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这本书是为了精神分析的发展。我分析患者，分析自己，积累了经验，就有了这本书。虽说此书中的理论形成于数年前，我的看法却是在准备美国精神分析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赞助的系列讲座的时候最终变得清晰的。第一个系列的讲座谈的是技术，题目就叫《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al Technique）(1943)。第二个系列的讲座发表于1944年，讲的就是此书中要讨论的问题，题目为《人格的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从该系列演讲中挑选出的一些题材——如“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 in Psychoanalytical）、“冷漠心理”（The Psychology of Detachment）和“虐待狂倾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distic Trends）——已经在医学院（Academy of Medicine）以及精神分析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analysis）上讲过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给那些致力于改进我们的理论和疗法的精神分析学家提供一些用处。我还希望他们不但能把此书中的看法用在患者身上，也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精神分析若想发展，只有下苦功，既要改变自己，又要克服困难。不思进取，拒绝改变，我们的理论注定会变得贫瘠、僵死。

但我深信，任何一本书，只要谈的不只是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就应该会对那些想认识自己并且并未放弃为了自身的成长而奋斗的人有用。我们生活在问题成堆的文明中，多数人都有我在这本书中所讲到的那些冲突，都需要得到最多的帮助。虽说严重的神经症应该交给专家们处理，但我仍然相信，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也能很有效地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

首先要感谢我的患者，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我对神经症有了更多的了解。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有兴趣，理解我，鼓励我。我说的不只是上岁数的同事，还有在研究院接受培训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严肃认真的讨论令人兴奋，也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三个人，他们不属于精神分析这个圈子，却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支持了我的工作。首先是阿尔文·约翰逊博士（Dr.Alvin Johnson），他在一个正统的弗洛伊德分析学是唯一获得认可的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的年代，让我有机会把我的看法提交给社会研究新学院。我尤其要感谢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系和文科系主任克拉拉·麦尔（Clara Mayer）。她个人对我所研究的课题的兴趣从未中断过，年复一年鼓励我将分析工作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提交讨论。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出版人W.W.诺顿先生，他为我提过很多有用的意见，为此书增色不少。最后，我要感谢的一个人，却不是分量最轻的那个，就是米内特·库恩（Minette Kuhn），他曾大力帮我更好地组织材料，更清晰地阐述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