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纳尔逊·罗森鲍姆提出由于美国独立战争，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的作用经过了4个阶段的进化。最初的阶段遵从他所谓的志愿/公民模型。 ⁶³ 在20世纪初的朝圣时代，服务还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而且也超出公民个人的能力范围，所以经常是由邻里之间互相提供的。这样，在那些年代——如今在一些城郊和农村地区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社区——市民们集合在一起来管理志愿者雇佣部门或者帮助贫困家庭建造住所。这种模型曾经是（在某些情况下，现在依然是）适用于拥有相同兴趣、建立在共享基础上的个人哲学以及普遍低水平的经济福利的世界。

随着国家昌盛，工业革命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家族的手中。不论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还是纯粹的罪恶感，极度富裕的家族比如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卡内基家族拓展了一种罗森鲍姆称之为慈善捐赠的模式。这种捐赠在20世纪初期对美国主要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十分有利。如今，在大型基金会依然能找到它的影子。这些基金会在资助许多非营利组织以及在教育、健康保健、政治改革和环境领域中，在塑造国家议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角色也有些争议。 ⁶⁴

大萧条席卷过后，政府支持的社会机构和计划迅速成长起来，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转移到了一种基于权利与授权的非营利模型。许多团体争辩它们因为其工作或机构而至少应得到公共税收的优惠，部分是因为它们在为广大公众的利益服务。

罗森鲍姆所描述的最后阶段是竞争/营销阶段。在前3个阶段，非营利组织依赖的支持来自：①个体分享的意愿；②富裕人士的慷慨解囊；③联邦、州和市政府以及主要基金会的慷慨赠与。现今，非营利组织不能依赖于传统支持来源的自动延续。此外，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市场寻求支持，它们发现其他的非营利组织也在那里寻求生存。结果在21世纪，非营利管理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竞争挑战。在一本最近十分重要的书籍——《营利还是不营利：非营利部门的商业转型》中，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说：

非营利部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面上触及几乎所有人生活的孤立事件，实际上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很少被意识到，但有巨大的影响；它是非营利组织扩大的商业化的模式。 ⁶⁵

他指出，医院在转变为健康商业 ⁶⁶ ，博物馆从商店和检索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⁶⁷ ，大学加入了商业的营利研究联盟 ⁶⁸ 并成立营利附属机构来产生主要的财政收入。 ⁶⁹

很有可能，这种在非营利部门越来越多的对商业概念和工具的使用会在未来10年加速，这可以被描述为是对罗森鲍姆所谓的“慈善捐赠”的回报的结果。在最近5年，几个十分富裕的商人——典型的都带有计算机行业背景——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决定将其中至少一部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已经对盖茨基金会许诺了319亿美元，该基金会关注于世界健康和教育问题。比尔·盖茨说他计划放弃在微软的管理层的地位，并将自己所有的时间贡献给基金会。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承诺给出他财富的绝大部分，估计为400亿美元奉献给慈善事业。这笔资金的大部分会流动到盖茨基金会，因为他相信基金会的领导已经“应用真正不同寻常的智慧、精力和热情来改进数以百万的民众的生活，他们没有像我们三人那样幸运……我很高兴能增加你们实行这项工作的资本。” ⁷⁰

·谷歌许诺了公司股份的1%（粗略估计为10亿美元）来支持慈善事业。很明显，谷歌决定将这些资金在传统基金会和营利社会企业之间瓜分。 ⁷¹

·迈克尔·布隆伯格，纽约市市长，已捐赠了1.25亿美元给世界倡议戒烟组织。 ⁷²

·无独有偶，eBay公司的鲍姆和奥米迪亚也设立了奥米迪亚基金会（Omidyar Foundation）和营利网络，这样就产生了2个“支票簿”，每个基金以2亿美元为基础。 ⁷³

·史蒂夫·凯斯和他的妻子简，使用美国在线公司来着手投资非营利组织，而后者有可能分红利给凯斯基金会（Case Foundation）。

这些高调的投资者加入到这个杰出的群体中迎战世界难题。波诺长期关注世界贫困和艾滋病问题，比尔·克林顿则强调贫穷、气候变化、肥胖和艾滋病。在2006年9月，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承诺将维珍集团航空和铁路业务将来10年的所有利润都投资用来对抗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其贡献可能高达30亿美元。 ⁷⁴

1.6.1　一些异议者

非营利组织转变到使用来自商业世界的概念和工具，这充满了争议。比如，彼得·多布金·霍尔认为除了一些基于信仰的个别组织之外，非营利组织已不再是德·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作为新兴群体中最强大有力的志愿协会。 ⁷⁵ 像罗伯特·帕特南这样的作者则惋惜社会资本的流失，认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个人“独自打保龄”的国家。 ⁷⁶ 霍尔相信所谓的独立部门正处于道德危机之中，所以需要重新思考其定位和目的。

艾肯伯里和克鲁弗相信非营利部门的“市场化”对文明社会来说并不健康。他们总结道：“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已越来越多地接受市场地价值观和方式来引导管理和提供服务，导致的结果是非营利组织在创造和维持强大文明社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的潜在退化。” ⁷⁷

非营利组织容易受到批评的原因有很多。正如霍尔暗示的一样，许多公众觉得非营利组织已经变得太过庞大且太官僚。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丑闻暗指差强人意的非营利管理，从涉及联合之路（United Way）前主席威廉·艾瑞曼尼的丑闻，到最近的美国癌症协会中西部分会挪用700万美元的事件。对2001年9月11日美国红十字会处理捐赠物方式的批评，以及对世界贸易组织和五角大楼的攻击使得许多组织重新思考它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保罗·莱特指出，要越来越多地呼吁“警惕的眼睛”来管束部门和满足社会需求。 ⁷⁸ 此外，许多最新的研究总结出非营利组织正经历来自创收项目的“让人失望的结果”。 ⁷⁹

1.6.2　更好管理的需要

除了这些批评之外，非营利组织还有许多日益增长的压力，即要变得更加“实务性”。首先，正如开始时简单提到的那样，许多非营利组织现在十分庞大。举例来说，不包括大学和健康医疗系统，表1-1展示了2005年年财政收入超过83000万美元的前20个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最大的是路德服务（Lutheran Services），收入超过95亿美元，这使得它在2006年的《财富》500强中排名大约第251位，超过了像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cs）和清晰频道通讯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这样的巨头。

资料来源：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October 26，2006.pp.8-21.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http://philanthropy.com .

这样大型的组织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即要引进更好、更先进的管理。美国最大的私立大学也同样如此。在2005年，将全部收入上报给《慈善编年史》的大学（斯坦福大学没有上报）中的前5名的收入都超过了30亿美元： ⁸⁰

然后，也有非营利医院和医疗中心，前5名是： ⁸¹

对这些大型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来说，外部对改进管理的压力也日益增加。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产生了“风险慈善家”（venture philanthropists）的新兴群体，如马里奥·马利诺（Mario Marino）。这些企业家在不断扩展的高科技环境中创造财富，他们想将其管理和金融技巧应用于慈善捐献。他们为非营利组织建立风险资本基金，但却要求其受益者高度重视健全的管理。 ⁸²

保罗·莱特认为这些压力导致了三个“潮流”：①科学管理的压力，基于最佳表现；②抵制浪费的压力，基于日益增长的效率；③解放型管理的压力，基于杰出的结果，而不管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⁸³ 显然，对有效营销的不断关注可以改进这三个潮流。然而，如果许多非营利观察家、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认为“管理专业化”（managerial professionalization）不可取，那么将来营销思路在非营利组织中的主要角色就存在疑问了。我们的观点是，组织不论是高度重视志愿者协会的使命还是更加关注有效管理，营销思路对有效的非营利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经验上的证据表明，问题可能没有霍尔想的那么严重。盖拉斯凯威克斯和比勒费尔德最近出版的研究追踪了1980~1994年之间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Minneapolis-St.Paul）地区229家非营利组织转变到使用其“商业”或“慈善”模型的程度。他们发现，对许多组织来说，“为了竞争到顾客和捐赠，非营利组织对商业技巧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他们没有发现“商业活动的大规模应用”。更重要的是，他们总结道：“如果非营利组织采用实务性策略或依赖商业收入的话，就不会有明显的有害组织的结果。” ⁸⁴ Pq2JH2N7dlqIUI6kaLtU5xokP1iJPRdCEC0SazrHjdVSkWbzDA/C3IRzBHUG6+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