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也许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也许各自经过了不同的曲折途径，但是，研究者一定会发现：人格的混乱和冲突是一切神经症的起因。事实上，任何心理学研究最终都会发现这一点，我充其量是一个再发现者。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很清楚地知道，那些内心宁静、思想冷静的人不会得精神疾病，只有内心存有冲突，且难以摆脱冲突的人，才会出现精神问题。用现代理论来解释，所有的神经症的本质就是性格神经症，这与其症状的表现无关。所以，我们无论是做理论研究，还是进行实际治疗，都要努力了解神经症的性格结构。

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尽管他的起源理论没能把这一观点更清晰地表述出来，但与之也很贴近。后来，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哈罗德·舒尔茨·汉克等人，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了这项研究，纷纷对神经症的性格结构给出了定义。然而，在性格结构本质及引发原因上，我与其存有异议。

应该说，我与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设想进行研究之后，我觉得弗洛伊德忽视了文化因素对神经症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才使我们的结论出现偏差。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男性应该很威武，女性应该很柔弱”，这其实就包含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十五年来，我对这个课题的兴趣越来越浓。与埃利希·弗洛姆共事时，他用渊博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令我更加清晰地发现，社会因素不仅在女性心理学方面有影响，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 1932 年来到美国之后，我的想法得到进一步证实。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方面与欧洲人很不一样，足见其文化差异起到很大作用。因此，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表达了我的观点：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精准地说，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混乱和失调引发的。

在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之前，有几年的时间，我一直还进行着另一项研究，就是探寻神经症的驱动力是什么。研究中我也参照了弗洛伊德的假说，弗洛伊德认为，是强迫性的驱动力驱动了神经症。他觉得人们想获得满足却无法忍受挫败的心理，就是这种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属于人类的本能。所以，他认为这种驱动力普遍存在，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患上神经症。可我认为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混乱和失调引发的，针对这一想法，我简单阐述几点：我认为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患者所独有的；它代表患者面对生活的方式，是由孤独、绝望、恐惧和敌意等感觉引发的；它本质不在于获得满足感，而在于追求安全感；它之所以有强迫性，是其内心的焦虑促成的。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关于感情和权利这两种神经症驱动力，我阐述得很详细。

起初，我内心对弗洛伊德的最基本理论还是认可的，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的研究方向已经与他背道而驰。如果，弗洛伊德认为的“生物本能”，确实受文化影响；如果，他认为的“力比多”（原欲），其实都是由焦虑引发的对情感的过分需求，实际目的就在于与人交往时能够获得安全感，那么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就可以被推翻。童年的经历自然非常重要，但也不能说是一成不变，关于它对生活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角度去审视。因此，有必要明确阐述我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差异。也是基于这种原因，我后来出版了《精神分析新方向》一书。

同时，我仍在继续探寻神经症的内驱力。我将其称为神经症倾向，并详细描述了它的十种类型。我认识到性格结构是神经症的核心。在我看来，性格结构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组合成的宏观世界，而每个微观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种观点有特别的实践意义。当我们面临困难时，不必再像以前一样，用精神分析将遇到的困难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只要弄明白，在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每一种驱动力，这样，哪怕专家给予一点点帮助，我们就能认识自己，进而改变自己。目前，人们对精神分析治疗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获得的帮助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自我分析是最好的补救。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在讲如何自我分析，自我分析有哪些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几种方式，所以定书名为“自我分析”。

当然，书中的理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比如，对个体倾向的描述，即便描述得足够详细，我还是有种担忧，担心简单的罗列会给人造成过于孤立的错觉，从而淡化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神经症患者对感情异常需求、强迫性的谦逊和对“伴侣”的需求，我知道都属于同一类。但我没有发现，这些个体倾向在组合起来之后，代表他人和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以这种倾向为核心的人，现在我叫作“亲近他人”。同时，我还发现，患者对权力和名望的强迫性渴望与神经症野心有着某些共同点，构成了“抗拒他人”。这类人想被人佩服和渴望完美，虽然都对患者和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表现了神经症范畴的特点，但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患者与自己的关系。再有，与对情感和权力的需求相比，利用他人的需求属于基本需求，不是那么广泛，就好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从某个大的整体上取下来的一个小碎片。

后来得到证实，我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在后续的研究中，我最关注的就是神经症中的冲突有什么作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提出：不同神经症倾向的相互碰撞是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又提出：神经症倾向不仅相互作用，而且还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刚开始来源于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时间久了，冲突的来源更广，最终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矛盾的品性和矛盾的价值观，都会造成这种冲突。

我在越来越多的现象中看到了冲突的重要性。一开始令我很惊讶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存在的冲突竟然一无所知。当我努力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却很不配合，含糊其词地刻意躲避。这样经历了很多次之后，我才明白，虽然我很想帮助他们，但他们对我的分析似乎存有反感。等到最后矛盾冲突彻底暴露之后，他们又表现得满心惶恐、惴惴不安。患者的这种反应让我也深感忐忑，感觉自己像是在接触“炸弹”，这些炸弹应该有十足的威力，完全有把他们炸碎的可能。也正是因为害怕，所以面对冲突，他们才选择了回避的态度。

接着，我意识到患者虽然也在努力想办法，企图“解决”这些冲突，但是否认冲突又怎么能解决冲突呢？我说得再明白一点，他们这样的努力，就是在制造虚假的和谐，是在否认冲突的真实存在。

我总结了一下，这些患者主要采用四种尝试方法来“解决”冲突。

第一种是掩盖冲突，他们没有把支配的权力留给自己，而是拱手让给他的对立面。

第二种是“远离他人”，现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疏离，有了新的认识。远离他人就意味着保持孤独。神经症患者的孤独，是一种基本冲突，出于对他人的一种矛盾态度。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进而尝试着“解决”冲突。

第三种是“远离自己”，让原来那个真实的自己变得不再真实。患者会努力在心中创造一个理想的自我，以取代真实的自我。在这个理想的形象中，冲突的每个部分都被粉饰一新，于是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这种尝试帮助我们看清了许多神经症问题，这些问题曾经令我们感到棘手，难以理解。原来那些追求完美的患者，其实是想努力达到理想化的意象。对完美的需求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意象，对被人赞美的需求就是渴望被认可的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自然实现的难度就越高。在所有解决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意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完整的人格影响很大。而它同时制造了一条新的裂痕，所以需要进一步的修补。

第四种是悄悄地掩盖其他冲突，以修补心理裂缝。患者经常把内心的冲突当作外面发生的冲突，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我称之为“外化作用”。理想化意象使患者远离了自我，而这个“外化作用”使真实情况变得面目全非，并且又制造出一种新的冲突，或者说是放大了原有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夸张地放大了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以上我列举的四种尝试，是神经症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一来，在各种神经症中它们发挥着作用，只是程度不同；二来，它们也给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绝不仅仅是这四种方法，只不过其他方法没有这四种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例如，用绝对正确的策略来消除内心的疑虑；用严格的控制来支撑内心世界的破裂；用玩世不恭来蔑视所有的价值观，从而消除关于理想的冲突。

原本，我对这些还没有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并不十分清楚，现在知道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对道德和诚信的损害及由于感情纠葛而造成的绝望等，都属于尚未解决内心冲突带来的后果。

洞悉患者处于绝望的状态，我终于明白了施虐倾向的含义。这些人身心处于低谷，找不到真实的自我，所以想通过替代性的生活试着解决冲突。从施虐行为可以看出，他就是渴望一种报复性的胜利。我觉得，神经症患者一味地想表现自己，产生对破坏性利用的需求，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对于这一类人，用怎样的术语来称呼更合适呢？就叫虐待狂吧！

至此，一套关于神经症的理论形成了，亲近他人、对抗他人和远离他人，这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形成了神经症的核心驱动力。神经症患者因为害怕自己的人格被分裂，想努力维持自身的完整功能，所以不顾一切地尝试着解决冲突。应该说，他们的尝试确实人为地制造出一种平衡，但新的冲突也随之不断产生，有了新的冲突，自然又要寻找新的补救措施。而他们是在绝望地“解决”问题，越“解决”越绝望。想达到统一的每一次尝试，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怀有敌意、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远离自己和他人。最后，冲突不但没有解决，病情反而越发加重，进而发展成为在施虐中寻求补偿。这样做的后果是又增加了新的冲突，令他们变得更失望。

神经症的发展和它所导致的性格结构，呈现出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说自己的理论是有建设性的呢？首先可以用荒谬的简单方法来“治愈”神经症，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被我推翻了。同时，固执地认为神经症太复杂治不好，这样的悲观主义我更认为不可取。我的理论之所以说具有建设性，是因为阐明了神经症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提出了积极乐观的观点，在缓和潜在冲突的同时，帮助我们努力地在实践中解决冲突，有效地整合人格。神经症冲突是没有理性的解决办法的，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自己的尝试没见成效，反而有害。但是，如果能将人格中造成这种冲突的状态进行改变或许就不一样了。一个人的绝望、恐惧和敌视等感受都可以通过分析而降低，和他人与自己的疏离程度也可能因为分析而变小。所以，只要恰到好处地做好分析工作，相信一切都会有所改观。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注定是要承受痛苦或被毁灭的。同时，他持有对人性是善良的和人类发展前途的深度怀疑，所以他对神经症及其治疗很悲观。他的观点是，人类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行动，这种本能只能被支配，最多是被提高。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人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愿望发展他的潜能，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及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失去潜能的可能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非常有把握地说：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不断地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