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论道德的谱系》是我27年前翻译的尼采名著，出版之后重印过不少次，但一直未作任何修改。现在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本书将再次出版。利用这个机会，我重新审校了一遍译文，对一些文字作了修改。同时，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对这本书的感想。

我们知道，尼采对欧洲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也产生过重要影响，无论是过去的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这些大文人，还是现在的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对尼采都是耳熟能详。但一百多年来，无论国内国外，对尼采的评价始终是褒贬不一，甚至是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除去其他因素以外，和尼采本人的思想比较复杂多变，容易受到曲解或误解有关。

从近现代哲学发展而言，尼采的哲学思想是奇峰突起：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对基督教的抨击，对人性弱点的揭露，无不使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尼采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他一方面受到叔本华思想的影响，承认叔本华的悲观论调的坦诚，但另一方面他并不赞同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要求人们不再忍受现世的折磨，勇敢地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不断开创未来的事业。他写的《曙光》《善恶之彼岸》等著作都是面对未来、充满期望的著作。很显然，尼采不是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他的信心建立在现实世界的永恒变化之中，而不是来自那个统治欧洲两千多年的至善理念。他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不仅是将意志哲学贯彻到底，而且彻底颠覆了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形而上学真理观。在尼采这里，作为创造力量的意志不只是决定世界本质的力量之所在，而且还是道德评判和价值评估的标准。当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就已经表明他与一切旧的宗教信仰的彻底决裂；当他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就已经表明他要彻底清算束缚欧洲思想两千年的“理念论”；当他主张“只要羊群，不要牧羊人”，就已经表明他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全面宰制，要求全面恢复资产阶级早期追求的人的个性自由。尼采的批判是犀利的，他呼吁人们从世俗的政权、神学的说教、僵化的理性主义的压抑中摆脱出来，返回到健康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权力意志那里。尼采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虚幻的超人形象，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超人身上。然而，这个超人却是那样虚无缥缈，既不是现实存在的英雄，也不可能是某个民族，说到底，他只能是尼采臆想的超人崇拜。尼采意识到了欧洲传统哲学的苍白无力和基督教神学的虚伪，他从“权力意志”的思想层面对它们进行尖锐的批判，企图以一个所谓的“超人”来超越现实，化解矛盾。

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尼采的绝对化的思想方式使一些激进的主张走向了极端；他突出了个性的自由，却完全忽视了人所具有的社会性；他拒斥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却又说不出新的道德伦理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要考虑的是“不破不立”这条原理在这里的优先性，这即是说，尼采学说的意义不在于建构，而在于他对传统思想的颠覆，正是他的颠覆才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扫清了道路。弗洛伊德曾说，他发现自己对生命本能和无意识精神活动的探索，都是尼采已经知觉和猜测到的。雅斯贝尔斯承认，尼采为存在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存在主义讨论的存在、自我、救赎等问题，在尼采那里都已经有所涉及。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与尼采的学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直接面对事物自身、致力于还原生活世界的本真性的“现象学还原”与尼采反对抽象的理智、努力探求现实世界本原的“唯意志论”进行比较，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

就《论道德的谱系》这本书而言，它在尼采的众多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出版于1887年，与在它之前出版的《善恶之彼岸》相隔只有一年，可以说，不仅在时间上，而且从这两本书所讨论的道德伦理这同一个主题而言，实质上构成了姊妹篇。如果说《善恶之彼岸》是“未来哲学的前奏”，是想对现实中的道德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予以克服，对未来抱有期待，那么，《论道德的谱系》则是对过去陷于蒙昧不清的道德伦理的起源和历史予以追问和清算。大标题“论道德的谱系”是讨论道德伦理的发展线索，小标题“一篇论战檄文”则是暗示，这本书是对迄今仍然受到重视的、由历史传承而来的道德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善与恶的双重标准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严厉的批驳。就此而言，这本书也是对人类灵魂史的一次检讨，其意义之深刻跃然纸上。这当然体现了尼采思想的一贯风格。

不过，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本书却又不同于尼采的其他著作。

从行文风格来看，尼采此前出版的著作，如《人性的，过于人性的》《曙光》《快乐的科学》《善恶之彼岸》等，都是由短小的段落组成，每段集中在某个格言警句上，直抒胸臆，但论理则显不足。《论道德的谱系》则不然，它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诗意表达的方式，不再将观察、思考、联想集合于某个格言警句之中，全书的每个段落都比较规整，每个观点都得到充分的阐述。尼采在这里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消除由于突出某个思想观点而使全篇顾此失彼、陷于碎片化的危险，他选择了现在呈现的表达方式，使得整部著作的思想前后一致、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内容上看，全书不像其他著作那样常常出现思想的断裂，本书全篇都是在讨论、批评西方的道德偏见，有一条显而易见见的主线，锋芒所向十分明确，结构紧凑，层层递进。“前言”开宗明义，批评芸芸众生只是像忙忙碌碌的蜜蜂一样，每天只是把某些东西送回蜂巢，但从不思考我们的生活，也不考虑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是认识者，但并不认识我们自身”。紧随其后的三章就是对人们日常司空见惯的道德习俗予以反思和驳斥。第一章讨论“善与恶”这个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按照尼采所说，基督教在本质上产生于怨恨，是反对高贵价值的一场起义。第二章批评残缺不全的道德现状，指出类似于“罪孽”“良心”“内疚”这样一些观念起源于人们因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体状况而产生的心理活动，它们不是上帝的启示或圣灵的显现。第三章分析在艺术、哲学、伦理、宗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指出禁欲主义理念不是终极理想，而是一种颓废主义的表现，与其追求这种有害而无意义的理念，还不如树立与之相对立的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这样，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去的道德观念予以反思和清算，而且也为超人哲学作了铺垫。

从思想的深刻性来看，这本书集中讨论了道德伦理问题，兼而论及认识论问题，堪比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尼采在这里并不否认人类始终在不断推动认识的深化和与之相伴的知识进步，而是对这里所缺少的独立的、不受制于权威和偏见的思想感到愤慨。他因此指责人们所患的疾病是“自以为是”，并且尖锐地讽刺说，若是人们机械地认可一切知识都是无懈可击的，缺少独立思维，不考虑这些知识是否经过主体思考而具有客观有效的作用，那人们即使像蜂蜜般那样辛勤，也不过是在“本能地建造蜂房”而已。尼采这里涉及的问题原本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讨论的，他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不注意我们的认识来自何处，也不关注我们思维的前提是什么，而是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我们生命的前提和对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反思，而这一切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者的基底（substrat），但在尼采之前却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说，康德是站在启蒙立场上，提出了正确使用知性，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的主张，那么，尼采则是在19世纪末接续了这个伟大传统，强调一切知识都要接受启蒙式的检验。尼采从认识论方面对道德规定的刨根问底，就是要确认过去的道德解说是无理无据的，因而也是无效和非道德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本书的结尾句“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不仅振聋发聩，而且恰恰表现了尼采在这里开始的西方哲学思维的重大转折，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开启了先河！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观予以践踏的同时，以弱者与强者的对立来划分道德水准的高低，把战争、掠夺、奴役、杀戮称为“主人的道德”和“强者的逻辑”，把低贱者称为“虫人”，把他们信奉的宗教和道德称作不过是“低劣人群自我摧残的手段”，是低下的“奴隶的道德”等。这种论调显然是颠倒了文明与野蛮的基本准则，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诸多批判。这也是我在这本书第一版的“译后记”中之所以写下读尼采的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这种感觉就常常变为一种格格不入”的缘由。不过，我现在要补充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惊悚的立意、精致的谋篇布局和激荡人心的结论虽然因为这个缺憾而有所损失，但这也给后来的读者留下不尽思考的余地。这或许是现在再版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本书责编毛衍沁女士。她是我去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一书的责编，当时就给了我很多帮助。这次她认真审读了全稿，敏锐地发现了原来译稿的一些问题，我根据她提出的疑问，核对原文，作了必要的修改。翻译是一件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的事情，正是有毛女士这样认真负责的编辑，才促使我们把翻译工作越做越好。再次感谢毛衍沁女士！

谢地坤
202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