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做研究的时候，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也不管研究的路途有多么曲折，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根源。其实，其他的心理学发现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就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从古到今，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精神紊乱的人心中绝不会平静，头脑绝不会清晰，内心的冲突让他们苦恼不堪。用现代的词来说，就是每一种神经症，无论症状如何，都是人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研究理论、治病的时候必须朝着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这个方向去努力。

其实，弗洛伊德的伟大先驱理论同这个看法越发契合——虽然他最初选用的办法不允许他最终做出明确的阐述。但其他那些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其中著名的有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尔逊·赖希（WilhelmReich）、哈罗德·舒尔茨-享克（Harald Schultz-Hencke）——已经更为明晰地界定了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概念。不过，在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能量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的出发点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的假定让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是由什么组成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而文化因素明显影响着这种看法。我认为，弗洛伊德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才最终犯了那么明显的错误。十五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日渐浓厚。其中的原因，部分是我与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的共事，埃里克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知识都很丰富，让我更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作用不只限于女性心理的研究。1932年我来到美国，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然后，我发现美国人的态度和神经症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在欧洲国家看到的不同，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种不同。我终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这本书中总结了我的推论。我的主要论点是：神经症的根源是文化因素——更确切地说，神经症源于人际关系的紊乱。

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以前的那几年，我还研究了一点别的东西，那项研究源于早期的一些假说，围绕着神经症的内驱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弗洛伊德最先指出，文化因素就是强迫内驱力。他认为，这些内驱力追求满足，受不了挫败，人天生就有。因此，他相信这些内驱力并不只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不过，若神经症源于人际关系紊乱，这种假设就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强迫内驱力为神经症特有，源于孤独、无助、恐惧和敌视这些感觉，虽然有这些感觉，却也代表着对付这个世界的手段，追求的主要是满足不是安全，强迫性源于潜藏在它们身后的焦虑。这两种内驱力——一种是对感情的病态渴望，一种是对权力的病态渴望——就第一次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并在《神经症人格》（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一书中做了细致的描述。

虽说保留了自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学说，但我那个时候意识到，由于我一心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结果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道路。如果那么多的被弗洛伊德视为人天生就有的因素其实是由文化决定的，如果那么多的源于焦虑、旨在和他人相处获得某些安全感、却被他视为了性欲的东西，其实是源于对感情的一种病态需要，他的里比多理论就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应该用一种全新的观念看待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因此有必要在心里厘清我和弗洛伊德学说的不同之处。厘清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 News Ways in Psychoanalysis ）这本书。

与此同时，我继续研究神经症的内驱力。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十种这类倾向。那时候，我还认识到神经症人格结构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我把这种结构视作由很多相互作用的微观宇宙组成的某个宏观宇宙。每个微观宇宙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的理论有实用意义。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依靠的并不是思考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之间的联系，而是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需要一点甚至完全不需要专家的帮助就完全可以认识和改变我们。面对对于精神分析疗法的广泛需要和能够得到的帮助稀缺的现实，自我分析好像提供了满足一项重大需要的希望。那本书讨论的主要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以及方式，我就把它叫作《自我分析》（ Self-Analysis ）。

然而，我并不完全满足描述个体倾向。虽说我准确描述了这些倾向，却总觉得就这么简单地把它们罗列一下会让它们显得太孤立。我能看出来，对感情和强迫性的谦卑的病态渴望，其实跟对“伴侣”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我没看出来的是，这些需要结合在一起，代表的是一种对人和对己的基本态度，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此刻所召集的“亲近人”这类人的核心。我还看出，对权力和地位的强迫性渴望也有着类似的地方。它们大体构成了被我称为“对抗人”的那类人的因素。但对赞赏和完美的需要，虽然都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又都影响着神经症患者和他人的关系，但涉及到的似乎主要是自我间的关系。另外，对利用的需要，好像并没有对感情和权力的需要那么重要，也没有那么广泛，似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是从某个更大的整体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

我的疑问后来证明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那几年，我的兴趣转移到了神经症冲突的作用上面。我在《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源于不同倾向的相互碰撞。我在《自我分析》也说过，神经症的倾向不但能相互增强，更能相互冲突。然而，冲突一直被看作次要问题。弗洛伊德也逐渐认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却把这种冲突视为被压抑与压抑两种力量之间的争斗。我开始看到的那种冲突则不一样。它们作用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虽然最初只涉及到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矛盾的性质和矛盾的价值观产生矛盾态度。

深入的观察让我明白了这类冲突的意义。首先，最令我吃惊的是患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内心所存在的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当我给他们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好像也失去了兴趣。这个实验我做了多次，意识到这种躲避说明他们极度反感解决这些矛盾。而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冲突之后又会变得惊慌失措，这件事让我最终明白我在玩火。神经症患者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类冲突：他们害怕被自己的力量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神经症患者几乎是拼了老命、挖空心思去“解决”这类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否认它们的存在，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和谐景象。我看到了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主要尝试，我在此书中根据一定的顺序对这四种主要的尝试一一做了描述。第一个尝试是掩盖部分冲突的重要性，让其对立面占上风。第二个尝试是“回避”他人。我们对神经症的孤立功能如今已有了新的认识。孤立就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就是对他人的一种最初的矛盾态度，考虑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疏离状态能让冲突失去作用，因此也代表了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第三个尝试很不一样。神经症患者回避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他觉得他的整个真实的自我有些不真实，便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取代它的位置，在这个人为创造的理想形象中，冲突的各个部分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变成了一种复杂人格的不同侧面。这个看法帮助我们厘清了很多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治疗的问题。这个看法也把以前死活不愿结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结合到一起了。渴求完美如今就好像变成了竭力符合这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的要求；渴求赞美就可以被视作患者要求别人确认他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的形象。这个形象和现实的差距越大，对现实的需要就越难以满足。在解决这类冲突的所有尝试中，这个理想化的形象因为对整个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反过来它又制造了一种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再修补修补。第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尝试，虽说能偷偷地解决掉其他的冲突，但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痕。通过我说的“外化”手段，患者的内心活动就像是独立于自我的事件。如果理想化的形象意味着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外化手段就代表了一种更严重的决裂。外化手段再次制造新的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自我与外界的冲突。

我把这些称为四种解决此类冲突的主要尝试，部分因为它们似乎在各种神经症里面经常发挥作用——尽管程度各异——部分因为它们导致人格的剧变。但绝对不只有这几种尝试。其他的不太重要的方式有：武断认定自己是正确的，这个办法的主要作用是压制心中的一切疑虑；僵化的自我控制仅凭意志的力量把分裂的个体组合到一起；犬儒主义贬低一切价值，消灭与理想有关的一切冲突。

与此同时，我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我看到了由此产生的恐惧、精力的浪费、不可避免的道德败坏以及因复杂的情感纠葛导致的深深的绝望。

我在理解了神经症患者的绝望之后才最终看清了虐待狂倾向的意义。我现在明白这种倾向代表的是那些“甚至连做自己都会感到绝望”的人一种尝试，想用替代性的生活获得某种补偿。他在虐待别人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疯狂的劲头儿，说明他极度贪恋这种惩罚性的胜利。这样我就懂了渴望糟蹋别人其实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神经症倾向，只是那个更广泛的整体在无休无止地表现自己，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描述这个整体，暂且叫它虐待狂吧。

一种神经症理论就此逐步形成，其动力中心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这三种态度的基本冲突。患者一方面害怕被孤立，一方面又想融入整体发挥作用，于是竭尽全力试图解决矛盾。虽然他这样能够创造一种虚假的平衡，却也在不断制造新的冲突，不断需要新的补救措施消灭它们。在这个竭力融入整体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会让患者更加仇视别人、更加无助、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别人，结果冲突的根源更加深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加遥遥无期。患者最后绝望了，或许想在虐待行为中寻找某种补偿，而反过来这又加剧了他的绝望，制造出了新的冲突。

这便是神经症发展及其导致的人格结构的一幅相当恐怖的画面。可我为何还要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呢？首先，这个理论废除了坚称通过简单荒谬的手段就能治愈神经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但它同样废除了悲观主义。我说它有建设性，因为它第一次允许我们处理、解决神经症患者的绝望问题。我说它有建设性，主要因为，虽然它认识到了神经症患者情感纠葛的严重程度，却仍然提供了机会，让我们不但有可能调节潜在的冲突，更有可能真正解决它们，从而使我们努力获得真正的人格整合。理性的决定无法解决神经症冲突。神经症患者解决冲突的尝试不仅无益，反倒有害。但改变人格中促成冲突的条件能把它们解决掉。每一项分析性的工作，只要做好了，都能改变这些条件，因为它能让一个人不再那么无助、那么恐惧、那么不友善，那么疏远自己和别人。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办法持悲观态度，源于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的发展。他想当然地认为人注定要受苦，要毁灭。人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但我认为人既有能力也有愿望发展其潜力，变得更加高尚，如果他同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一再被打断，他的潜力就会受到削弱。我坚信，只要人还这个世界上生活，就能改变并且不断改变自己。我们理解得越深入，这个信念就会越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