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理论上，轻罪诉讼程序看起来与专司谋杀罪或强奸罪的重罪诉讼程序相差无几。它们所适用的大多数宪法条文和证据规则并无二致，警察、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承担的工作也大同小异，甚至两者都设有法庭、由少数正式审判和大量辩诉交易组成。但正如我们所见，轻罪案件和重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天壤之别。大量的轻罪案件在没有公众监督和公开记录的情况下就草草过堂。在美国各地，被告人通常像羊群一样被驱赶着上了法庭，然后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迫认罪。警察、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在面对轻罪案件时的所作所为跟他们处理重罪案件时简直判若两人。
由于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有其自身独特的流程，所以它作出的定罪无法与重罪案件中的定罪相提并论。当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重罪通常关乎更为危险或应受谴责的犯罪行为。然而被判处轻罪同样会被区别对待，因为它从设计之初就是被区别对待的。请读者们记住，无论如何，刑事定罪都是一个分量沉重的声明。它向全社会传达了被判决者的负面信息，尤其是昭告天下，“他（她）做了坏事”。当定罪程序出现了事实错误或程序不公时，定罪结果自然就会造成误解。
可以肯定的是，轻罪和重罪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有时重罪行为与轻罪行为之间难分彼此。有时，在轻微的重罪案件中也会发生当事实不清时违反程序匆匆审判的情形， [1] 但轻罪制度在轻视法治、违反规则和忽略证据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了解这台每年产出数百万有罪判决的“轻罪机器”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将会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它的重要性。因此，本章研究了轻罪案件诉讼程序的每一个环节，它们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人作出的决定，以及规制这些决定的原则。让我们先从警察部门开始。
轻罪案件缘起于街头巷尾。警察在“谁最先卷入轻罪案件”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和开创性的作用。这些警务决策充斥于轻罪制度的开端，塑造了轻罪制度的全貌，也影响了案件的进程。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警察当街拦截或逮捕某人称为“扣押”：当一个人无法自由离开，也不能拒绝与警方接触时，即被视为扣押。宪法赋予了警察可根据其掌握的案件线索来界定扣押范围的权力。如果警察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就无权阻止他离开。如果警方对犯罪产生了“合理怀疑”，则可以施以短暂的“调查拘留”，这种拘留只能持续到证实或否认警方的怀疑为止。这种扣押通常被称为“特里拦截”（Terry stop，以联邦最高法院特里诉俄亥俄州案命名），在街上发生的拦截通常还伴随着全身搜查武器，也即“搜身”，因此整个过程可称之为“拦截搜身”。 [2]
所谓“合理怀疑”，并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来支持。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合理怀疑“不仅仅是一种早期的怀疑或者模糊的直觉”，这意味着警方不能仅仅靠着“疑人偷斧”般的感觉就逮捕某人，而必须“以具体且可形容的事实为基础”来表明犯罪行为正在发生才行。但警方可以依赖于某些暗示犯罪行为即将发生的“事实”而采取措施，即便有时候这些“事实”早已令人司空见惯甚至与犯罪完全无关。这意味着，从法律上而言，如果你在犯罪率高的社区街道上突然逃离警察，就足以使他产生对你采取拦截措施的合理怀疑。相反，联邦最高法院还认为，仅凭所谓“偷偷摸摸的行为”“一天中的某时某刻”和“四处睃巡游荡”等理由是不足以构成合理怀疑的。尽管在实践中，人们也往往因为这些原因而被拦截。由于在任何情况下违反交通法规都可被拦截，所以拦截汽车也属于“特里拦截”。通常而言，这种拦截扣押是因为超速驾驶或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但在历史上，它也曾被用作拦截和搜查非裔和拉美裔司机的借口。 [3]
再进一步，如果要逮捕某人，警方所需要的证据就不仅仅是“合理怀疑”了，而要提高至“合理理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警察拦截的人数比逮捕的多。例如，纽约市近几十年来对普通公民的拦截搜查率非常高，但只有大约12%的拦截会发展为逮捕或开出传票。其他88%的人都会获准离开，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警方并没有找到逮捕他们的合理理由。
但即便逮捕满足了“合理理由”的标准，其实也并没有多少证据支撑。“合理理由”所需的证据远比联邦最高法院规定的有罪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所需的证据要少得多，其判定某人有罪的可能性还不到一半。它“只要求犯罪活动具有可能性或实质性机会，而不是此类活动的实际表现”。所以警察没有必要证明犯罪确实发生了：仅有行为就足够了。例如，如果你坐在一辆藏有毒品的车内，就足以确定你可能涉嫌犯罪，因此逮捕你也是正当的。在酒吧里玩电子游戏时，你知道谁是酒保，却不知道谁是毒贩。
逮捕远比拦截更具侵犯性。它包括对被捕者在警察局或拘留所内进行信息登记，指纹采集，面部拍照以及脱衣检查等一系列措施，然后生成永久的逮捕记录。一旦被逮捕，一个人可能会被监禁长达两天后才有法官审查证据，以确定警方之前的逮捕行为是否达到“合理理由”的标准。如果你在车里被捕，警察就可以搜查汽车。如果你在家中被捕，警察则可以搜查你被逮捕时的住所。 [4]
虽然轻罪制度和重罪制度关于没收的法律标准在立法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在实践中的运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基本上，要证明一个人有扰乱秩序的合理可能性，比排除合理怀疑来证明他杀了人要容易得多。警方能否合法地拦截或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犯罪的严重性。 [5] 因此，虽然涉嫌谋杀而被捕很难，但涉嫌扰乱秩序罪或像盖尔·阿特沃特所犯的罚金类交通违章被捕则是相对容易的。
盖尔·阿特沃特因未系安全带而被捕的案件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因素，即虽然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她的逮捕行为并不违反宪法，但法官也承认这个做法并不恰当。法官认为对她的逮捕是“毫无意义的侮辱”，“由一个判断力极差的警察施加的无端羞辱”。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意识到对一个不会被判入狱的人采取逮捕和拘禁是非常讽刺的。尽管如此，联邦最高法院还是认可了这一行为。如此一来，它就为警方动辄逮捕轻微违法者的行径敞开了大门，即便这种违法行为的最高惩罚只是处以罚金，警方也可以随时对违法对象加以逮捕。 [6]
逮捕程序是开启刑事诉讼大门的钥匙，门后是一条可能会通往起诉的道路。但逮捕并不是开启诉讼的唯一途径。有时候一纸传票就能通知人们出庭接受指控，这种模式最为熟悉的版本是交通罚单，它允许人们承认有罪并支付罚金来避免出庭接受审判。在许多城市，警察可以对从乱扔垃圾、持有大麻到扰乱秩序的一切行为开罚单；一些罚单只能对人处以罚金，但很多罚单却能将人送进监狱。低等法院每年会处理数以百万计此类罚单。 [7]
逮捕行为属于一个极为复杂的警民关系领域。虽然在法律上，逮捕是为了识别犯罪嫌疑人，但在实践中，警察行使逮捕权的动机却花样繁多：比如收集情报、制止斗殴、维持社区秩序、清理社区死角以及在高犯罪率社区里“杀鸡儆猴”，等等。有时，逮捕是对社区要求的回应：警方和检察官在采访中称，他们面临着沉重的政治压力，社区要求他们对寻衅滋事的行为要“有所作为”。 [8]
警察也可能在展示自身活力或完成部门指标的压力下行使逮捕权。一些警察部门将轻罪逮捕设定为绩效指标，要求下属不管犯罪行为是否确认属实，都要对谢里夫·斯丁森这样的人即行逮捕。美国司法部在2016年的报告中称，他们发现巴尔的摩有一项长期政策：“（警方）领导层向警员施压，不管他们有没有发现犯罪行为，都要增加逮捕人数、肃清社区死角。”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警方也在创收压力下大幅提高了逮捕数量。 [9]
有时警察展开逮捕行动是因为他们的上司想要借此“杀鸡儆猴”。以下内容是2008年布鲁克林第81分局副督察史蒂文·莫里洛（Steven Mauriello）命令下属逮捕昌西街120号几乎所有人时的录音：“每个人都去。我不在乎。你在昌西120号，他们在开香槟？把他们铐上，把他们录进档案系统。他们都戴着印花围巾，逮捕他们。今晚大家都去。他们还未成年？管他妈那么多。”一名警官也发出了类似的命令：“如果他们在角落里，就让他们起来。如果他们不想动，就把他们铐起来完事。”
早在1967年，联邦最高法院就认识到低等级治安工作既是为了抓住罪犯，也是为了维护警察的影响力。最高法院担心“对年轻人或少数群体成员的‘拦截和搜查’是因为警察认为需要保持巡逻警察的权威，这一目的有时是通过羞辱那些试图破坏警察控制权的人来实现的”。40年后，前巴尔的摩警官彼得·莫斯科斯（Peter Moskos）将情况描述为：“在巴尔的摩东区的街角，人们——通常是涉毒的黑人年轻男子——在与警方顶嘴或拒绝依警方命令行动时被逮捕。警察凭借这些逮捕措施来维护自身权威或将罪犯逐出街道。” [10]
像扰乱秩序和拒捕一类的行为有时被称为藐视警察罪，这些挑战警察权威的行为反而给警察创造了逮捕的机会。此类罪行在轻罪案件的警务行为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即警察在拦截过程中，有能力断定被拦截者涉嫌寻衅滋事的“合理理由”。根据一项研究，“有大量证据表明，警察过度使用寻衅滋事及类似理由来逮捕那些对他们表达‘不尊重’或不认同的人”。例如，在2008年发布的一项为期六年的调查中发现，西雅图警方曾对非裔美国人以拒捕和阻碍执法为理由提起大量指控。在西雅图，有近2%的黑人男子仅仅因为拒捕而被捕，不仅如此，非裔美国人因拒捕而被捕的概率是白人的八倍。可以预料，绝大多数此类指控后来都被驳回了。 [11]
在纽约，拦截搜身的高比率也引发了与西雅图类似的情况。2012年，布鲁克林一位18岁的居民泰夸·布里洪（Tyquan Brehon）接受采访时称，他估计自己从15岁至今已经被纽约警察拦截了60到70次了。根据他的经验，如果他对拦截发出疑问或抱怨，警察就会将拦截升格为逮捕：“我被抓了很多次，因为如果你要拦截我，我当然想知道原因。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警察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让你感觉到威胁，类似于‘你再顶嘴我们就铐了你！你再问我们就拘了你’的意思。” [12]
当然，警察的工作方式不对——所谓“顶嘴”和“提问”哪里够得上犯罪呢？事实上，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所言：“（公民拥有）在口头上反对或挑战警察行动的个人自由，并且不必因此承担被捕的风险，是我们区分自由国家和警察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
他们不应该这样执法——“顶嘴”和“提问”不是犯罪。但由于寻衅滋事、妨害公务以及拒捕等行为遭到指控的门槛很低，反而充分赋予了警察对挑战其权威的人径行逮捕的权力。
所谓藐视警察罪不仅对公民自由构成了挑战，在证据上也存在问题。197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一项惩治扰乱秩序行为的法案宣告无效，因为其违反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该法案规定辱骂警察属于犯罪行为。刘易斯·鲍威尔法官指出：“所有这些法规都存在固有的额外危险，那就是它们赋予了警察几乎不受限制的随意逮捕和起诉他人的权力。因为警察仅凭自身陈述就可满足‘合理理由’的逮捕标准，导致许多逮捕行为就是在一对一的状态下作出的，而且唯一的证人只有警察和被捕者本人。如果法庭认为警察单方面所称其在执行职务时遭到被告人以污言秽语辱骂之事实成立，就足以构成对被告人定罪的全部证据。”
通过这些方式，警方就能从字面上在轻罪案件的内部运作中创造出罪犯。由于合理怀疑标准如此宽泛，以至于警察根据极少的轻微过错就能拦截成千上万的公民。那些最初的警民冲突便可打开逮捕的大门，施加逮捕措施并不取决于任何构成犯罪的证据，而是根据冲突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这些新的犯罪可能是真实的：有些人确实在面对警察时会抵制逮捕或引发骚乱。但有些人也不会如此。无论是哪种情况，依据莫须有的事实而作出的逮捕行为都将启动“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轻罪程序。
像这样的低级别逮捕每年都会令数百万美国人卷入刑事程序。2014年和2015年，美国警方每年逮捕大约1100万人。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可能会在23岁之前因非交通违章类犯罪被捕。对于男性和有色人种而言，被捕比例甚至更高：在男性中，有38%的白人、44%的拉美裔和50%的黑人在23岁之前曾有过被捕经历，他们被捕的原因大多数都是涉嫌轻罪。 [13] 正因如此，轻罪制度撒下了弥天大网。
只要一个人被逮捕并收监，出庭程序便会被提上日程。具体而言，将由法官决定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此人。在暴力重罪案件中，被告通常别无选择——他们在诉讼期间将一直受到羁押。然而在轻罪案件中，被告可能会在自己担保的情况下获释，并被要求应于之后某日出庭参加听证。有时，释放还附带一定条件——例如，向法院报告、接受电子监控、毒品检测等——并由审前服务部门强制执行。然而对于剩下的成千上万人而言，他们能否获释取决于自己能否足额缴纳保释金。保释金，有时也称作“金钱债券”“现金债券”或“担保金”，它是被告人或其代理人用以保证其将来会出庭受审而提供的一笔担保金。如果被告人无法获得保释，就会像本书第一章中的泰龙·汤姆林那样被羁押于看守所，直至案件审理完毕。 [14]
虽然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过度保释”，但有几家法院认为，仅仅由于被告人支付不起保释金的事实并不导致其违宪性“过度”。联邦最高法院也裁定，审前羁押不是“惩罚”而是“监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除非依法判决有罪，否则人们不能受到惩罚。而由于审前羁押在技术上不属于惩罚，因此无论被告人是无力支付保释金，还是经法庭裁决不予保释，对其采取的审前羁押都是合法的。
因此，保释和审前羁押便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审前羁押不应该是惩罚，但被告人受到的审前羁押期间可以折抵其将来被判处的任何监禁刑。换言之，他们的审前羁押具有成为刑罚的可追溯性。然而，如果他们被宣告无罪或案件被驳回起诉，那么这段羁押时间就毫无意义了。被告人在审前如果因无力支付保释金而被羁押，通常可以认罪并接受“已服刑时间”（即被告人已受羁押的时间）的判决，从而获得立即释放。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系列安排证实了他们的直觉，即他们实际上是由于贫穷才受到惩罚，因为如果他们有能力付得起保释金，他们就永远不会被羁押，不仅可能避免被监禁，甚至完全避免被定罪。维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于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被告人在理应受到无罪推定时却遭到了羁押的处罚，而一旦判决其有罪时却又被立刻释放了。这些“实报实销”的案件颠覆了我们对公正的理想信念。 [15]
保释的执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在联邦法院，贫困的被告人有权在保释听证中获得律师援助。法官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被告与社区的联系、经济状况以及逃跑风险等因素加以综合考量。相比之下，许多低等法院则依靠保释计划表来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采取保释。保释计划表是根据犯罪性质自动设定一定数额保释金的图标。在洛杉矶，轻罪的默认保释金是500美元。在芝加哥，A级或B级轻罪的默认金额为1500美元。在这些法院，被告人通常无法获得律师帮助，因为被告人是否有权在保释听证会上获得律师帮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宪法问题。保释金的数额通常几分钟就能很快认定，它既不考虑被告人的特殊情况，也不考虑被告人是否有支付能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市政法院，观摩者目睹了法官在大约30分钟内为23名被告人认定了保释金数额——平均每人不到两分钟。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保释听证会通过视频会议不到一分钟就开完了。大多数情况下，保释是由法官或保释专员制定的，但在一些司法辖区，书记官或警察也有权设定保释。 [16]
许多可以保释的轻罪案件被告人由于无力支付保释金而继续被羁押。2016年，哈里斯县有40%的轻罪案件被告人被拘留，主要原因就是无力支付保释金。2017年，一名法官裁定这种状况违宪。纽约在2010年有87%的非重罪案件被告人获准保释后无力承担保释金。 [17] 当人们付不起保释金时，他们通常会认罪以求尽快出狱。这是轻罪和重罪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严重的重罪案件中，当被告人认罪时，他们通常仍然被收监服刑，认罪并不能让他们更早获得自由。但许多低级别犯罪的被告人只是在审前因为无法保释而被监禁，认罪可以让他们避免继续受到羁押。
除非法院指定交纳现金保证金（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必须自己支付全部金额），否则也可以通过私人保释担保商来支付保释金。除了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俄勒冈州和威斯康星州之外，每个州都允许商业保释。在这些州，由担保商充当担保人，代表被告人提供资金并确保他们出庭应诉。 [18] 担保商通常收取10%的酬劳，因此5000美元的保释金需要支付500美元。尽管轻罪保释债券的成本和利润很低，以至于担保商并不愿意提供，但它们仍随处可见。不过，即便是这些较小的数额，也超出了许多轻罪被告人的支付能力，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被关在监狱里。
审前羁押的影响是强大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审前羁押增加了被告人定罪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迫使被告人认罪。不仅如此，审前羁押还会造成其他损害。最近在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进行的一项关于审前羁押影响的研究评估了超过30万起在五年内提起公诉的轻罪案件。其结论是：受到审前羁押的被告人更有可能被判处监禁刑而非缓刑，他们以后也更有可能被指控新的罪行。
这些结果意味着，无力支付保释金的被告人正以其他方式进一步陷于不利地位。
2015年，涉嫌交通肇事的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因无力缴纳515美元的保释金而被羁押，随后死在得克萨斯州一所监狱，这起事故让保释问题重新获得了全国关注。随后，全国各地都提起了相关诉讼，已有数十个司法辖区不再要求轻罪被告人缴纳保释金。 [19]
保释最初是作为一种确保人们按时出庭的机制出现的，这与有罪还是无罪并无关联。事实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所有获得保释的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然而现在，保释已经演变为一种向有能力保释的人提供释放机会的做法，那些付不起保释金的人则增加了被定罪的可能性。
回想一下泰龙·汤姆林，他就是因为无法保释并拒绝认罪而在莱克岛看守所遭到殴打。保释对人们是否被定罪，刑期长短以及他们未来的福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向堪萨斯州塞奇威克县的高级检察官罗恩·帕沙尔（Ron Paschal）请教其对轻罪制度的看法。他说：“你看，我是检察官。我不怕把谁关起来。有的人就是需要被敲打，当然这只是极少一部分人。我认为我们都变得更加理解轻罪制度了。很多事情都是由金钱所驱动的，监禁的成本这么高，大多数州都很痛苦。当然，这里有个底线，那就是——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公众——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真正保护公众呢？如果说有人开枪或者刺伤了某人，坦率来讲，这很好处理。但是对于轻微犯罪，你不得不问自己，我真的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高公众安全吗？”
检察官常被认为是美国刑事制度中最有权势的人。在是否提出指控和提出何种指控方面，检察官拥有完全的、不受审查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界定了刑事案件的外部轮廓，框定了为使被告人认罪而施压的轻重幅度，也决定了刑事判决的最终结果。检察官的起诉决定在司法上既不可审查，也免于诉讼——无论检察官的决定是出于恶意还是不够诚实，法院都不能命令检察官提出或撤销指控，检察官也不会因为未提出指控或提出某种指控而被起诉。 [20]
摆脱了大部分外部约束之后，检察官的起诉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只受到道德规则和“伸张正义”义务的约束。检察官之所以有这种自由，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如此重要。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在1935年所言：“（检察官）不是普通的争议一方代表，而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因此，刑事公诉的利益不在于它能赢得一场官司，而在于正义应该得到伸张。”
在轻罪案件中，检察官有权决定是否需要把逮捕转化为刑事指控，转化为怎样的刑事指控，是否寻求保释，是否提供审前转化程序，如果可能的话要提出怎样的认罪协议及量刑建议。这是一桩很大的筹码，也是被告人通常认罪的另一个原因。此外，过度刑事化也赋予了检察官巨大的权力。从随地吐痰、超速驾驶到横穿马路，如此多的行为可以被界定为非法行为，记录在案的轻罪数量之多，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起诉的可能性。 [21]
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巨大的认罪压力，因为如果他们在正式审判中败诉，则可能会面临额外数年监禁。对于轻罪案件而言，认罪的压力则来自其他因素。一是前文所指出的审前羁押和无法保释。二是缺乏辩护律师而带来的无知和恐惧。轻罪案件中每一个程序都具有这些标准特征，一步步地增加检察官对被告人的压力。这些都是为了使被告人接受有罪答辩，而不是使他们提出无罪抗辩。因此，真正获得正式审判的轻罪案件极为罕见，通常只有1%至2%。 [22]
检警关系是轻罪案件的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在轻罪案件的初始阶段，警察利用逮捕手段将犯罪嫌疑人带入刑事司法体系之中。随后这一步非常关键，检察官要对这些逮捕案件进行筛选，决定是否驳回案件并释放犯罪嫌疑人。如果检察官决定将逮捕升格为刑事案件，被逮捕者的身份则会变成被告人，这意味着他可能面临着刑事定罪。另外，公诉决定也是一个宪法性的重大转折，因为它激活了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及广泛的程序保障。这标志着，对抗式刑事诉讼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23]
案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之后，检察官依然可以继续审查或者撤回起诉。但撤回起诉与取消逮捕不同，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月不等的时间，被告人则不仅需要经历庭审程序，并且自始至终都承受着认罪答辩的压力。有时，检察官在撤回起诉之前，会要求被告人接受数月甚至一年的附条件监管协议。这些协议被称作审前转化程序，即检察官通过这种方法将尚未正式定罪的被告人流转出刑事诉讼。
整个刑事制度依赖于检察机关的审查，检察官通过取消逮捕、撤回起诉、审前转化协议等形式来确保刑事诉讼整体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取消逮捕是一项尤为重要的保障机制，可以确保检察官只会在具有充分理由、公平和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提起刑事诉讼。警察职能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重要区别就体现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逮捕和起诉不能相提并论的原因。
审查案件是一项十分繁琐的程序。在重罪案件中，检察官在决定能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时，通常有时间和动机来考虑包括案情是否严重、证据是否充分、对公众利益是否利害攸关以及逮捕审查是否严谨等一揽子问题。研究表明，州检察官在处理凶杀案的起诉问题时，一般会耗费约四十个小时考虑上述问题。检察官明白，案件情形愈为严重，辩方将来在公开庭审对抗时的盘问就会愈发激烈。因此，撤销案件在重罪案件审查中是一个强有力的机会，约三分之一的联邦案件最终被检方直接撤销了。 [24]
负责审查轻罪案件的检察官则处于一个完全迥异的环境之中。在巨大的案件数量和迅速清理积案的压力下，检察官仅有数分钟时间考虑撤案还是起诉。轻罪案件中几乎没有可供审查的证据材料，检察官必须高度依赖警方报告中的指控。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某县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十多万起案件，但承办轻罪案件的检察官仅根据警方的传唤内容和犯罪嫌疑人记录来同时决定是否审查、起诉和提起辩诉交易。研究人员总结道：“对案件的审查决定虽然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但也是检察官最没空处理的。” [25]
轻罪案件的公诉决定经常由检察官办公室里经验最少的律师作出。在对该县的研究中表明，轻罪案件通常由资历最浅的初级检察官处理。密苏里州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轻罪案件通常由经验不足的检察官办理，且他们作出的公诉决定和建议并没有受到资深的出庭检察官进一步审查。 [26]
相比之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弗赛德和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高级检察官会先展开对案件的初步筛选。美国检察官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有经验的检察官比经验较少的律师平均多花35%的时间来审查案件。 [27] 正如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高级检察官所解释的那样：
当你第一次加入轻罪案件科时，你会觉得酒后驾车（DWI,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当你调任毒品犯罪科后，你突然觉得几盎司的大麻才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犯罪，酒后驾车反而没那么严重。过一段时间，在你办理完几千克可卡因的案件后，大麻似乎也不再是什么大问题。等你调往人身伤害犯罪科后，你发现相较于被害人在枪口下遭到抢劫而言，毒品看起来真不是什么大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在一级级晋升的同时也领悟到了要通盘考虑所有因素。终于，你学会了如何才能有的放矢。 [28]
允许初级检察官审查案件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公平、不合理或者经不起推敲的案件会获准继续推进诉讼。有时可能因为资历尚浅的检察官不愿质疑警察。研究发现，初级检察官比他们的高级同事更多地接受和依赖警方的意见。一位中级检察官告诉采访者，当她还是一名年轻的公诉人时，她“没有资格”质疑警官。
庞大的案件数量加之缺乏经验的检察官，诱发了高效审查轻罪案件的制度性障碍。在公诉决定中涉及这方面的数据虽然很少，但也有一部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维拉研究所（Vera Institute）曾与北卡梅克伦堡的检察官办公室合作采集关于毒品案件撤案率的数据。他们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办公室检察官都会采纳警方指控，仅撤销了3%到4%的毒品案件。艾奥瓦州2008年对简单轻罪案件的撤案率不到2%。阿拉斯加州2015年的撤案率也仅为3.7%。 [29]
相反，一些司法管辖区的撤案率则相对较高。在巴尔的摩，拘留所会对逮捕人员进行审查，大约16%的被捕者会被立即开释，在扰乱秩序犯罪中这一比例达到了25%。在佛罗里达州，检察官的撤案率高于16%，在此之后的撤回起诉和转化处理也是十分常见。巴尔的摩有50%的案件可能最终“不起诉”或撤回起诉，康涅狄格州则有多达60%的轻罪案件被转化处理了。其他州最终可能被撤回起诉或转化处理的案件则高达三分之一。 [30]
撤销审查程序对被捕者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谁将被立即释放，谁将被指控犯罪。它还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因为其从制度上规范了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和其他人所设想的，高效的初始审查意味着检察官在发挥把关作用，他们审查警方的决定，以确保只有适当的案件才能进入刑事诉讼。正如一位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所言，他们是“防止警察越权的重要堡垒”。 [31] 相比之下，在检方审查不严、撤案率低、起诉率高的地区，警方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公诉决定，即便他们是无心之举。当警察成为了临时检察官时，这项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至关重要的审查程序就被取消了。
警察的这种准检察权是轻罪案件领域中特有的。在一些下级法院，这甚至并非孤例：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检察官，刑事案件由警察自己直接负责控告和提起公诉。在近期一项对南卡罗来纳州下级法院的调查中，调研人员记录了许多法庭在没有公诉律师的情况下，直接由逮捕官员对数百起案件提起公诉的情况。报告指出，由于绝大多数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调研人员无意中亲耳听到被告人询问指控他们的警官“我该怎么办”的情况不在少数。 [32]
同样，在新墨西哥州的市政法院里，逮捕警官同时充任了检察官和证人的角色。新罕布什尔州允许警察直接起诉违法行为和一些轻罪。在这样的法庭中，没有独立的审查程序：个人通常必须面对最初逮捕他们的警察进行自我辩护（或与警察达成辩诉交易）。 [33]
这一情况在重罪案件领域中则截然不同。在重罪案件中，检察官被理解为具有与警察的作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其特殊性体现在一些关键的诉讼规则中：例如，检察官在决定提起公诉时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警方在决定逮捕时只享有有限的豁免权。如果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表现得太像警察，他们实际上就失去了绝对豁免权。 [34] 但在轻罪案件中，警察和检察官的这种角色差异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情况在那些检察官无暇顾及审查案件的法院和由警察负责直接和非正式地提起公诉的法院中尤为明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检察官是该系统最强大的参与者，然而事实上，在轻罪案件领域中由警方来行使检察权已经屡见不鲜了。
在美国的对抗性诉讼模式下，警察和检察官坐在法庭一侧，被告人坐在另一侧。公平起见，宪法保障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吉迪恩诉温赖特（Gideon v. Wainwright）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写道：“在我们看来，对任何因为贫穷而无力聘请律师的人，除非为他提供律师，否则无法确保公平审判。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辩护律师的职责包括：一是积极地确保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二是对政府的案件发起严格的质疑；三是确保政府的行为遵守规则。因此，第六修正案赋予律师的权利不仅仅是对被告人个人的好处：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公平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都依赖于它而建立。事实上，当公设辩护人被问到“你如何代表那些人”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时，他们经常强调自己的工作是履行宪法。 [35]
虽然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于1963年正式确立了律师帮助权，但这一原则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1932年时，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比现在简单得多。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就认识到，没有获得法学学位的人很难独自驾驭法律。正如法官乔治·萨瑟兰（George Sutherland）所写的那样：“即便是聪明且受过教育的门外汉，在法律科学方面也一无所知、不值一提……他不熟悉证据规则，如果离开了律师协助，就可能会在错误指控下接受审判，在证据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可采时就被定罪。”
审判如此，轻罪案件同样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当轻罪案件的被告人认罪时，“他需要律师帮助，才能精确地知悉自己的行为性质、充分地预知即将面临的监禁后果、获得控方的公正对待”。
轻罪案件所适用的宪法规则与重罪案件略有差异。在吉迪恩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宽泛地宣称“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聘请律师的费用，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公设辩护律师。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澄清，这一原则同时适用于轻罪案件和重罪案件。但当人们最终没有被判处监禁刑时，法院放弃了这些一般原则。1979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因轻微过失被判有罪但未被处以监禁的被告人没有权利获得律师帮助。仅被判处罚金的被告人无权聘请律师对最初的轻罪定罪予以辩护。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亚拉巴马州诉谢尔顿案（Alabama v. Shelton）中澄清，这一无律师规则仅适用于该人永远不可能因该罪行被判入狱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被判缓刑，或者所谓的可监禁缓刑（在缓刑期间违反规定则会被收监），那么他仍然应获得律师辩护。谢尔顿案的大法庭所持理由是，“实质监禁是一种与其他刑事处罚不同的刑罚”，除非有代理律师，否则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判处实质性的或者附条件的监禁刑。 [36] 谢尔顿案确立的宪法规则十分重要，因为如此多的轻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可监禁的缓刑。相比之下，源自轻罪案件的其他常见惩罚和义务，例如罚金、诉讼费用、监控措施、毒品测试以及失去工作、住房或移民身份等却根本不会触发律师的权利。
辩护律师不仅仅是法律机器而已。如果尽力而为的话，他们会支持客户的人性、尊严和个人需求。公设辩护人通常由非正式的社会工作者充任，他们为客户寻找工作、社会服务和住房。 [37]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前公设辩护人查尔斯·奥格莱特里（Charles Ogletree）描述了同理心在代理被告人时的重要性：“我与客户的关系很少局限于提供传统的法律服务……我24小时都准备着接客户的电话，帮助他们找工作，甚至调解家庭纠纷，我还参加过委托人的婚礼和葬礼。当委托人被送进监狱时，我会继续与他们的家人保持联络。” [38]
作为美国最顶尖公设辩护机构之一的布朗克斯律师事务所（Bronx Defender）是由罗宾·斯坦伯格（Robin Steinberg）创立的。她曾遇到过一位委托人看起来有机会不需要出庭受审，于是，用斯坦伯格的话说，她做了一件“只有年轻的公设辩护人才会做的事”：她把这位海洛因成瘾的委托人带回家来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39]
轻罪案件可能牵涉复杂的法律问题，需要成熟老练的律师。例如，2013年，哈内夫·罗斯（Haneef Ross）在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门外被军警拦下后，被控扰乱秩序。他的联邦公设辩护人是一名拥有25年诉讼经验的资深律师，他对指控罗斯所依据的联邦法规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此案历时18个月，涉及200多页的法律文件。最后，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公诉。
公设辩护人往往由尽忠职守、能力高超的律师担任。在很多地区，他们在代理轻罪案件时往往与其曾作过最好的重罪辩护时一样严谨。从旧金山到华盛顿特区再到纽约，著名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吸引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书记员和其他顶级律师，他们的辩护技能娴熟老练，应对轻罪案件举重若轻。
在联邦法院，像罗斯这样的轻罪被告人就可以获得一流的代理律师。而且，公设辩护人并不是下级法院唯一热心的辩护律师。例如，有钱的酒驾被告人就会拥有一个庞大且具有攻击性的私人辩护团队。
但更多情况下，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在轻罪法庭上却会化为泡影。公设辩护通常被贬低为“随见随辩”的律师。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现实，在轻罪案件中，许多公设辩护人很少或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委托人，更别提与他们谈话、展开案件调查或者就法律问题提起申诉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在法院或看守所与委托人进行短暂的会面，解释控方提供的认罪条件，并催促他们的委托人在当天甚至一时半刻以内就必须接受辩诉交易。这一现实与对抗制和辩护权的核心价值相矛盾。事实上，华盛顿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早已发现此举违宪，其认为两个市政当局的轻罪辩护体系都“只充当了‘一会见就认罪’的机构……这些贫穷的被告人实际上与他们所委托的律师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大言不惭地讲他们完全被‘代表’了”。 [40]
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时间的缺乏和资源的不足。公设辩护资金不足是出了名的：美国用于贫困被告人的辩护费用平均支出为人均11.86美元，不到每年耗费在刑事司法的2650亿美元的2%。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建议，律师每年承担的轻罪案件数量不应多于人均300件。但在达拉斯，公设辩护律师人均每年要处理1200起轻罪；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和迈阿密，每年处理的人均案件数量超过2000起。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通常资源有限，无力调查任何一类案件的事实；轻罪案件获得的调查关注甚至更少。一位来自芝加哥的监管律师承认，他们的律师“没有时间作研究和调查”。在一项全国调查中，有11%的公设辩护人表示他们根本没有开展过调查服务；2%的公设辩护人说如果要调查就只能自己掏腰包。 [41]
在没有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司法辖区，低等级的案件有时会外包给竞价最低的私营公司。这就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尽快让被告人认罪结案，因为签约律师在个案上耗时越久，损失的金额就越大。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农村县，竞得低价辩护合同的资深律师将他的轻罪案件分配给了一名初级律师。这位初级律师每月处理的案件数量在250件至300件之间，她被要求应劝说被告人在首次出庭时就认罪，这样她就可以马上处理下一个案件。但当她要求花更多时间解决法律问题时，那位资深律师马上解雇了她。在上文提到的华盛顿州诉讼中，法官在数千起案件中几乎没有发现证据能表明这些律师调查过任何一起案件，参与过任何一次法律分析，或者哪怕与客户讨论过一次案情。 [42]
与检察官一样，刚入职的公设辩护人通常也在轻罪法庭接受历练，这意味着涉嫌轻罪的被告人只会由律师事务所内资历最浅的律师代理。在2009年公布的全美刑辩律师协会公报中描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许多公设辩护人左脚刚离开法学院，右脚就踏入了轻罪法庭。还没等到师父手把手的指导，他们就接过一摞案卷，被交代了出庭任务。于是从第一天执业起，他们就开始与委托人会谈、协商认罪答辩、出庭代理诉讼。接下来，劝委托人认罪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和例行公事。” [43]
“我们付不起有竞争力的薪水”，迈阿密—戴德律师事务所前任首席辩护律师贝内特·布鲁默解释说，为什么他的律所被迫直接从法学院聘请毫无经验的律师，“我们需要培训他们。”轻罪案件就是律师胜任重罪案件之前接受历练的小型联盟比赛训练场。 [44]
公设辩护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对于许多人而言，压力和快节奏可能导致人精疲力竭。法学教授、资深公设辩护人阿贝·史密斯（Abbe Smith）指出：“内有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外有蔑视被告人的普遍氛围，再加上目睹贫穷、不平等和犯罪的无限循环，辩护人就（可能）不得不在这些压力面前屈服。”研究公设辩护制度的伊芙·布兰西克·普莱莫斯教授（Eve Brensike Primus）直截了当地说：“法官、检察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让辩护人过得很煎熬。你想，当工作环境中没有人愿意让你休息或帮助你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在等待（并希望）看你洋相的时候，当周遭环境从定义上来说充满敌对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如何。” [45]
因为缺乏时间和资源，辩护律师可能会拒绝出庭，转而向委托人施压，要求其认罪。
正如肯塔基州一位资深公设辩护律师所说：“如果没有适当的时间来准备资料和归总案件事实，我就无法在道义上履行我的职责。当我在法庭里最终解决案件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在发现事实真相后达成了最好的妥协方案，而是因为我和检察官都劳累过度的话，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履行好对客户的道德义务。”
被告人心里也许很清楚，他们的公设辩护人工作过于劳累，并没有时间彻底扑在一个案子上。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信任自己的律师。一位巴尔的摩居民这样分析道：“被告人想回家，但又付不起律师费，于是政府就安排了公设辩护人。他是如何代理你的案子呢？你可能在开庭前从未见过他一面，他可能到了出庭那天早上才开始看你的卷宗，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一出庭，律师就问你，你打算怎么办？你说‘我没罪，这真不是我干的，我要抗争到底。’他也不管这些，而是直接像这样说：‘这是控方给你的认罪协议’。” [46]
即使轻罪律师有资源也有能力胜任坚实的辩护工作，他们也面临着结构性障碍。检察官经常会发出威胁：如果被告不立即接受协商条件的话，他们就撤回有利的量刑建议。这样会导致律师没有时间进行调查或开展辩护。法官们则常常急于销案，并惩罚那些试图申请正式庭审的律师。普莱莫斯以前是马里兰州负责轻罪案件的公设辩护律师，她回忆起一些法官曾拒绝其为被告人提出宪法性争点的努力：“我在代理轻罪案件时，经常遇到法官拒绝解决争议焦点的情况，还告诉我把话留到上诉时候再说。” [47]
其他公设辩护人不过是为了做好本职工作，却真的会为此而受到惩罚。俄亥俄州波蒂奇的年轻公设辩护律师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曾被指派代理乔丹·斯科特（Jordan Scott）的轻罪案件，其被指控犯有袭击罪。此案定于代理该案后的第二天开庭审理，但琼斯根本来不及了解斯科特的案子，因为前面还有六个被告人等着他会见。第二天，斯科特案开庭了，琼斯告诉法官，能否给他一点时间询问证人和准备材料，法官告诉他可以在午饭时间准备。午饭后，琼斯告诉法官自己还没准备好，无法继续开庭。法官判处琼斯犯有藐视法庭罪，将其当庭收押，理由是辩护人总是能在最少准备时参与庭审和作出答辩。
对于工作积极的辩护律师而言，最强大的结构性障碍当属被告人身负的压力，因为被告人为了获释或者避免反复出庭受审可能作出认罪答辩。即便律师知道案件存在明显的疑点，甚至被告人是无辜的，他们也必须尊重委托人自身的愿望，毕竟作出认罪答辩才能让委托人回家或者减少损失。例如，在2011至2012年间，布朗克斯律师事务所确定了54起大麻轻罪案件为“战士”案件，这类案件的被告人希望与轻罪指控进行“战斗”。这些“战士”由布朗克斯律师事务所和顶尖律所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指派律师代理。然而，由于法庭的拖延，无数次地推迟庭审，被告人又必须在每次开庭时亲自到场，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战士”能够对自己的案件坚持抗辩。最终，大多数人都作出了认罪答辩，有30%的“战士”案件被彻底驳回，但所耗费的平均时间为9个月。许多“战士”不情愿地接受了认罪协议，因为打官司的成本实在太高了。 [48]
有时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在轻罪法庭中完全“死亡”了。许多法院很晚才会指派辩护律师或者根本不指派。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女性被控涉嫌店内行窃72美元的商品，她在被指派律师之前已经被羁押了11个月。过了两个月律师才第一次去会见她，又过一个月她才出庭受审，于是她接受了“实报实销”的认罪答辩。佐治亚州的一名被告人因鬼祟游荡罪被捕，他在看守所里待了13个月才见到律师。正如肯塔基州的代理公设律师爱德华·莫纳汉（Edward Monahan）所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那就是大多数有资格的人并没有获得律师援助。” [49]
一些法官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轻罪案件被告人直接与警方或检察官沟通来解决他们的案件。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某个法庭上，一位轻罪案件被告人被通知去地下室。当观摩者也跟下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会议室里已经有一位检察官在直接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随后，被告人回到法庭上作出了认罪答辩，然后被判刑。在佐治亚州，观摩者们看到一位法官向一大批轻罪案件被告人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后离开了审判席。随后，三位检察官指示被告人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一个私密房间。当法官回到法庭时，被告人逐一由检察官带上法庭。然后检察官告知法官，被告人决定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作出认罪答辩。 [50]
还记得这本书开头的G奶奶吗？她想得到一名公设辩护律师的帮助，但法官是不可能为了给她时间去申请辩护律师而推迟审判的。
拒绝向面临监禁的被告人提供律师显然是违宪的，但宪法和其他权威立法如此公开地遭到蔑视，本身就是轻罪制度的一个深刻特征。事实上，很难想象宪法性权利在美国的很多地方被如此例行公事般地践踏。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已经记录了在一些法院里，有些法官不给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居然也毫无歉意。2007年，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简·霍费尔·托尔（Jean Hoefer Toal）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坦承，即使美国宪法要求，南卡罗来纳州的法院系统也不提供律师。正如她解释的那样，“亚拉巴马州诉谢尔顿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个更具误导性的判决，我必须说。如果我们坚持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每一个地方法院都把律师从事务所里拉出来接这些案子……我们可能做到赋予被告人律师帮助权。我只是告诉我的地方法官们，我们根本没有资源这么做。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持亚拉巴马州诉谢尔顿案确立的原则”。 [51]
总而言之，作为公平和准确的主要保证之一，强有力的律师辩护在轻罪案件中是大量缺席甚至完全消失的。即使辩护律师在场，案件的大量积压、资源的重度稀缺以及控审的双重压力也意味着辩护律师无法胜任自己的角色。律师帮助权这一宪法性权利遭到了习惯性蔑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轻罪案件中无法无天和荆棘载途的乱象，也意味着很多轻罪案件被告人不得不行之有效地直面法庭的审判。
法官是刑事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们主持刑事案件、解决法律纠纷、查实案情经过、整理档案卷宗，展开法庭审判并作出最终判决。未经法官的许可和决定，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法庭是上述司法活动的运行场所，既包括由一位独任法官全程负责的审判庭，也包括由书记员、法警、行政人员和督查组成的法院共同体，他们共同创造了不同司法辖区的司法文化。
美国政府建立在“三权分立”的理念上：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司法机关负责在个案中解释及适用法律。
相比之下，法官的工作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负责坚守法律原则，即便这些原则（例如被告人权利）可能不受待见甚至代价高昂。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所言：“法官与其他公务人员的工作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民主国家，政治议题是由多数派投票决定的；受欢迎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但在司法程序中，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不应该由民众投票决定，对不受欢迎的事漠不关心是法官的职责。”
大法官金斯伯格补充道：“作为一项悠久的英美传统，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是宪政的重要堡垒，也是永恒的法治捍卫者。”
[52]
法官及其主持的法院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庭一贯是庄严神圣之地，在法庭内应脱帽保持安静，禁止拍照。当身着黑色袍子的法官出席审判时，依然遵守着全体起立的传统。这些姿态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法官在法庭上作出的决定对诉讼各方及民主社会而言意义深远，这些法律行为值得尊重。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轻罪法庭的工作并不符合上述深思熟虑、庄严隆重的风格。相反，他们迅速而肮脏地处理了大量案件，为自己“赢来了”流水作业和快餐法官的“美名”。这些贬义词不仅反映了轻罪诉讼的速度和规模，也反映了出庭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不屑之意。一位律师就表示：“如果看曼哈顿地区刑事审判时关掉声音，你还以为这是一场畜牧拍卖会。”一位习惯了金字塔顶端庄重礼节的破产法官在布朗克斯刑事法庭度过一天以后大开眼界，事后他宣称：“我被法官席上散发出来的毫无顾忌的种族主义惊呆了！”在得克萨斯州的哈里斯县，人们在一个轻罪法庭外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而有时候法官甚至都不曾露面。其他法官对这种情况感到震惊。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柯根（Gerald Kogan）说：“充斥着浪费和弊端的做法把我们的轻罪法庭变成了愚蠢的定罪小磨坊，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些做法了。” [53]
可以肯定的是，轻罪法庭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有时重罪也是以草率和无法无天的方式处理的。芝加哥重罪法庭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有损司法尊严的机构，它只开两分钟的律师会议，一分钟的保释听证，再花十五分钟审理结案，一个重罪案件就这样草草结束。艾米·巴赫（Amy Bach）在《普遍不公：美国如何控制法庭》一书中描述到，重罪法庭喧闹拥挤、杂乱无章，以至于连法官都不明所以。然而长期以来，低等法院一直保持着特别草率的审理方式。早在1883年，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警察法庭就“以每分钟两起的速度，在10分钟内处理了20起案件”。1954年，卡莱布·富特教授（Caleb Foote）在其研究中描述了费城轻罪法庭具有代表性的一天：“四位疲惫的被告人在短短17秒内就被定罪判刑了……治安法官不过是念出被告人的姓名，抬头瞧了他一眼就马上说‘判处惩教所服刑三个月’。第三位出庭被告人被宣判后提出异议：‘可是我还有工作’，法官回复他：‘哦，我们继续’。” [54]
（1979年，马尔科姆·菲利在对低等法院的调研中发现）在1640起案件中没有出现一起被告人坚持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情况……只有约一半的被告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参与诉讼……即便部分案件中有律师在场，其作用究竟如何仍值得怀疑。律师几乎不会对事实展开独立调查，其与其委托人的“会见”通常也只是在走廊上轻言私语、草草结束……这些被捕者被分批传讯到庭，集体告知权利，有时他们甚至还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司法审查。在嘈杂的法庭中，法官不会总是注目于被告人，即便他试图让被告人听清自己的发言，也无法使其完全理解自己的意思……虽然一小部分案件会耗费一两分钟的开庭时间，但是大部分案件只需要几秒钟即告结束。 [55]
时隔32年后的2011年，一份题为《事倍功半：佛罗里达州轻罪法庭的三分钟正义》的报告中描述了该州轻罪法庭与上文大致相同的运作方式：大多数庭审过程持续不到三分钟，约70%的被告人会选择认罪答辩，其中有66%的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 [56]
在这样的法庭里，法律往往被弃置一旁，鲜少有人提出动议，也几乎没有法律辩论。在一些市政法院，法官没做过律师，可能根本不知道立法规定。有时候他们脱口而出的法律本身就是错的。普莱莫斯回忆道：“轻罪法官会定期制定州证据规则来辅助检察官的起诉工作。一位法官告诉我，根据传闻证据规则的‘团队合作例外’，一名警官对另一名警官说的任何话都具备可采性。我当时就指出州证据规则内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则，法官发怒了，他叫我退出法庭，还威胁要判我藐视法庭罪。” [57]
由于市政法院具有高度的地方性特征，法院官员和执法人员相互了解、彼此依赖，会产生特殊的利益冲突风险。在法庭外，警察和检察官可能共用办公空间。在法庭上，检察官可以坐在法官旁边。一些下级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担任检察官。其他人的法官职位则取决于市政官员的意愿。新泽西州的一名律师出身的法官认为，由于法官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许多人多少有点愤世嫉俗地认为，在市政法院里，如果官方与普通市民的话大相径庭，那么无论有多少可信证言有利于被告人，他也几乎不可能赢得诉讼”。 [5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轻罪法院不仅有快速审案的特征，还同时具有长期拖延的特征。对于即刻认罪的被告人而言，案件的审理速度非常之快，但对于那些需要公设辩护律师或寻求自行辩护的被告人而言，法官则会一拖了之。比如，法院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会为被告人指定公设辩护律师，再拖一段时间才会确定开庭日期。即便确定了开庭日期，法院还会延期审理，这意味着不认罪的被告人往往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结案，而在此期间他们可能会处于受羁押状态。例如，亚特兰大的托尼·汉弗莱斯（Tony Humphries）曾被控在地铁里逃票。在获得指定辩护律师前，他在看守所里被羁押了五十四天，远远长于其涉嫌罪名能判处的任何刑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县，一个案件在传讯十周之后才会有律师来处理。在布朗克斯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案件中，涉嫌持有大麻罪的被告人选择不认罪以后平均需要8个月的诉讼期才能结案。 [59]
并非所有的轻罪法庭都如此轻视被告的权利和需要，一种被称为“纠纷解决法庭”或“社区法庭”的特殊低等法庭就采取了与之完全不同的做法。全国大约有4500个这样的特别法院，它们处理的案件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是轻罪案件。这些越来越受欢迎的法院旨在管理和服务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吸毒者、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退伍军人或性工作者。特殊低等法庭使这些人脱离了传统的法院机构，它不仅承担刑事审判的基本职能，还向被告人提供社会服务、医疗保健、工作培训和疾病治疗等额外帮助。此外，这些法院不再采取传统意义上的对抗式审判方式，而是由法官亲力亲为，与被告人直接接触，就像是他们成功改造时的教练或啦啦队长，或者改造不尽如人意时的管教人员。在纽瓦克的社区法庭上，当被告人缴付完毕罚金、完成课程计划或尝试努力进步时，法官维多利亚·普拉特（Victoria Pratt）都会让整个房间的人为他们鼓掌。她也很有创意，曾判决一个特别没有上进心的年轻人给自己做25个俯卧撑录像。在布鲁克林的红钩社区法院，亚历克斯·卡拉布雷斯法官因在处理住房案件时亲自实地勘查而闻名。 [60]
这种解决问题型法庭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些人称赞其是对涉罪涉诉群体长期福利和健康需求的一种惩罚性较低的应急品。另一些人则担心其放松了对诉讼程序的规范，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干预。尤其是它可能导致社区法庭干涉了弱势被告人群体的生活，也可能导致人们最终受到的监禁期比传统审判的时间更久。在这两种观点下，这些社区法庭的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角色与他们在经典对抗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61]
然而，毕竟这类法庭规模小、工作强度大，所以他们虽为“纠纷解决型法庭”，却无法解决轻罪案件体量庞大的问题。红钩社区法庭是特殊个例，因为它处理了成千上万的案件，相比之下，其他社区法庭可能一年只受理不到五十个案子。 [62] 相比之下，传统的轻罪法庭在很大程度上承受着案件数量的重压。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一样，轻罪法官也面临着结案压力。全国各地的法官无不抱怨，他们被司法行政人员催促着赶紧结案。一些审理速度慢的法官可能会被扣除奖金，而一些法官之所以加快进度，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也为了增加收入。因为许多法院的运营依赖于轻罪案件产生的罚金和费用。实际上，法官之所以处理大量辩诉交易案件，正是为了给自己和法院筹集经费。
俄亥俄州南欧几里德市政法院（South Euclid City Court）的首席法官盖尔·威廉姆斯-拜尔斯（Gayle Williams-Byers）坦承自己特别担心金钱对下级法院系统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市政法院是他们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他们在法院里受到的对待会塑造司法制度在他们心中的形象。现在人们的看法是，市政法院的职能与其他法院有所不同，它更倾向于利益而非正义。改变这一看法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可以在坚持司法独立上做得更好。”
司法压力并不局限于轻罪范畴。在办案压力下，重罪案件开始加快审理速度，越来越多负责审理重罪案件的法官也开始直接介入案件。在芝加哥重罪法庭，法官的结案率是以周为单位监控的。当法官需要留任时，他们的结案总数会被公之于众。比如芝加哥一位法官所言，这导致法官的办案工作变成了“尽我所能，越快越好”，一些学者所称的“管理型审判”似乎已经不再局限于轻罪案件，而是延伸为大型现代刑事案件的一项特征了。这是因为，过度刑事化孵化出了臃肿不堪的刑事司法制度，使刑事审判变得耗时耗力。这种负面作用带来的压力导致官方决策者有效考虑诉讼的效率性而非公平性。 [63] 由此，低等法院的病态特征为刑事司法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敲响了警钟。
在这场轻罪戏剧中，警察、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是官方主演，其他演员包括治安官、保释担保人、缓刑监督官和法院书记员，等等。总之，这些决策者和他们身后的机构决定了诉讼进程的每一步会如何运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复杂的戏剧，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诉求，每一位演员都有多重目的和激励措施。戏剧中有时会出现“坏家伙”，比如藐视基本规则的官员，但通常情况下，制度惯性会产生不如人意、功能失调的结果。由于案件太多，资源太少，机构整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每年各行各业都会有上百万群体在没有实质法律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经历轻罪诉讼程序。在认罪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实际所遭受的惩罚可能远重于本该受到的刑罚。可谓是“一朝涉罪，一生受累”。
本书的后续部分探讨了在以这种方式运行的庞大刑事司法体系中，法律、社会和民主的深远内涵——我们将从轻罪制度每年对成千上万无辜者定罪的事实说起。
[1] Amy Bach, Ordinary Injustice: How America Holds Cour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Steve Bogira, Courtroom 302: A Year Behind the Scenes in an American Criminal Courthouse （New York: Knopf, 2005）.Sometimes the felony world is sloppy about even its most serious cases. Stephen Bright, “Counsel for the Poor: The Death Sentence Not for the Worst Crime but for the Worst Lawyer,” Yale Law Journal 103（1994）:1835—1836.
[2] United States v. Sharpe, 470 U.S. 675, 684, 686（1985）; Terry v. Ohio, 392 U.S. 1, 13（1968）; Alexandra Natapoff, “A Stop Is Just a Stop: Terry's Formalism,”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5（2017）:113.
[3] Terry , 392 U.S. at 27, 21; Floyd v. City of New York, 959 F. Supp. 2d 540（S.D.N.Y. 2013）（finding that “time of day” and other factors cited by police were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stops）; Illinois v. Wardlow, 527 U.S. 1062（1999）（upholding stop of fleeing person）; Whren v. United States, 517 U.S. 806（1996）（holding that any traffic violation suffices to authorize car stop）. For a discussion of racial profiling and pretextual traffic stops, see Charles R. Epp, et al., Pulled Over: How Police Stops Define Race and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4）; Ian Ayres and Jonathan Borowsky, A Study of Racially Disparate Outcomes in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Los Angeles: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ctober 2008）。
[4] Eisha Jain, “Arrests as Regul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67（2015）:809; Arizona v. Gant, 556 U.S. 332（2009）; Atwater v. Lago Vista, 532 U.S. 318, 364—365（2001）（O'Connor, J., dissenting）（internal citations omitted）。
[5] As Jeff Fagan points out, “The Terry Court never said which crimes had to be ‘afoot’ to justify a stop.” Jeffrey Fagan, “Terry's Original S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43（2016）:93.
[6] Atwater , 532 U.S. at 346—347, 353, 369—370.
[7] Terry , 392 U.S. at 26（“An arrest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a criminal prosecution”）。 Many scholars and policymakers argue that given the high costs of arrest to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 summonses and citations should be used more often. See Chapter 9（“Change”）。
[8] Katherine Beckett and Steve Herbert, Banished: The New Social Control in Urba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5.
[9] Graham Rayman, “The NYPD Tapes, Part 2,” Village Voice, May 11, 2010; Investigation of the Baltimore City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August 10, 2016）, 41;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March 4, 2015）, 2.
[10] Terry , 392 U.S. at 14, n. 11; Peter Moskos, Cop in the Hood: My Year Policing Baltimore's Eastern Distri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5, 120.
[11] Christy Lopez, “Disorderly（mis）Conduct: The Problem with ‘Contempt of Cop’ Arrests,”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Issue Brief （2010）; Eric Nadler, “Obstruction of Justice: Blacks Are Arrested on ‘Contempt of Cop’ Charges at Higher Rat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 February 28, 2008.
[12] Julie Dressner and Edwin Martinez, “The Scars of Stop-and-Frisk,” Opinion Video, New York Times , June 12, 2012, https://nyti.ms/2jXgd7V.
[13] “2015 FBI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9, Persons Arrested,”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tables/table-29［https://perma.cc/UXY2-SP7C］（10,797,088 arrests）; “2014 FBI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9, Persons Arrested,”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4,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4/crime-in-the-u.s.-2014/tables/table-29［https://perma.cc/5ZFT-PA5C］（11,205,833 arrests）; Robert Brame et al., “Demographic Patterns of Cumulative Arrest Prevalence by Ages 18 and 23,” Crime & Delinquency 60, no. 3 （January 2014）:471—486; Robert Brame et al., “Cumulative Prevalence of Arrest from Ages 8 to 23 in a National Sample,” Pediatrics 129, no. 1 （December 2011）:21—27. FBI arrest data does not expressly distinguish between felony and misdemeanor arrests, but many arrest categories such as “Disorderly Conduct” are misdemeanors, and some categories such as “Other Assaults”（nonaggravated）are largely misdemeanors.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Handbook, 2004 （Clarksburg, WV: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4）, 139—147. By way of example, Maryland has a relatively average misdemeanor filing caseload of 4,197 per 100,000. Its FBI-reported arrest data for 2015 showed the majority of its arrests to be for misdemeanor-type offenses, largely drug abuse, other assault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disorderly conduct. Crime in Maryland 2015 Uniform Crime Report （Pikesville: Maryland State Police, 2016）, 108—109. Cherise Burdeen, CEO of the Pretrial Justice Institute, estimates that over 90 percent of national arrests are for misdemeanors. Bailing on Baltimore: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the Justice System （Washington, DC: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012）, 23（quoting Burdeen）. See also Stevenson and Mayson, “Scale of Misdemeanor Justice,” 11—13（estimating misdemeanor arrest rates based on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data and comparing them to lower violent-crime arrest rates）。
[14] Thomas H. Cohen and Brian A. Reaves, Special Report: Pretrial Release of Felony Defendants in State Court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November 2007）, US DOJ, NCJ 214994; Paul Heaton, Sandra G. Mayson, and Megan Stevenson, “The Downstream Consequences of Misdemeanor Pretrial Deten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69 （2017）:711; Jocelyn Simonson, “Bail Nullification,” Michigan Law Review 115（2017）:585; Douglas L. Colbert, “Thirty-Five Years After Gideon: The Illusory Right to Counsel at Bail Proceeding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1998）:1.
[15] Ram Subramanian et al., Incarceration's Front Door: The Misuse of Jails in America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February 2015）, 34.
[16] Bail Reform Act, 18 U.S.C. §3141 et seq.（governing federal jurisdictions）; “2016 Bail Schedule for Infractions and Misdemeanors,” 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 County of Los Angeles, 2018, https://www.lacourt.org/division/criminal/pdf/misd.pdf［https://perma.cc/SC4A-HW8F］; 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 Bail Bond Manual—General Bonding Procedures , CPD-11.909（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 October 13, 2010）, 3, http://directives.chicagopolice.org/forms/CPD-11.909.pdf［https://perma.cc/LT69-3WHS］; Rothgery v. Gillespie County, 554 U.S. 191（2008）（declining to decide whether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to counsel's presence at bail hearings）; Diane DePietropaolo Price, Summary Injustice: A Look at Co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in South Carolina's Summary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nd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6）, 15; Heaton, Mayson, and Stevenson, “Downstream Consequences,” 730（on Harris County bail hearings）; Subramanian et al., Incarceration's Front Door , 29（documenting various actors with the authority to set bail）。
[17] Odonnell v. Harris Cty., 2017 WL 1735456, *2（S.D.Tex., April 28, 2017）; Heaton, Mayson, and Stevenson, “Downstream Consequences,” 716, 732—733（Harris County）; Jamie Fellner, The Price of Freedom: Bail and Pretrial Detention of Low Income Nonfelony Defendant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December 2010）。
[18] Adam Liptak, “Illegal Globally, Bail for Profit Remains in U.S。，”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29, 2008.
[19] Debbie Nathan, “What Happened to Sandra Bland？，” The Nation , April 21, 2016; Opinion, Jones v. City of Clanton, Case No. 2:15cv34-MHT（M.D.Ala. September 14, 2015）; Leon Neyfakh, “Is Bail Unconstitutional？，” Slate , June 30, 2015; Advice Letter from Sandra Benson Brantley, Counsel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fice of the Maryland Attorney General, October 11, 2016 http://www.marylandattorneygeneral.gov/News%20Documents/Rules_Committee_Letter_on_Pretrial_Release.pdf［https://perma.cc/4RL4-6NS5］; Kevin Rector, “Maryland Judges, Commissioners Shifting Away from Cash Bail as Reform Debate Continues,” Baltimore Sun , February 25, 2017. See www.civilrightscorps.org for additional litigation.
[20] Angela J. Davis, Arbitrary Justice: The Power of the American Prosecu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lliam Stuntz, “The Pathological Politics of Criminal Law,” Michigan Law Review 100（2001）:505, 509; Imbler v. Pachtman, 424 U.S. 409, 427（1976）; Bordenkircher v. Hayes, 434 U.S. 357, 364（1978）。
[21] I have expl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misdemeanor overcriminalization in depth in Alexandra Natapoff, “Misdemeanor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5 （2012）:1357—1361.
[22] See “2015 Statewide Misdemeanor Bench Trials and Rates” and “2015 Statewide Misdemeanor Jury Trials and Rates,” in 2015 Criminal Caseloads—Trial Court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2015）, http://www.ncsc.org/Sitecore/Content/Microsites/PopUp/Home/CSP/CSP_Criminal［https://perma.cc/YR4U-PWDH］（accessed February 2, 2018）（documenting typicalstate misdemeanor bench and jury trial rates of 2 percent or less）。 For an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psychological pressures that can distort plea bargaining, see Stephanos Bibas, “Plea Bargaining Outside the Shadow of Trial,” Harvard Law Review 117（2004）:2496—2519.
[23] Rothgery , 554 U.S. 191（2008）。
[24] See US Attorneys' Manual §9-27.220（describing the factors that go into deciding whether to charge a federal case）; How Many Cases Should a Prosecutor Handl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Workload Assessment Project （Alexandria, VA: American Prosecutors Research Institute, 2002）, 22. On federal declination rates, see Mark Motivans, 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2009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1）, NCJ 234184, at 7, Table 5. See also Daniel Richman, “Prosecutors and Their Agents, Agents and Their Prosecutors,” Columbia Law Review 103（2003）:762—765（describing the federal prosecutorial declination process）。
[25] Bruce Frederick and Don Stemen, The Anatomy of Discretion: An Analysis of Prosecutorial Decision Making—Technical Report,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Grant No: 2009-IJ-CX-0040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December 2012）, 134—135.
[26] Frederick and Stemen, Anatomy of Discretion , 134; Joan Jacoby et al., Prosecutor's Guide to Misdemeanor Cas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Jefferson Institute for Justice Studies, September 2001）, 33—34（nine-jurisdiction study of prosecutors' offices）。
[27] Interviews with prosecutors in Riverside, California, and Wichita, Kansas, transcripts on file with author; How Many Cases , 6.
[28] Ronald F. Wright and Kay L. Levine, “The Cure for Young Prosecutors' Syndrome,” Arizona Law Review 56（2014）:1065, 1107.
[29] Racial Dispariti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 on Crime, 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 of the Comm. on the Judiciary H.R. , 111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111-78（2009）, 6（statement of Wayne S. McKenzie, Director, Program on Prosecution and Racial Justice）, https://judiciary.house.gov/_files/hearings/printers/111th/111-78_53093.PDF［https://perma.cc/H55M-6JB4］（on Mecklenburg study）; Josh Bowers, “Legal Guilt, Normative Innocence, and the Equitable Decision Not to Prosecute,” Columbia Law Review 110（2010）:1717（Iowa declination rates）; Alaska Court System Annual Report FY 2015 （Anchorage: Alaska Court System 2016）, 135, Table 5.12, http://www.courtrecords.alaska.gov/webdocs/admin/docs/fy15.pdf［https://perma.cc/FW5K-Z6Y5］（misdemeanors dismissed at or before arraignment）。 Alaska eventually dismisses another 30.6 percent of misdemeanor cases.
[30] On declinations, see Investigation of the Baltimore City Police Department , 26; spreadsheet from Florida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cases designated as “before trial no file”）。 On dismissals and diversions, see Maryland Judiciary Annual Statistical Abstract Fiscal Year 2015 （Annapolis, MD: Court Operations Department, 2015）, Table DC-4; Wayne R.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 2017—2018, 4th ed.（Eagan, MN: West Group, 2017）, 114, §1.11（c—1）。
[31] Jonathan Abel, “Cops and Pleas: Police Officers' Influence on Plea Bargaining,” Yale Law Journal 126（2017）:1743. By contrast, Justice Lewis Powell once noted that the state sometimes permits police rather than prosecutors to present minor cases, suggesting that such cases are insufficiently unimportant to warrant full prosecutorial attention. Argersinger v. Hamlin, 407 U.S. 25, 49（1972）（Powell, J., concurring the result）。
[32] Andrew Horwitz, “Taking the Cop Out of Copping a Plea: Eradicating Police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Cases,” Arizona Law Review 40（1998）:1306（“Twelve percent of the judges sitting in misdemeanor criminal courts［nationally］ indicated that a prosecuting attorney ‘infrequently’ or ‘never’ conducted the trial of misdemeanor defendants”; 75 percent of the time the case was prosecuted by police）. On South Carolina see Price, Summary Injustice , 19; see also Alisa Smith et al., Rush to Judgment: How South Carolina's Summary Courts Fail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2017）, 16.
[33] A Citizen's Guide to Municipal Court （Santa Fe: New Mexico Municipal Courts, 2008）, 3, https://municipal.nmcourts.gov/publication.aspx［https://perma.cc/97U6-MGEL］; Nikolas Frye, “Allowing New Hampshire Police Officers to Prosecute: Concerns with the Practice and a Solu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n Criminal & Civil Confinement 38（2012）:339; Price, Summary Injustice , 19—20.
[34] Imbler , 424 U.S. at 424—425; Buckley v. Fitzsimmons, 509 U.S. 259, 273—274（1993）。
[35]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344（1963）; Jonathan Rapping, “Public Defenders: The Vanguard of Redemption,”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5（2017）:201（“The public defender was birthed as a civil rights hero.”）; Barbara Babcock, “‘Defending the Guilty’ After 30 Years,” in How Can You Represent Those People , ed. Abbe Smith and Monroe H. Freedma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 See also Penson v. Ohio, 488 U.S. 75, 84（1988）（“It is through counsel that all other rights of the accused are protected.”）。
[36] Gideon , 372 U.S. at 344; Argersinger , 407 U.S. at 31—33（establishing right to counsel for misdemeanors）; Scott v. Illinois, 440 U.S. 367（1979）（no right to counsel where defendant is not actually incarcerated）; Alabama v. Shelton, 535 U.S. 654, 661—662（2002）（right to counsel for jailable probation）。
[37] Alexandra Natapoff, “Gideon's Servants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Poverty,”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2（2015）:445; Smith and Freedman, How Can You Represent Those People?
[38] Charles J. Ogletree, “Beyond Justifications: Seeking Motivations to Sustain Public Defenders,” Harvard Law Review 106（1993）:1271—1272.
[39] Robin Steinberg, “Beyond Lawyering: How Holistic Representation Makes for Good Policy, Better Lawyers, and More Satisfied Clients,” New York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 Social Change 30（2006）:625.
[40] See, e.g., No Day in Court: Marijuana Possession Cas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onx Criminal Courts （New York: Bronx Defenders Office, 2013）（outlining sophisticated impact litigation strategy designed to challenge misdemeanor case processing）。
[41] A Race to the Bottom: Speed and Savings over Due Process: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gal Aid & Defender Association, 2008）, ii—iii, http://www.mynlada.org/michigan/michigan_report.pdf［https://perma.cc/B8FF-XSHG］（on per capita spending）; Tracey Kyckelhahn, Justice Expenditure and Employment Extracts, 2012—Preliminary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5）, NCJ 248628（spending on criminal justice）, https://www.bjs.gov/index.cfm?ty=pbdetail&iid=5239［https://perma.cc/7ZDR-BRC7］; ABA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 Providing Defense Servi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 Committee, 1992）, §5—5.3 comment., at 72 and n. 13（recommended caseloads）; Robert C. Boruchowitz et al., Minor Crimes, Massive Waste: The Terrible Toll of America's Broken Misdemeanor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pril 2009）, 21（on caseloads）, 26—27（on triage）, 38（on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42] Contracting for Indigent Defense Services: A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 2000）, 1（prepared by the Spangenberg Group）（California）; Wilbur , 989 F. Supp. 2d at 1124（Washington State litigation）。
[43]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 39.
[44]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 39.
[45] Abbe Smith, “Too Much Heart and Not Enough Heat: The Short Life and Fractured Ego of the Empathetic, Heroic Public Defen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Law Review 37（2004）:1259; Eve Brensike Primus, “Culture as a Structural Problem in Indigent Defense,” Minnesota Law Review 100（2016）:1771.
[46] Bailing on Baltimore , 22（quoting Tyriel Simms）。
[47] Eve Brensike Primus, “Our Broken Misdemeanor System: Its Problems and Some Potential Solution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Postscript 85（2012）:81.
[48] No Day in Court , 3.
[49]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19（Mississippi defendant detained eleven months）; Gideon's Broken Promise: America's Continuing Quest for Equal Justice （Chicago: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4）, 24,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legal_aid_indigent_defendants/ls_sclaid_def_bp_right_to_counsel_in_criminal_proceedings.authcheckdam.pdf［https://perma.cc/CWD5-NF6T］（jailed Georgia defendant waited thirteen months to receive counsel）;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 15（quoting Monahan）。
[50]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17（Pennsylvania prosecutor negotiating deals in basement）; Gideon's Broken Promise , 24—25（Georgia mass arraignment）。
[51]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 15.
[52] Republican Party of Minnesota , 536 U.S. at 803—804（Ginsburg, J., dissenting）（internal quotations and citations omitted）。
[53]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30（cattle auction）; Hon. Shelley C. Chapman, “I'm a Judge and I Think Criminal Court Is Horrifying,” Marshall Project, August 11, 2016, https://www.themarshallproject.org/2016/08/11/i-m-a-judge-and-i-think-criminal-court-is-horrifying［https://perma.cc/PDL9-AKNC］; Emily DePrang, “Poor Judgment,” Texas Observer , October 12, 2015（Harris County judge who never showed up）; Alisa Smith and Sean Maddan, Three Minute Justice: Haste and Waste in Florida's Misdemeanor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July 2011）, 8（quoting Justice Kogan）。
[54] Bogira, Courtroom 302, 12, 17, 39（describing Chicago felony court）; Bach, Ordinary Injustice , 26—28, 35—36, 259; Lawrence M. Friedman and Robert V. Percival, The Roots of 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lameda County, California , 1870—1910（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120—125; Caleb Foote, “Vagrancy-Type Law and It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4（1956）:603, 605.
[55] Malcolm M. Feeley,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Handling Cases in a Lower Criminal Court （1979; rp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2）, 9—11. Feeley likened the process to a speedy and informal “supermarket”—he thought the “assembly line” metaphor misleadingly suggested uniformity and thus “ignor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and the casualness and confusion characteristic of decision making in the lower criminal courts.” Feeley,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 13, 187. 75. Smith and Maddan, Three Minute Justice, 15, 22.
[56] Smith and Maddan, Three Minute Justice , 15, 22.
[57] Primus, “Our Broken Misdemeanor Justice System,” 81; Brendan Smith, “Legislative Efforts Requiring Judges to Hold JD Meet with Mixed Results,” ABA Journal , July 1, 2011, http://www.abajournal.com/magazine/article/is_there_a_lawyer_in_the_court［https://perma.cc/6ESP-B97A］（twenty-four states do not require judges to have a law degree）. See also Price, Summary Injustice , 10.
[58] Lawrence R. Jones, “Reassessing and Reforming the Structure of New Jersey's Municipal Courts,” New Jersey Lawyer Magazine 232（February 2005）:41. See also Missouri Municipal Courts: 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2015）, 14, 18; Ethan Leib, “Local Judges and Local Gover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18（2015）:707（interviewing local New York judges and describing local political arrangements）; Mark Flatten, City Court: Money, Pressure and Politics Make It Tough to Beat the Rap （Phoenix: Goldwater Institute, 2017）。
[59] Boruchowitz, Minor Crimes, 19; No Day in Court, 6 .
[60] “Types of Drugs Court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rug Court Professionals, http://m.nadcp.org/learn/what-are-drug-courts/types-drug-courts［https://perma.cc/SC8D-9P79］（stating that 2,734 drug courts will serve over 136,000 people in 2017）。 See also Census of Problem-Solving Courts , 2012（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6）:1, 7, NCJ 249803, https://www.bjs.gov/content/pub/pdf/cpsc12.pdf［https://perma.cc/NH2W-MT2A］（counting 1,722 nondrug problem-solving courts, most of which serve fifty people or fewer）. The Pratt and Calabrese courtrooms are described in Tina Rosenberg, “The Simple Idea That Could Transform US Criminal Justice,” The Guardian , June 23, 2015.
[61] Judge John B. Van de North Jr., “Problem-Solving Judges: Meddlers or Innovators？，”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32（2006）:957—960; Leon Neyfakh, “The Custom Justice of ‘Problem-Solving Courts,’” Boston Globe, March 23, 2014; Eric J. Miller, “Embracing Addiction: Drug Courts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ism,” Ohio State Law Journal 65（2004）:1479.
[62] “Red Hook Community Justice Center: Documented Results,” Center for Court Innovation, http://www.courtinnovation.org/sites/default/files/RH_Fact_sheet.pdf［https://perma.cc/T3XF-NFSH］; Census of Problem-Solving Courts, 7.
[63] Nancy J. King and Ronald F. Wright,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Plea Bargaining: Managerial Judging and Judicial Participation in Negotiations,” Texas Law Review 95（2016）:325—326, 374（studying judicial role in managing felony dockets in ten states）; Judith Resnik, “Managerial Judges,” Harvard Law Review 96（1982）:380, 395—399（“Judicial management may be teaching judges to value their statistics, such as the number of case dispositions, more than they value the quality of their dispositions.”）; Bogira, Courtroom 302, 39, 16（quoting Chicago ju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