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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出现，既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人类最无奈的选择。
从6000余年的历史实践看，国家这个人造平台，是人类文明发生质变提升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历史条件。可以说，没有国家平台的创建，人类还不知将要在黑暗中摸索多长时间。国家出现之后，仅仅6000余年，人类文明就发展到了即将走向无垠宇宙的发达程度。其发展之爆发性，远远超过了人类此前数万年的缓慢节奏。“天不生国家，万古长如夜。”化用这句古代中国人赞颂孔子的说辞来评估国家出现的巨大意义，是完全合适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家是智慧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创造。
但是，自从国家出现以来，批评国家存在的声音就一直强大、久远而激烈，且饱含着人类不甘泯灭沉沦的理性与良知。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试图推翻国家实体而走向史前“乌托邦”或“大同世界”的革命运动，不知几多。但是，无论革命成败与否，其最终的结局都是再次回到国家文明的轨迹上来，重新开始，反复轮回。这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矛盾，其所以恒久不能熄灭，不能克服，不能中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这一历史平台的创建本身，正是人性内在对立的两个方面——善性与恶欲——激烈冲突的产物。只要人类的善性与恶欲同时俱在，恒久冲突，人类对国家存在的矛盾性认知与矛盾性立场，就永远不能克服。人类只能权衡利弊，作出适合其最大、最长远利益发展的无奈选择。
国家平台之伟大，在于它是人类各民族自觉地基于遏制人性恶而创造出来的强力性质的社会主体。用现代法律语言说，国家是人类创建的最为大型化的“法人”主体。没有国家平台的强力遏制，人性恶欲爆发出的破坏力，必然导致人类各群体毁灭于无序的自相残杀的境地，最终同归于尽。这一可见的结局，是人类的理性与良知永远不能接受的。因此，人类群体的无序争夺泛滥到一定程度，人类理性就会涌现出一种普遍需求——创建一种具有强力制恶功能的平台，使人类的生存竞争具有可以接受的秩序性。这就是国家产生的历史需求。于是，国家形式应运而生，率先在部分地域的理性民族群中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当人类发展到具有一定自觉性的民族与民族群的时期，就会必然性地创建出这样的历史平台。
从此，以国家为形式载体，人类展开了更高阶段的生存竞争。
从此，人类世界告别原始生存状态，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
国家一旦出现，立即使创造它的民族与民族群的生存状态，进入强势生存的质变阶段，立即爆发出震撼人类世界的巨大威力。由是，国家平台成为任何反对势力虽然可以摧毁其具体的某一代政权，但永远不能摧毁其作为文明形态之本质的存在。国家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体，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之舟。之所以如此，在于国家产生于这样一种永恒的、强大的历史逻辑——人类理性的伸展需要国家；只要人类存在，人类要理性发展，就必须借助国家这样的历史平台，舍此没有其余路径。
反之，国家之所以不能被某些人群接受，在于国家是以由特定阶层的人群组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其功能的，而不是无意志的机械平台。正是国家的社会机器特质，决定了国家的结构特质——在国家形态下，一部分人享有巨大的权力，而权力框架之外的广大人群，则处于受限制的不自由状态，及相对贫困的不良生存状态。在自然资源相对有限，人类的生产能力也相对有限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最为宏大的具体形态，就是早期国家残酷的奴隶制社会形态。
历史实践揭示的另一个巨大变数是：掌握国家机器操作权（统治权）的政府阶层，往往发生动机异化，将原本体现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意志扭曲为高层利益群体的集团意志；将以国家强力为后盾的良性法律体系，扭曲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恶性法律体系。如此，使国家平台的具体社会形式——某个政府，蜕变为根本背离创造国家的全民族意愿的恶性平台，从而迅速加剧人民大众的苦难。纵然在人类发展到工业时代之后，这一缺陷仍然是很难有效解决的社会痼疾。从历史实践看，人民（民族群）对国家、对权力体制的所有不满，几乎都永恒地集中在对生存状态巨大不平衡的仇恨之上。逻辑性的结论是，这种巨大的不平衡状态一天不消失，人类反对国家、反对政府的革命运动就永远不会停止。
围绕国家平台的社会冲突，隐藏在人类本性的善恶冲突之中。
国家时代一开始，国家形态下特有的社会冲突形式就开始了。人们既离不开国家，又严重不满背离国家创造动机的国家权力体系。于是，理性的民族与民族群就开始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更新运动——推翻违背全民族理性的昏聩的国家政权，重建相对满意的国家新政权。这是某些民族在早期国家时代开始之后就已经发生的又一次社会觉醒。
第二次民族觉醒的历史认知，体现为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与民族精神： 要使国家平台保持全民族创造国家时的清新本质与最初意愿，只有不断地更新国家机器，淘汰不合格的政府，重建人民相对满意的国家机器；否则，国家形态与国家机器将因老化而变得腐朽乃至变质，变为完全违背创造者意志——民族社会意志——的恶性权力体系，给社会发展带来另类巨大破坏。
悲剧性的历史实践是，在淘汰与重建连绵不断的动态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民族都因为不能把握国家文明的动态本质而失败——沦为“一次性国家文明”。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民族在创造出国家平台之后，并没有进入又一次社会觉醒，没有意识到使国家机器保持动态更新的重要性，陷入了创建国家之后民族意识的沉睡惰性：一旦国家灭亡，创造国家的民族或民族群也就星散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地成为民族文明的流星，再无聚合起来再度创建国家的可能。在近现代国家之前的早期国家时代，之所以绝大多数民族创造的国家都是一次性历史平台，灭亡之后再无重建，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整个早期国家时期，甚或在整个古典国家时期，只有中国民族群成功地实现了再次觉醒，将动态国家的本质理解得充分而透彻，自觉不自觉地一次又一次地“改朝换代”，保持了国家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将中国国家文明一直有效延续到进入现代国家的时期。这也是中国历代政权各有名号，但更有一个超越历代政权名号的最高范畴——“中国”始终存在的历史逻辑。中国，既可以是任何一代王朝、皇朝政权，又是一个包括了任何一代政权存在的国家文明实体。
这一深刻的历史逻辑，蕴涵了中国民族群的博大智慧。
随着对国家时代的解析，中国国家文明的深刻平衡性将逐步呈现出来。
还有一个简单的比较。在早期国家时期与古典国家时期，世界其余王权国家的一次性国家文明的寿命都很长——古希腊邦联2000余年，古埃及2000余年，古印度3000余年，西亚的巴比伦、亚述等国，也都是1000余年；欧洲后起的罗马帝国（包括罗马共和国时期），也是2000年上下。但是，它们在灭亡之后，都丧失了重建的能力，永远地消逝于历史的天宇。
早期国家时期的中国族群，则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约470年，殷商王朝约550年，西周王朝260余年、东周王朝500余年；秦帝国统一中国并创建中国统一文明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代统一国家政权，也没有超过300年的生命。显然，每一代中国国家政权的生命，都相对短许多。但是，所有这些或长或短的王朝、皇朝，都在灭亡之后被中国民族群迅速再造出来，获得国家文明的重建。国家政权在中国民族群的延续几多更新，几多再生。中国的国家形态，始终在原有民族的延续中被再造出来，直至进入现代国家形态，历时数千年不倒。
显然，保持国家形态的动态发展，是国家生命力永不衰败的根本法则。中国民族群重建国家文明的历史意识，绝不会就此终止。迄今为止，中国民族群依然行进在国家动态发展的历史道路上。
如果说，古典国家时期还有其他称得上国家重建的个例，那就属古代波斯民族在老波斯帝国灭亡之后500多年，又在今日伊朗地域重新创建了新波斯帝国。除此之外，古典国家时代再无第三个重建的事例。这些，我们都将在后面具体呈现。
埋怨与盲目破坏，是没有历史效用的。
我们只有清醒理智地审视国家时代，才能找到合适的历史出路。
首先，我们要清醒评判国家的正面功能；其次，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创建的国家的不完善性，全力以赴地将来自社会人群的合理需求以国家制度的方式接纳下来，固定下来；第三，在对既定国家形式改造无望的历史情况下，我们只有遵循历史路径，实现国家更新。
只有这样的历史道路，是维护民族文明生命之舟的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