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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的是：冲突并不等同于神经症。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总会在不同的时间或场合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正如我们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发生这样的冲突是一种常态，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人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由本能决定。动物的交配、育雏、觅食以及防卫差不多都是被规定好的，个体意志无法左右。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人类能够做出选择，必须做出决定，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负担。我们或许必须在两种相反的欲望间做出选择。比如，我们或许想独处，却又想着与朋友共处；我们或许想研究医学，却又想学习音乐。或者在愿望和责任之间有冲突：我们想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可这时候有人陷入了困境需要我们照顾。我们既想跟别人好，又怕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对方难受，这样就让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打仗的时候，我们既觉得上场杀敌是责无旁贷的事，却又觉得陪伴家人是应尽的义务，最后只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纠葛之中。
这种冲突的种类、范围以及强度主要由我们生活的文明决定。文明稳定，传统固化，可供选择的种类就有限，个人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范围就窄。即便这样，冲突也是存在的。忠诚之间可能会有冲突；个人愿望与集体义务之间也可能会有冲突。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快速过渡的时期，各种极度矛盾的价值观念与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存，个人必须做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难以理解了。他可以做本分人，也可以做异见者，可以群居生活，也可离群索居，可以崇拜成功，也可以鄙视它，可以严格教子，也可以不加太多干涉地任其发展；他可以信奉不同的男女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拥有相同的道德标准，可以认为性关系是人类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感情无关；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子的形状无关——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文明人要时常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围绕这些选择引发的冲突也很常见。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解决它们。他们往往随波逐流，任由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妥协了不知道，矛盾了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没有神经症的人。
因此，认识矛盾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决定是有先决条件的。一共有四重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意识到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所以就认为我们喜欢他了？母亲或者父亲去世了，我们是真的难过，还是只是做做样子？我们真的想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觉得这种职业既体面挣钱又多？我们是真的想让子女既快乐又独立，还是只是随便说说？大部分人发现很难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
冲突常与信念、信仰或者道德观相联，因此认识冲突先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信念并不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几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引发冲突，也几乎无法指导我们做出决定。受到新的影响时，我们会很轻易地丢掉这些信念，用其他的信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只是借用普通的价值观，原本对我们最有益的本该发生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比如，如果儿子从不怀疑思想偏执的父亲的智慧，父亲让他从事一项他不太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心中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冲突。已婚男人爱上了别的女人，其实就陷入了冲突中；如果他对婚姻的意义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干脆就会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条路走下去、混下去，而不是直面冲突，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决定。
就算我们认识了这样的冲突，也必须心甘情愿地把两个矛盾问题中的一个舍弃。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觉和信念是混在一起的，或许说到底还是因为大部分人不够安全，不够快乐，无法舍弃任何东西。
最后，做决定要有为这种行为负责的意愿和能力。做决定难免会出错，错了就错了，甘愿担责，不怪罪别人。做决定的人会这样想：“这是我选的，是我做的。”他首先要有更加强大的意志力和独立性，而现在大部分人显然不具备这些东西。
很多人被冲突死死缠住——虽说没有意识到——因此愿意用妒忌和羡慕的心态看待那些似乎过得悠然自得、不受这些东西扰乱的人。这种羡慕也许是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早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要么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冲突已变得虚弱无力，也不太需要再做什么决定了，他们也就变平静了。但外表可能只是假象。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因为感情冷漠、墨守成规或者净干一些骗人的勾当，无力真正面对冲突或者依靠自己的信念真正试着去解决冲突，这样他们就只能随波逐流混日子，受眼前之利的摆布了。
有意体验冲突，虽说使人痛苦，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们越是勇于直面冲突，寻求解决办法，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越多的自由，我们就会变得更为坚强。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才能靠近那个理想的形象——成为生命之舟的掌舵人。装出来的平静源于内心的愚钝，绝不值得羡慕。它使我们无论在面对何种影响时都会变得虚弱，轻易被俘获。
冲突围绕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展开时，面对、解决冲突会变得更为困难。只要活力充足，原则上就没有不这么做的理由。读书益处颇多，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培养信念。若能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诸多因素的意义，就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生命中也就有了方向。
认识、解决冲突本来就难，这些事交给神经症患者来做就更困难了。必须说明一点：神经症一直是一个程度问题——当我提及“神经症患者”时，无一例外地指的是那些“已达到病态程度的人”。这些人的情感和欲望意识能力已经衰退。通常情况下，这些人能有意识且清晰地体验到只是别人击中他们的弱点时他们所产生的恐惧和愤怒的反应。就连这些反应也要受到抑制。这类典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且深深受控于强迫性标准，以至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舍弃的官能失效，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几乎消失殆尽。
神经症冲突涉及的问题可能就是困扰正常人的那些问题。但那些问题种类迥异，有人禁不住问是否可以用同一个术语描述这两种问题。我认为可以，但我们千万要意识到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都有哪些特点？
用一个简单点的例子描述一下：有一位工程师，与别人合作研究机械，总受到阵发性疲劳症和烦躁症的困扰。有一回，他的病又犯了，原因如下：讨论某些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不如同事的受欢迎。此后不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做了表决，后来也没有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定这种程序不公正，站出来据理力争，也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反应每一种都是正常的。但他没有这么做。虽说受了极大的轻视，他却没有站出来抗争。他只是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他心中的狂怒只出现在梦中。这种被压制的愤怒——混合了对他人的愤怒和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是他的疲劳症的主要原因。
他没能做出正常反应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他早已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靠别人的尊敬才能支撑起来的光辉形象。那时候，他在无意识中建立了这个形象，他一切的行为取决于下面这个假定条件：在他所在的那个领域内，他的天分和能力无人能及。任何轻视都会损害这个假定条件，引起他的愤怒。并且他有痛斥、羞辱别人的无意识的冲动——一种令他讨厌地要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饰起来的态度。他还有一种利用别人的无意识的内驱力，这种东西强迫他在众人面前保持体面。他迫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和羡慕，加上惯有的屈从、忍让、避免纷争的态度，加重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破坏性的敌对行为就产生了——反应性的愤怒和虐待的冲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羡慕的渴求，渴望在自己眼中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结果内心产生了不被察觉的剧变，表现在外的就是疲劳，一切行动的能力丧失殆尽。
看这场冲突中涉及到的几个因素，首先令我们震惊的是，它们完全不协调。首先，的确难以想象更为极端的对立情况：一方面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要别人尊重自己，一方面又要讨好、屈从于别人。其次，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他并未认识到在冲突中发挥作用的矛盾倾向，而是深深地压制它们。剧烈的心理斗争只在表面泛起了微微的泡沫。感情因素被文饰了：这么做不公正，这是在轻视我，我的想法更好。第三，冲突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便他能多少感觉到他的非分要求，或者他的依赖行为的存在和性质，也无力主动改变这些因素。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两方面都受到一种无法掌控的强迫力量的驱使：无法舍弃内心的任何一种强烈需要。但这些需要都不是他真正需要或者寻找的。他既不想利用别人，又不愿屈从别人；其实，他是鄙视这些趋势的。然而，我在此事中描述的这种状态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具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任何决定都无法实行。
再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描绘的是类似的画面。有个自由设计者经常从好友那里偷小钱。外界因素证明这种偷窃行为有欠妥当；他需要这点钱，但朋友乐意给他，朋友以前就这么做过。考虑到他是体面人，且尊重友谊，这种反复偷钱的行为就让人特别震惊了。
下述冲突才是此种行为的根源。此人对感情有明显的病态渴求，尤其渴望随时得到别人照顾。这种渴求中掺杂着一种利用别人的无意识倾向，因此他采用就是既想让别人喜欢他、又想恐吓别人的手段。这些倾向本可以使他愿意、渴望接受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但他在无意识中又培养了一种极度自大的姿态，这种自大中所包含的那种傲气其实很脆弱。别人帮助他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他觉得求人帮助是一种屈辱。他强烈渴望独立、自立，这让他对求人更加反感，承认自己需要什么或者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这种行为让他根本无法忍受。因此他就只能强取，不能接受了。
虽说这个事件中的冲突与第一个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一样。任何其他的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会表明冲突内驱力之间这种类似的不一致性以及它们那无意识、强迫性的本质，这样就导致患者总也无法解决自身矛盾。
画一条模糊的界线，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以下这个事实：就冲突程度来说，正常人远不如神经症患者那么大。前者必须做出的选择介乎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在完整的人格框架内，任何一种都是可行的。用图形表示，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向之间的角度仅为90度或者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这个度数可能会达到180度。
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差别。正如克尔恺郭尔指出的：“真实的生活千差万别，仅凭完全无意识的绝望与完全有意识到的绝望之间的那种抽象对比根本无法描述。”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人的冲突可以是完全有意识的；神经症患者的冲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无意识的。即便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就能认识到冲突的存在，而神经症患者冲突的主要倾向都被深深地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把它们释放出来。
正常人的冲突涉及到两种可能性或者信念之间的真正选择，两种可能性均为他真正渴求，两种信念均为他真正看重。因此他就有可能做出合理的决定，就算做决定可能会很难，而且需要做出某种舍弃。陷入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无法自由选择。他受到两种相反却同样强大的力的驱使，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去。因此通常来说是不可能做出选择的。他陷入了困境，找不到出路。只有处理这些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能解决这种冲突，改变他与别人和自己的关系，才能完全摆脱掉这些倾向的困扰。
上述特点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如此强烈。这些冲突不但难于认识，更令人绝望，却也有着一种令患者恐惧的破坏性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把它们牢记于心，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开始竭力解决冲突的这些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是神经症的主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