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战舰的世界

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尔加的清晨，在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纳尔逊麾下的“胜利”号风帆战列舰上，有一位名为布朗的一级水手看到了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桅杆，“就像一根巨大的木头横亘在我们的船头之前……”他后来回忆道。海军专家们将200年前称为“木制战舰时代”。现代的游客如果去看看从那个时代存留至今的战舰，比如朴次茅斯的“胜利”号，或者波士顿海军造船厂的“宪法”号——他们马上就会明白“木制战舰”指的是什么。一旦进入这些战舰，你将会完全被木头所包围：脚下是每块宽达20.32厘米的松树或柚木地板（与今天公园栈道或老板办公室的地板相似），头顶上是由橡木制成的、宽45.72厘米的横向木板。此外，你还可以看到一根耸立着的、巨大的主桅——它由一整棵冷杉树的树干制成，非常粗壮，一位成年男士也难以合抱——这根桅杆穿透了甲板，与木制的龙骨甚至船底相连。如果你再登上露天甲板，便会发现位于这艘船最顶部的桅顶横桁（Crosstrees），以及船尾、船身，甚至是艏楼也都是由木材制成的。

此外，在船内，你还会闻到各种木料及其附属物的气味：建造的时候，滚烫的松脂和柏油从木头的缝隙中冒出来，浸透了压在缝隙里的植物纤维，因此，两者的气味十分浓郁。此外，还有蓖麻纤维的气味。在木制的固定装置上，蔬菜汁液制成的油彩和清漆散发出甜甜的味道，弥漫四周。这些固定装置包括各种系缆索的木墩和配套设施，它们直接从甲板的地板上穿出来。如果战舰还能移动的话，你的周围还会响起木头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这些木头之间有正接的，也有斜接的，有用鸠尾榫槽连接的、用木钉连接的、用榫头连接的，甚至木料的接合处和槽口的接缝处也塞着木头——它们一起移动，互相挤压，组成了一首“协奏曲”，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呻吟声、尖叫声、哀号声、嗡嗡声和低频震动声。从埃及法老的尼罗河到维京人的挪威峡湾，木制战舰的造船工艺一直发展延续了将近六千年，譬如铺设船体所用的木板的公差，木质的软硬程度，木料的柔顺和僵化，木材的采伐和运输，以及通过精确计算来确定船只下水的方式等各方面，古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技艺口口相传。

随后，这些凝聚着造船工匠心血的、伟大的木制战舰就航行到了特拉法尔加以及其他海上战场——这是一种文化的“总结”和“封装”，几乎每个地域的人类文明都具有这种冲动：将木材从深山中开采出来，再驾驭着由它们制造的船只远离陆地，投入大海的怀抱。

存留至今的大型木制战舰，比如“胜利”号和“宪法”号，本身就是当时的造船技术乃至海洋文化的巨大载体。而且，它们均是木制战舰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绝佳明证。对于游客来说，相比于在陆地上观看战舰的照片，当然是在海上直接登船参观更能激发他们对激烈海战的想象力——这与参观陆地上的战场遗迹是相似的。然而，海上战场却并不存在发生战斗的物理痕迹。狂风和巨浪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把海面上的残骸给刮走了，海水还会淹没船只以及战斗中遇难者的遗体。相比之下，陆地战场上的遗迹能保存的时间则长得多。士兵们的铁锹在地面上留下的“伤疤”可能会存在很多年，例如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壕遗迹。现代战争的猛烈炮火会把土壤打得坑坑洼洼，把森林撕成碎片，把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不堪，把村庄甚至整个城镇夷为平地。在战士们躺在自己的坟墓中多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地带的景观却仍留有那场可怕悲剧的痕迹。通过记忆，人们将过去的战斗经历与永远屹立不倒的地标联系在一起，比如葛底斯堡的小圆顶、滑铁卢的山脊、塞莫皮莱的山口、奥马哈海滩的悬崖，等等。只要人类关于这场战争的集体记忆还存在，人们就会永远记住这些荣耀和苦难之地。

然而，即使是亲身到过葛底斯堡或滑铁卢的军事专家，也无法轻而易举地重现战争的具体状况，更不用说掌握这些陆上战争的节奏和动态了。无论他对黑火药武器战术的理解多么精深，无论他对李或惠灵顿军团的部署了解得多么详细，他永远也不可能把过去的人按照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重现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如果他硬要这么做的话，就应该扪心自问：当惠灵顿看到胡古蒙特的屋顶着火时，他是站在哪儿呢？靠左还是靠右一点？皮克特师冲到公墓岭山脊花了5分钟？7分钟？还是12分钟？这些问题仅靠专家在现场推演并不会得到答案，因为，即便是严格按照当时的士兵的标准进行模拟，也会缺少大量能够抑制或加速士兵步伐的要素——例如发自内心的恐惧、敌方所带来的压力、倒下的尸体以及其他障碍物等。在和平时期，访问者可以很容易地在战场上拓展自己的视线，但在战争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因为战场上硝烟弥漫，还因为周遭的战友尸体——比如你一位“邻居”的头和肩膀，就血淋淋地摆在眼前，这些都会令你神情恍惚，难以集中注意力。因此，无论游客多么强烈地想要将战场的真实景象强加在遗迹之上，它都将以一种短暂的、斑驳的、透明的、单色的、二维的且最终毫无血色的形式呈现出来。

相比之下，“胜利”号的火炮甲板——或者任何其他海上战场的遗迹——都可以让游客们直接进入到当年战斗行动的核心区域。走上露天甲板，游客们可以在当年纳尔逊曾站过的地方驻足，当时法军神枪手的子弹就把他击倒于此。从战舰的吃水线向下走到最底层的船舱，游客们能看到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这盏灯并不比当年那盏帮助外科医生斯科特（Scott）截肢和探查碎片伤口的灯亮多少——纳尔逊就曾躺在那里，静候着死亡的到来。在火炮甲板上，“胜利”号战列舰装备的60门主炮（32磅和24磅炮）严格地以3.66米的间距排列，形成炮组。走到这里的游客们会发现自己被迫采用和200年前的炮手们完全相同的姿势，遵循相同的动作，甚至还以相同的倾斜视角从大炮的后面注视着海面。如果赶上一个游客爆满的日子，登舰参观的人们互相挤来挤去，你还能亲身感受到——而不仅仅是看到，在3000吨重的木壳里塞进去1000人是有多么拥挤。诚然，对游客而言，战时舰上的噪音消失了：没有将炮车推到炮口的隆隆车轮声，没有喋喋不休的命令声，没有轰然炸响的炮声。游客们也不用被迫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没有海浪在他们脚下奔涌使船体倾斜或侧翻，也没有狂风吹过他头顶约30米高处的风帆所造成的剧烈晃动。于是，恐惧将不复存在，而因战时高强度活动带来的身体疲惫，以及战场环境带来的压迫感与紧张情绪也将不复存在。但是，比起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战争遗迹，风帆战舰的火炮甲板都更能将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展现在游客们的眼前——法国人的炮弹将英军炮手们斩首或腰斩，甚至肢解。致命的弹片纷飞着，将活人剐成碎肉。那些汗流浃背的炮手们万分紧张地利用手杆每隔半分钟就挪动一次3吨重的钢制大炮。为了给炮手补充能量，这些炮位上都悬挂着盛满豌豆汤的容器，发射药产生的浓烟不断从炮管中涌出，弥漫了一个接一个的炮位。最后，好消息终于传到了这里，敌军被彻底击败，这场大屠杀终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那些身处战场的、耳聋的，以及似乎进入一种麻醉状态的幸存者们才得以停下手头的杀戮工作，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好运气，以及那些侥幸生还下来的亲朋好友的好运气而感到庆幸。

任何人只要登上“胜利”号的甲板，都会听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一些“回声”，这些人会将“回声”带走，散布四方。但是，究竟是什么把“胜利”号和它搭载的水兵带到那个地方的？还有，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做那些事情？这些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毕竟，特拉法尔加只是大西洋的一小块区域，其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西北40英里处，至多2平方英里大。只有配备了航海图和罗盘的航海家，才能把它和其他任何冲刷着西班牙那条长达50英里海岸的海域区分开来。甚至在纳尔逊和维尔纳夫的时代，这里每天也都被为数众多的沿海渡轮、渔船和商船所填满，而且这些船上的船员都对他们即将进入或离开这一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十字路口”毫不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进出此地的船只吨位往往超过纳尔逊和维尔纳夫麾下全部战舰吨位的总和。有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对手麾下的舰员们在如此广阔的海域内作战，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在那天将“巨大的战舰森林”带到默提特——拉尼亚的西部海域？ 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许多水手或陆上居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即：究竟是什么促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于1805年10月21日聚集在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海域进行海上大决战的？ QEt+DnDhXaq00LXS7wMF61w6ingt/nZ7XvfgSmqgFRjslVsPPEdC0WIuLKk6b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