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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只有美国拥有繁荣的非营利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志愿活动在世界一些其他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另外的一些国家也慢慢发展起来了，包括东欧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和中国。
对美国之外非营利部门最全面的记录是由莱斯特·萨勒蒙和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CCSS）（ www.jhu.edu/~cnp ）的同事共同完成的。他们对2003年非营利部门版图（比如“公民社会”）的概括覆盖了全世界35个国家，包括16个发达国家，14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中东欧的转型国家。 90
他们定义“公民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是私人的，即脱离政府的机关结构；它们并不主要是商业的，也不主要是为它们的董事或“所有者”提供利润而存在的；它们是自我管理的，并且人们可以自愿地自由加入或赞助。萨拉蒙、索科沃夫斯基和李斯特（List）认为，在公民社会部门出现了一个国际规模的巨大浪潮，他们称之为“全球协会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作者将这个浪潮归因于几个重要的因素：
·技术进步和文化普及——改进的信息技术以及全球识字率的增长已经帮助推动了这样的观念：改变是可能的并且会存在更好的机遇。科技使得公民更加方便地联系和推动社会活动，而这也激励了公民的行动主义。
·不满于市场力量和政府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法。
·战略伙伴——公民社会部门是私营部门的结构和公共目的的结合，它的小型、灵活性、与公众的连接以及打入私营部门的能力，有助于解释它们对基金会、捐献者和企业的吸引力，它们被当做在拓展新的创造性解决方法时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发展——最近研究表明，公民社会部门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创造贡献巨大。“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一个人在关系结构中的地位所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作者认为这是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需求转变为供应——萨拉蒙、索科沃夫斯基和李斯特同样将这个部门的增长归因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增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他们辛勤工作，将全球范围对公民社会组织的需求转变为实际的供应。
·外部行动者越来越大的作用——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天主教会、西方慈善基金会和跨国企业通过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来给国际公民社会部门的成长添砖加瓦。
尽管国际公民社会部门的存在和重要性在不断增加，但是它依然难以吸引决策者或媒体实质性的目光。缺乏对“第三”部门的统计和硬性数据导致了认知的匮乏，而这也促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全球公民社会（Johns Hopkins Global Civil Society）的研究。
在35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为止，全球公民社会部门包含了资产1.3万亿美元的产业，这相当于35个国家GDP总和的5.1%。此部门相当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是世界主要的雇主——3950万全职工作者（57%的带薪员工，43%的志愿者）。它们总计雇佣的人数比这35个国家公共设施和纺织工业的总雇员多10倍，比食品加工业多5倍，比运输工业多20%。
这35个国家的对比表明——并不奇怪——公民社会部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中要比在刚起步的经济体中更庞大（各自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是7.4%和1.9%）。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个部门微弱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是公民社会连通性缺失的表现。这些国家中许多都倾向于使用强大的家庭、氏族或村庄网络传统来替代行使公民社会机构的相同功能。这35个国家中，公民社会的重要性显示在表1-3。
公民社会组织的任务是提供种种人道服务，从健康医疗和教育到社会服务和社区发展。然而，该部门却经常全身心投入到倡导和建立社会资本当中去。它们将自己的作用标记为倡导、表达和社区建设。作为倡导者，它们发现那些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并让其引起公众的注意（保护基本人权，给予社会、政治、环境、种族和社区利益以关注和发言权）。在它们表达的作用中，提供媒介通道来让其他情感冲动得到宣泄（艺术、宗教、文化、种族、社会和娱乐）。其社区建设的功能包括简单地增加社会资本，建立个人之间的联系；加入协会教导合作规范，延伸到政治、经济生活中去。
表1-3 公民社会经济活动劳动力的比例，1995~1998年
资料来源：Lester A.Salamon，S.Wojciech Sokolowski，and Regina List，Global Civil Society：An Overview.Baltimore，MD：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2003.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慈善捐赠并不是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大多数国际公民社会组织来说，酬金（fee）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在32个国家中，53%的收入来自服务酬金和金融收入。政府或公共部门是国际部门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其35%的收入来自拨款、合约或者是发还款项。私人捐赠在其收入来源中只起到十分有限的作用，总计约占12%。
公民社会领域在主要收入来源上各有不同。那些提供专业服务、教育和拓展辅助的组织从帮助“其他”组织中稳定地获得其主要资金。那些处于医疗部门的则有一个更加平衡的来源组合，其中政府稍微更加重要一点。慈善捐赠则对宗教、民事宣传、国际、环境、文化和社会的服务组织和基金会至关重要。
萨拉蒙和他的同事将公民社会组织按劳动力组成和资金来源的总体模式划分为如下几种形式：英国式（Anglo-Saxon）、北欧式（Nordic）、亚洲工业式（Asian Industrialized）、发展和过渡式（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他们又在最后一类中发现了差异点，故又分为拉丁美洲模型（Latin American model），非洲模型（African model），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和所有其他模型。资金的来源因这些区别而不同，如下所示：
跨国差异的解释
在前期的论文中，萨拉蒙和索科沃夫斯基提出不同国家非营利部门的规模之所以不同或许可以用3种假设来解释。 91 继韦斯布罗德的意见之后， 92 他们提出非营利部门的规模决定于市场或政府失灵（market or government failure）。所有国家的公民都需要并渴望一系列的商品和服务，而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它们不会由私营部门提供（市场失灵）。理论上，这些需求可以由政府来满足（比如教育，养老保障等），然而，不同社会在其对支持公共部门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规定方面的意愿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介入则能弥补“政府失灵”。这使得那些学者们预言非营利部门的规模会随以下几点变化：
（1）人口的不均匀——民族和宗教多样性越大，则关于政府应该做什么的争议就越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也就越大。
（2）政府的规模——政府做得越多，则对非营利部门的需求就越少。
（3）来自慈善捐献的非营利资金所占的比例——个人对政府和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需求越多，则他们越愿意为之掏钱。
萨拉蒙和索科沃夫斯基用来自22个国家的数据测试这些假设，发现不均匀性并不能影响非营利部门的大小。其他两项假设反过来却是正确的：一个庞大的非营利部门会与一个强大的政府和较小的私人慈善资金相结合。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作者认为或许非营利部门不是与政府竞争，事实上，而是更多的与之合作来满足社会强烈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当前发现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规模的正比关系。作者又进一步预测，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会导致政府给予的非营利资金的比例更高，同时还会导致在一些政府已相当活跃，即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中，非营利行为的水平更高。后面的两个假设都有可靠的数据支持。 93
分析的结果使得学者们可以根据非营利组织执行的“制度”来为国家分类。他们根据国家政府在福利上的花费是高还是低以及非营利活动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来给国家分类。结论中的4个分类如下：
·经济统治制度（statist regimes）反映了一个处在社会民主体制中的政府只起到关注社会精英的需求的作用，而不关注中低层阶级。或许，结果就是，非营利部门不强大（例如日本和巴西）。
·自由主义制度（liberal regimes）通常反对政府的计划，而热衷个人志愿主义（例如英国）。
·社会民主制度（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信任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条款规定，而非志愿者部门（例如奥地利和芬兰）。
·社团主义制度（corporatist regimes）包含了政府的强大作用，但同时也包含非营利组织的强大作用（例如德国、法国和比利时）。
他们的数据对这个模型给予了很好的支持。
艾勒西娜和安吉罗迪斯于2005年9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论文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94 他们将欧洲人给予社会福利计划重要支持的态度与美国较为保守的态度相比较，并总结出这些区别的根源主要在于对贫穷的态度。在美国，最广泛的想法是，贫穷是与懒惰相联系的，而任何非严重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创造走出贫困。相反，欧洲的文化认为某些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决定于出生、社会关系和单纯的运气，欧洲这种思维体系的负面结果就是禁止穷人在社会等级上向上流动。穷人可以通过公共资助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如果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上升，那么收入的很大部分会被政府征税，来为福利计划买单。美国的私人慈善事业虽然也帮助缓解贫穷问题，但是却远不能提供类似于欧洲的资助——也不会不鼓励穷人向上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