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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巨兽利维坦

几年前,当我决意动笔撰写这本书时,手头上几乎没有关于美国轻罪状况的公开信息,全国总共有多少起轻罪案件?这些案件涉及哪些具体罪名?这些信息至今依然十分罕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轻罪案件长期被社会所忽视。从政府官员、学者到媒体都认为轻罪案件并不重要,没有对其施以必要的投入与关注;二是轻罪案件的数据难以统计。轻罪案件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分布广泛,分散于数千个法庭及司法机构。各州对轻罪案件的记录方式截然不同,甚至他们是否会留下记录都不得而知。一些州拥有统一的法院系统,所有的轻罪案件都在法院备案及统计,而其他州则有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构同时负责轻罪案件,比如市政法院、简易法院、治安法院、司法法院,等等。不同的司法辖区会有不同的法院,适用单独的市政法令。一些下级法院会向州级部门报告案件数量,一些则不会报告。实际上,一些州可能连本州有多少法院都不知道,因为城市有权按需创设和废除市级法院。 [1]

2009年,一份题为《轻型犯罪、大型浪费:美国轻罪法院的巨额通行费》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要办理1050万起轻罪案件。实际上,该报告并不是通过统计而得出这一案件数量的,由于这些数字根本无从获取,研究人员另辟蹊径,依据向全国州法院中心(NCSC)报告案件数量的12个州的申请率推算出了全国的案件总量。当时,1000万的巨大规模令人震惊。相比之下,每年有300万起至400万起重罪案件提交给州法院及联邦法院,其中100万起最终会被定罪。联邦司法系统内的案件甚至更少,每年约有8万起刑事案件,最终7万起案件会被定罪。诸如杀人及强奸等最为严重的犯罪仅占所有重罪的不足4%。重罪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监狱人满为患。美国220万罪犯中绝大多数都是因重罪入狱,但2009年的这份报告澄清了一点,那就是刑罚金字塔的底部之大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2]

2016年,我决定近距离观察美国的轻罪制度。在美国,每个州都有一个负责收集该州法院系统和案件数量等信息的法院行政办公室(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Court, AOC)。我向每一个行政办公室致信,询问该州在2015年提交的轻罪案件数量、罪名种类及案件情况。据我所知,以前还没有人尝试过采取这种方法来获取数据。此外,自2009年以来,全国州法院中心已经能从35个州收集轻罪案件信息了。我还尽我所能收集了其他所有来源,比如司法年度报告、政府调查,非营利组织和记者的调研等。最终,我收集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有关美国轻罪系统规模及构成的数据。

我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结论:美国在2015年有超过1300万起轻罪案件(读者可通过附录了解每个州的信息来源)。轻罪案件的年度数量达到1300万起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轻罪是美国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就像你得了流感去看医生,买一辆皮卡或SUV,或者上四年制大学一样常见。 [3]

这一新的信息不仅从宏观上体现了全国轻罪案件的规模之巨,还从微观上展示出不同州对轻罪的依赖程度有多大差异。轻罪案件的全国平均立案率为每10万人4124起,约为重罪立案率的4倍。在低犯罪率地区,威斯康星州、俄勒冈州和堪萨斯州每10万名居民中发生的轻罪案件少于1300起(表2.1)。在高犯罪率地区,特拉华州、阿肯色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每10万名居民中发生的轻罪案件超过12000起轻罪案件,也就是说,这几个州每10个人就能摊到一宗案件不止。 [4] 很难单独评价高犯罪率意味着什么,因为可能有的州会出现“过度犯罪化”的情况,比如,将太多人的微小过错都归入犯罪之列。但这些数据至少反映出一种情况,即这些地区更多地将潜在的重罪直接归入了轻罪。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对轻罪的依赖程度是其刑事司法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轻罪制度的规模不能单单用数字来衡量。这项调查的最终目的是勾勒出民主制度中重要一环的规模和性质。制造和管理低等级犯罪的国家机构有多广泛?它最依赖哪些轻罪,它们惩罚什么样的行为?例如,一个主要针对酒驾的刑事体系与主要针对乱穿马路的刑事体系肯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哪里适用这些轻罪,又针对谁来适用?被卷入轻罪制度的数百万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了解轻罪的总数虽然重要,但这只是向理解这种现象真正规模所迈出的第一步。

表2.1 全美各州2015年轻罪案件立案率(单位:起)

续表

(注:立案率基于作者汇编的数据,详见附录和表A.1。)

不仅如此,衡量轻罪案件的总体规模也往往令人无从下手。首先,轻罪带来的惩罚表面模糊,实则深远。轻罪造成的全部影响(实际上也是轻罪制度产生的全部影响)改变了犯罪者的生活方式。这些影响固然很难衡量,但这些问题恰恰在提醒我们应该从何处着手。例如,初始立案可能比判决结果还重要,至少两者旗鼓相当。许多琐碎的小案件最终会在被告人受到长达数月的监督期后被驳回,这意味着人们即使最后免遭定罪之苦,但也难免要忍受诉讼期间的煎熬。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轻罪案件最终被分流或驳回,这一数据在纽约达到了将近50%,而在康涅狄格州则达到了六成。这些人看起来似乎逃过了刑罚,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可能在案件办理期间已经蹲过了监狱,因此也失去了工作、住房或者需要承担数百美元的罚金和诉讼费。审前分流程序允许一部分人不会被正式定罪,但可能会陷入昂贵且不堪其扰的长期监视。 [5]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永远不会被定罪,但依然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因此,定罪与否并不是衡量轻罪案件规模及影响的完美标准。

由于后勤管理部门的原因,要评估轻罪案件的总体规模也十分棘手。一些州完全拒绝了我收集数据的请求,有些部门称他们并没有保存这样的数据,其他州提供了一部分我请求的信息。有些州报告给全国州法院中心的案件总数与我从其他来源收集的数据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此外,办理轻罪案件的法院体系中包括许多独立的小型法院,这些法院虽然处理了成千上万的刑事案件,却从不向行政办公室报告其案件数量或以其他方式公开这些数据。我曾寻找过这类法院的统计数据,但是否能找到它们往往凭借着运气。例如,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庞大的简易法院系统,超过400家治安法院和市政法院每年处理20多万起轻罪案件,其中还不包括近100万起额外的交通案件。我没能挖掘出这些信息,因为南卡罗来纳州司法机构拒绝了我的请求,也没有向全国州法院中心或其公共网站报告其辖区内下级法院的数据。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数据,是因为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提出过公开2014年公共记录的要求。又如,密西西比州自2014年起开始要求辖区内数百家市政法院和司法法院向该州报告其案件数量。因此,我们得知该州法院在2015年办理了大约30万起轻罪案件和40万起交通事故案件。但如果我想凭一己之力去收集这些数据,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6]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统计上的阻碍会使我们对制度的探讨变得愈发困难。2015年统计的1300万起案件要高于2009年估算的1000万起案件,但这并不必然预示着轻罪制度的规模发生了膨胀。实际上,有迹象表明,轻罪案件的规模正在收缩。正如其他所有类型案件的逮捕措施一样,轻罪案件的逮捕数量自2008年来均有所下降,轻罪案件的立案率可能也呈下降趋势。 [7] 由此看来,很可能十年前轻罪案件的规模更为庞大,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即使我们从警方、检察官和法院获取了足够完整的信息,也很难说出轻罪案件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因为“轻罪”一词本身的含义就包罗万象。 [8] 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标签:刑法将某些犯罪行为定义为“轻罪”;但另一方面,这个标签又会被贴在一些我们根本不视为犯罪的行为上,比如超速驾驶和随地吐痰。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数据也统计在内吗?相反,有一些法律类别从技术上来说不是轻罪案件,有时甚至都够不上犯罪,但其发挥的功能却与轻罪制度类似,并且也会施加惩罚与义务。我们需要把这些案件也列入轻罪案件吗?我在本书中使用“轻罪”这一法律用语来泛指所有形式的低级别刑事犯罪,但这个类别其实也包含该种犯罪的各种变体。

交通违法类轻罪尤其具有挑战性。有25个州将各种超速驾驶列入了轻罪范畴,触犯此罪可能会被判处监禁。在密西西比州,超速驾驶可能会导致10天的监禁,法院通常会对超速驾驶判处缓刑。在佐治亚州,所有交通违规都属于轻罪。这就造成了统计上的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将这些超速驾驶案件全部考虑进来的话,全国的轻罪总量就会接近3300万,其中超速驾驶案件占据了大部分。 [9] 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不考虑这类案件。即便从技术上讲超速驾驶案件属于犯罪,但州司法机构也没有将之纳入轻罪案件的总数。但不可否认的是,将超速驾驶案件排除在外,会低估刑事轻罪制度的范围及其对另外2000万人生命的潜在影响。

相反,诸如酒后驾驶和吊销驾照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通常会被贴上轻罪的标签,而且大多数州都会至少将酒驾计入轻罪总数。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交通类案件并不是唯一的挑战。有一些民事或非刑事指控从技术上而言不是犯罪,但可能会导致监禁和其他实质性惩罚。例如,每年会有数以千计的民事传票被提交到密尔沃基市法院。它们既不是轻罪,也不是犯罪,但如果不支付罚金(不法行为最高可处罚金500美元)就会判处20天的监禁,因此每年都会有数千名密尔沃基居民被关进牢房。 [10]

事实证明,轻罪数量的统计需要辅助大量的判断。在得出全国轻罪案件总数时,我没有将超速驾驶、民事违法行为和其他技术上不属于犯罪的过错行为囊括进去。但许多这样的案件却实施了类似于轻罪案件的惩罚措施。其结果就是1300万人的数量依然低估了轻罪案件的总体规模和低等级犯罪起诉对全国的整体影响。

所谓轻重之分其实是相对主观的概念,因此对轻罪的分类更为复杂。1769年,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这样解释轻罪与重罪之间的区别:“通常而言,‘犯罪’(crimes)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更为严重和残暴的罪行;而较为轻微的疏忽过失,就只能归为更温和的‘轻罪’(misdemeanors)一词。”但是,重罪和轻罪曾经包含截然不同的意思。在布莱克斯通时代的英格兰和美国各州借鉴英国法的最初几十年中,重罪指的是令人发指以至于可以被处以死刑的罪行。除此之外,其他所有较轻的罪行都属于轻罪,可处以罚金或监禁,因此那时的轻罪也包括许多严重的犯罪行为。英国一篇发表于1842年的论文列出了数十项被归入轻罪的严重罪行,其中包括盗窃尸体、提供伪证、敲诈勒索和巫术。 [11]

此外,当涉及惩罚时,轻罪可以受到像重罪一样严厉的惩罚,反之亦然。正如1990年一份由政府提交至参议院的报告中所揭示的:“重罪与轻罪之间的区别是模糊而武断的,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中各有不同,轻罪变成重罪、重罪变成轻罪,就惩罚所持续的时间而言,轻罪的惩罚期限可能比重罪还长。”过去曾有观点称,要入狱坐牢的监禁刑比被拘留在县看守所里严厉得多,但现在这一观点已经不成立了。 [12]

今天,现代法律将轻罪定义为判处一年监禁以下的犯罪行为。即便度过一年的最长刑期也并不算艰难,甚至还挺快,因为一些州的轻罪刑罚会达到两至三年刑期。联邦法律将“轻微犯罪”(petty offense)定义为判处六个月监禁以下的B类轻罪。 不同的司法辖区对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也有着不同的定义:有些会被判入狱,有些则不会。

由于轻罪如此灵活宽泛,这一分类并不能揭示潜在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例如:一些像家庭暴力和酒驾这种相当严重的犯罪行为被归入轻罪的范畴;盗窃数百美元的或偷一包口香糖可能被归为同一类轻罪盗窃;在某个州被视作重罪盗窃的行为放在另一个州可能只是轻罪盗窃。持有毒品类的犯罪行为特别具有可塑性,在一些司法辖区,持有哪怕是微量的可卡因都是重罪,而其他州则将之视为轻微犯罪。“我没有明确区分轻罪和重罪的差别”,密尔沃基地区检察官约翰·奇泽姆(John Chisholm)说,“有些行为可能是性质非常严重的轻罪,而有些行为是不那么严重的重罪。”

许多低级重罪的处理方式与轻罪非常相似,这进一步削弱了轻罪与重罪的区别,尽管从法律上看重罪可能会被判处更长的刑期。在美国,重罪的平均刑期只有四年多,但这一平均水平掩盖了实践中的巨大差异,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重罪犯在入狱当年获释,实际上等于他们只服了轻罪的刑期。有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重罪案件最终被判为轻罪。 [13] 此外,低等重罪的处理方式通常与轻罪相同——大量处理、迅速审判,这给被告人带来被迫认罪的巨大压力。

总而言之,在不同类型的轻罪之间,甚至在轻罪和低等级重罪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界线。这进一步增加了评估轻罪系统规模的负担,因为很难准确地说出它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与其依赖法律标签,我们不如问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这些低等级犯罪的目的是什么,它们包含哪些类型的行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对涉案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些可能既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有关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例如,诸如家庭暴力和酒后驾车这类最为严重的轻罪,其严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被禁止的行为是有害和错误的。社会已经达成了相对较新的共识,即亲密关系内的暴力行为和酒后驾驶都是应受谴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这是刑事责任的经典模式,刑法界定了不良及危险行为,做出上述行为的人必须受到威慑及惩罚。这样的轻罪就像“微型重罪”。

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制度的资源投入和时间分配上看,家庭暴力和酒后驾驶也是严重的轻罪。针对家庭暴力犯罪的执法已经包括一系列复杂且具有高度干预性的逮捕和起诉政策、禁止令、专门法院和社会福利机构。定罪有时还会附加禁止携带枪支等特殊的惩罚措施。同样,针对酒后驾车犯罪的逮捕和起诉通常依赖于专业的酒精测试技术,而酒驾案件诉讼则是由一个强大而复杂的辩护律师协会推动的,该律师协会服务于相对富裕的被告人群体。 [14] 酒驾行为的处罚措施包括点火上锁装置,强制性的匿名酗酒者劝诫会及广泛的监控措施。许多司法管辖区会收集关于酒后驾车和家庭暴力案件的专门数据。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犯罪行为本身所浮现的司法公正及准确性问题就十分棘手,但这类案件并不会被忽视。虽然它们可能是轻罪案件,但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并不会因此就掉以轻心。

问题的另一边是最轻微的轻罪:维持基本生活秩序或所谓“生活质量”的罪行,如非法入侵、乱穿马路和扰乱公共秩序。基于与上文相反的原因,这些“轻微”的罪行并不是危害极大的。例如,《纽约扰乱行为法》就包括制造“不合理噪音”的罪行。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出台的乱穿马路条例被命名为《沿街道行走的方式条例》,其规定在街上行走是一种犯罪罪行。将这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恐惧或道义上的愤怒,而是旨在规范不受欢迎的行为,将不受欢迎的人转移至某些地方,并授予警方灵活处置的权限。有时,它们被视为预防以后发生更严重犯罪的一种措施。与上文的轻微重罪不同,这些轻罪的目标并不针对个别罪犯,而是针对不受欢迎的某个阶层、某些团体或者某些地区,他们并没有伤害谁,也不存在道德过错,仅仅是令人不快或感到危险。 [15]

从刑事制度的傲慢姿态来看,控制犯罪也同样“轻微”。逮捕通常以群体、社区或阶层为目标,这种集体性逮捕既缺乏合理的理由,也经不起推敲。被告人被驱赶着按部就班地快速走完办案流程,没有专门的法院、律师或者技术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一些地方甚至没有对辖区内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加以统计。

我曾向各州法院行政办公室询问他们正在办理哪些类型的轻罪案件,但极少有地方能说出像袭击罪这样的轻罪案件、扰乱秩序类案件及吊销执照案件在全国案件中的具体比例。不过我依然找到了部分答案。有些州为我提供了关于个人犯罪类别的信息,其他信息源则提供了州一级的信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非完整数据显示,最为常见的轻罪案件类型包括盗窃、袭击和酒驾等犯罪。 家庭暴力类犯罪在部分州属于袭击罪的一类,在部分州则会单列出来。

我特别请求各州法院行政办公室统计吊销驾照、持有大麻和扰乱秩序的三类案件,因为这三类案件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无法循例统计这些案件有多么频发,但我们知道官方以基于种族和财富的严重倾向“清理”了成千上万人。例如:吊销驾照案件占某些地区案件总量的30%,在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60%。在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吊销驾照案件占该州轻罪总量的三分之一。据康涅狄格州所述,其每年有28000起吊销驾照案件,约占所有轻罪案件的16%。这种案件如此频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属于贫困犯罪:大多数驾照被吊销的原因是被处罚者交不起罚金。有时,这类犯罪又与移民有关,例如2012年田纳西州戴维森县被罚驱逐出境最多的案件是无证驾驶。总而言之,吊销驾照及在其间无证驾驶所带来的刑事风险是导致失业和贫困的主要来源之一。 [16] 如果能知道全美国有多少这样的案件,那就太好了。

非法持有大麻是另一类极具影响力的轻罪案件,也是美国最为常见的毒品犯罪案件。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仅2015年就有574640人因为非法持有大麻而被捕,几乎占全国所有毒品逮捕人数的一半。虽然上述数据没有显示这些人在被捕之后发生了什么,但地方上的数据揭示了这些逮捕的后果。在纽约市,大多数持有型犯罪的逮捕有一个被称作考验期的分流程序,这些案件最终可能不会被定罪。相反,这类案件在得克萨斯州的县级法院只有不到20%的案件会被分流,有40%的被告人会被立即定罪,在肯塔基州则有62%的被告人会被立即定罪。 [17]

涉毒轻罪案件的总数统计并不全面,因为这一数据并不包括每年由于持有大麻而发出的数百万非逮捕类传票。随着持有大麻行为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非犯罪化,它已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重要轻罪类别。然而,即使是非犯罪化的传票也能给人留下轻罪记录,并且可以在受处罚者没有足额支付罚金时转换为监禁刑。例如,伊利诺伊州每年逮捕约41000名大麻持有者,但该州100多个市政当局也有地区性条例,各地警察也开出了成百上千份传票。2014年,仅纽约市就开出了超过1.3万张传票。 [18] 正如轻罪制度一样,受种族歧视和阶级差别的严重扭曲,大麻案件的执法行为催生了禁毒战争中一些最为严重的问题。

扰乱秩序类犯罪是另一类重要的轻罪案件,打击这类犯罪是城市治安和刑罚体系实现社会控制功能的核心。这一类型的案件总量难以查证,虽然我咨询了各州法院行政办公室,但仅收到几份回复。据现有资料,201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因行为不检被捕者有386078人,因酗酒被捕者有405880人,因流浪被捕者有25151人,因宵禁和游荡罪被捕者有44802人。奇怪的是,居然有1389人因“有嫌疑”而被捕,但从立法上看,“有嫌疑”根本不是犯罪。然而,与许多轻罪统计数据一样,这些数字也是不完整的。联邦调查局的“所有其他罪行”的全部类别包括超过300万人的逮捕数量,其中可能有许多案件是涉嫌扰乱秩序的犯罪行为。在已知信息中,地方数据揭示了另外数千起扰乱秩序类案件。此外,联邦调查局拒绝提供全美关于非法入侵罪的逮捕数据,但在2016年,仅西雅图市政法院就有大约1000起关于非法入侵罪的刑事指控,而巴尔的摩每年逮捕的非法入侵罪被告人有1000多人。2015年,肯塔基州起诉了超过7000起非法入侵案件被告人;康涅狄格州提起了近5000起非法入侵案件和15000起扰乱秩序的案件。在威斯康星州巡回法院的所有轻罪案件中,有超过20%是由行为不检和拒捕类案件构成的。 [19]

扰乱秩序类犯罪引发了关于惩罚犯罪的公平性和准确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惩治这类犯罪一直是管控不受欢迎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方式之一。 这类案件统计难题提醒我们,扰乱秩序类犯罪的处理措施是多么的随意。因此,更好地追踪这些犯罪是认识到它们影响的起点。同样,吊销驾照和持有大麻这两类犯罪也会加剧轻罪案件中出现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虽然它们所占比例可能不大,却成为了这一制度的最大挑战,因此也值得我们继续审查。

那么被告人呢?我向各州法院行政办公室咨询能否告诉我这些轻罪案件被告人的性别、种族和民族,但只获得很少一部分信息。在全国的轻罪案件逮捕人数中,依性别区分,有大约一半是白人男性,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女性(这一比例取决于具体罪行);依种族区分,约有三分之一为非裔美国人,五分之一为拉美裔美国人。 我们不知道这些统计数据是否仅在特定州才成立,或者逮捕的统计数据是否与案件的备案数量相同。当然,这些类型的一般统计数据并未揭示轻罪案件被告人的收入、教育、健康或其他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换一个方式思考这些问题。

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触犯轻罪。如上文提及的保罗·巴特勒教授(Prof. Paul Butler),这位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联邦检察官曾被控犯有轻微袭击罪,后被判无罪。像贾斯汀·比伯(拒捕)、基弗·萨瑟兰(酒后驾驶)和休·格兰特(猥亵行为)这样的名人都曾被判有轻罪。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旗下模特杰西卡·怀特(Jessica White)也曾被判处社区服务、接受情绪管理课程和罚金,以换取检方撤销其涉嫌的一项2010年轻罪袭击指控。 [20]

而另一方面,有时轻罪被频繁地用来对付政治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数百名参与者被指控涉嫌扰乱秩序和非法入侵等犯罪。1960年5月,被判入狱30次的马丁·路德·金博士(Dr.Martin Luther King Jr.)在佐治亚州被判无证驾驶罪(当时他显然拥有亚拉巴马州的驾照)。他被判处罚金25美元和缓刑12个月。7个月后,他因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商店静坐示威期间“非法入侵”而被捕,这也导致他违反了之前的轻罪缓刑,由此被判四个月监禁。 [21]

但大多数时候,轻罪案件的被告人没那么高调。数以万计的穷人、流浪者或瘾君子充塞于市政法院和其他下级法院,被关进监狱的被告人比肩继踵,永远付不起的罚金不断累积,这才是美国轻罪案件的现状。与普通美国人相比,普通的刑事被告人不仅更穷,受教育程度更低,而且就业机会更少,健康状况也更差。多达80%的男性被捕者在被捕之时,可能近期存在滥用毒品或毒品检测呈阳性的情况;在许多地区,被捕者中有工作的不及总数的一半。有一半以上的监狱囚犯未达到基本的识字水平和信息处理技能。40%的人在心算三明治沙拉价格时还存在困难;37%的人在高中时期即辍学;一半以上的监狱囚犯存在心理健康问题;80%的重罪被告人因为太穷而请不起律师。 [22]

这些统计数据大多来自重罪案件的罪犯。与重罪制度相比,尽管轻罪制度涉及的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它保存的1300万个主体的数据显然就少多了。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这些人的身份、住处、经济和教育状况了解得更少。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诸如穷人、无家可归者、年轻人和瘾君子这样的弱势群体特别容易陷入轻罪案件。例如,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尊敬的安德拉·斯帕克斯认为,当法官告诉人们去处理执照问题时,他们往往无动于衷,然后就会再次被传唤出庭。他解释了个中缘由:“事实证明,在他审理过的案件中,人们处理执照问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他们是文盲。”

轻罪案件牵涉的群体是复杂的。贫困并不是犯下轻罪的全部因素,因为轻罪制度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不管是无力支付超速罚单的工人,被市政法院传票缠身的房东,还是在下班回家途中受到警察管控的市民,都有可能陷入轻罪制度的法网。此外,不同犯罪的被告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酒驾的被告人往往有更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扰乱秩序的被告人则尤为偏向于有色人种。 [23] 轻罪制度不仅体量庞大,而且作用繁杂,它不仅覆盖了工作者、受教育者、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也笼罩了所有种族、年龄和民族,还包括了大都市的市民和偏远村庄的农民。轻罪制度如巨兽利维坦一般将触手伸向所有地方,成为了一个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国家制度。第三章将解释这一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注释

[1] Missouri Municipal Courts: 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November 2015), 10.

[2] Robert C. Boruchowitz et al., Minor Crimes, Massive Waste: The Terrible Toll of America's Broken Misdemeanor Courts (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2009), 11(based on data collected by NCSC in 2006 from twelve states, estimating a median misdemeanor filing rate of 3,544 per 100,000 and extrapolating that rate to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2015 Statewide Felony Caseloads and Rates (Williamsburg, VA: NCSC,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2015)(reporting a total caseload of 2,690,000 felonies for thirty-eight states); Sean Rosenmerkel et al., Felony Sentences in State Courts, 2006—Statistical Tabl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0), 2(estimating 1.1 million felony sentences entered in 2006); Federal Judicial Caseload Statistics 2015 (Washington, DC: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 Courts, 2015), http://www.uscourts.gov/statistics-reports/federal-judicial-caseload-statistics-2015[https://perma.cc/VTE9-D2J3](accessed January 29, 2018)(reporting 80,081 criminal filings in US District Courts, including nearly 10,000 misdemeanors); 2015 Sourcebook of Federal Sentencing Statistics , Table 10, 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https://www.ussc.gov/sites/default/files/pdf/research-and-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nd-sourcebooks/2015/Table10.pdf[https://perma.cc/WQ9Z-VAP2](reporting 71,003 federal convictions). The NCSC reported approximately 2.7 million felony criminal filings for thirty-seven states in 2015, with an average filing rate of 1,083 per 100,000 population, which would translate into approximately 3.5 million cases filed nationwide. “2015 Statewide Felony Caseloads and Rates,” in 2015 Criminal Caseloads—Trial Court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2015), http://www.ncsc.org/Sitecore/Content/Microsites/PopUp/Home/CSP/CSP_Intro[https://perma.cc/5B4Z-V7B9]; “2015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1 by Volume and Rate per 100,000 Inhabitants, 1996—2015,”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tables/table-1[https://perma.cc/6JVU-VB4B](accessed January 30, 2018)(reporting 15,696 murder/manslaughter cases and 124,047 rape cases); Danielle Kaeble and Lauren Glaze,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NCJ 250374(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6), 2(incarcerated population in 2015 comprised 1,526,800 people in state and federal prisons and 728,200 people in local jails)。

[3] A forthcoming law review article also estimates a national docket of approximately 13 million based on some, but not all, of the same data. Megan Stevenson and Sandra Mayson, “The Scale of Misdemeanor Justice,”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8(forthcoming 2018), draft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46057. See “Estimated Influenza Illnesses, Medical Visits,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verted by Vacc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https://www.cdc.gov/flu/about/disease/2015-2016.xhtml#table3[https://perma.cc/M2G9-TBYV](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Nick Bunkley and Lindsay Chappell, “Americans Will Buy 10 Million Trucks(and SUVs)This Year,” Autoweek , http://autoweek.com/article/car-news/people-will-buy-10-million-trucks-year[https://perma.cc/LF3K-ENFV](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Enrollment in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Degree-Granting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6/tables/dt16_105.20.asp[https://perma.cc/T4Z5-3RRN](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4] See note 2 of this chapter for felony filing rates. See also Stevenson and Mayson, “Scale of Misdemeanor Justice,” 10(estimating an average filing rate of 4,261 misdemeanors per 100,000 population). The appendix documents individual state filing rates. See also “2015 Statewide Misdemeanor Caseloads and Rates,” in 2015 Criminal Caseloads—Trial Court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2015), http://www.ncsc.org/Sitecore/Content/Microsites/PopUp/Home/CSP/CSP_Criminal[https://perma.cc/5B4Z-V7B9]. Kansas reports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demeanor filings to the NCSC of any state, but its reported caseload diverges so greatly from the data in its annual report and other sources that it may be unreliable.

[5] State Disposition Tables, §1.11(c-1), text accompanying note 40.1380, in Wayne R.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 2017—2018, 4th ed.(Eagan, MN: West Group, 2017)(concluding that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state misdemeanors are diverted or dismissed based on data from thirteen states); “New York County Adult Arrests Disposed,” New York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2016, http://www.criminaljustice.ny.gov/crimnet/ojsa/dispos/newyork.pdf[https://perma.cc/2JZH-54TD]. In Connecticut, approximately 60 percent of misdemeanors are “nolle prossed,” which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ypically means they are dismissed outright but in Connecticut means that “the prosecutor agrees to drop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but keeps the right to reopen the case and prosecute at any time during the next thirteen months.” Joseph Greelish, deputy director, Connecticut Judicial Branch, email, September 5, 2017; see also spreadsheet from Connecticut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containing Connecticut disposition data). Professor Issa Kohler-Hausmann argues that dismissals and diversions are powerful forms of marking and social control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result in formal conviction. Issa Kohler-Hausmann, “Managerial Justice and Mass Misdemeanors,” Stanford Law Review 66(2014):646—650.

[6] See appendix for state-by-state details. See also State Disposition Tables, §1.11(c-1)in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describing misdemeanor dockets for thirteen states); Diane DePietropaolo Price et al., Summary Injustice: A Look at Co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in South Carolina's Summary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nd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6), 9—10; Alisa Smith et al., Rush to Judgment: How South Carolina's Summary Courts Fail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2017), 10; Miss. Code Courts §9-1-46. The default punishment for a traffic offense in Mississippi, if no other punishment is specified, is up to $250 plus costs and between one and six months incarceration. Miss. Code Traffic §63-1-69.

[7] Compare “2015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9,”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tables/table-29[https://perma.cc/7LWS-T5HG](accessed January 28, 2018)(10,797,088 US arrests), with “2006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9,”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06,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06[https://perma.cc/UXY2-SP7C](accessed January 28, 2018)(14,380,370 US arrests), and “2015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32, Ten-Year Arrest Trends, Totals, 2006—2015,”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tables/table-32[https://perma.cc/CCF4-V43M]. See also Stevenson and Mayson, “Scale of Misdemeanor Justice,” 11—12(concluding that overall criminal filing rates have decreased since 2006); John F. Pfaff, Locked In: The Tru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How to Achieve Real Ref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70—72(documenting a rise in felony filing rates between 1998 and 2008)。

[8] State Disposition Tables, §1.11(c-1), in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 40.1200(noting that state misdemeanor disposition tables are both under-and overinclusive)。

[9] Summary of State Speed Law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April 2011), v—ix; Miss. Code Traffic §§63-3-201, 63-9-11; Ga. Code Ann. §40-6-1(traffic code penalty section); “2015 Statewide Traffic Caseloads and Rates,” in Traffic/Violations Caseloads—Trial Courts (Williamsburg, VA: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Court Statistics Project, 2015), http://www.ncsc.org/Sitecore/Content/Microsites/PopUp/Home/CSP/CSP_Intro[https://perma.cc/N9UJ-WCDU](accessed June 5, 2018)(showing total traffic caseload of approximately 20 million for twenty-one states that potentially impose jail for speeding)。

[10] See appendix for state details(e.g., Kansas and Montana appear to exclude serious traffic misdemeanors from their total counts). See also State Disposition Tables, §1.11(c-1), in LaFave et al., Criminal Procedure (describing “gaps in coverage” in state misdemeanor reporting)。 See also Milwaukee Code of Ordinances §106-1; John Pawasarat and Marilyn Walzak, Cited in Milwaukee: The Cost of Unpaid Municipal Citations (Milwaukee, WI: Justice Initiatives Institute, June 2015)。

[11]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 Book IV, Chap. 1 §I(1769; r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5; William Oldnall Russell, Russell on Crime , 3rd ed.(London: Stevens, 1845), 44—45; William Oldnall Russell, Russell on Crime , 12th ed.(London: Stevens, 1964), 4; Humphry W. Woolrych,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isdemeanors (London: Shaw and Sons, 1842);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Watson, 423 U.S. 411, 438—440(1976)(Marshall, J., dissenting)(noting that at common law “many crimes now classified as felonies 。。。 were treated as misdemeanors”)。

[12] Samuel J. Barrows, New Legislation Concerning Crimes, Misdemeanors, and Penalti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viii—ix.

[13] Brian A. Reaves, Felony Defendants in Large Urban Counties, 2009—Statistics Tabl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3), 26(mean felony prison sentence in 2009 was fifty-two months); Pfaff, Locked In , 56(same-year felony releases); John F. Pfaff,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orrectional Severity: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orrections Reporting Program on Sentencing Practices,”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13, no. 2(2011):499—502(on sentence length); Ronald F. Wright and Rodney L. Engen, “The Effects of Depth and Distance in a Criminal Code on Charging, Sentencing, and Prosecutor Power,”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84, no. 6(2006):1982(out of 41,661 felony arrests, 15,144, or 36.4 percent, ended in a misdemeanor conviction); Thomas H. Cohen and Tracey Kyckelhahn, Table 11 in Felony Defendants in Large Urban Counties, 2006—Statistical Tabl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10), 11(in seventy-five large urban counties, approximately one-sixth of convicted felony defendants were convicted of misdemeanors)。

[14] Jeannie Suk, “Criminal Law Comes Home,” Yale Law Journal 116, no. 2(2006):2—70.

[15] For definitions of these minor order offenses, see N.Y. Penal Law §240.20; Ferguson, Mo., Code of Ordinances §1-15 and §44-344(2015)(repealed April 26, 2016, by consent decree); see also Molly Hennessy-Fiske, “Walking in Ferguson: If You're Black, It's Often Against the Law,” Los Angeles Times , March 5, 2015. For an analysis of the group orientation of low-level policing, see Bernard E. Harcourt, Illusion of Order: The False Promise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John Irwin, The Jail: Managing the Underclass in American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0(“The ‘criminalization’ of drug and alcohol use was intended to control classes of people as much as to punish deviant social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Because risk is a loaded social construct, preventative penal policies that aim at risk can serve as vehicles for bias and discrimination. See Sonja B. Starr, “Evidence-Based Sentencing an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Discrimina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66, no. 4(2014):822—842; Bernard E. Harcourt, Against Prediction: Profiling, Policing, and Punishing in an Actuarial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See also Robert J. Sampson and Stephen W. Raudenbush, Research in Brief: Disorder in Urban Neighborhoods—Does It Lead to Crim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1), 5(“Public disorder may not be so ‘criminogenic’ after all.”). Chapter 7(“History”)discusses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at greater length, and Chapter 8(“Justice”)discusses the sociological view.

[16] Robert Boruchowitz, “Diverting and Reclassifying Misdemeanors Could Save $1 Billion per Year: Reducing the Need for and Cost of Appointed Counsel,”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for Law & Policy (December 2010)(Washington State data); Alisa Smith and Sean Maddan, Three-Minute Justice: Haste and Waste in Florida's Misdemeanor Cour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July 2011), 21; spreadsheet from Connecticut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 James J. Fazzalar, “Violations Resulting in a Suspended Driver's License and Penalties for Driving While Under Suspension,” Connecticut General Assembly, last modified November 30, 2007, https://www.cga.ct.gov/2007/rpt/2007-R-0636.htm[https://perma.cc/H3HN-VN69](28,000 cases filed every year); Consequences and Costs: Lessons Learned from Davidson County, Tennessee's Jail Model 287(g)Program (Nashvill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Tennessee, December 2012), 8. Chapter 5(“Money”)discuss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etting a suspended license in more detail.

[17] “2015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2015, https://ucr.fbi.gov/crime-in-the-u.s/2015/crime-in-the-u.s.-2015[https://perma.cc/6JVU-VB4B](accessed January 30, 2018)(marijuana possession comprised 38.6 percent of all drug arrests); Brendan Cheney, “For Non-White New Yorkers, Marijuana Arrests More Often Lead to Conviction,” Politico , September 21,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states/new-york/city-hall/story/2017/05/04/racial-disparities-in-marijuana-convictions-in-all-five-boroughs-111807[https://perma.cc/7R4P-BNB6]; spreadsheet from Texas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 spreadsheet from Kentucky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

[18] Kathleen Kane-Willis et al., Patchwork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Arrests and Tickets for Marijuana Misdemeanors in Illinois (Chicago: Illinois Consortium on Drug Policy, May 2014), 8, 11; Lauren Del Valle, “Marijuana-Related Summonses on the Rise in NYC, East New York; Minority Nabes Feeling the Heat,” News 21 , http://www.amny.com/news/decriminalization-of-marijuana-nypd-summonses-for-pot-violations-up-in-early-2015-1.10741116[https://perma.cc/ECY3-3UAM](accessed August 16, 2015)。

[19] For FBI crime statistics and definitions, see “2015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9”;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Handbook, 2004(Clarksburg, WV: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2004), 139—147. See also William O. Douglas, “Vagrancy and Arrest on Suspicion,” Yale Law Journal 70, no. 1(1960)(explaining why suspicion arrests are unconstitutional). For Seattle, Baltimore, Kentucky, Connecticut, and Wisconsin data, see “Seattle Municipal Court, Civility Criminal Charges, 2011—2017, 2018 Q3,” tableau public, 2018, https://public.tableau.com/profile/nickz#!/vizhome/SeattleCivilityCharges/Criminal[https://perma.cc/A2PM-YK4W](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Investigation of the Baltimore City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August 10, 2016), 26; spreadsheets from Kentucky and Connecticut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f the Courts on file with author(Kentucky and Connecticut data); “2015 Misdemeanor Disposition Summary, Statewide Report,” Wisconsin Court System Statistics, 2015, https://www.wicourts.gov/publications/statistics/circuitcircuitstats.xhtml#2015[https://perma.cc/4K43-6Y2N]。

[20] Daniel Kreps, “Justin Bieber Pleads Guilty to Careless Driving in Miami,” Rolling Stone , August 13, 2014,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news/justin-bieber-pleads-guilty-to-reckless-driving-in-miami-20140813[https://perma.cc/6RLH-7GXL?type=image]; Stuart Silverstein, “Kiefer Sutherland Pleads No Contest to DUI Charge; New Judge Could Void Plea Deal,” Los Angeles Times , October 10, 2007; Jason Rodrigues, “Hugh Grant Arrested with Sex Worker 20 Years Ago,” The Guardian , June 26, 2015; Hilary Moss, “Jessica White Gets Anger Management, Community Service & Fine After Assault Charges,” Huffington Post , June 16, 2011,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6/16/jessica-white-anger-management-assault_n_877960.html[https://perma.cc/X9CF-3XAS]。

[21] Tabatha Abu El-Haj, “All Assemble: Order and Disorder in Law, Politics,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6, no. 4(2014):961—962(on the Occupy movement); Coretta S. King, “The Meaning of the King Holiday,” King Center, http://www.thekingcenter.org/meaning-king-holiday[https://perma.cc/735T-8TLW](accessed February 6, 2018)(regarding twenty-nine arrests); “Rev. King Given Four Months for Driving Without License,” Stanford Daily 138, no. 25(1960), https://stanforddailyarchive.com/cgibin/stanford?a=d &d=stanford19601027-01.2.30[https://perma.cc/2UMK-YNKN]; “Today We Honor Martin Luther King,” Ascheman Law, http://www.aschemanlaw.com/today-we-honor-martin-luther-king-jr[https://perma.cc/B9EX-R689](accessed January 31, 2018)(regarding Alabama license)。

[22] Dana Hunt et al., ADAM II:2010 Annual Report, Arrestee Drug Abuse Monitoring Program I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2011), viii—xii; Eric Dunleavy et al., Literacy Behind Bars: Results from the 2003 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 Prison Surve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7), 7, 12, 13; Doris J. James and Lauren E. Glaze, Special Repor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6), 1; Caroline Wolf Harlow, Special Report: Defense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0), 1.

[23] Katherine M. Keyes and Deborah S. Hasi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roblem Alcohol Us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the DSM-IV Alcohol Abuse Diagnosis,” Addiction (2008):7; see Chapter 6. qYelh5zx05xZWAkVi8dFafl4IOFmZQ3hPnwWs/SyRrbEXvs8thbT0h0DMgXEei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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