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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起飞不到一个小时，伊萨克城就出现在机翼下了。三面环山，一面是卡尤嘎湖，大学校园像是就夹在两道峡谷当中。风景幽美，果然名不虚传。
我按照空中小姐指点的扣上腰带，准备返回地面。
心里想：美是美啊，洋山水的色调总像缺点什么。缺什么呢？就缺那么一点点红颜色。楼房建筑新颖，可大多是灰色或奶黄的，街道也是灰的，即便有了黛夜的山，碧蓝的湖水，可还缺那么一丁点儿鲜艳的颜色。那耸起尖塔的教堂要是座庙宇多好！绛色的也好，赭黄也好，景色就更“可餐”了。正如节日的蛋糕，只要嵌上一颗小小的红樱桃，奶油立刻就更显得白嫩，蛋糕本身似乎也更香了。
舷梯下，仰首微笑着，频频向我挥手的是老教授哈罗德·谢迪克。未名湖一别，快半个世纪了。我从小伙子变成了老头，他也就成了老老头了。头发是银白银白的，腰板可还挺直，而且双目依然闪烁着幽默和机智。
我们的车沿着湖畔向山上驶去。
城，还是近水的好，尤其大学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道理啊！山，峭拔，磅礴，可它死板。仁者大概是位卫道士。他喜欢高大而不可动摇的形象。还是水灵活，它的流向取决于地势。湖光敝潘，波盈远岸，能松动僵化了的脑筋，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晚饭后，久病初愈的夫人妮莉先上楼安歇了。哈罗德递给我一杯威士忌，说“再聊上五分钟”。旧雨重逢，那五分钟像抻面条似的，不知不觉就成了两个钟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老教授当了日本人的俘虏。四年拘留营的生活，进去时他是英国文学教授，出来时成了一位汉学家。我边谈边翻看他译成英文的《老残游记》，他编的那三大卷《古汉语读本》，不禁钦佩他在逆境中的勤奋。
拘留所倒也不失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哩：没有了应酬，没有了约会，没有了……可是一想起那代价：失去了自由，命运听任摆布，又摇头了。那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早餐后，哈罗德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不是一九七一年他就退休了吗？对，他早已不是东亚语文系的主任了，昨晚餐桌上那位年轻教授就是接替了他那主任职的。但他卸下的只是行政职务，几年来他还在帮助后继人掌着舵，同时领导着一个研究中国俗文学的班子。
一提退休，我立刻想到贴着“光荣退休”字条的彩车，里头坐着的那位有点像旧式婚姻的新娘：胸上给人扎了朵大红花，锣鼓敲得越欢，他心里就越乱成一团麻。因为今天的热烈正预兆着明天的冷清。“一刀两断”在感情上总归是痛苦的。要是能这么“重叠”上一段时间，对工作，对个人，不都更好吗？
校友会的大厅里，壁上是一幅幅油画肖像——从十九世纪以来康奈尔大学历届校长的遗容；长条桌上，陈列着历届毕业生的厚大名册：他们在学术和社会事业上的成就，他们对母校的捐赠……
“校友会”，这是三十年来难得听到的了。脑子里红灯一亮：资产阶级！可又好像冒出了个问号：什么阶级，主要得看它干些什么吧？一个社会要活跃起来，是光靠一根主线呢，还是主线之外，也可以有些支线呢？“校友会”这名称很带些感情成分。“同窗共砚”，梁祝之间的爱就是这么萌芽的。正像每个人对幼小时的家怀有依恋，学校不是一个人在成长时期的“家”吗？在那里，他为考试开过夜车，出过冷汗；在那里，晚会上他曾狂欢过；在树荫下，他曾同年轻的伙伴们探讨过人生的意义，甚至还尝过初恋的滋味；也是在那里，他开始了献身于什么的志愿。同这样一个地方，人怎么能没点感情？和同窗之间，又怎能不结下一份情谊？校友之间，又很自然地会形成大哥哥带小弟弟的纽带。能不能利用这个旧形式，换上新的内容，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股力量呢？
如何利用旧瓶装新酒，这总是社会主义得认真解决的一个课题。把旧内容连同旧容器一并丢弃确实省事，然而有时也确实是个损失。
比如捐献。在美国，捐楼的，就把楼命名为彼得、约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次才注意到，不但绘画馆里有个人捐的画，动物园里有个人捐的动物，大学里甚至还有个人捐的桌椅，因为桌椅上都刻了捐赠者的姓名。“命名”，我们早已明文否定了，可是这种急公好义、踊跃捐献的精神却诚然可贵，它给人以群策群力的印象。国内也有人把毕生收藏的文物、古钱或邮票捐献给国家的，报社发消息，政府给荣誉，说明也是奖励的。可惜这种个人捐献在我们国家里还只是麟角凤毛，还没蔚成风气。
参观大学图书馆那天，不料遇上了此行的第二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断了箱柄，而且是正当过海关的时刻。箱子，不同的人已经用过多少次了，又不维修，怪不得它！
这第二次危机是纽扣引起的。只能怪我太胖，不能怪书架与墙壁之间太窄，因为在前边领路的那位窈窕淑女明明很从容地就走过去了。谁知我那件新制的西服上衣是经不起挤的。人倒是凑合着过去了，可是一件小物件也“砰”的一声从我身上弹了出去。低头一看，啊呀，上衣前襟的两个纽扣双双不翼而飞了——可晚上还有宴会呢。
我就屈下双膝，趴在地上找了起来。一边找，一边还虔诚地祈祷着：亲爱的纽扣，你出来吧。不然，晚上我有何颜去见主人！及至我嗒然绝望时，向纽扣的祷告就变为对家里那位裁缝的诅咒了。后来有人宽慰我说：还有刚下飞机，裤子后面就绽了线的呢！
走过几幢楼房时，哈罗德指了指说，那是学生宿舍。我看见出出进进的既有男生，又有女生，就想起当年未名湖畔一年一度的“开放日”——男生可以进女生宿舍观光的日子。老教授笑我这本皇历太陈旧了。如今，美国男女生不但同住一幢楼，而且往往还同住一层。也就是说，双方情投意合了，即可以搬到一起。
归来翻看一本《大学生手册》，其中有很大篇幅谈的是避孕和人工流产的诀窍，有的学校还发药丸。
想起当年北京教会学校里一个女生接到男生一封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美国女舍监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把刷子，涂上肥皂就刷起那个可怜姑娘的喉咙来，说是要替她把“罪恶”清除干净。如今，竟“开放”到了这个程度！
我从不喜欢繁文缛节。可是把男女结合简化到如此原始地步，觉得生活失掉了它应有的一点光彩，变得实在索然无味了。
下午，哈罗德安排一位年轻教授来看我，他要去上课。教书吗？不，老教授去当学生了，他选修了一门音乐理论课。原来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像他这样八旬上下的老学生，有本校退休的教职员，更多的是教育界以外的老翁老妪们。他们奔波了一生，学一门知识以娱晚年。这些白头学生有时就夹在年轻人中间上课，有时也编成个老人班。
望着教了半个多世纪书的哈罗德夹着讲义包，那么自然，那么愉快地走下山去，我心下不禁喝了声彩：“好风气呀！”
求学，一向被认为当然是青年的事。所谓“学到老”，通常指的也只是政治，而且往往是表示谦虚的一种口头禅。文化知识也能活到老学到老？好像挺新鲜。可细一琢磨，不是很自然吗？任何知识都是日新月异，没有止境的。汉学家去学点音乐理论，新的知识就意味着新的乐趣。
晚间的餐桌上，我举杯祝这位老教授过一个“丰盛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