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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家时代的历史节点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部久远的历史大书。

如果说,具有自觉意义的生存方式就是文明,那么,从告别动物性的那一天起,人类就进入了最早的文明形态。当然,这是我们以进化论学说为基础作出的历史论断。假如人类不是地球原生生物进化而来,而是外星生命群体移居而来,或生来就是超越动物的智慧人类,则人类文明的历史将会更长。根据人类已知的模糊记忆(神话与传说)及能够落实的物证(考古),人类自觉生存的时间长度,应该至少有数百万年。我们能够清楚的是,在国家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曾经有过非常缓慢的渐进的早期文明历史,或曰原始文明历史。这种早期脚步,是文明缓慢发展与成果缓慢积累的历史过程,是进入国家文明之前的必要的历史条件。

原始文明与国家文明,是两大阶段的人类文明,有着重大区别。

尽管,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认原始文明与后来的国家文明在深层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脱离了动物性的自觉生存时期;正是在深层本质同一性的意义上,两大阶段的自觉生存状态,都可以定位为文明形态的生存。但是,原始文明与国家文明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是非常鲜明的:前者,是人类自觉生存的低级阶段,是经验积累阶段,通常被称为“蒙昧时期”;后者,则是人类精神群体性发展的理性大创造时期,是文明的快速发展与不断产生历史跨越的高速质变的新时代。

发现两大文明形态相区别的那个历史节点,对于我们非同寻常。

清晰地认识那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节点,并理清这一节点时段的重大事变及发生特点,同时,深入探索人类具备了理性创造精神之后的国家文明发展史,对于人类不断纠正自身缺陷,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构建,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种群,人类没有可以参照的更高的文明存在。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历史,随时都可能沦入恶性毁灭的文明灾难。

最重要的那个节点时段,隐藏在什么样的历史时空中?

从地球物种竞争的原初形态看,人类群体与其余物种群的生存竞争,开始并不具备明显的体能优势。人类的身高、体量、搏击能力,都不是动物群中最出色的。早期人类群的体能,大体与狼群不相上下。幸运的是,人类种群的天赋智慧性,远远超过其余动物种群的群体“合作”本能,具有智慧性的自觉行动意识。可以推定的是,如果人类没有这种超越其余动物种群的自觉生存能力,我们的祖先们不可能躲过虎群、豹群、熊群、狼群、猴群、蟒蛇群等无数庞大凶猛种群的多方攻击。

另外,当时的大自然灾难也是一种神秘而不可知的巨大威胁。人类在与其余物种的奋力竞争中胜出,并度过了无法战胜的种种“天劫”,终于生存了下来,实在是一个颇具神秘性的奇迹。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与创世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诸神造人,人得神佑。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正是早期人类对天候变异的神秘性、对动物群伤害的灾难性,所保留的敬畏性的精神记忆。我们来自大自然,我们崇拜大自然,此乃人类精神的良知。

从总体上说,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大阶段。这是人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体能与智慧生存,对大自然尚有根本性依赖的阶段。在本书中,我们不展开讨论这个历史阶段的问题,它属于人类早期文明范畴。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后期阶段出现的新的变化元素,并成为向国家文明迈进的那股推进力量。这个特定新元素,这股推进力量,就是我们寻觅的那个最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是人类跨入更高理性生存状态的第一个历史标志。这个历史标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人类的社会性已经发展到具有较大规模或大规模的严密组织群体行动的程度,从而开始了超越早期文明的巨大发展与理性创造。

远观历史,它是一个节点。进入历史,它则是一个相当长的社会变化时期。也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节点,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完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与积累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这个最重要的节点,本身又有着具体的发展阶段,是由几个关键的条件性节点发展形成的。要清楚最重要的节点时期,首先要进入历史逻辑的自然发展节点。

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节点,是一个上升性的历史逻辑链。

最简约地说,这个上升性的历史逻辑链是:个体人群→婚姻组合→家庭→家族→氏族→部族或部族群→民族或民族群→国家。

这样一个看似清晰简单的逻辑链,在社会实践中却是无比庞大复杂的历史过程。第一阶段,是氏族形成之前的四个基础节点——个体人群、婚姻组合、家庭、家族。从基础状态看,这是人类以小型化群体为活动单元——其中以家族为轴心的家族联合群是最大单元——缓慢改变生存方式的第一创造期。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的地下发掘与文献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人类在各地域早期生存的某一时段,都曾经爆发了密集的自觉生存创造,使各个地域的人类完成了超越动物性的根本性发展。这一时期,最基本的创造物是火种、熟食、狩猎、采集、种植、房屋、药物、石制工具、独木舟、动物驯养、牲畜放牧等。

这些神奇的最早发明创造,因为很难记名而显得模糊不清。希腊神话说,这是天神赐予人类的;《圣经》说,这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古兰经》说,这是真主的恩赐;中国神话则说,这是人群中具有神性的超凡者在生存实践中发明的。无论对其起源说法如何,从历史实践看,这些早期发明创造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使人类以其余物种远远不能比拟的新的生存条件迅速发展,将其余的地球物种群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开始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

从这个基础创造时期开始,人类群体超越了地球其余物种的巨大威胁,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生存环境的绝对依赖性,开始了地球物种群中独一无二的自觉性发展。之后,遍布地球且不断壮大的人类群体,都以某种结构群的方式,开始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竞争,开始了寻求本群体更大生存空间的历史。由是,人类开始了日新月异而又颇显艰难的发展。与此前的缓慢渐进相比,这种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但是,与此后更大的理性跨越相比,这种发展又是艰难缓慢的。 zoLVbrvu16g6kEpmTnbdszHDK/J662bGduo8JsrA139L8xzXrmPQiqYmovZIHuO3




人类文明的轴心主体:民族

以人类社会性的发展逻辑,此后的发展是第二阶段的三个节点:氏族、部族或部族群、民族或民族群。这三个节点,一个比一个重要,一个比一个深刻。重要,是从历史作用的意义上评判的;深刻,是从人类社会性的发展深度评判的。

从历史实践的脚步看,人类社会天然涌现的第一个大型化有序群体,是以家族为基础单元的 氏族 。从具体内涵看,氏族是以血缘家族之间互相通婚结亲的延展为纽带,天然自发地联结在一起的血缘性有序群体。惟其具有血缘根基,惟其具有天然的自发性,氏族是人类生存竞争与生俱来的原发性结构形式。历史地看,血缘氏族与血缘家族,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出现的——一边是家族群的发展,一边是氏族的形成与蔓延。虽然,从根本上说,血缘家族与血缘氏族的生存方式,有与大型动物种群近似的一面。但是,人类的血缘家族与血缘氏族,显然更具有自觉进行生存活动的特质,而不是动物种群天然共生的血缘群的自发生存。

因此,氏族是人类组织社会化的第一块成型基石。迄今为止,以氏族为独立单元的生存群体,在人类世界依然存在,并没有绝迹。这些当代世界的神秘氏族,是远古人类社会性的活化石。

在第一创造时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氏族群体这样相对稳定的大型社会单元,人类的生存竞争必然就要加快脚步,扩大规模。渐渐地,氏族单元的力量在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或频繁无序的战争活动中,很快就显得太弱小。于是,在某些地域相对广阔、人口相对较多的生存空间,就出现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诸多氏族联合起来的群体——部族,或称部落。甚或,在某些大河流域的大平原地域,出现了诸多部族(部落)的联合体,协力与外部竞争,并保护己方的既得利益。从历史实践看,部族是包含若干氏族的规模相当大的竞争群体,部族群则是规模更大的地域性人口群体。当这样的社会单元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性已经开始了大规模、深刻化的发展,距离爆发质变的历史节点已经不远了。

部族与部族群出现之后,历史逻辑强大的延展性已经无可阻挡。

历史逻辑的强大延展,其表现便是民族与民族群的出现。

民族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节点,是文明结构的枢纽性主体。

从人类社会性之内涵说,民族是既超越了血缘氏族的社会封闭性,又超越了部族小型利益圈的封闭性,在特定的较大或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自觉联结诸多氏族部族,共同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大型化群体性社会主体。随着生存实践的发展,这种大型化的自觉性群体,在形成过程中都磨合出了几个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习俗,共同的长期生存空间,共同的神灵信仰,共同的价值理念,等等。

就其实质而言,这些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就是以共同文明为根基的大型化有序群体,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形成的新的联结轴心。 在国家文明出现之前,民族是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体。在以后的历史中,我们将看到,民族这一社会结构群,将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为坚实的结构性基石。

民族群 ,是民族发展的延展形态,与民族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从历史实践看,民族群的一般形态是:以某个大民族为轴心,以同一地域的若干小民族为利益共同体,所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连接,并具有相对秩序结构的自觉性联盟体。从起源意义上说,民族群的形成,最初产生于无序争夺的早期部族战争或民族战争。而后,某些优秀的民族首领阶层,逐渐感知到无休止的无序争夺只能使人类群体毁灭于同归于尽;要避免这种结局,只有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内实现诸多利益群体的联盟,从而将族群竞争限定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由此,人类在早期历史的各个地域,都曾经为建立有序竞争环境而发生过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连绵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以战胜民族为轴心,以若干个较弱小民族或部族为利益相关方,在较为广阔的地域形成了人口众多的有序联盟体。这个有序联盟体,就是民族群的生存形态。

历史实践表明,这样的联盟体结构群,一般具有五个基本方面的共同性。其一,广阔的共同生存空间,众多的人口数量;其二,趋于共同性的利益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认可的一系列生存竞争规则;其三,产生了国家出现之前相对成熟的权力体系,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具有相对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其四,精神领域有趋于共同化、具有同质性而形式又各不相同的神灵信仰;其五,有大体趋于共同性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也就是共同的文明认知。

相较于单一民族,联盟形式的民族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多元构成的历史特质。在民族群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其所创造的具有共同体性质的联盟权力结构,是人类文明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的新的联结轴心。没有这样的权力结构轴心,人类文明不可能在之后获得向国家时代的发展与跨越。

中国民族群的历史实践,最典型地表现了上述历史进程。

我们这个民族群,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古老的民族群。我们的历史拥有扎实的记载。从6000多年前的神农氏时期开始,到5000多年前的以黄帝、炎帝为开端的“五帝”时期,我们的祖先群就在克服无序争夺的早期战争中,渐次形成了由诸多氏族、诸多部族、诸多民族聚结成的大型联盟体性质的民族群。到大禹治水的时期,这一联盟体民族群,已经有了1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生存竞争的实践经验。惟其如此,早期中国民族群才可能在尧、舜、禹三个时期的100余年中连续发动对“浩浩怀山襄陵”(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旷古洪水的大规模治理,直至走出洪荒劫难,进入国家时代。在当时的地球上,这一联盟体民族群的生存空间最为广阔,大体横跨了今日黄河、辽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流域,拥有最多的人口,并且形成了初具体系且相对成熟的联盟权力结构。毫无疑义,这是人类早期时代出现的唯一拥有辽阔生存空间的最庞大民族群。关于华夏民族群进入国家时代的历史脚步,我们在后面还将展开呈现。

上述三个极重要节点的发展,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呈现是不平衡的。

总体上看,民族与民族群的形成过程,大约经历了上万年甚或更长时期。依据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前国家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人类在长期无序争夺的巨大社会灾难中,渐次酝酿,久经磨合,最终生发出了基本的理性秩序精神,涌现出了轴心主体——民族,摆脱了人类有可能因为无序争夺而同归于尽的生存大危机,为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历史基础。从实际意义上说,民族与民族群联盟体的出现,是国家出现的两大历史预兆。

由此,人类文明最为重大的历史节点,终于就要来临了。 zoLVbrvu16g6kEpmTnbdszHDK/J662bGduo8JsrA139L8xzXrmPQiqYmovZIHu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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