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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关注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在面临空前复杂而严峻的历史挑战。我们这个时代，不但要承担历史上曾经的国家文明战略选择的失误所带来的累积后果，还要承担近代以来发生在我们历史视野之内的选择失误所沉积的历史后果，更要有效抵御异质文明的强大侵蚀，以及力图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种种政治力量的全面渗透。
我们头上顶着绚烂的经济花冠，脚下却是纷繁交错的文明泥沼。
悠久与古老，既是一种深远强大的根基，更是一种举步维艰的重负。
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中期的汉武帝时期，抛弃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600年左右奠定的强大的社会意识多元化传统，遏制诸子百家，选择了一家“独尊”的道路。从那时起，统一强势的中国文明的蓬勃洪流，由思想专制而导致的创造力衰减趋势开始出现，进入了一代一代全面衰减的历史过程。这种持续衰减的中国文明，到宋代已经僵化，到明清两代则已经腐朽。
这是遥远的中国古典社会，在曾经的大转折时期做出的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决定的。但是，它终究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文明构建失误。沉重的历史后果，必然由中华民族的后裔来承担。这是民族历史责任的无代次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为，我们是中国民族群的子孙，是中华文明的现在进行式。民族的历史光荣，属于我们；民族的历史责任，自然也属于我们。
如果说，这还是一种遥远而间接的历史责任，那么，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失误，则是比较直接的历史责任了。
15世纪以来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由文艺复兴而启蒙运动，并迈向新的工业社会。这时，中国文明已经被持续衰减的历史，浸渍成一坛肥美的古老肉
了。当1840年西方列强鼓起的战争风暴来临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已经丧失了对新世界的理解力，更丧失了对强大的外敌入侵的国家抵抗力，已经变得只能以割地求和为生存手段了。剧烈的灾难，国家的衰朽，激发了人民自救的社会大潮。将近200年中，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连绵卷来的各种历史大漩涡中挣扎。我们力图摆脱2000余年以来累积的沉重历史包袱，我们力图轻装上阵，我们力图重新开始，我们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图存与共和革命两大历史洪流。
中国民族群
终究没有彻底倒下，历经磨难，我们还是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但是，血战突围，毕竟难以冷静审视一切。救亡图存的历史风暴，首先需要民族群的激情与意志，而从容舒缓的理性精神必然退居第二位。惟其如此，在社会精神领域，这两大历史洪流以很难避免的简单化与政治化的方式，掀起了大规模的思想运动，硬生生地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与中国文明历史的传承切割开来。我们对中国5000年历史所锤炼出的文明根基，曾经在理论上全盘否定，一概地作为“封建残余”，一概地作为“孔家店”，一概地作为“四旧”，一概地作为“封资修”，彻底打倒了，彻底抛弃了。这就是说，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曾经与自己的历史根基隔绝。像一柄大斧，砍断了缠住我们双手双脚的枯藤，我们终于可以相对轻松地奋斗了。
那时，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宣布：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
但是，历史实践却并不那么令人愉快。这张“白纸”的大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40余年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种种历史污渍很快浮出水面，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迅速地演变为光怪陆离、危机四伏的中国文明沼泽地。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无由谴责曾经的血战突围，无由谴责曾经的大潮发生的悲剧性失误。但是，我们可以认真接受历史教训，承担先辈的历史失误带来的消极的、恶性的历史后果，并努力寻求真正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国家与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
对于民族与国家的文明发展而言，没有将国家决策层与人民大众区别开来的可能，也没有因为代次久远而产生责任豁免的可能。任何时代的国家抉择，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是我们民族群扎根的社会土壤在当时的历史抉择。作为人民的一员，作为这个民族的后裔，我们既有权利获得这种历史抉择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利益；我们也有义务去承担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深重历史灾难。
我们不能走向自外于民族文明的道路。
我们必须克服个体的骄狂自大与盲目的西方崇拜情结。
我们必须遏制虚无主义的浅薄与轻率。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历史航标已经作出了很大的修正。
在深刻体现历史需求与现实需求的国策下，我们既从隔绝于文明历史的“白纸”中走了出来，也从现实的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无谓的纷争，无谓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在这条航道上，我们已经驶出了较长的距离。我们的开放，已经前所未有的充分了；我们的改革，已经在经济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浸渍出了有可能走向深度的政治文明改革的精神基础，及某些社会条件。可是，在经济发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大潮下，在商品交换关系与利益交换关系突然而普遍地深刻影响主导性社会价值观的状况下，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却突然推到了我们眼前——中国文明的良性价值观体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大规模的文明重建已经刻不容缓！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国家意识很有可能出现盲区，忽视在空前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明面临的世界性冲击，忽视维护中国文明良性根基的紧迫性，更忽视在高科技生产力与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中国文明的继承与重建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国家，对中国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要有空前的忧患与危机意识。
就表层而言，中国的文明危机正通过正反两个基本方面呈现出来。正面是，中国民族群具有可继承性的传统良性价值观体系与道德基础，正在经受种种冲击和考验；反面是，普遍的商品经济活动连带产生的恶性价值观，正在洪水猛兽般泛滥、弥漫于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着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既往任何时代的商品经济活动方式及其所滋生的利益交换价值观，都受到当时社会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有效制约；国家法律、国营商市、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等诸多方面，都对私人商品经济行为有一定程度明确而严厉的限制。这些，都是有效制约商品交换活动必然溢出的恶性价值观的综合表现。在这样的综合制约下，良性的商品交换价值观得到弘扬，恶性的利益交换价值观受到遏制；无论官商、私商，古典商品经济活动自身的价值法则，都大体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保持着相同的品质，体现了人类古典文明在基本方面的高贵性、诚实性与可靠性。
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自商人（殷商族群）开创私人商旅活动开始，中国就有了官商与私商并存的商品经济格局。到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正式破除了西周确立的土地买卖禁令，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主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从此，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开始成为商品，中国便进入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时期。从那之后的2000余年，中国古典社会基本上是成熟的农耕经济与成熟的商品经济并存发展的混合型经济形态。近代以来，诸多西方人士与中国学者，武断地认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因此，许多学者热衷于“调查发现”中国古典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借以论证中国也可以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出商品经济并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一论断与推理，实际是一种严重误读，是一种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很不了解中国文明根基的盲目研究。实际上，以现代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定义，中国的商品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但是，仅仅因为这种商品经济在2000余年中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与西方道路严重不同步，与某种传统革命理论不相符合，就被西方文明论与传统革命理论视而不见，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活动方式已经达到了人类农业经济时代的最高峰，并且受到自觉而严格的价值观体系的制约，与农耕经济形成高度的融合并存。所谓重农抑商，不但是一种基于保护经济基础的长期持续的国家政策，而且是一种基于道德判断的价值观制约。秦帝国之后，历代都有突出而普遍的土地大买卖活动，也就是土地兼并，给农耕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这一严酷的事实说明，在任何时代，商品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则都是趋于无限膨胀的，都是必须被限制的；无限制的商品经济活动，在任何时代都是灾难。因此，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与商品经济，而是使其在良性范围内发展，符合社会需求。据此而判定中国古典社会没有商品经济，是非常荒诞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商人阶层也曾经在某些时期诱发过经济灾难与政治腐败，也曾经诱发过社会价值观的大错乱，譬如西晋时期的社会大腐败导致的价值观体系的扭曲。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古典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是在有效的道德基础与良性价值观体系下运行的。
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农耕商品经济是相对可靠的、坚实的。
那时，“趋利”之水势，始终徜徉在“取义”之堤坝内。
当代的危机在于，污水已经从缝隙弥漫出来。
危机的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对抗内部侵蚀与外部冲击的力量很脆弱。我们在西汉之后形成的传统道德体系，是基于儒家经典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与伦理价值观。虽然，这些道德规范有许多腐朽僵化的东西，是必须扬弃性继承的，其形成有意识地遗忘了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奋斗与大争的强势生存价值观，基本上是儒家被“独尊”之后的一家之言的选择性概括；但是，它们毕竟已经浸泡我们的民族意识长达2000余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性的道德力量。近代以来，这种传统道德基础在历史洪流中，两次被整体性地打倒了，抛弃了。当我们面临严重的异质文明入侵时，当我们面临商品经济恶性价值观的全面冲击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缺乏可资抵抗的传统道德力量与价值观基础。
如果我们能在抛弃儒家道德传统的同时，认真发掘中国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锤炼出的历史经验，大规模重建核心价值观体系，这无疑是一条更具建设性的历史道路。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悲剧在于，既抛弃了西汉之后历史传统形成的道德基础，又在重新发现历史并建立新的道德基础上是欠缺的。我们对“一张白纸”自得其乐，我们对“文明历史”四字就此了结。这是悲剧性的失误。这种失误说明，传统革命洪流下的思潮，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实践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力，自以为能隔断历史轻装前进。
惟其如此，我们的文明正在经受各种冲击和考验。
无须具体地统计与举例。每日泛滥于社会的道德沦丧、信用缺失、职业精神堕落、人际关系利益化、血缘家庭大量解体、老人境遇恶化、教育体系被收费绑架、青少年精神畸形发展、执法丑闻时有所闻、官员腐败惊心动魄、知识分子群体精气神不足、科学研究与学术领域造假现象层出不穷，等等，无一不令人痛心。
虽然，我们不会丧失希望，但是，文明危机的泥沼就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民族文明的重整意识，依然企图用简单化的经济增长来达到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我们的前进道路将会举步维艰。这种价值观失序与道德跌落，也许将发展为真正的文明灾难。
中国在走向世界并摆脱贫困状态40余年之后，社会精神的多元化正在初显曙光，对中国文明史的思考已经重新开始。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以重新发现中国文明为抓手对中国文明史进行深入的解读，并由此确立我们民族立足于历史实践的良性核心价值观体系，逐步实现中国文明的重建与跨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新的历史使命。
可是，中国当代社会呈现的精神意识状况，却与这样的历史使命要求相去甚远。一方面，基于近代以来简单化、政治化的隔绝历史的逆反心理，人文界与诸多其他社会领域人士，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认识，都重新回归了近代之前的悲剧状态：再度以儒家体系为中国文明的当然根基，对中国文明的复兴也以倡导儒家文化为价值观内容，儒学经典已经悄悄弥漫于各层级的学校——这就是所谓“国学复兴”的思潮与实践。
另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界普遍地停滞于传统历史观，拒绝对中国文明史作出发现性的重新解读。对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奠定的多元发展、强势生存的统一文明根基，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性地选择遗忘。虽然，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时代，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社会人士与学者的清晰评价，已经涌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思索成果；在诸多社会层面，对这些新的文明理念都已经有了相对普遍的认同。但是，我们的主流层面，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对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史缺乏应有的感知能力。从总体上说，我们对中国文明在5000年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对我们民族前3000年的强势生存精神，始终没有自觉而清醒的归纳与深入讨论，更没有趋于一致的认识。我们的历史意识，仍然深陷于“读经”的囹圄，仅仅以“四书五经”及相关的经典体系为价值观标准去评判历史。这样的人文学界，很难达到对波澜壮阔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发现的历史高度。
历史实践证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其文明重建的第一要务，都是对本民族文明的根基时代作出新发现与新总结，从而提供当下社会能够赖以前进的历史精神，提供在历史实践中已经发展定型了的良性核心价值观体系。欧洲曾经的文艺复兴运动，越过了中世纪的黑暗，直接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对接，对文明根基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解读与总结，正是这一历史需求被提出并被完成的典型例证。欧洲如此，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更不存在超越历史需求的第二或第三条道路。
否则，中国文明的重建与跨越，就是十足的空谈。
我们坚信中国文明重建的课题必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目下的状况依然是“空气稀薄”的。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欲求真正发展，真正崛起，真正发达，从来都是以本民族的文明重建为最重大、最长远的战略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一个国家的改变与振兴，就只能停留在经济增长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富庶生活的层面。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于小康富裕状态而不思文明重建，不思“大出天下”。从世界范围看，这种缺乏文明重建而只注重于富庶生活增长的国家，无一不被商品经济的洪水猛兽与异质文明的渗透而侵蚀得千疮百孔，奄奄待毙。这种过着富庶生活的文明缺失国家，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他们既不会真正振兴自己，也不会真正威胁别人。在文明冲突中虎视眈眈的西方世界，最为漠视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颇具意味的，是曾经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种说法。在西方世界许多人都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嚷嚷“中国威胁”的时刻，她作出了这样的评判：中国的崛起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在历史上，凡是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请注意，所谓“不输出价值观”，在西方的政治语言谱系中有三层实际内涵：其一，这个国家在不主动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不发动颠覆他国政权的对外革命式行动；其二，这个国家的文明价值观体系不明确；其三，这个国家在重大的生存利益问题上，没有基于历史传统而产生并能清晰表述、严格坚持的价值观体系。
这一评判提醒我们，在中国文明的历史根基究竟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确立，并形成我们文明重建的基础这个重大问题上，在形成国家层面上的自觉战略意识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忽视文明重建，我们就会变成富庶却缺失文明的国家中的一员，如同没有灵魂的巨人，只能在世界没有目标地游荡。
在5000年的中国文明历史上，我们曾经无数次地面临异质文明入侵，每次都是以中国文明的战胜而告终。由此，中国文明的强大融合力与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民族文明的骄傲。但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不间断的、大规模的、历史性的异质文明渗透，却远远不同于既往历史上任何一次异质文明入侵。之所以不同，不在于近200年里异质文明入侵渗透的强度与烈度，而在于入侵的方式，入侵的深度；更重要的是，入侵的时机不同了。在既往历史上，文明入侵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中国民族从来都是以强大的精神迎战的，坚信自身文明的高贵性与优越性，以强大的文明信念迎难而上，进行着文明领域的全面保卫战。正是这种无可消磨的强大信念，支撑着我们持久的忍耐力，也支撑着我们博大的文明襟怀，更支撑着我们民族优雅灵活的融合步调，使我们总能成功战胜不同方式的异质文明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国文明历经磨难5000年而至今犹存。
但是，今天异质文明的渗透有所不同。
我们潜在的危机在于，对自身文明的信念正在动摇。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明危机，都在于构成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文明自信的衰减与丧失。这里，还是让我们先听听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这个立足于历史实践的金融学家与历史学家，在《文明》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结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但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他在对当代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文明衰落的比较中，提出了这样的独特理念——
西方文明在解决21世纪将要面临的问题上，仍能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关键是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到这一文明的先进性……或许对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因此今天威胁西方文明的不是其他文明，而是我们自身的怯懦，是滋生这种怯懦的对历史的无知。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尼尔·弗格森的一种理念，也是世界文明的历史实践所展现的普遍事实。谚云，“哀莫大于心死”。这种“心死”的危险性，对于个人、国家、民族，都是一样的。
自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怀疑与批判，如海啸大潮连绵不断。一方面，无论是对中国文明的根基时期，还是对中国文明的后续发展时期，中国人都是激烈怀疑的、彻底否定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对西方世界的历史，还是对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国人都是由衷崇拜的，持拿来主义的照搬态度。一度弥漫中国的全盘西化论，始终势头未减且越来越见深刻普遍。历史的另一映像是，在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审视上，左翼思潮中存在隔绝于中国文明传统的现象，与右翼思潮的连根否定中国文明传统，不期然地发生了历史效果的重叠。无论出发点多么不同，在抛弃与否定中国文明传统这一结论上，两股思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社会的普遍认知，是对扬弃性地继承中国文明不再抱有希望，对中国文明根基的优势已经丧失了信心；对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基础而重建中国新文明，已经丧失了信心与兴趣。左翼描绘出的希望与前途大都是以新的革命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未来社会。右翼描绘的希望与前途是，抛开中国统一文明传统根基，照搬西方文明而重建中国社会。
显然，两种思潮之构想，都存在没有建立在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之上这一问题。
新时期以来，基于西方文明更为强烈的输出大潮，中国社会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一进程中，“黄色文明落后论”出现了，“中国文化酱缸论”出现了。在这样的思潮弥漫下，全盘西化论深深影响到了那些精英知识分子与新兴富裕群体。他们对以中国统一文明为正宗基础的文明重建，再次丧失了信心，将希望再度建立在照搬西方文明之上。这次不同的是，中国国家层面与非主流的散落社会的思索者群，对这一思潮表现出了相对的疏远，罕见的冷静，不同寻常的深思。也就是说，对中国统一文明根基的彻底否定，这一次没有以两翼合流的历史形式出现。
这是中国文明走出危机的一线曙光。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认真反思。
这些思索成果，虽然还是星散的绿叶，却是中国文明重建的希望。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社会思潮的趋势也在不断地发生量变。一方面，在异质文明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中国文明重建的信心；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群正在恢复或增强对中国统一文明的信心，越来越深入地思索中国文明重建的战略突破点。历史地看，这几乎是春秋时代陵谷交替的再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方面是礼崩乐坏，一方面是瓦釜雷鸣。旧的脓疮与溃疡，正在大块脱落。新的肌肉与骨骼，也在迅速生长。
历史实践说明，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核心价值观体系，都不是某一学派的理论概括，即便这种理论是曾经被我们“独尊”的神圣圭臬。一个文明形态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也包括了诸多理论体系所声张的理想价值观；但是，更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实际生存法则。这种坚实有效的实际生存法则，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全面容纳的。更多的情况是，大部分经典理论只能部分地折射这些实践法则，而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些法则的丰富性与实践性。
简单地依据儒家经典，将中国统一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仅仅具体归结为个人行为规范——仁义礼智信，再加上伦理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加上国家精神规范——礼仪之邦、伦理之邦，等等：这就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远远不是。这些都是迂阔的、简单化的“牧民”需求所产生的教化准则，是远离历史实践的片面认定。如果中国民族就是依靠这些教条价值观跋涉5000年岿然不倒，那真是无视世界大争残酷性的理论欺骗。
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一种文明形态真正的核心价值观体系。
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中提出的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对我们具有思维方法意义上的参考。他提出的西方核心价值观体系，有六个基本方面。如下——
为什么西方可以主宰其他地区，而非相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发展出6项撒手锏，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它们是：
1．竞争。欧洲的政治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在每个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制国家内，都存在着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
2．科学革命。17世纪，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所有重大突破均发生在西欧。
3．法治和代议制政府。这一优越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于英语国家，它以私有财产权以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财产所有者的立法机构为基础。
4．现代医学。医疗保健在19和20世纪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其中包括对热带疾病的控制。
5．消费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先进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需求也为之扩大。
6．工作伦理。西方人最早将更为广泛而密集的劳动和更高的储蓄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资本的持续积累。
这6项必杀技，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我们不去讨论弗格森的概括是否准确，是否所有的六项都是西方的独特精神与独门利器，我们可以借鉴的是他立足于历史实践的方法与立场。1999年前后，我曾经于《大秦帝国》写作之余，以真实姓名在新浪网的《舰船知识》阵地发表了一组文章，总题目是“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关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后来被网友称为“强势六论”。这组文章的基本内容与目标，就是对中国文明在历史实践中所锤炼出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作出总结。这组文章的内容，后来被我不断地丰富、发展，但其立场与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为如此，当我在2012年看到弗格森的《文明》一书，看到他总结西方文明价值观的研究方式与研究立场时，我是非常惊讶，也是由衷欣慰的。
重要之处在于，西方人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认定为历史实践的存在，而不是任何一种经典理论所提出的一家理想。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涌现出的学派与大思想家如满天星辰。但是，作为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仍然不是那些学派与思想家群的理念，而是整个国家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普遍精神。尽管，作为社会存在的历史实践，包括了诸多理论家所创造的独家精神，但仍然不是任何单一理论的体现。这种认定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方式与立场，是具有真理性的，是不分国界的。中国同样如此，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绝不是儒家理念，而是我们中国民族群的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精神。
同样是在探索文明危机的出路，西方人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比我们要普遍得多，浓烈得多。有幸的是，我们的探索思路，竟然和他们产生了惊人的不期暗合——都立足于历史实践，去重新发现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去发现未来的文明重建道路；而且，都将文明危机的基本面，归结于对自身文明的信心衰减与丧失。如果我们将这种认识与思维方法称为“人文前沿理论”，那么，我们的“前沿”与西方的“前沿”，似乎处于同一水平。但是，考虑到西方文明危机意识的社会基础性与国家自觉性，我们的“前沿”就显得薄弱、苍白了。
惟其如此，我们的文明危机状况，比西方要更为深重，更为复杂。
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何在？我们依然莫衷一是。
大多数人群的文明史意识，依然停留在“四书五经”所生发的种种有关人伦教养的传统诉求之上。《弟子规》《孝经》《女儿经》，等等，这些充斥着教化教条而早应该被抛弃的腐朽人伦理念的传统读物，正在被我们当作有用的文明礼教，复活在大量人群之中。中国文明的真实根基，我们民族的生存经验教训，我们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究竟在哪里，一部分人似乎不屑于探讨，还有一部分人又是麻木地随波逐流。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在国家时代，一种文明形态的生灭发展，主导力量在国家意识，基础力量在社会精神。不能说，对于重建社会精神的历史任务，作为民众的我们是无可作为的。在既往的历史实践中，中国人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成语概括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基础工作，以承担我们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所在。
面对国家与民族重寻精神共识的历史任务，突破口只有一个——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面对历史的挑战，我们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历史实践的立场上，对国家时代的文明发展脚步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的兴亡法则，揭示大国文明兴亡生灭的历史经验与深重教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以世界文明的宏大视野，真正发现中国文明在历史实践中矗立不倒的根基，真正发现那些足以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生命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使我们对自己的文明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并足以构成我们重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精神基础。
古往今来，中国民族都是最具“天下意识”的民族。何谓天下？古曰九州四海，今曰地球世界。即便在中国民族陷入水深火热而全力救亡的历史时期，其优秀群也没有丧失“放眼世界”的意识；即便在物力维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有着“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与境界；即便在举步摸索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目光也是有世界格局的。可以说，在全世界同期的经济改革中能够一枝独秀，能够稳步前进，中国民族天赋直觉的敢于走向世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导向。敢于研究大问题，敢于承担大责任，敢于将中国的事情融入世界格局去思索，去作为，去创造，是我们民族在5000年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厚重坚实的精神品格。
我们不怕一时的贫困落后，我们不怕历史困境的挑战。
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世界并发现世界，认真研究中国并努力发现中国，我们就有希望。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我们民族对自身文明的精神信念，就是我们每个人敢于对国家文明负责的忠诚节操。面对文明的挑战，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振作精神，投入到中国文明重建的历史洪流中去。
孙皓晖
2012年夏第一次定稿
2019年夏第三次修订
西北大学中国文明史研究院·海南积微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