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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族的文明形态演进历史，都有一个神话时代的存在。
神话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命史前状态的追忆，是对自身精神觉醒出发点的非逻辑想象。神话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于它饱含了这个民族对生命创造与文明创造的最原初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文明的民族，永远有着不同的关于远古历史的神话。没有文字或文字相对简单的民族，由于文字史料的缺失，神话与传说更具有民族文明传承的决定性意义。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神话园地里，构成中国文明远源的中国神话，与构成西方文明远源的古希腊神话及基督教《圣经》的创世阐释，是最为鲜明的具有两极对立意义的两种神话体系。两大神话体系对人类史前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与描述。基本点的差异是——
在古希腊神话中，人类的生命形态与一切原初出发点，都是天神赐予的。人类的一切原动力，也都是天神赐予的。人，是天神普罗米修斯与天神雅典娜创造的；火，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文字、家畜、车船、医药等，同样是天神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天神朋友赐予的；人类的爱情，是天神掌管的；人类不可或缺的阳光，是天神普照的；纵是人类的种种灾难，也是天神们着意制造的一个另类女神——潘多拉——释放的。《圣经》的创世说也大体沿着同一轨迹：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在大洪水灾难中赖以脱险的诺亚方舟，更是神的造物；此后人类一切赖以前行的基本生存手段，都是上帝赐予的。
总体解析，在希腊神话与《圣经》之中，人类在出发点上是消极被动的生命群体，只是在天神赐予人类以原初生命与原初动力之后，人类才开始了自己有条件的创造。天神，是人类进入生命存在的第一出发点；天神，是人类进入文明创造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天神，是与人类不同本质的生命存在，他们生活在大地之外的未知空间。人类就是人类，天神就是天神，两者具有不可逾越、不可转换的生存特质。显然，古希腊神话与《圣经》，是西方族群对人类文明远源的模糊记忆或特定想象，具有先天的精神上的被动性。
在中国远古
创世神话里，人类自身生命，人类的生存环境，一切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器物，都是人类群体中非凡的英雄创造的。请看——盘古氏开天辟地，创造了一切生命种群的生存环境；女娲氏造人，创造了人类生命形态的出发点。盘古氏与女娲氏，既是神，又是人。
人类一旦开始了生命历史的活动，中国神话便有了更为鲜明的主动性特质。在中国远古神话中，人类生存活动的所有基本点，都是人类英雄创造的，而不是天神赐予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创造房屋；神农氏遍尝百草，既创造了最早的医药，又发明了最早的粮食种植，并教会民众初始种植；后稷，则创造了石器时代使用工具的农耕；联盟族群的首领黄帝，则创造了衣裳、弓箭、指南车；其部族首领鲧，发明了筑城术；黄帝妻子嫘祖，则发明了养蚕织帛；仓颉，造出了最早的文字；蚩尤，发明了最早的自然铜兵器；伯益发明了凿井；奚仲发明了车辆；共鼓、货狄发明了舟船；夷鼓发明了战鼓；伶伦发明了音乐；隶首发明了算数，等等。
在中国创世神话与远古传说中，举凡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根基，都是人群中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完成了创造性业绩的英雄们，或在生前，或在死后，变成了被人群永远敬仰的神。这就是中国上古族群记忆中的“人神”或“神人”。他们从开拓生存的众生中走来，从创造人类更高生存状态的英雄中走来。他们，是人类个体英雄在族群精神中的神圣性轴心。在中国创世神话中，神可能降落凡尘而为人，人也可能生命飞升而为神；神以“人寰”为根基，人以“登天”为升华。总之，人与神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与神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具有可以互相通联的同质性。
神话，是一个民族对生存环境起源与自身生命诞生的追忆或想象。神话的特质，是充满了模糊性与矛盾性，以及无可验证的虚幻性。神话的意义，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原初思维方式，也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解释方法，以及解释高度。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神话体系的个性，是各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所生发的第一组文明基因，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理解力与思维方式的最初根基。这种以特殊的理解力与特殊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的原初想象力，朦胧地涵盖了一个特定族群在此后文明创造中的一切基本精神。
中国创世神话，最形象地体现了远古中国族群对地球环境起源与生命种群起源的超时代想象力——地球环境的形成不是演进而来的，而是在某个时刻突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隐含了对宇宙生成的不自觉解释。开天辟地，与当代科学揭示的宇宙大爆炸学说，实在有一种暗合。暗合的根基点，是都将生存环境的出现，植根于某种大规模的爆发活动，而不是渐变式的构造活动。这种深邃的想象力，这种爆发性思维，饱含了中国早期人群的特殊理解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在是罕见的。
女娲氏造人的神话，则具有劳动爆发而创造生命的直觉意识。为了避免新生天地的死寂空旷，女娲氏辛勤劳作用黄土成泥，奋力捏造一个个灵性人。在该进程之中，女娲深感一个个造人的缓慢，遂造出一条巨大无比的长鞭，蘸泥挥舞甩出无数星星点点的人群，开始了群体生命的出现；因用力难免不均，于是出现了美丑肥瘦各不相同的形形色色的个人。这一壮美的神话，显然基于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理解：人类生命体的产生，一定经历了辛勤而艰难的过程，一定经历了某种爆发性的突变。
相比之下，古希腊神话与诞生较晚的《圣经》的“创世”教义，则基本是渐变式的思维，其所呈现的活动也是渐进演变的构造式，明显表现出浅显性与散漫性。诸神，有一出没一出地向人类赐予器物；上帝，用了整整一个礼拜来完成天地环境的铺排构造。既无强大的精神动机，又无惊人的瞬间爆发，其过程几乎完全接近于创作一幅油画。这种神话及教义，与地球环境及宇宙生成的真相，在思维方式意义上尚有较远距离。
神性之恶，神性之善，在中国神话中都表现得直接、剧烈而又壮阔无比。在中国神话中，神和神之间一开始就有着直接的善与恶——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剧烈冲突。火神祝融氏与水神共工氏开战；水神共工氏战败，愤怒撞坏了不周山天柱，天地几于崩塌；刚刚开始繁衍的人类，面临全部滚落大地裂沟，消失于洪水及山林大火的灭顶之灾；在人类生命面临灭绝的关头，女娲氏炼成了流质五色石，补全了天地开裂；从此，天地之间生成了无垠苍穹与绚烂霞光；之后，女娲又以巨石顶天立地，支平了天地四柱，吸干了洪水，擒杀了黑龙。从此，女娲所造的人类，又重新开始了生命的历程。
希腊神话中的神性善恶的冲突，则要缓和得多，局部得多。潘多拉女神不定期释放人类灾难，大约是最具恶性的天神了。除此之外，其余天神的个别不善行为，很难说具有神性恶的特质。也就是说，希腊神话中天神的善恶冲突的深刻程度（毁灭人类生命）与普遍程度（神界的全面战争），都远远不能与中国神话相比。
中国早期人群的这种深邃、酷烈而又壮美无比的史前神话，构成了我们生命群体最早的精神因子。在这种精神因子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就是“天地万物皆可变”的思维基点。由此生发，承认变化，力求以己身之变化而顺应天地之变化的深刻认知，深深植根于中国民族群的心灵深处。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沧桑巨变”的理念始终是中国民族群历史意识的最核心基点。中国民族群之古典文化，所以将对国家的革新再造呼之为“变法”，将“改朝换代”视之为“顺时应势”的国家文明更新，凡此等等，说到底，都是来源于中国民族群原初思维方式的基本点——承认变化并追求变化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