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总比人们通常臆想的重要。但发现它们绝非易事——部分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是无意识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潜在冲突的信号是什么？在上一章引述的例子中，信号由两个十分明显的因素发出。一个是产生的症状：第一个例子中是疲倦，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均指向一种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几乎均为冲突的直接后果。我们将逐渐看到尚未解决的冲突对人有何影响，它们又是如何产生诸如焦虑、抑郁、犹豫、优柔寡断、迟钝、孤立这些状态的。在这里，对成因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显而易见的烦恼中转移到它们的根源上来——虽然我们无法揭示这个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正在发生的信号是前后矛盾。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程序不对，于他不公，却没有站出来反对。在第二个例子中，一个极其珍视友谊的人反倒去偷朋友的钱。有时候，患者自己也能意识到这种前后矛盾，但多数情况下看不到它们，即便对一个从未接受过任何训练的观察者来说它们是那么明显。

正如体温升高说明身体出了毛病，前后矛盾的确说明冲突存在。举几个普通的例子：一个姑娘极想结婚，却又躲避任何男人的追求；一位过度关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了他们的生日。一个总是对别人慷慨大方的人却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一个人渴望孤独的人却总是相反设法不让自己独处。一个人对大多数人持原谅和容忍态度的人却对自己过于严厉、要求极高。

与症状不同，前后矛盾常常令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的臆想。比如，重度抑郁只是说明患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位明显关爱孩子的母亲忘了自己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位母亲更倾心的是她作为好母亲的理想形象，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或许还会承认下面这种可能性：她的理想形象和一种无意识的折磨孩子的倾向正在发生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浮于表面——也就是被有意识地粗浅体验。这似乎与我那个“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断言相矛盾。其实，表面冲突只是真正冲突的变体。这样，当一个人在被有意识的冲突搞得苦恼不堪的时候，虽说采取了很管用的回避手段，却还是刚好发现自己正迫切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他现在无法决定是该同这位姑娘结婚还是该同那位姑娘结婚，该接受这份工作还是该接受那份工作，是该维持这种伙伴关系还是该解除这种伙伴关系。然后他就要承受最大的折磨，奔波于对立双方之间，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痛苦中，他可能会去看精神分析学家，希望对方能厘清他的特殊问题。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目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摩擦于内心中的那堆炸药的最终爆炸点。如果他不踏上那条认识潜在冲突的漫长而曲折的路，就无法解决此刻正在折磨他的那个特殊的问题。

在其他的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表面化，以患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冲突的状态出现在其意识中。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与他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或许就会意识到心中的逆流发于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导致症候、前后矛盾和表面冲突出现的那些相抵触的因素——还得加上一句，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太多，情况就会变得越加混乱。因此我们忍不住会问：在所有这些特殊的冲突下面是否还掩藏着一个导致它们出现的基本冲突？比如，我们能否用一桩不和谐的婚姻描述冲突结构？在这样的婚姻中，因为朋友、孩子、财务状况、用餐时间和用人，永远在变着花样地争吵，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婚姻关系本身的某些基本矛盾？

古人就已相信人格中存在着一种基本冲突，并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较量，就是这种信念的某些表现形式。说到现代哲学，弗洛伊德在这个论题以及很多别的论题上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首先臆断，基本冲突是盲目追求满足的本能内驱力和险恶环境之间的冲突——家庭与社会的冲突。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小的时候就内化了，从那时起便以险恶的超我形象出现。

在这里，用这个概念应得的严肃态度讨论它几乎不合适。那样的话就得把反对力比多理论的所有争论简要重述一遍。我们倒不如试着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即便抛弃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然后，剩下的就是下面这个论点：原始自我主义内驱力与险恶的良心之间的对抗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冲突的基本根源。稍后会看到，我也支持这个论点——或者与我想的大体类似——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我辩驳的是它的本质。我认为，虽说这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是次要的，源于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

辩驳的理由稍后会变明晰。在此我只想说一点：我认为欲望与恐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无法造成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分裂，也无法造成恶劣得足以毁人一生的结果。弗洛伊德假定的那种精神状态暗示，神经症患者依然保留着为某事全心全意奋斗的能力，只是在努力的过程中，恐惧设置的障碍令他受挫了。依我看，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任何事物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分裂的，也就是说，他的愿望是朝着相反方向延伸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比弗洛伊德想象的复杂得多的情况。

虽然我认为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具分裂性，但我在最终解决的可能性这件事上的态度比他要乐观。据弗洛伊德所说，基本冲突普遍存在，原则上无法解决：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达成一个更好的妥协或者一个更好的控制。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爆发，就算爆发也有可能解决——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巨大努力、忍受这个过程中的磨难。我与弗洛伊德的差别并非乐观或者悲观的差别，而是我们的假定不同，结果必然不同。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哲学上很具吸引力。再次将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放到一旁不提，他的“生”“死”本能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的建设性力量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人更感兴趣的是阻止这两种力量的联合，而不是将这个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思考。比如，他认为可以把虐待内驱力与受虐内驱力解释为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结合体。

将此观念用于研究冲突，需引入道德价值观。但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东西只是科学领域内的非法入侵者。他遵循信念，竭力创造一种没有道德价值观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这种“科学性”的尝试，更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为何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这些理论的疗法被限定在了太过狭窄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他过于看重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似乎促成了他的失败，虽然他在这个领域内做了大量工作。

荣格也很看重人的对抗倾向。其实，个体中正在发挥作用的矛盾给他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让他无一例外地认定，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表明其对立面也存在。外表的阴柔暗示着内心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暗示着内心的内倾；表面注重思考与理性，其实内心注重情感等等。到此为止，似乎荣格将冲突视作了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他接着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为补充——目的是接受两者，从而接近完美形象。他认为神经症患者是陷于单方面发展困境的人。荣格在其所谓的“补充定律”中系统阐述了这些想法。我也认识到对立倾向包含互补因素，在完整人格中舍弃哪个都不行。但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代表着解决冲突的尝试，因此患者才紧抓住不放。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内省、沉默寡言，更关注自己而非别人的感觉、想法或想象的倾向视为真正的倾向——也就是天生就有后来又因个人经历增强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如果想让治疗过程有效，就得向患者指出其潜藏的“外倾”倾向，指明任何一种倾向都有片面性的危险，鼓励其同时接受并实践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表现（或者，如我更愿意称呼的那样，叫它神经症孤立）视作其回避因与他人亲密接触而引发的冲突的手段，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其外倾一些，而是分析潜在的冲突了。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靠近那个全心全意的理想目标。

现在继续表明我的态度，我从神经症患者生来就有的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冲突。详述前，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注意《化身博士》这个故事中关于此种矛盾的一个戏剧化的表现。我们既看到了化身博士为人优雅、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一面，又看到了他残忍、冷酷、自私的一面。当然了，我并非在暗示神经症分裂总要和这个故事中描述的丝毫不差，只是举了个例子，让各位见识了一下神经症患者在与他人相处时那种根本不相容的态度的生动表现。

从遗传角度看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被我称为“基本焦虑”的这个术语上来，此术语描述的是孤独无助的孩子在险恶的世界中所怀有的感受。各种不利的环境因素能让孩子产生这种不安全感，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冷漠、变化无常的行为，对孩子的个人要求缺乏尊重，缺乏真正的引导，贬低孩子，过多的表扬或根本不表扬；缺乏可靠的温情，在父母的争吵中必须选边站队，过多或过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不许同别的孩子一同玩耍，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说到这里，我想让各位尤其要注意的是孩子会在这种环境中感受到潜藏的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父母的人道慈善行为、诚实、慷慨等等可能都是假装的。就这点来说，孩子在有些地方真的感觉到了虚伪；但有些感觉可能只是他在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了矛盾之处而做出的一种反应。然而，这类事件中通常混合了阻碍性的因素，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可能隐藏得非常深，因此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只能逐步认识孩子成长中的这些影响。

孩子受困于这些混乱的状况，会摸索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对付这个恶毒的世界。虽然他柔弱，心中又充满恐惧，却还是在无意识中想出了一套办法，以对付其所在环境中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特殊力量。他在这么做的时候，不但形成了一套特别的策略，更促成了构成其部分人格的永久性的人格倾向。我把这些称为“神经症倾向”。

想弄明白冲突是如何发展的，千万不可过于关注个体倾向，而要用一种全局观念看待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能够选择的主要方向。虽然我们一时看不到细节，却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孩子应对环境时所采取的主要步骤。起初可能只会看到一个异常混乱的画面，但马上就能看到三条清晰的主线：孩子可能会亲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亲近人时，他会承认自己的无助状态，虽说远离了亲人，心中又充满恐惧，却仍想赢得别人的关爱，依靠别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与他们待在一起是安全的。家人吵架，他会站在力量最强大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那边。他顺从他们，获得了一种归属感，觉得有人在支持他，也就觉得不再那么软弱，那么孤立。

对抗人时，他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对自己充满了敌意，便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绝对不会相信别人对自己的感情和意图。他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打败他们，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复。

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入伙，又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和他们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也不理解他。他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有自然、有玩具、有书又有梦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中，有一个基本焦虑的因素被过于看重了：首先是无助，其次是敌意，再次是孤立。但实际上，因条件限制，这三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完全占据孩子的心灵，一种态度出现，另外两种态度肯定也会出现。我们通过全局观看到的只是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态度。

如果现在我们就研究发育完全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加清晰。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大人，我们所说的这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运作。在依靠和顺从占主导地位的这类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犯的倾向和某种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有顺从的特点，也有独处的需要。一个孤立的人格也并非没有敌意或者不渴望关爱。

然而，对实际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它代表的是这个特定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让他感觉最舒适的那些方式和手段。因此，一个孤立的人当然会采用一切无意识的技巧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别人亲密接触就会感到茫然无措。另外，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却不总是让患者的意识最容易接受的态度。

这并不是意味着不那么显眼的态度力量上就弱一些。比如，往往很难说清，在一个有着明显依赖性和顺从性的患者身上，控制的愿望是否弱于对关爱的需要；他的攻击性的冲动只是表现得更间接罢了。隐藏的倾向可能蕴藏着很大的能量，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的事例证明了，在这些事例中，被授予主导地位的态度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退居了次要地位。在孩子们身上能看到这种本末倒置，在大人身上也能看到。萨默赛特·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男主人公人史崔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性的个案史也常常揭示这种转变。一位姑娘，原本是个假小子，雄心勃勃、桀骜不驯，陷入爱河之后，可能会变成一个顺从、喜欢依赖别人的女人，显然再也没有一点雄心了。或者，一个原本孤立的人在重大变故的压力下会变得病态般地依赖别人。

应该补充的是，这些变化让我们对于回答下面这个常见的问题有了一些思路：童年后的经历是否一无是处？童年环境是否永久性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用冲突的观点看待神经症的发展能让我们做出一个比现成的答案更准确的回答。可能性有下面这几种：童年环境并非过于严酷，没有影响到孩子的自然发展，那么后来的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体验，就有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童年经历的影响若严重到了足以把孩子塑造成僵硬呆板类型的程度，新的体验便无能为力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后果，部分因为他的僵硬呆板不允许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的孤立可能会严重到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他的程度，或者他依附别人的心态严重到了被迫扮演次要角色、乐意接受别人摆布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他总用旧有的观念看待新的体验：比如，侵犯型的人遇上了别人的友爱，要么会把它看成愚笨的表现，要么会觉得人家是想占他的便宜；新的体验只会让旧有的观念变得更坚固。神经症患者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童年后的经历造成了人格的改变。然而，这种改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大。真实的情况是：内部压力与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了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过，如果不是先起冲突，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在正常人看来，三种态度互不相容没有道理。一个人可以屈从于他人，可以反抗，也可以不与他人交往。三者可以互补，和谐统一。一种态度占了上风，只能说明在一条路线上走过了头。

然而，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有数种理由可以说明这三种态度彼此间可以势不两立。神经症患者不会变通，要么屈从，要么反抗，要么孤立，而不顾这种举动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否适当。不这么做他会陷入恐慌。因此，当三种态度都强烈地表现在他的身上时，他注定会困于剧烈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大大扩充了冲突的范围），就是这三种态度并不总是局限于人际关系的范畴，而是逐步漫延至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漫延至整个机体组织。它们最终不但会完全掌控患者的人际关系，更会掌控他和他自己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这种通吃的特性，就会很轻易地把产生的冲突看作绝对的对立，如爱与恨、屈从与反抗、顺从与控制等等。然而，这么做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正如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只关注二者的任何一个相反的特点，如它们对宗教或者权力的不同看法。看法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只强调不同的地方，不强调相同的地方，就遮盖了下面这个事实：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天差地远，代表着两种完全互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源于人际关系的冲突必然马上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人格。人际关系极为重要，注定塑造我们的品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我们信仰的价值观。这一切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是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认为源于不和谐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该被称为“基本冲突”。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我使用“核心”这个词，不但在比喻它的重要性，更在强调它是一个散发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我的这个观点正是一种新的神经症理论的内核，其含意接下来会变得明晰。宽泛地讲，这个理论可以被视为对我前面所说的“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这个观点的一种详述。 hRsGS/HDKNNfTGkF3uIVIU2C9X6VAcUYiwgMdNY/cVCBnxdZScSvO/m3ZGrg1/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