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对决拿破仑

没有人比纳尔逊更了解拿破仑战略的复杂性了。纳尔逊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海权战略大师，凭借他在尼罗河和哥本哈根（对手是丹麦）所赢得的胜利，证明了自己对海上战略维度中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尼罗河战役的过程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鉴戒：对敌人意图的正确的空间感知可能会因为时间上的误判而变得毫无意义。1798年，纳尔逊准确地预测到拿破仑的入侵舰队将从土伦出发前往埃及。然而，在恶劣的天气导致他的封锁失败之后，他匆忙地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变更，实际上他成功地提前到达了目的地。最初，纳尔逊感觉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因此他在努力搜集着来自地中海东部不同地区的情报，包括土耳其和西西里——只要一发现情况不对头，纳尔逊就要更改自己的计划，然而，情报证明，他是正确的，因此前往亚历山大港的计划没有变更。最终，在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纳尔逊发现并摧毁了拿破仑的舰队——这是在拿破仑的军队于北非登陆并发动了一场战争之后，他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法国成为黎凡特地区的主导力量，并让法国控制通往印度的通道。

当纳尔逊于1803年6月再次抵达地中海时，这些记忆主导了他的战略分析过程。他写道，“我决心保卫马耳他，因为此地将永远赋予我们对黎凡特地区的影响力，甚至赋予我们对意大利南部的所有地区的影响力……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这座岛屿。”除此之外，纳尔逊还想让军队进驻那不勒斯王国的卡拉布里亚省，保卫该省不会受到法国将军圣西尔的侵犯，“尽管我们不能让西西里冒太大的风险去拯救那不勒斯。”无论如何，在驻扎在布洛涅（法国海港）和土伦的法国舰队仍然存在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没有一支英军部队能放开手脚进行这样的战斗。因此，纳尔逊的“首要目标”必须放在法国舰队身上，他表示，“要永远控制法国人的海军。一旦他们出海，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他们。”

“控制法国海军”存在特殊的困难。实际上，英国人在大西洋执行封锁任务（1803年，由英军将领康沃利斯率领少量新战舰维持着大西洋封锁线）比在地中海更简单。因为，就大西洋沿岸的风向来说，其水域普遍存在的“西风”使法国舰队保持着固定的锚定时间，无论如何，这是在短时间内很难更改的。海上的风，无论是东风还是南风，都会自动地把英国的掩护部队带到英吉利海峡的入海口，在那里，如果风向后来转为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它还可以阻挡法国人向布洛涅逃跑。到那时，如果法国人向其他方向逃跑，英国人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法国的其他港口距离太远了，可以留给英国人充足的补救时间，而且法国人可能到达的目的地只能是大西洋沿岸或西班牙的某些港口，英国人可以再次对这些港口进行封锁。事实上，法国舰队如果想要迷惑英国人，只能朝着大西洋的另一边逃走，也就是西印度群岛的方向。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在大西洋的行动总是在英国的控制范围之内。

然而，在地中海，法国人逃跑要容易得多，而且法国利用一支四处游荡的舰队来捣乱的机会也更大。在地中海这个不可预知的、暴力的且北风频繁的内海，利用一支位于土伦港的舰队展开封锁，不仅要等港口的天气有所好转，还要严防好几个能使法国舰队给己方带来巨大威胁的方向——一旦法国舰队逃脱封锁，那么往西南通过直布罗陀可以到达开阔海域；往正南可以到撒丁岛，一路占领没有防御的岛屿；朝东南则可驶向那不勒斯、西西里、马耳他、洛尼安群岛、土耳其和埃格特拉特。法国军队突入地中海所产生的战略复杂性，纳尔逊是心知肚明的，他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就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南风。

纳尔逊下定决心，不会让法军再次进入地中海。1798年5月，当法国人在为埃及远征做准备时，他选择了距离土伦港最近的一个港口。当恶劣的天气来袭时，纳尔逊正在港口入口处的岬角——西西角（Cape Sicie）附近，为保卫港口，他与来袭的法军展开了战斗，纳尔逊座舰的桅杆折断了，更糟的是，他的侦察护卫舰在这次防守中被打散了。这相当于失去了“眼睛”，他猜测，自己将不得不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尾随拿破仑的舰队——那样就很麻烦了。纳尔逊不会再犯完全信任“封锁”的错误了。康沃利斯将军经常将自己的舰队部署在距离陆地很近的地方，这种做法在大西洋中是正确的。但是在地中海，由于四处都距离海岸线较近，所以条件允许舰队在恶劣的天气里从海岸出发，且不会对舰队自身或者它们的任务造成危害。因此，在较为狭窄的地中海里，采用严密封锁的策略是不恰当的。在1803年返回基地后，纳尔逊建立了一个远程封锁“监视系统”，它结合了护卫舰的小范围监视能力，以及战舰的远距离跟踪能力，这样他就可以允许自己的舰队驻扎在较远的地方了。

因为护卫舰可以从各个方向监控大约30千米长的地平线，所以英军可以监控法军舰队在这个范围内的活动，并及时发布警告。从17世纪初开始，有很多人都研发过海军信号手册，但最近（1800年）和最富有成效的信号手册还是由海军上将波普汉姆爵士研发的，这种新的信号体系可以使一艘护卫舰的舰长发送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信息。通常，一艘护卫舰发出信号之后，下一艘护卫舰将重复一遍——当然，这是在有足够能见度的时候——信息将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这些护卫舰所隶属的各大舰队。由于重复信号只是机械式的，所以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通过5艘护卫舰所组成的“链条”，从发出信号的地方到距离300千米以外的舰队指挥官那里，传递一条信息只需要不到5分钟的时间。

信号系统的革新，使得纳尔逊能更轻松地执行5年前曾制定的计划，即在1803年实施的土伦港封锁行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号系统的革新也让行动的节奏更紧促。在抵达目的地之前，纳尔逊其实还在摸索着前进，他让舰队主力距离海岸大约60千米。在这个距离，在土伦——波夫特的高地上，法国的瞭望台是看不见英军的，然而，在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英军却可以监视到对方（主要由皮尔斯·麦克西负责进行监视，并发送信号）。皮尔斯·麦克西记录道：“当纳尔逊的舰队被当时盛行的北风吹离原位置的那一刻，他已经掌握了法国舰队的动向，所以他在被法国人发现之前，先转头去了亚历山大港。”由于在驶向亚历山大港的、为期两周的航行中没有船坞，给养也无法送达，所以尽管此地甚至比撒丁岛南部的普拉湾还近，但是纳尔逊的舰队在炎热的夏季却连水都喝不到。在暴风雨中，纳尔逊舰队偶尔会躲在马赛附近的海耶尔群岛的天然掩体里。后来，随着对监视法军动向的把握越来越大，纳尔逊更加大胆地将舰队撤回到更远的南部，有时甚至撤回到距离西班牙北部的圣塞巴斯蒂安角仅20多千米远的某个位置上。他把舰队的一部分从那个位置派驻到撒丁岛北部的马达莱纳群岛——距离法国海岸更近，既可以买到给养，又可以在恶劣天气下找到安全的锚地。

简而言之，纳尔逊的策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百年后，在北海，为了防止德国公海舰队打破封锁进入大西洋，英军大舰队一直在苏格兰奥克尼群岛、不列颠东南部和德国沿岸的锚地密切监视着德国人的动向——“白羊座”号巡洋舰甚至一直巡逻到了东安格利亚。与后继者相比，纳尔逊的解决方案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北海是一片只有一个出口的长长的水域（不包括海峡狭窄的“死亡陷阱”），它的长度，保证了英军具有较充裕的预警时间，而它的构造则限制了敌人的活动。然而，在1803年至1805年的地中海，这种简单的做法并不适用。在那里，纳尔逊必须同时提防法军几个潜在的进攻方向——法军可以向埃及、希腊、撒丁岛、西西里、那不勒斯以及马耳他发起进攻，或者从直布罗陀驶向大西洋——纳尔逊并不确定，一旦遭遇了恶劣的天气，一旦敌人逃跑，他是否能彻底打败他们。

1803年7月，回到地中海后不久，纳尔逊写道，“如果法国人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下定决心，在战斗胜利结束之前绝不返回港口。”但是到了1804年春天，他的船只已经破旧不堪了，而他仍然不知道何时才能把敌人引来决战。1804年春，他写道，“布尔（马耳他的民事专员）确信他们（法国人）要去埃及；土耳其人确信他们要去（希腊）；埃利奥特先生（英国驻西西里岛纳普斯尔公使）则认为撒丁王国是他们唯一要去的地方……我相信他们，对自己也有信心，但这太疯狂了。”纳尔逊的战略观念因为这些战术上的问题而变得复杂。拉图什-特雷维尔是土伦的指挥官，也是法国最优秀的海军将领，他生性好斗，不断对纳尔逊所寻求的决战产生威胁，但他也不能确定自己能否在正确的时间点上取得胜利。1804年4月5日，拉图什-特雷维尔将他的舰队从土伦带到海上进行训练，但纳尔逊认为他们是真的要发动进攻了。6月13日，法国人再次出现，用故意进入英国人在水平线设置的陷阱的方式逗弄了纳尔逊，然后“就像跳完一段舞……就又回到港内了”。这令纳尔逊沮丧极了。1804年8月20日，拉图什-特雷维尔的意外死亡，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新任指挥官的脾气秉性还是个谜）。“手下把纸条给了我，”纳尔逊写道，“上面写着，法国报纸说，拉图什-特雷维尔死在他经常巡视的信号哨所……”特雷维尔的继任者是维尔纳夫，他是为数不多的从尼罗河逃走的法国船长之一，14个月后，他就成为了英国在特拉法尔加的头号敌人。

接下来的14个月将在英法两位海军指挥官的智力比拼中度过，但在这场较量中，将出现第三位幕后参与者，他就是——拿破仑皇帝（他已经于1804年5月18日登基了）。拿破仑不仅拥有比他的任何部下所能设想的更宏大的战略愿景，还受到了一颗更强大的野心的驱使，因为他对大海的无知化解了他们——尤其是维尔纳夫——所知道的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种种困难，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决心。拿破仑真正的想法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场战争，他设计了一个宏大的战略，所有的前线——无论是活跃的还是潜在的，都被纳入了一个统一且相互联系的计划中。陆地和海洋、欧洲和美洲、地中海和大西洋、英国和奥地利都被他插上了标签，每一个国家都在他未来发动战争的时间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国家都被预设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将推动他的战略走向既定的结局。1804年9月29日，拿破仑在给他的海军部部长德克雷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派出三支远征队：从罗彻福特出发，保卫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抵御敌人的进攻，夺取（西印度群岛上的）多米尼加和圣卢西亚；从土伦出发，占领苏里南和其他荷兰殖民地（美洲）；从布雷斯特到圣赫勒拿岛……登陆爱尔兰（一项附属计划），这些都还只是第一步。搭载骑兵的船队必须进入英吉利海峡，舰队主力则从瑟堡和布洛涅出发，但如果舰队在离开布洛涅的时候遇到了持续好几天的逆风，它就必须继续向特塞尔驶去，在那里它将找到7艘荷兰船只，船上有25个人（都是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舰队将护送他们去爱尔兰。这两个行动中只要有一个成功，我们就将赢得战争。”

为了实现这个庞大的计划，拿破仑为每支舰队的行动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来自土伦的维尔纳夫舰队要离开地中海，分散船只去扫荡英国在西非的基地，然后前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要和罗彻福特分舰队（由海军上将米塞司率领）打个招呼，那时，他们应该已经在前往不列颠群岛的路上了。当两者的联合舰队收复了法国和荷兰之前被英军侵占的殖民地，并占领了拿破仑想要的英国岛屿后，这些舰队将在法国西海岸集结。之后，再与甘托姆分舰队会合，并重新穿越大西洋。此时，他们的船只数量将远远超过英国，并随时准备护送大军团在英国本土登陆。

实际上，拿破仑麾下海军力量的增长速度很快，甚至即将超过在他的计划中所需要的海军力量。长期合作的邻国西班牙在12月12日正式成为他的盟友，西班牙国王同意将自己的海军置于法军的指挥之下，“25—29号风帆战列舰……1805年3月30日。”这一日期超出了他为各舰队的航行所定的日期——1804年10月，维尔纳夫应该率舰队出击；1805年1月，米塞司分舰队应该出击；1804年11月23日，甘托姆分舰队应该出击。不论如何，与西班牙结盟扩大了英国海军需要维持封锁的范围，加强了法国的军事力量，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因此，按照任何纸面计算的结果，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海上战争，并不能完全按照纸面计划进行。事实上，海上战争的不确定性比陆上战争更大。维尔纳夫、米塞司和甘托姆都没能在约定的日期从港口起航，天气、纳尔逊和康沃利斯封锁的力量都对他们不利。看上去，天气因素是次要的——但如果前两支舰队真的能到达风力温和的西印度群岛（每年10月之后就没有飓风了），那对法国而言就不再是一个不利因素了——如果法军能按时抵达大西洋东岸的话，这对英国人来说很可能是一场灾难。晚秋时节，任何在欧洲海域进行的作战都会面临不利的状况。冬天则会令任何计划泡汤。到时候，英国封锁舰队的船只将在风暴中颠簸，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消耗掉他们的装备和水手的耐力，才能成功地守住海洋。不过，法国人的船只不太适应这样的远途航行，船员也没有受过巡航训练，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按照指挥官为他们制定的精确时间表来完成任务。拿破仑或许已经找到了在陆地上大获全胜的办法：1800年12月，他在霍亨林登获胜，1805年，他又在奥斯特里茨取得胜利。尽管如此，拿破仑也不可能完全掌控海上战争，恶劣的天气会打乱他的计划，而事实也是如此。

然而，最恶劣的天气并没有出现在大西洋，而是出现在了地中海。1805年1月11日，米塞司分舰队从罗彻福特（Rochefort）出发，在付出5艘战舰的代价后，避开了封锁，成功驶向西印度群岛。不过，当年1月，当维尔纳夫从土伦出击，途经纳尔逊驻守的马德拉群岛（Maddalena）时，遭遇了暴风雨，因此只能转身回航。对此，维尔纳夫写道，“第一个晚上，我们发现自己观察到了两艘英国护卫舰，我们从来不会低估敌人的力量，他们肯定有很多艘大型战舰才能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中（执行封锁任务）。因此拿破仑同意我们返回，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义愤填膺。”实际上，法国人趁机突袭是很有可能取得重大战果的，因为维尔纳夫的逃跑引发了纳尔逊为数不多的，在战略上的神经错乱，即对东地中海安全的过度焦虑。也许是因为纳尔逊与那不勒斯宫廷的密切联系（在那里，他曾经孕育了对埃玛·汉密尔顿的激情）；也许是因为纳尔逊于1798年在尼罗河上的追逐差点演变为一场灾难，他把从土伦向东的路线保护得比其他任何一条路线都要严密。尽管维尔纳夫是在向西进发，但纳尔逊还是觉得他最终的航线是向东。当他听到法军舰队逃跑的消息时，还以为法国人正在向撒丁岛、西西里或亚历山大进发，所以开始进行（他自己认为的）追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法军出击的情况下，这些地区所面临的直接风险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尔逊的焦虑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反应是错误的，只是因恶劣天气的影响，他的失误才没有带来严重后果。

当年3月，纳尔逊再次误判了形势。他坚持采取了一个从土伦附近的封锁线撤离，巡航到足以引诱法国人离开港口的地方去的所谓“策略”。结果，就在英国人在撒丁岛附近补充食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维尔纳夫抓住机会，扬帆起航了。纳尔逊立即向南转向，堵住了地中海与北非海岸的缺口，并一直待在那里，直到4月16日他才得到了关于维尔纳夫行动方向的消息。虽然纳尔逊这次下定决心不去“西西里岛东部”，但他还是去了错误的位置（关于这个错误，后来他只肯负担一半责任）。纳尔逊在4月18日的一份写给休·艾略特——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要前出至‘地中海’……这或许是因为我有义务从法国人的魔掌中保护好撒丁岛、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希腊）和埃及。”

纳尔逊将在三个月后，率领舰队最后一次进入地中海，7月16日，他将在直布罗陀登陆，这是他两年来第一次踏上陆地。到那时，他就充分了解到为什么法国海军将领们能抵御驶入东地中海的诱惑了。于是，历史上对于纳尔逊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回到大西洋的这个疑问，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在西班牙人加入战争之前的1804年，法国人曾将自己约三分之一的力量部署在地中海，三分之一的力量部署在大西洋。然而，到了1805年，只有6艘法舰，以及部分驻扎在卡塔赫纳港的西班牙战舰还留在地中海内了。有近50艘战舰分布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各港口之间。拿破仑“从陆地上击败英国舰队”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成功完成了。

法军之所以能集中兵力，完全是由于西班牙加入了拿破仑的事业；西班牙海军有12艘战舰停泊在费罗尔，7艘战舰停泊在加的斯，它们都直接划给了法军指挥。法军将领甘托姆麾下的战舰，则继续在待在布雷斯特——罗彻福特——洛里昂一线。然而，拿破仑所希望的是一场决定性的大胜，因为维尔纳夫率领的土伦分舰队在经过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戏剧性的前奏之后，终于抵达了大西洋海域。那次航行令他和纳尔逊为控制地中海“制海权”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一场海上捉迷藏游戏。两者的行动，虽然是以一天航行160千米的距离为基本单位来计算的，但却和海流本身一样错综复杂。

3月30日，维尔纳夫率领10艘战舰避开了纳尔逊的封锁，径直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直到三天之后，一艘英国护卫舰才得到了法军出动的消息。但是维尔纳夫早在一天前就知道了纳尔逊所处的位置，并且为避开他而改变了航线。4月，他带着5艘西班牙船只从加的斯出发，穿越大西洋，驶向了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那天仍然在保护撒丁岛和北非海岸之间的缝隙，他要再过10天才能离开地中海。“谣言和猜测”是他通往维尔纳夫目的地的唯一向导。起初，纳尔逊认为敌人一定是要进入英吉利海峡了。后来，从葡萄牙拉各斯湾（位于葡萄牙南部）收集到的，更为有力的传言使纳尔逊确信——加勒比海才是法军的目的地。于是，他开始率军追赶。“虽然我迟到了，”他给马耳他总督写信说，“然而，也许命运会给他们带去一段糟糕的旅程，却给我带来一段美好的旅程——我必须怀着最美好的期待。”

如纳尔逊所愿的是，机会很快就出现了。在计划中，维尔纳夫前往目标区域需要航行34天，而纳尔逊只需24天——这对英军大大有利。对法国人而言，更糟糕的是，一次意外事故推迟了拿破仑的命令，从而减少了法军舰队在西印度群岛的逗留时间。实际上，直到拿破仑按照预先安排的日期把他的骑兵调回法国之后才颁布了相关命令。在维尔纳夫和纳尔逊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时，一个看不见的机会已经从法国人的指缝中溜走了——本来法国人可以趁机集中优势力量，对英国在加勒比海域的防御圈进行重点打击，从而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的。

事实是，维尔纳夫在加勒比地区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他期待着能找到早已经离开的米塞司，并同样期待着甘托姆会从布雷斯特——罗彻福特——洛里昂一线赶来帮助他，但这些希望都落空了。维尔纳夫接到命令，要等上40天，直到援军到来——或者根本没有援军，同时他要尽可能地对英属西印度群岛造成破坏。维尔纳夫于5月14日抵达法属加勒比地区的主要属地马提尼克。之后的命令把他的等待时间缩短到了35天。5月29日，两艘畅通无阻地驶出罗彻福特的船只也加入了他的行列。维尔纳夫率领一支拥有18艘战舰的舰队在马提尼克岛附近巡航了一周，并与一支英国商船队遭遇，并俘虏了其中15艘商船。当时有消息称，纳尔逊此时也在加勒比海，而不是像维尔纳夫以前认为的那样“在前往埃及的路上”，这让后者感到了恐慌。此外，虚假的报告还夸大了纳尔逊所拥有的船只数量，使维尔纳夫被“一旦两军在远离法国本土的地方对战就会遭遇失败”的阴影所再次包围。因此，他又一次选择了返航。维尔纳夫遵循拿破仑的意志（即使不是书面上的指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成功地把皇家海军最好的海军将领和主力部队吸引到大西洋作战区的外围。

与此同时，纳尔逊一直在加勒比群岛之间追踪维尔纳夫，追踪了一个又一个假目标。6月4日，当英军舰队抵达圣卢西亚时，当地卫戍部队指挥官告诉他，法国人不在马提尼克岛——虽然他们确实在加勒比海，但此时已经去了特立尼达。6月6日，当纳尔逊终于抵达那里时，他得知自己又被误导了。于是，他向北航行，在6月9日抵达了格林纳达。在那里，他发现维尔纳夫一开始就在马提尼克岛，但他猜测，自那以后维尔纳夫一定又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法国人到底在哪里？应该到另一个岛去看看，还是继续在加勒比海巡航，抑或是回到欧洲？纳尔逊面临着诸多选择。6月16日，他在给英国海军大臣的一封自白信中写道：“我绝不像教皇那样是绝对正确的，我相信我的观点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因此我可能会误认为敌人的舰队去了欧洲。但我不能让自己不这么想。事实上，他们（法军）是在6月3日返回的，因此我让快速帆船‘库里耶’号（Brig Curieur）先将消息送到了伦敦。”6月15日，当英国海军部部长访问里斯本时，纳尔逊的第二封信又送到了：“目前我们还不至于绝望，在他们到达加的斯或土伦之前，我们仍然有机会进行拦截，我总认为他们会驶向特定的港口，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以防止他们拥有哪怕片刻的优势。”

然而，纳尔逊对地中海的痴迷再一次把他带到了错误的地方——这次是直布罗陀——但是他的舰队所拥有的卓越的航行能力使他比维尔纳夫更早横渡了大西洋，这给了他时间来弥补自己的错误。8月1日，纳尔逊从直布罗陀起航，与一艘美国商船相遇，这艘商船上的人告诉他，他们在早些时候与向北航行的法国人擦身而过。8月15日，纳尔逊率队转身追赶，并向承担布雷斯特——罗彻福特——洛里昂封锁任务的科林伍德海军上将表示忏悔，他在那里听到了维尔纳夫回来的确切消息，但也听到了英军失败的消息。对纳尔逊来说，这个消息既苦涩又甜蜜。它强调了纳尔逊所进行的徒劳无果的追逐——在他的日记中，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去的时候追了5200千米，回来的时候又追了5500千米——但也为他留下了成为“生前身后，都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敬业、最伟大的人”的机会。

所发生的一切使纳尔逊有了先见之明——他早已派遣一艘战舰，专门负责侦查与联络。从加勒比海到法国海岸，这艘船不仅向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巴勒姆勋爵（Lord Barham）通报了纳尔逊即将回国的消息，还带来了关于维尔纳夫舰队行动的可靠情报。因为在6月，它看到法国舰队出现在了大西洋中部，并且也在返航途中。巴勒姆于7月9日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对英国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在公海上抓住维尔纳夫，阻止他在布雷斯特——罗彻福特——洛里昂一线与甘托姆会合，从而令拿破仑长期计划中集中兵力的目标落空。由于甘托姆不太可能会率军出击，所以巴勒姆命令康沃利斯加强封锁，派遣他的一部分舰队（在考尔德上将的指挥下）在西班牙西北方向的菲尼斯特雷角巡逻，并且在比斯开湾巡航。这些战舰在变更部署时，通常会有护卫舰进行掩护，这保证了维尔纳夫会毫无差错地驶入英国的网中。而且，即使他得到了来自法国港口的战舰支援，英军也照样会开战，因为他们具有很大的优势。

正如纳尔逊在8月15日登上康沃利斯的旗舰时所了解到的那样，事实与他的猜想基本相符。7月22日，考尔德带着15艘战舰驶离菲尼斯特雷角，看见维尔纳夫带着26艘西班牙战舰与14艘法国战舰，正准备向南驶向费罗尔港。考尔德已经准备好行动了，他的战舰排成了战列线，随后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也这样做了。但是，风太小了，直到下午晚些时候，双方才进入了射程。这时，考尔德选择的战术是用远距离齐射来使法军的船只无法靠近。个别的英军船长曾大胆地向敌人逼近（这是在木制战舰时代唯一能提高命中率的方法），但没有一艘船能获得成功。此战中，英国炮手的能力一如既往地优于敌人，他们击毁了敌舰的桅杆，给敌人造成的伤亡也远远超过己方：法军共计641人死亡，203人受伤。然而，敌人船只和人员的巨大损失不足以证明考尔德取得了胜利。最后，在维尔纳夫的倡议下，以及因反复无常的风带来的恶劣环境，两支舰队的作战行动中止了，并且在不久后脱离了接触。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如此的不明朗，以至于没有人关心它的命名——这场战斗通常被简单地称为“考尔德7月22日的行动”。

结束战斗后，维尔纳夫经由维戈潜入附近的西班牙港口科伦纳和费罗尔，考尔德则与康沃利斯一起向北航行至伦德奥斯。纳尔逊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而如今，除了少数法军舰艇之外，其他所有的敌军舰队都离开了地中海。在离开大西洋时，纳尔逊曾写信给他的战友托马斯·弗里曼特尔船长，反思考尔德的遭遇：

事实上，罗伯特·考尔德爵士的胜利使我感到困惑……再加上听说约翰·布尔不满足于此，我感到很抱歉。亲爱的弗里曼特尔，谁能取得我们国家所希望的一切成功呢？我们曾经在一起战斗（纳尔逊和弗里曼特尔曾一起参加过特内里费和哥本哈根战役），因此我们很清楚这是什么。我有一支最好的舰队，但谁能说得清在一场战斗中会发生什么事呢？最令我痛心的是，在任何一篇报道中，都暗示纳尔逊勋爵本可以做得更好。我应该和敌人战斗，我的朋友考尔德也是，但谁能说他会比别人更成功呢？

尽管纳尔逊对考尔德7月22日行动的事后分析，我们直到今天还能读到，但事实是考尔德没能取得胜利，而纳尔逊在试图取得战略胜利的过程中可能会牺牲这场战术胜利。幸好，考尔德没有拆穿巴勒姆把法国人套在英国人的网里的策略，但他也没有把这些网“拉起来”。拿破仑的战略是把他的海军力量集中在一个战场上，向英国发动进攻，这一战略和纳尔逊离开地中海之前的战略没有什么不同。英国和法国的所谓“相关部队”在1805年8月做出了以下部署：皇家海军部署了大约55艘战列舰，分散在英吉利海峡和西班牙北部海岸之间；法国和西班牙部署的战舰的数量与英国相差无几，其主力集中在布雷斯特——罗彻福特——洛里昂的甘托姆或者暂时停泊在西班牙西北港口的维尔纳夫手里。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维尔纳夫能加入甘托姆的队伍，拿破仑的注意力就能完全集中起来，那么向英国进军的准备工作也就完成了。

现在，两个偶然事件叠加在一起，阻碍了这一宏伟计划的实施。拿破仑得到消息说，敌人的力量就集中在陆地上，就集中在他的背后。在7月22日的行动之后，维尔纳夫在西班牙西北部的港口中避难。当他离开此地后，他选择了向南航行——远离甘托姆——而不是向北航行。

拿破仑应该把入侵英国的失败完全归罪于维尔纳夫个人吗？这当然是完全不公平的。当时，拿破仑决定从布洛涅的营地转移，并将大军转向内陆，向莱茵河进发，最终到达多瑙河——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军队正在多瑙河集结，准备对他发起新的（第三次）联合进攻。在任何情况下，拿破仑都必须迅速分清主次关系：一个俄奥联盟正在威胁到他的权力，而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帝国很难做到这一点。然而，后来维尔纳夫的行为却反常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拿破仑最著名的军事格言之一是：“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例是三比一。”他的战略就算没有在大西洋上对英国取得决定性的物质优势，至少也实现了物质上的平等。但是，从物质平等中获得胜利的“精神目标”已经不复存在了——自3月份离开土伦，7月份抵达西班牙之后，不知在什么地方，不知在什么时候，维尔纳夫的神经崩溃了。8月3日，他从科伦纳（Corunna，位于西班牙）给海军部部长丹尼斯·德克雷斯（Denis Decrès）写信说：“我即将起航，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在30多千米的距离上，（英军）就部署了8条封锁线，甚至在海岸就能望得见。他们会跟着我，我将无法与自己人取得联系，他们会在布雷斯特（甘托姆仍然在那里）或加的斯（实际上是空的）设下重重埋伏，因为我要前往其中一个或另一个港口……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你说，我很遗憾地遇到了他们。我们的海军战术过时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如何把自己排在队列中，然而这正是敌人想要的。”

离开科伦纳后的两天里，维尔纳夫沿着正西的航线进入大西洋，他本可以从那里转向布雷斯特——在拿破仑的紧急命令下，甘托姆不久后就会把他的船开到康沃利斯封锁舰队的炮口之下，或者开到加的斯。然而，维尔纳夫坚持认为，他从自己的护卫舰和被拦截的中立国船只那里收集到的情报，可以作为证明“英国在北方拥有非常强大的兵力，以至于‘他们在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的联合部队相遇时仍然具有优势’”的证据。因此，8月15日傍晚，维尔纳夫改变航向，向南行驶，并于四天后进入克赖斯。除了第二天（8月20日），法国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突击行动，并受到由科林伍德将军率领的一支小型封锁部队的阻击之外，他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便一直驻扎在那里，直到特拉法尔加之战的前夜。

至此，拿破仑进攻英国的计划已经破灭了，他引以为豪的大军团不仅被拉到了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甚至还将“在大陆上”被敌人击败。那支想要穿过英吉利海峡的舰队如今仍分散在各处，离它必须要集结的地方十分遥远。然而，法军舰队的分散其实是英国人无意为之的——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角和康沃尔附近的行动，以及利斯和甘托姆的小规模冲突都几乎没有被计算在内——仅仅是由于五个月的海上漫游就令维尔纳夫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此外，拿破仑的律法、威胁和严厉的命令助长了这些恐惧；对船只和船员状况的担忧也削弱了他抵抗英国人的意志；由于受到英国的封锁，维尔纳夫麾下的海军将领们都被限制在港口之中，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分担维尔纳夫所面临的风险，这更加深了他的忧虑；最后，一个无情的纳尔逊的形象——一个不断跟踪他的脚步，躲在哪里等待着他，期待着他出现纰漏的纳尔逊——使这场角逐超出了维尔纳夫的神经可以忍受的范围。“真的，陛下，”维尔纳夫“无敌舰队”中的一位指挥官劳瑞斯顿将军在给拿破仑的信中写道，“在他心中，对纳尔逊的恐惧占据了上风……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在长达数十千米的航程里，就是为争夺心理上的支配地位，而进行了这场决斗？” WUvJhAz42ulhaTXndDxnv1JeJw67R8HQ/XV992YjwuMYrgSovLnmDetM1t+W80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