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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书》是流传至今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古籍。著名经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称《尚书》是记载尧以来历史的“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虞夏书〉新解·序》，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然而，这部古籍内容博大精深，文字佶屈聱牙，加之流传过程中的几多劫难，自然或人为的影响造成的阙佚错简，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版本、真伪问题错综复杂，许多基本问题争论不止，难以定论。今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略述如下。
书在古代是简策的泛称，《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根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写在竹木片上的书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又《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策就是用竹木片写成的书，周文王、武王的政令写在上面。《论衡·量知篇》记载了简策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
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椠是木版，也叫牍，是制成一块块木片，然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简写一行，或二三行。字少的写在竹木片上；字多不过百，写在木板上，称为方；字数过百，分写几简，然后用编绳编连成册（策），用熟牛皮编连的叫“韦编”，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据说孔子有过“读易，韦编三绝”的经历。这就是古代的书。此外，还有写在缣帛上的帛书，至少在春秋战国已流行于世，故《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后者指青铜器、石碑、石鼓之类。
《尚书》最早单叫作《书》。在古代典籍中，常出现“《书》曰”、“《书》”，大多指后来的《尚书》，有时也可在“书”前冠以朝代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也指的《尚书》。但也有把《国语》称为《书》的，《大学》云：“《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朱熹《四书集注》：“《楚书》，《楚语》。”《诗》在当时也曾被称为《书》，《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辟王，聿求厥章。’”今《诗·周颂·载见》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易》、《春秋》也可以叫作《书》。可见，在使用简帛作书的时代，用于书写，记言记事的简策都可以称“书”，故“书”本由简策引申而来，泛指书籍。《尚书》也是其中的一种。后来，由于书籍的发展，因内容、体裁的不同，书名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如《易》、《书》、《诗》、《礼》、《春秋》等名称。《书》逐步成为专门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的政事性书籍。
我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商代的贞卜祭祀人员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史官，“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除甲骨文外，商代还有简策之书。周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史官制度，并一直流传下来，当时的史官主要是为统治集团，特别是为君王服务的，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在史官的记录中，《礼记·玉藻》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右史官们随时记录君王的活动，真正做到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所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样就形成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不同书名，即记事之书成为后来的编年体类《春秋》，记言之书成为后来的政事性《书》。故《荀子·劝学篇》云：“故《书》者，政事之纪也。”《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吴澄《书纂言》：“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叙》中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总之，至迟在春秋战国书籍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逐步把那些专门记录君王言论（如讲话、文告、誓词）的书叫做《书》，在此之前的类似典籍，也逐步冠以《书》或某《书》，先秦典籍中广泛出现的《书》，一般都属于这一类。
《尚书》的名称，目前来看至迟出现在西汉中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史记》最早给《书》定名为《尚书》。他说《尚书》只记载尧以后君王的事迹。他又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云：“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由于记言的《书》没有黄帝等言论，而《大戴礼》、《春秋》、《国语》、诸子百家有许多黄帝的传载，所以为了贯通历史，身为儒家的司马迁打破门户观念，从其他记事类史书中补充了黄帝的内容，完成了《五帝本纪》。可见，《尚书》名称的出现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传载的是尧以后的君王言论，这些记载言论的书，被专称为《尚书》，其“尚”字，成为“书”名变化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交代。《史记·儒林列传》谈到了汉初儒家传《尚书》的情况：“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可见至少在汉初，《尚书》已在东方齐鲁一带广为流传，这里正是儒家最集中的活动区域。
《尚书》又被称为《书经》，这是更晚的事情。“经”作为书名，起于春秋战国。《国语·吴语》几处提到“挟经秉桴”，韦昭注：“经，兵书也。”清人俞樾不以为然，认为“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可见，此经究为何物难定。《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俱诵《墨经》。”今存世有《墨子》的《经上》、《经下》两篇。可见以书名加经连称的，战国时已有。《荀子·解蔽篇》有“道经”。《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和“说”之分。杨伯峻先生说：“‘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这里的经和前面的书都是指书的某种体裁，没有后来的儒家经典的尊贵意义。因为经本是丝织之名，由于可以用来把竹木典籍编连成册（策），——这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故而引申为书籍，进而专指某种提纲型的书籍。《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本是寓言故事，时代不好定。《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是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说成是经，《书》也在其中，我们认为这里的经似乎也没有超出“墨者俱诵《墨经》”的意思。所以蒋善国先生说：不过周、秦间只是把《礼》、《乐》、《诗》、《书》、《春秋》混称“经”，而实际未把“经”字加于《礼》、《乐》、《诗》、《书》、《春秋》下（《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西汉初期，多把儒家的“六艺”叫做“六经”（贾谊《新书·六术篇》）。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家的经书已开始具有经典的尊贵地位，但当时还是称《书》或《尚书》。直到隋唐亦然。蒋善国先生说：“‘书经’二字连称，当起于赵宋以后。”此时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地位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崇高地位，《书经》名称的出现，是其合理的结果。总之，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尚书》完成了由泛指的书，到专门记录君王言论的《书》，再到儒家传授的专门记录尧以来君王言论的《尚书》，最后成为地位至高无上的《书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和中国古代典籍的发展，特别是和儒家传载的孔子整理、编次、删定过《尚书》密切相关，和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了《尚书》这部原本尘封的故档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最终登上“书经”的圣殿。
那么，为什么儒家把《书》改称为《尚书》呢？在古代，“尚”和“上”是同义通用字，尚即上。其解释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上古的意思，表示远古以前的书，《史记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孔传》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序·孔疏》引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释名·释典艺》：“《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事也。”现在学者大多持此观点，刘起
先生说：“‘尚’只是上古的意思。用今天语言来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其一，既然是上古之久远以前的书，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远不止从尧开始，尧以前还有三皇及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等，司马迁已发现这个疑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尚书》斩去了尧以前的历史，称不上是最古老的史书。《易》所记，相传从伏羲氏开始，在尧之前，为什么不称《尚书》？《春秋》、《国语》载有五帝事，也不称尚。可见，上古之说不准确。其二，检阅现存的今文《尚书》，许多篇如《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已经是春秋时代的事了，在孔子以下的儒家眼光中，更算不上是上古之书。《尚书》只不过是今存最古的典籍，当时没有流传下来的，比《尚书》更早的典籍还有，不然诸子百家所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就成子虚乌有了。所以称《尚书》为“上古之书”不是尚的本义。第二种说法认为《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史通·六家》引《尚书璇玑钤》：“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把《尚书》说成是天书，神圣中自然包含尊崇的意思。《尚书正义》引郑玄《书赞》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这种说法充满神秘的谶纬思想，没有任何根据。古代受尊崇的书很多，为什么单称《书》为《尚书》，《诗》、《易》等不加尚呢？第三种说法认为“上”，代表“君上”，即古代帝王、君王。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须颂篇》云：“或问《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这种说法是从《尚书》的体例、内容绝大多数是记载君王与臣下的对话言论，如诰、命、誓、谟、典，以及君王的活动为根据，所以叫做《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问题是古代帝王很多，为什么《尚书》独载尧以来，且主要是尧、舜、禹、启、汤、伊尹、文、武、周公、康、穆的事迹呢？为什么“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间的阙佚何其多多呢？可见，简单地认为《尚书》是古代帝王之书也不完全正确。
上述三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但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弄清“《尚书》”名称的真正含义。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早称《尚书》的司马迁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其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或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序》）《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学者可能指春秋战国至西汉的诸子百家是把三皇五帝统统称为尚的，如果《尚书》之尚是上古、远古的意思，理所当然包括三皇五帝在内。“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可见《尚书》排除了尧以前传说的帝王，独取尧、舜。因而称“尚”为上古，不符合司马迁的意思。其二，司马迁看到的《尚书》是记载尧以后的事，但诸子之书大量记载了黄帝的事迹，《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有黄帝的记载。但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正义》：“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故而排斥不论。连相传为“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家也或“不传”。荐绅先生当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学者，特别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造成“《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司马迁说《书》缺有间矣，而不说《尚书》缺有间矣。可见，司马迁知道，《书》和《尚书》已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书》；后者少，是儒家传下来的叫做《尚书》的《书》。《汉书·艺文志》：“《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晚年整理过《尚书》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孔子是否删过书，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传》自孔氏。”（《孔子世家》）由于上古传下来的《书》本来就阙佚很多，史书不足征，孔子整理《尚书》，没有怎么删书。然《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索隐》：“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认为孔子曾删过书，《书纬》即《尚书璇玑钤》，郑玄《书论》亦引，郑玄《书论》说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不可全信。上古之书本来就少，孔子哀叹文献不足，怎么能删掉三千多篇呢？《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有人以为是周公每天都读商代的《书》百篇，实在有点望文生义，古代的竹木简那么多、那么重，周公一早上怎么能读百篇呢，今天留下来的今文二十八篇，即使印刷在一本书上，谁敢说一天就能读完呢？当年东方朔上汉武帝的奏章，竟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大力士才抬得动。可见这里的百篇或是虚数，多的意思，或是专用书名，像今天的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之属。但也不可全不信，孔子以儒家学说评判是非道德，在整理《书》的过程中，删去了尧以前半神半人的君王，《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既能删《诗》，当然也能删《书》，只是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书》太少，删去的不多罢了。其三，作为一位公正的史学家，司马迁摒弃学派门户之见，从其他史籍，特别是诸子中补充了《尚书》的缺佚，并实地访古调查，“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撰成了《五帝本纪》。这对完成从黄帝到汉武帝数千年的通史著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说法与《大戴礼记》基本相符。宰予（又名宰我），是孔子早年的弟子，也是最不喜欢的弟子。他曾多次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宰予“利口善辨”，甚至有点离经叛道，曾公开反对老师的观点，他不断追问连孔子也难言的事迹来难为老师。《大戴礼·五帝德》载：“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暗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孔子被问得不耐烦，反而斥责宰予浮躁不踏实。但下面还记有宰予问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以及孔子的详尽的回答。从这段被后世儒家添油加醋加以描绘的资料看，孔子并非完全不了解黄帝的事迹，只是不愿意多说罢了，在被刨根问底的宰予死追不放时，还是逐一回答，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这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夫子，以宰予“不足明五帝之德也”（王肃语）搪塞过去，正反映了孔子及儒家对黄帝的鲜明态度，不但自己不愿意讨论，也不喜欢弟子论及。所以到了后来，黄帝从儒家典籍中基本消失了。《大戴礼记》也不是最受尊崇的经书。
从《论语》中孔子的褒贬评判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尚书》所传载的是以尧为首，按儒家的道德评价标准称得上是贤君明王以及他们的贤臣，只有他们的言论和事迹才有资格入档这部经典文献汇编。下面兹举几段《论语》为证：
1.《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于伪《古文尚书·君陈》之中。
2.《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又：“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论述夏、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3.《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崇尚周礼，赞美周公。
4.《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以《尚书》为符合儒家思想的雅言，符合司马迁的说法。
5.《论语·泰伯》是孔子盛赞古代人物最多的一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里，孔子这位以批评见长的政治家、思想家，把完满的溢美之词，都加在尧的身上。故《汉书·儒林传》云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即上引《泰伯》内容，引者省略）于是叙《书》则断《尧典》”。
6.“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7.“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这五位名臣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在《尚书》中都有言论和事迹，且多是君王或比较重要的部落首领。
8.“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这十位能臣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文母（或说邑姜）。今文《尚书》中周公、召公是主要人物。其余也进了今文或伪古文《尚书》。
9.“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10.“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11.“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对禹、周公极力称颂。只有泰伯的事迹在《尚书》中没有论及，其余人物，或有专篇，或间接涉及。
12.又《论语·子罕》赞颂周文王：“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3.《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间接赞扬周公以王室至亲，功大位高，却节廉自律。孔子赞扬最多的是周公，《尚书》中周公的篇章也最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反映了儒家与《尚书》的关系。
14.《论语·颜渊》：“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15.《论语·宪问》：“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可见孔子十分赞同南宫适的评价，背后夸奖他。
16.《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此处直接提到《尚书》，殷高宗即商王武丁，《尚书》多有涉及。
17.《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受孔子赞扬的殷商三位仁人，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反对纣王暴政，《尚书》有专篇。同时还赞扬伯夷、叔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8.《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文武之道，即指周文王、周武王的谟训功烈与周代的礼乐文章。这些都是《尚书》中屡屡提及的。
《论语·尧曰》中还涉及了尧禅位舜，商汤放桀而告天下诸侯，武王克商大赉四海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多见于今文《尚书》或伪古文《尚书》。
综观《论语》，凡是孔子赞誉过的古代人物，特别是君王及著名大臣，在《尚书》中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在诸如《中庸》、《孟子》之类后代儒家的经典中，也都有这些君王的记载，并且还增加了太甲、大戊、祖乙、盘庚等。
顾颉刚师很早就注意到《尚书》等古籍和儒家的关系。他在研究了《诗》、《书》、《论语》之后说：“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由此，顾先生提出了轰动学术界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疑古观念。他又说：“我便温了几遍《尚书》，把里面关于古史的话摘出比较，由此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观念实在只是神道观念，这种神道观念和后出的《尧典》等篇的人治观念是迥不相同的。又知道那时所说的‘帝’都指上帝，《吕刑》中的‘皇帝’即是‘上帝’的互文；《尧典》等篇以‘帝’为活人的阶位之称，是一个最显明的漏洞。……这种变迁，很可以看出古人的政治观念：在做《吕刑》的时候，他们决想不到有这样精微的德化；在做《大禹谟》的时候，他们也忘却了那个威灵显赫的上帝了。这种政治观念的变迁，就是政治现象从神权移到人治的进步。拿了这个变迁的例来看古史的结构的层次，便可以得到一个亲切的理解。我们何以感到一班圣君贤相竟会好到这般地步？只为现在承认的古史，在它凝结的时候恰是德化观念最有力的当儿。”（《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虽然我们不同意“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疑古观点，但《尚书》一类古籍的许多篇，如《尧典》、《皋陶谟》等为后人，特别是儒家学者整理、加工乃至重新编写已是不争的事实。顾颉刚师天才的发现，给《尚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使我们可以正确理解其名称的真正含义，那个半人半神的黄帝被摒弃在《尚书》之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顾颉刚师对儒家创造的“道统”也进行了研究：“道统是伦理的偶像。有了道统说，使得最有名的古人都成了一个模型里制出来的人物，而且成为一个集团，彼此有互相维护的局势。”他认为：“最早的道统说，似乎是《论语》的末篇‘尧曰’……但《论语》末篇本有问题。”《论语·尧曰》推出了尧、舜、禹、汤、武的道统。“推测原始，当在《孟子》。《尽心篇》的末章说，尧舜后五百余岁，汤闻而知之；汤后五百余岁，文王闻而知之；文王后五百余岁，孔子闻而知之：见得孔子的道即是尧舜的道，相去千五百余年没有变过。”孟子自称“私淑诸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是继承孔子的，这样《孟子》推出了尧、舜、汤、文王、孔子、孟子的道统。“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这里司马迁似乎推出了周公、孔子、司马迁本人的道统。“其后扬雄、王通、韩愈等各欲负荷这道统，不幸没有得到世人的公认。到宋代理学兴起，要想把自己一派直接孟子，以徒党鼓吹之盛，竟得成功，而得濂洛关闽诸家就成了儒教的正统，至今一个个牌位配享在孔庙。这个统，自尧、舜至禹、汤，至文、武、周公，至孔、孟，又至周、程们，把古代与近代紧紧联起。”（《古史辨》第四册《顾序》）可见，到司马迁时，儒学的道统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尚书》中显示出来，逐步成为儒家安身立命的基础，司马迁把《书》称为《尚书》，正反映了汉代儒学体系的发展和成熟以及开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关于《尚书》名称，我们的结论是：一、在西汉，《尚书》早已不是完整的、最古老的典籍，而是一部阙佚很多的、断自尧的典籍。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书》本身流传的自然和人为损失，与孔子的整理、略微删定有关。二、《尚书》是传载古代君王及其臣下的典籍，而这些君王大多是得到孔子以下儒家肯定和尊崇的贤君明王，半人半神的黄帝一类是不包括在内的，这些君王的选择体现了儒家的道统观念。而非道统之内的君王之书，逐步被排斥掉。三、儒家学派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把这些贤君明王纳入自己的道统中，我们不排除这些君王的言论事迹糅杂了儒家的思想，但现存《今文尚书》的主要篇章，是古代保存下来的，甚至包括《尧典》、《皋陶谟》等成书较晚的篇章，其中的基本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现存《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则是后代（晋代及其以前）的儒家根据自己的道统观念，糅杂古代典籍中的佚书材料及儒家的传载人物及事迹编制而成的，是伪《古文尚书》。四、最后我们概括《尚书》名称的真涵义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受到儒家尊崇的贤君明王之书。
由于《尚书》是先秦漫长历史时期的文献，曾经有过很多篇数，具体篇数无法确定。以夏商周三代计，近二千年，九十余王，包括夏代十七王十四世（《史记·夏本纪·索隐》），商代三十一世，三十余王（《史记·殷本纪·集解》），周代三十七王（《史记·周本纪·集解》），加上各诸侯国君难以计数，还有三代的重要大臣，即使是每个王或国君有过一篇言论，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何况在古代史官制度逐步建立、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君举必书”，理应有许多记载言论的《书》留下，所以纬书《尚书璇玑钤》所说的孔子时代，《书》有三千二百余篇的话，虽不可信，但至少表示曾有相当多的篇目。问题是到春秋末期，孔子整理《书》时，到底还残存有多少篇《书》，三千篇是肯定没有的，否则孔子就是中华文化的罪人，因为他“断远取近”，删去了占绝大部分的三千一百多篇《书》，仅留下一一八篇编定为《尚书》、《中候》两书。这样大砍大杀地对待古籍，绝非孔子所为。事实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上古的《书》虽然很多，但是损失也很多，除了一些简单、易于记忆、琅琅上口的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以及一些贤君明王的重要言论易于留传下来外，其余都佚失了。蒋善国先生在《尚书综述》中归纳了佚失的八种原因，其中至春秋末的主要有：1.竹木简笨重，收藏不易，且容易自然损毁；2.周时学在官府，传者少，人死了，书也就亡佚；3.一般诵习的《书》也就是有限的几篇；4.凡《书》触犯忌讳的，多被各国君王禁毁；5.战争的破坏巨大，周初千余国，皆小国，国亡，文献也就亡佚了。另外，周朝衰微，王室动荡，原藏于周时的《书》损失更大，这样，到孔子时代，《书》的数量不会太多，因为孔子时时叹息文献不足，怎么可以随便将这些宝贵的典籍删掉呢？前引《史记·孔子世家》就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当时《书》缺佚太多，几乎百不存一，尤其是夏、商的《书》，这与今存今文《尚书》的情况相吻合。当然，孔子可能删掉尧以前黄帝之类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以及无教育意义的君王的言论，以避免对后世产生不良影响，但这种篇目也不会太多。总之，到孔子时代，《书》大约残存百多篇，经孔子整理删除确定了一一八篇。
进入战国时代，群雄并立，思想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主要是儒墨两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著书立说，游说鼓吹于诸侯之间，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千方百计从古代文献中搜取证据，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作为古代君王之书的《书》，自然成了他们引证的首选对象，所以战国以后的诸子著作中，引用了不少《书》，这其中有见于汉代所传《尚书》的，也有不见而被称为“逸书”的。清代以来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搜集了许多《尚书》文字，至今，还有人在不断增补，刘起
先生《尚书学史》汇集诸家所辑，再补充从诸子中搜集所得，另增清代诸人所未见之书，共据文献二十种，归纳了五项分别辑录，基本上廓清了先秦《尚书》的流传情况。
根据刘起
先生的研究，《尚书》在先秦广为流传，今存二十余种文献都引用过，总次数有三百三十多次，其中，有篇名的五十多篇，见于汉代者约26篇，不见于汉代、可知篇名者32篇，其余《逸书》数十则，其中约可为篇的19篇。如果加上《书序》百篇的其余六十余篇和《逸周书》中的七篇以及至春秋战国加工三十余篇（《尚书学史》第62页），可推断战国时可以见到有篇名的《尚书》也就一百二三十篇。这与纬书所说孔子删定《尚书》为一百篇，加上《中候》十八篇的数字基本吻合。可见，孔子时代的《尚书》一百多篇，经孔子整理、删定，基本上流传下来，直到秦统一。这是《尚书》编定后的第一个本子，其篇数和内容已不可确考。在这一百多篇中，汉代今文二十九篇，这可能是流传最为广泛的《尚书》篇目。在先秦称引最频繁、被引用较多的篇目，如《康诰》、《洪範》、《吕刑》、《太誓》、《尧典》等，都与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关，反映了以史为鉴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也是孔子及儒家编定传载《尚书》的根本目的。《尚书》以西周为主，特别是与武王、成王及周公有关，反映了西周初期政治制度创设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先秦所引用的《尚书》文句，都是一些平易好读的句子。各家引用的文句虽有差异，但大同小异，战国以后称引《尚书》的主要是儒墨两家，以及《左传》。战国初期，儒墨都是显学，在传载《尚书》方面平分秋色，他们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态度，是《尚书》流传的重要原因。后来，儒家逐步取代墨家，成为《书》的主要传载者，《尚书》也就成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这种情况至少在西汉已经确定。故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秦统一以后不久，便开始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活动，包括《尚书》在内的文化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由孔子编定的《尚书》百余篇，到秦朝受到重创，除了国家收藏外，民间的《书》基本被焚毁，而秦皇宫里所藏的“尚书”在秦末又遭项羽焚毁。这样，到汉初《尚书》似乎已被焚烧殆尽。然而，《尚书》没有绝迹，在儒学发达的东方齐鲁地区，仍然有流传的迹象，《史记·儒林列传》云：“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一带有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深厚传统，“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既然礼乐经艺能顽强地保存下来，这其中可能也包括《尚书》，所以到汉文帝时，《尚书》终于浮出世面，这就是《今文尚书》的出现。《史记·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孔子时的百篇《尚书》，到伏生时，仅剩下二十九篇（后考定实际上只有二十八篇），伏生所传的《尚书》并非春秋时的原本，而是秦汉民间通行的隶书录写的。因此，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这是《尚书》编定后的第二个传本，实际上是第一个可以有篇数和内容的本子，但劫后余生，仅是孔子传本的四分之一强。伏生，经考证，是孔子弟子子贱的后代，颜子推的《颜氏家训·书证》中有详细论证。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集解》引孔安国曰鲁人。《论语·公冶长》记孔子赞扬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可见，子贱在孔子眼中，是真正的君子，是鲁国君子的代表。这说明他有可能成为儒家在鲁国的传人。《韩诗外传》有关于他活动的记录，但他是否传习《尚书》没有记载。
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指出：“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书》。其后，接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这个说法来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对于漆雕开，《集解》引郑玄曰鲁人，《正义》则引《家语》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岁。”又云：“习《尚书》，不乐仕。”作为孔门弟子，传习《尚书》是可能的。
《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漆雕氏之儒”便是八派之一。孔子弟子中有三漆雕：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郭沫若认为：“从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派来看，当时以漆雕开为合格。”（《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148页）漆雕开与宓不齐虽同为孔门弟子，但年龄却相差甚远，漆雕开少孔子11岁，宓不齐却少孔子49岁（《家语》则说少30岁，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同）。据郭沫若考证：“两人不仅学说相同，遭遇亦颇近似。”《墨子·非儒篇》言“漆雕刑残”，而《韩非子·非儒篇》言“宓子贱不斗而死人手”。因而认为“两人之间可能是义兼师友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149页）。我们认为这个结论难以成立。
王充《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恶。”宓子贱、漆雕开在学问上的确有些共同之处，但在许多方面并不一致。高专诚说：“照王充之说，宓子贱与漆雕开在学问上颇有相似之处。但从现有的其他材料来看，在别的方面，却看不到二人更多的相似之点。”（《孔子、孔子弟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宓子贱乐于仕，更接近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整理《尚书》已是晚年，他作为得到孔子高度赞扬的晚年弟子完全可以从孔子那里传习到《尚书》，不必硬拉上漆雕开。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追溯伏生《尚书》的渊源，径可以溯至宓子贱。
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今文尚书》取得了正统地位。西汉传《今文尚书》的有三家：一是欧阳家，伏生传授给张生和欧阳生（名和伯）。欧阳生再授兒（倪）宽，兒宽又授欧阳和伯子世，再传至其曾孙欧阳高，汉武帝所立学官，所置博士便是欧阳氏所传《今文尚书》。二是“大夏侯家”，张生授夏侯都尉，传夏侯始昌，始昌传夏侯胜，胜受业于兒宽门人兰卿，又从欧阳氏间为学，于汉宣帝时立于学官为博士，此即《今文尚书》大夏侯氏学。三是“小夏侯家”，大夏侯传其从子夏侯建，建又事欧阳高，汉宣帝时立于学官为博士，此即《今文尚书》小夏侯氏学。
到了汉宣帝时，三家大师各立门户，自成一派，汉宣帝把三家都立于学官，各置博士一员。但又以欧阳氏为主，汉石经的《尚书》就是用的欧阳氏本。
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汉博士孔安国是孔子第十一世孙，他原本也可能治《今文尚书》，欧阳生的学生兒宽也曾受业于他。汉武帝末年，又发现了《古文尚书》，这是《尚书》的第三个本子。
古文一般是指秦以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以前所用的文字，以及大篆、籀文等，实际上在汉代先秦文字都可以被叫作古文，而秦小篆和秦汉流行的隶书，则是当时的今文。小篆和隶书先秦时就已经存在，伏生是秦博士，他的本子是用今文写的。
《史记·儒林列传》：“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这个本子实际上就是孔氏家传本《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释读后，用隶书笔法重新摹写，传之，这种方法叫隶古定。
在《汉书·艺文志》里，把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和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尚书》联系起来（参见《汉书·楚元王传》、《鲁共王传》记载），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还是说得通的，《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后来，刘向用这个本子校定今文三家本子，发现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十六篇逸书；二是《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每简字数在22—25字之间，共计70字左右；三是文字相异者七百有余。这个本子虽是古文，但为了区别伏生的《尚书》，后人将孔壁（或家传）本叫做《古文尚书》，伏生本叫《今文尚书》，这就有了今古文《尚书》之别。故蒋善国说：“今文名称大约在魏晋以后才出现。起先伏生尚书径称为《尚书》。实际上两者主体部分还是相同的。由于没有立官，《古文尚书》只能习于民间，影响较小。两个都是今文，区别在于一个是秦朝传下来的今文，一个是汉代由古文改过来的今文。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他在《史记》中关于《尚书》的记载是今古文并用。”
西汉哀帝时，刘歆偏好古文学，有意提高古文《尚书》的地位，他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一文，阐述了《古文尚书》的来源，强调今古文并重，此文后成为研究西汉《古文尚书》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当权的今文学家极力反对，刘歆失败了。王莽专权以后，搞复古改制，刘歆时来运转，《古文尚书》地位上升，一下子立为官学，刘歆也做了国师。
但好景不长，王莽政权覆灭，取而代之的东汉，恢复了西汉旧制，取消了《古文尚书》的官学地位，一直到东汉灭亡。但是，《古文尚书》的传习较西汉发生了很大变化，马雍先生说：“在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在学术界是风靡一时的，《古文尚书》只是在民间私学，势力很小。而到了东汉以后，《古文尚书》虽然一直没有立于学官，却在学术界愈来愈占优势，最后竟战胜了《今文尚书》。”（《尚书史话》第2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汉灵帝熹平年间，在石碑上用隶书分刻经书，《尚书》一经采用的还是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以欧阳为主。立碑于洛阳太子讲堂前，史称“汉石经”，又称“一体石经”。
河间献王本《尚书》是《尚书》的第四个本子。《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汉景帝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在汉武帝时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个《尚书》本子也是从儒家门徒后代手中传过来的，是民间《古文尚书》的又一个本子。但很快佚失，现在已不可考。
张霸百两篇本《尚书》，这是《尚书》的第五个本子。《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百两篇，即《尚书》百篇，另外把百篇《书序》分置前后，是凑合分析二十九篇而成，价值不大，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这部《尚书》被废黜了。但是所编写百篇《书序》却保存下来，后来人们说《书序》是孔子写的，这是曲解了《孔子世家》上的话。
直到宋代人们才怀疑此事，后来搞清楚《书序》只是后人用《左传》、《史记》上的有关材料编辑而成的。
杜林漆书本古文《尚书》，这是《尚书》的第六个本子。
漆书，是用漆墨写在纸帛上的。《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扶风茂陵人也，博学达闻，西汉末年流落四川，受隗嚣敬待，后亡归。“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杜林是古文学的大师，传给卫宏、徐生的是《古文尚书》，后来又在西州得到漆书一卷，这是两件事，他所得的本子只有一卷了，并非《尚书》全书，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篇。流亡回来后，出示给卫宏等人看，并进行研究。《后汉书·儒林传》：“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释，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这样在东汉末年，经贾、马、郑三大师的训、传、注，《古文尚书》才成为显学。这里，杜林传《古文尚书》是什么本子没交待，估计就是孔壁本，后来他又发现了一卷《古文尚书》真本，可能属于二十九篇之一，印证了自己从父亲那里所学的《古文尚书》的价值，所以名声更加显赫，所以三位大师才给他的本子作注。
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著录的《古文尚书》约一百六十余处，用的是杜林的《古文尚书》，许的引录没有超出今文二十九篇范围。
这可见是当时人们只改了与今文相同的《古文尚书》，以便于传播，逸出十六篇，仍然秘藏宫中，很少为人所知。总之，东汉流传的《古文尚书》与西汉《今文尚书》的篇目是相同的。三国时期魏国的文化是正统所在，由于《古文尚书》地位的上升，立于学官。魏正始年间刻的三体石经（古文、篆文、隶书）中的《尚书》就是用《古文尚书》为样本，此时，《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西晋时，《古文尚书》独领风骚。今古文之争让位于郑玄《古文尚书》与王肃《古文尚书》之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西晋所藏图书遭到严重损失。“永嘉历乱，众家之书并亡。”（《经典释文·叙录》）欧阳高、大小夏侯三家的《今文尚书》全部丧失，甚至民间也没人学习它，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就这样失传了。与此同时，原藏于宫中的今文二十九篇外的十六篇逸书，也损失了，从此剩下来的就只有二十九篇《古文尚书》。在南北朝仍然盛行。
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这是《尚书》的第七个本子。东晋元帝时（317—322），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梅颐）向元帝献《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说，这部书是魏末晋初的学者郑冲传下来的。郑冲怎样得到它，梅赜没有说明。这部《尚书》假托为汉代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所献《尚书》，并有序和注。
这部书的经文五十八篇，其中二十九篇的名称和当时流行的《古文尚书》郑注本相同，除《舜典》无注外，其余都有注。书前有孔安国写的序，说明他得书和作传的情况。又把《书序》分别列在各篇经文的前面。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所引为现已失传的《晋书》材料。
这个本子从梁朝开始流行，经北朝大学者刘炫、刘焯替它作《疏》，经学大师陆德明《经典释文》替它作《音义》，在学术界逐渐占了优势，终于压倒了郑玄的注本。唐太宗初年，命颜师古考订《五经》，用刘炫所编定的《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编定了新的《尚书》本子，使梅赜《尚书》又一次取得了正统地位。
后来，唐太宗又命孔颖达领衔编纂《五经义疏》，其中的《尚书义疏》仍然以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本，从此，梅赜《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传本，东汉以来流行的郑玄注《古文尚书》竟然被压倒，终失传了。
这个本子有许多假的古字体，十分难读，晋代范宁曾将其改成隶书（隶古定）的本子，又改成当时的“今字”（楷书）本，到唐时失传，唐玄宗命卫包用楷书再次改写，由于卫包不太懂古文字，所以改错了不少。但《尚书》终于定型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就是唐代卫包改隶为楷的本子，唐开成二年（837），分刻石经，开成石经《尚书》用的就是卫包本，这可算是《尚书》的第八个本子。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十三经注疏》中见到的《尚书》本子。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自先秦到唐朝，《尚书》的源流十分复杂，大致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出现了八个本子，其中的四个本子极为重要。
第一次，春秋末期，原本难以计数的《尚书》所剩无几，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当时大概有一百二十篇，早已失传，无法考证。
第二次，西汉文帝时，伏生传今文《尚书》。经历秦火、项羽焚咸阳后，《尚书》仅剩下二十九篇，后来刻为汉石经本的，流传于两汉成为官学。
第三次，汉武帝时，孔壁《古文尚书》发现，两汉流行于民间，魏晋时成为官学。《尚书》增加了十六篇逸书，但民间流传的还是与今文相同的二十八篇《古文尚书》，后来刻为“魏石经”。
第四次，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这个本子包括孔传、孔序和五十八篇《尚书》，到唐时正式定为官学经典，玄宗时卫包改隶书为楷后成型，刻为“唐石经”，为后来一切版刻本之祖。
《尚书》的篇目，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先秦时的篇目已经无法统计，《纬书》所说的：“三千三百三十篇”或“三千二百四十篇”并不可信。大概从上古开始，到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尚书》篇目则有一个由多到少的过程。到孔子整理删定《尚书》时，还有一百二三十篇。经过战国及秦朝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宫，《尚书》损失惨重，到西汉初期，只剩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其后《尚书》的篇目又有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到了东晋时定为五十八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是《史记》和《汉书》的说法，但是现在人们都认为是二十八篇，其中有一篇《泰誓》和先秦所引用过的《泰誓》完全不同。被证明不是伏生所传，为后人伪作，应排除掉，这样一般都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泰誓》后得，但何时得到，有景帝时说，武帝时说，宣帝时说三种，难以定论。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孝武时，《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而王充《论衡·正说篇》认为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起老屋得到的。由于《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中曾引过《泰誓》的话，说明这篇《泰誓》至少应发现在景帝时或武帝初期，后被掺进了今文之中。
后来诸家在如何解释司马迁所说《尚书》二十九篇时难以自圆其说，有的说加《书序》。有的说是《顾命》一篇析出《康王之诰》等。我们暂且仍按《史记》和《汉书》的说法，称《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其中的《泰誓》为伪作，是《泰誓》佚后补上的。到汉武帝时，孔壁发现了《古文尚书》，孔安国所献的这个本子中二十九篇为今文所有，十六篇为《逸书》，共计四十五篇。汉成帝时，张霸献《古文尚书》“百两篇”，这个本子是离析二十九篇，加上《书序》凑成。张霸的“百两篇”本子遂被否定了。虽然如此，但其“百篇《书序》”却流传下来，到东汉马融、郑玄认定为孔子所作。其根据是《史记·孔子世家》上的“孔子序《书传》”记载，很明显这里的序是作动词，有按秩序整理的意思。张霸的《书序》则是从《左传》、《史记》等书中摘录有关材料编录而成的。
根据孔颖达的考证，“检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尧典·序·正义》）即号称“百篇《书序》”，但其中有四篇实无序，而只简单提某人作某篇，其余九十六篇以六十三个序尽之。这是因为其中有多篇共序的缘故。百篇包括《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
东汉时马融、郑玄都给《书序》作注。他们把百篇中当时传习的二十九篇篇文都做了注，而对当时不传习的逸书十六篇则注明为“逸篇”，存其目于古文本中。西汉末年，在刘歆的《七略》中，《今文尚书》中的欧阳《尚书》是三十一篇，是由于《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的缘故。《古文尚书》则把《盘庚》、《泰誓》都分为三篇，《顾问》析出一篇《康王之诰》，成为三十四篇。加《逸书》十六篇中析《九共》为九篇，共计二十四篇，所以合为五十八篇，这就是东汉时《古文尚书》的篇数。
但无论篇目数怎样变化，今文二十九篇则是《尚书》的主体。其余逸书的分合情况，因为没有流传无法考证。
到了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其总篇数仍然是五十八篇，但其中只有三十四篇的篇名完全与郑注本相同，另二十四篇则是新多出来的，其中的《舜典》是从《尧典》中分出来的，《益稷》是从《皋陶谟》中分出来的，仅仅增加了一些字数。换掉了郑注中的《泰誓》三篇。这个本子除了《舜典》外，其余五十七篇都有注。署名为孔安国传，故称《孔传古文尚书》。这样就成为今古文《尚书》的五十八篇，成为后来《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的底本。
兹将今古文《尚书》篇目列出如下：
尧典 皋陶谟 禹贡 甘誓 汤誓 盘庚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 太誓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诰 康诰酒诰 梓材 召诰 雒诰 多士 毋劮 君奭 多方 立政顾命 粊誓 吕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尧典 舜典 汩作 九共（共8篇） 大禹谟 皋陶谟弃稷 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汤誓 典宝 汤诰咸有一德 伊训 肆命 原命 盘庚（共3篇） 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 太誓（共3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金縢 大诰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雒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顾命 康王之诰
命 粊誓 吕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书序一篇
尧典 舜典 （伪）大禹谟 皋陶谟 益稷 禹贡 甘誓（伪）五子之歌 （伪）胤征 汤誓 （伪）仲虺之诰 （伪）汤诰 （伪）咸有一德 （伪）伊训 （伪）太甲（共3篇） 盘庚（共3篇） （伪）说命（共3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伪）太誓（共3篇） 牧誓 （伪）武成 洪範 （伪）旅獒金滕 大诰 （伪）微子之命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伪）周官 （伪）君陈顾命 康王之诰 （伪）毕命 （伪）君牙 （伪）冏命 （伪）蔡仲之命 费誓 吕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汩作 九共（共8篇） 稾饫 帝告 釐沃 汤征 汝鸠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宝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咸沃（共3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训分器 旅巢命 归禾 嘉禾 成王政 将薄姑 贿肃慎之命 亳姑
关于《尚书》的中心内容，在《尧典正义》中，孔颖达根据篇目，把《尚书》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範十种文体和内容。虽面面俱到，但并不十分准确。而伪孔安国《尚书序》云：“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把《尚书》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则比较简明。由于《尚书》的内容大都是历代君王的言论或活动的记录，虽有的是典章制度、法律之类也假托君王之手夹杂在其中，只有《禹贡》特别，是地理专著，没有言论事迹，因此，我们仍按六种文体划分为典、谟、诰、训、誓、命：
①典，记载被后世所尊奉为君王的言论和事迹，如《尧典》、《舜典》之类，记载尧舜言论及治水禅让等大事。
②谟，以记载君臣之间谈话，策划、谋议大事为内容。如《皋陶谟》、《大禹谟》、《洪範》。
③诰，君王对臣下的诰谕，商盘周诰均属于这一类。多为商周最高统治者对臣民封王、大臣的劝告诫教之辞。这是《尚书》的主要内容，而且多为历史档案汇编，史料价值较高。
④训，是臣下对君王的劝教之辞，总结历史教训，劝导当今君王以史为鉴，改善统治。如《伊训》、《高宗肜日》之类。
⑤誓，是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词，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之类。
⑥命，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的册命之词。如《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君陈》、《君牙》也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些篇章，如《禹贡》，不在六类中。但上述六类基本包括了《尚书》的绝大部分篇目。
总之，《尚书》是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大约两千年间包括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其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思想、历法、典章、法律、语言文字、文学、地理、军事学等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历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首选典籍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青铜铭文、帛文、书简及其他考古材料的问世，从各方面印证了《今文尚书》的价值。同时人们对《古文尚书》的看法也开始产生变化，其中的价值也在逐步发掘。可以说当今的古史研究离开考古发掘不行，脱离文献也不行，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取得较高的研究成就。所以作为文献之祖的《尚书》，其价值仍然是巨大且影响深远的。
《尚书》作为流传至今最古的重要典籍，经历十分复杂。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中指出：“关于他的问题最为复杂，自古到今，造伪辨伪的工作，再没有比他费力的。”（中华书局1962年版）《尚书》的辨伪工作由来已久。首先是张霸的百两篇《尚书》出现后，即被认为是把二十九篇析成许多篇凑成的，判定为伪作而不传，仅将其《书序》百篇传下来。唐孔颖达也指出张霸作伪书。《泰誓》，原本不在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之中，大概是汉景帝（一说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因为也是用隶书写成的，所以被归入《今文尚书》，后来《史记》、《汉书》便把《泰誓》算作伏生传《尚书》之内，构成《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由于此篇和先秦人所引用的《泰誓》不一样，马融曾指出《泰誓》的伪迹。
宋代学者开始对今古文中的一些篇目提出了疑议。而真正辨伪工作还是从两宋之际的吴棫开始的。刘起
说：“对《尚书》的疑辨，是宋学对《尚书》学的根本性的发展。”（《尚书学史》第285页）明梅
《尚书考异》引吴棫所著《书裨传》云：“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俱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指出《尚书》原有的三十三篇和多出的二十五篇，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差别。他因此怀疑后者的真实性。“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之矣。”郑樵、洪迈、晁公武等也曾多有疑问见于所著。
稍晚的大学者朱熹十分赞同吴棫的看法，在《朱子全书》、《朱子语类》中继续伸张文体对比的辨析方法，具体辨析了古文的许多篇目，他又从书出时代上辨析：“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记，可疑之甚。”朱熹还对《书序》质疑：“《小序》不可信。”“《书序》本是无证据。”认为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又进一步对《孔安国传》及《大序》质疑，以为《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大序》疑“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是魏晋六朝文字”。其学生蔡沈，奉朱熹命作《书集传》，已在体例上区分今古文，继承了老师的辨伪成果。
元明时期辨伪工作进一步深入，元代赵孟
的《书今古文集注》，已把今文、古文分开来编。他对今古文进行了深入考察。吴澄撰《书纂言》四卷，将《古文尚书》摒去，只释今文二十八篇，反映了对伪古文的鲜明态度，开专释《今文尚书》的先河。但他也认为《古文尚书》是后人采集补缀，无一字无所本，肯定了《古文尚书》作伪者有一定的根据，给后人研究伪古文的来源指明了方向。他的“先汉今文古，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草庐全集·题伏生授书图诗》）成为辨伪名句。
明代的梅
将《尚书》辨伪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的《读书谱》和《尚书考异》二书代表了他的成就。他在充分肯定今文二十八篇的基础上，认为《孔传》是伪的，汉代人从没提到孔安国替《尚书》作传的事。东汉以来，《古文尚书》的传授十分清楚，是贾逵、马融、郑玄的古文本子，不会冒出个东晋的《古文尚书》。且汉古文只逸十六篇，非二十五篇，汉人从没引用过二十五篇的内容。二十五篇的文体与今文不同，因此明确指出东晋皇甫谧造古文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充孔安国古文，并由梅赜献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开始搜集各种证据从文献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进行辨伪。在文献方面，他认定二十五篇都是杂取先秦文献中的语句拼凑而成。“出孔壁者尽后儒伪作，大抵依约诸经《论语》、《孟子》中语，并窃其字句而得缘饰之。”在历史事实方面，他举了《孔传》的失误，以证其伪。刘起
说：“梅氏之疑辨，其科学性大大提高了，这两项研究方法，给清代阎若璩、惠栋的科学考辨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尚书学史》，第392页）
宋明以来的《尚书》辨伪工作，给清朝的全面科学的辨伪准备了条件。清康熙时大学者阎若璩，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给《孔传古文尚书》盖棺论定，判了死刑。
阎氏在书中指出《孔传古文尚书》的128条作伪证据，从文献、历史事实、古文内容自身的矛盾等方面进行辨析，论证其为伪书，旁征博引，证据确凿，条理分明，辨析详实。同时还引述了宋以来历代学者对《尚书》的辨伪成果。阎若璩终于将《孔传古文尚书》从官定圣经的宝座上拉了下来，牢牢地戴上了伪书的帽子。此后，乾嘉吴学领军人惠栋作《古文尚书考》二卷，广泛收集资料，专门对伪《古文尚书》的二十五篇进行排比，寻出其文句在古籍中的出处，以完善阎说。彻底端掉了伪《古文尚书》的老窝。使其作伪的真迹昭然于世。其后的程延祚、崔述（东壁）、丁晏等学者在辨伪方面仍在补充论证，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直到今天，东晋梅赜所献伪《孔传古文尚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争讼不休，有皇甫谧、王肃、梅赜、孔安国、束皙、郑冲等多种推测。由于没有直接证据，终究难以定论。
由于《孔传古文尚书》被判定为伪书，此后的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其中三十三篇《今文尚书》的研究，到清代，绝大多数学者对今文坚信不移。在这一点上，他们信守汉学，不如宋代学者大胆。
民国以后，顾颉刚师把《尚书》的辨伪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超过了清代学者的认识水平。顾先生二十年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恰是一个反背”的古史观念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由此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顾先生的观点日趋成熟，他在大胆怀疑的基础上，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真伪及价值作了一个大致估计。他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组：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按，此处少一篇名，应为《洪範》。）
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
这一组决是战国到秦汉间的伪作，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古史辨》第一册，第201—202页）。他还对许多篇考订了具体的年代。顾颉刚师创造性的工作，基本为学术界肯定，人们开始进一步研究二十八篇的成书时代，今天这一工作还在继续深入，由于考古材料的发现，印证这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
现在的《十三经注疏》是宋代最后确定的，到清朝，由阮元主持校刻，其中的《尚书》就是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这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卷一），是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主要讲《尚书》的起源和时代，得书经过和作传的情况，一般称为“传序”或“大序”。第二部分是经文五十八篇。第三部分是书序百篇，其中四十二篇有序无经文，凡是有经文的序都分别列在各篇的前面，没有经文的序则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间，又称“书小序”。第四部分是孔安国对《尚书》的注解，简称《孔传》；第五部分是孔颖达的疏（正义）。
现在经过清以来学者考证，确认《孔安国尚书序》（大序）是后人伪作。五十八篇中的三十三篇属于《今文尚书》，由二十八篇分析而来，应是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基本可靠。另外二十五篇则是东晋所献的伪书，即非孔壁《古文尚书》，可能是东晋或之前的学者根据《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材料编辑创作而成的，这和百篇书序的性质相似，只是时代晚几百年。由于清代以后定为伪古文，此后，学者多摈弃不用，不予研究，但这本书由于有一定的史料基础，还是有相当价值的，特别是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对伪书的看法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对《古文尚书》要重新甄别和研究。
《书序》百篇（小序）是汉代人根据《左传》、《史记》上有关资料编辑创作而成的伪作，但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基本可信。《孔安国传》是东晋献书时的伪作。非孔安国作，但是可视作魏晋学者对《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许多解说是准确的。人们在译注中常常引用，择善而从，所以，完全否定它是不对的。另外，在搜集先秦《尚书》逸文方面十分丰富，给后人研究提供了线索。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它超过了郑传，仍然是我们研究《尚书》的首选参考书，这次译注《尚书》，就是以《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为底本，舍弃了孔安国《尚书序》，在题注中保留了《书序》。对今古文《尚书》五十八篇都进行了注释，参考了《孔传》。孔颖达的疏，是唐朝研究《尚书》的集大成之作，价值很高，也是我们研究《尚书》的主要参考书。
古往今来，《尚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热门，取得的成就也十分重大，大体说来，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尚书》辨伪工作，已见上述。二是研究《尚书》的学术史总结和研究，像蒋善国《尚书综述》、刘起
《尚书学史》都是集大成者，可资参考。三是《尚书》的整理、注疏、考证工作。这方面的学者及其成果非常多，我们想着重述及《尚书》整理和注释方面的成果。从汉代开始，贾逵、马融、郑玄的传疏是汉代《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是唐代研究《尚书》的集大成之作，还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涉及《尚书》也很多。宋蔡沈的《书集传》是宋代注释《尚书》的代表作。该书言简意赅，解说精到，体现了宋学的特色。以上著作包括今古文《尚书》。清代以后，《尚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成就主要集中在今文，他们从语言、字形、训诂、语汇、语法等诸方面对《尚书》进行了综合研究，如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注释汉代的《尚书》，专门研究《尚书》的师承流传。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力倡汉郑玄之说，资料十分丰富。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集合异文异说，根据早期字书，逐篇逐句分析今古文，着重解决了两汉时《尚书》的文字、句读问题。王引之父子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从小学入手，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并用语法比较的方法，释读经书（包括《尚书》）的虚字，他们的成果，成为释读《尚书》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清代学者研究《尚书》的集大成之作，几乎搜罗了历代有关《尚书》的文献材料，并进行考疏，是今天研究《尚书》的必读书，稍后的学者，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发挥今文学派的学说。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之《尚书通论》及《今古文尚书考证》中，对西汉《今文尚书》作了简明概要的总结，吸收了大量汉碑资料，是研究汉代《今文尚书》的重要参考书。清末俞樾的《群经平议》在《尚书》方面多有创见。
有关单篇的如胡渭《禹贡锥指》是集大成之作。吴大澂、孙诒让是承清代朴学，开近代《尚书》研究新方向的学者。在利用金文、石碑材料方面，吴大澂在《字说》、《说文古籀补》中运用金文研究《尚书》，根据古籀形体探索字义，考订《尚书》成就很大。孙诒让最早运用甲骨文研究《尚书》，他的《尚书骈枝》对《尚书》文义的新解释达七十余条，令人耳目一新。
近现代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在手段和方法上超过了清人，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运用金、甲文研究《尚书》，成就巨大，其成就表现在《观堂集林》之中。
于省吾先生在考证《尚书》方面，成就很大，他的《双剑
尚书新证》、《甲骨文字释林》等著作，考订文字最多，且多为不移之论。
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读书记·尚书说》等书同样运用了金、甲文字研究《尚书》，取得颇多成绩。此外，郭沫若、陈梦家、唐兰、胡厚宣等学者也有许多发明。在现代学者中，顾颉刚先生无疑是研究《尚书》用力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学者。他的许多《尚书》方面的著作，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尚书》的重要的参考书。如《古史辨》中的有关论著、《尚书研究讲义》、《尚书文字合编》、《〈尚书大诰〉今释（摘要）》等。详见刘起
《顾颉刚先生学术学著述》。其他著作如杨筠如的《尚书覈诂》，曾运乾的《尚书正读》也是重要的研究和通释性著作。
近年来，出现的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周秉钧《尚书易解》、《白话尚书》，王世舜《尚书译注》等撰著，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金景芳、吕绍纲的《〈尚书·虞夏书〉新解》都各有特色，便于初学者学习以及研究者参考。
总之，《尚书》的形成过程，长达一千多年，其传授、研究、注释以至今译，则历经了两千余年，足见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随着历史的前进，随着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日益交汇融合，时代必将为《尚书》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氛围，必将使《尚书》的研究和整理走向一个更新的历史时期。
李民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