可能性，又或许是用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如前所述，我那时第一次披露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那些论文完全是探讨这些假设的。我那时笨拙得就像在最后还要对我自己掩盖某些东西似的，我还缺少表述这些特定事物的特定语言的自由自在，我甚至还有某些倒退和彷徨。在细节方面，读者可以比较我在《人性的，过于人性的》一书中第51页关于善与恶的双重起源的阐述（即产生于贵族阶层的善与恶和产生于奴隶阶层的善与恶）；第119页及以后几页关于禁欲苦行的道德的价值和起源；第78页、第82页，第二卷第35页关于“习俗的道德”，那是非常古老和原始的道德形式，它远离利他主义的价值评判方式（里博士和其他所有英国道德谱系学家都把它视为道德价值评判方式自身）；第74页中的“漫游者”，第29页中的“清晨”，第99页中的关于正义的起源系作为平等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均衡是一切契约的前提，因此也是一切权利的前提）；此外，在《漫游者》第25页和第34页中还有关于刑罚的起源的论述和恐吓的目的对刑罚既不本质也不本原的论述。（正如里博士所认为的那样：恐吓的目的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用于刑罚，但始终是次要的和附带的。）

五

其实，那时一些比我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更为重要的事情，更让我操心（或更确切地说，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只是达到目的的诸多手段之一）。对我来说，我更关心道德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必须几乎独立地同我的伟大老师叔本华论战，那本书，即那本书的热情和暗中的异议，就像当面指向叔本华一样（那本书因此也是一篇“论战檄文”）。那本书特别地探讨了“无我”的价值和同情本能、自我否定本能、自我奉献本能的价值，而叔本华恰恰美化、神化这些东西，并使之超然化，直到最终他还把它们视为“价值自身”，并且在此基础上否定生活和他自己。我所说的一种越来越本质的猜疑、一种越来越深刻的怀疑，正是针对这些本能的！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人类的巨大危险、人类最精致的迷惑和引诱——人类将被引向何处？走向虚无？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末日的来临，看到了停滞、回顾往事的疲倦、反抗生活的意志，看到了关于临终疾病的温柔而忧伤的兆示。这种越来越流行的同情道德甚至令哲学家也被传染，得了病，我把这种道德理解为我们业已变得可怕的欧洲文化的病兆，一种通向新佛教、通向一种欧洲人的佛教、通向虚无主义的弯路？现代哲学家们偏爱和过高评价同情是一个新鲜事，以前的哲学家都一致不承认同情的价值。我只列举柏拉图、斯宾诺莎、拉·罗切福考尔德和康德，这四个人的思想相差得太大，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藐视同情。

六

同情和同情道德的价值的问题（我是有害的现代情感弱化症的反对者），最初似乎只是孤立的事情，一个只针对个人的问题。但是，谁坚持探讨这个问题，学会提出问题，谁的情况就会与我以前的情况一样：一个广阔的新视野呈现在他面前，如同眩晕般的一种可能性紧紧地吸引他，各种各样的狐疑、猜测、恐惧相继袭来，对道德、对一切道德的信仰就会动摇——最终会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让我们公开它—— 这个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批判道德的价值，首先必须对这些价值的价值提出疑问。为此，还必须认识这些价值得以产生、发展和推进的条件和环境（道德被视为结果、病征、面具、伪善、疾病和误解，但道德也被视为原因、药物、兴奋剂、阻碍和毒品），迄今为止，这一认识既不存在，也未受到呼唤。人们把这些“价值”的价值看作现成的、事实上的和毋庸置疑的；人们迄今为止丝毫没有怀疑和动摇过“善人”的价值比“恶人”的价值要高的观念，而这种价值高是在促进、裨益和发展人类（包括人类未来）的意义上的。假如真理恰恰与此相反，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假如在“善”中也包含倒退的征兆，包含危险、诱惑、毒品、麻醉剂，现实由此付出了未来的代价，会怎么样呢？或许会变得更舒适、更没有危险，但也更渺小、更低微？……假如永远无法企及人类的一种自身可能到达的最高的强盛和壮观，这是否正是这种道德的过失呢？那么，这种道德是否恰恰就是诸危险中的危险呢？……

七

这幅远景展现在我面前之后，就足以使我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找博学的、大胆的和勤奋的同仁（我今天仍然在寻找）。用勇敢的新问题和新眼光去徜徉广阔的、遥远的和隐蔽的道德王国——这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生存过的道德，是值得的；这是不是近似于发现这个王国呢？……如果我在这方面想到其他人，也想到业已提到的里博士，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怀疑过，从他的问题本质而言，他为了找到答案或许被迫采用新的方法论。我是否在这里欺骗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期望为一个敏锐和公正的观察者指出一个更好的方向——通向真实的道德史的方向，并且合乎时宜地警告他提防这种英国式的关于蓝色的假设。显而易见，对道德谱系学家来说，比蓝色重要百倍的是灰色，我想说的是原始文献、可以确实确定的东西、真实存在的过去，简言之，人类道德史的全部丰富的、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的文献！里博士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但他读过达尔文的书。这样，在他的假设中以一种至少是令人消遣的方式，让达尔文方式的猛兽和最时髦的，甚至“不再会撕咬”的谦谦君子掺和在一起，而后者的面部表情有着某种善良的和敏感的冷漠，其中还夹杂着一点儿悲观和疲惫，好像根本不值得如此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道德问题。相反，对我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比道德问题更为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物，为此人们将得到报偿。譬如，人们或许有一天可以轻松愉快地看待这些问题。轻松愉快——或者用我的话来说，愉快的学问 ——就是报偿，这是对长期的、勇敢的、勤劳的、默默的认真劳动的一种报偿，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由衷地说：“继续前进！我们的古老道德就会属于喜剧！”那时我们为酒神的戏剧“灵魂的命运”找到了新的剧情和可能性，因为酒神在编剧时将利用这些情节和可能性，而人们可以为此打赌，说他是描写我们存在的伟大的、古老的、永恒的喜剧大师！……

八

如果某人读不懂本文，或者觉得这些言论很刺耳，我觉得责任不一定在我这里。这篇论文已经很清楚，当然前提——我设定的前提是：人们首先阅读了我以前的论著，并且在阅读时肯下功夫，因为这些著作在实际上是不那么容易读懂的。譬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不曾让人成为这本书的专家，读者既可以不被这本书的任何一句话所伤害，也可以不对此十分入迷，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权利分享这本书赖以产生的平静的氛围和它的光明、广阔、深远和精确。此外，格言的形式也造成麻烦，因为人们现在不太重视这种形式。一段十分深刻和真诚的格言是不能借以阅读而“解密的”，它只是解释的开始，而解释尚需解释的艺术。我在本书的第三章展示了我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解释”的范例。这一章的开头是一段格言，这章本身就是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当然，为了练习作为艺术的阅读，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它恰恰在今天被人们荒疏了。因此，“读懂”我的书就需要时间，读者为此无论如何不能像“现代人”，而应该像牛那样——必须学会咀嚼。

1887年7月写于奥贝伦加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