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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是战争的基础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
曹操曰：
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驰车，轻车也，驾驷马；革车，重车也，言万骑之重。车驾四马，率三万军，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装；厩二人，主养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车驾牛。养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装，凡三人也。带甲十万，士卒数也。
孙子曰：
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曹操曰：
越境千里。谓购赏犹在外。
孙子说：
凡进行战争，需要1000辆由4匹马拉的轻型战车，1000辆由皮革做装甲的重型战车，1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
曹操说：
要进行战争必须先计算花费，务必做到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来补充自己。驰车，就是轻型战车，由4匹马拉着；革车，就是重型战车，是说车上装载的是全军的辎重。每辆由4匹马拉着的战车，配属有10名骑士，另有2个人负责做饭、1个人负责保管衣服、装备，马厩里还配属有2个人负责养马，以上是5个人。每辆重车由大牛拉着，配属10名步兵，另外2个人负责做饭、1个人负责保管衣服、装备，以上是3个人。“带甲十万”指的是士卒的数量。
孙子说：
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国内国外的开支，招待列国宾客的费用，诸如胶、漆这些制作兵器的原材料，战车、甲胄的供应。以上这些综合起来每天都要耗费千金，筹备完这些之后，10万大军才得以出发。
曹操说：
越过边境上千里。赏赐还在这些花费以外。
战役名称： 兖州之战
战役时间：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
交战对手： 吕布、张邈、陈宫
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拥有充足的后勤保障，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所有后勤保障中粮食是最基础的一项，没有饭吃军心就会自乱。曹操一生用兵30多年，曾多次面临“粮食危机”，对粮食的重要性认识得尤其深刻。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4月，天下大旱，还闹起了蝗灾，旱灾、蝗灾相伴而来，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蝗灾在古代并不罕见，从夏商时代开始中国就有蝗灾的记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2000多年里大规模的蝗灾达到800多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蝗灾由蝗虫造成的，蝗虫就是俗称的蚂蚱，分布范围广泛，全世界超过10000种，中国有1000多种，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分布尤多，主要分为飞蝗和土蝗，造成蝗灾的多属后者。单个的蝗虫并不可怕，之所以酿成灾难，是因为它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宋人朱熹注释《诗经·螽斯》时说：“螽斯，蝗属，长而青，长角长股，能以股相切作声，一生九十九子。”
这一年，由于旱灾和蝗灾的影响，又加上战乱，造成粮食产量锐减，粮价暴涨，谷子一斛售价高达50万钱，与太平年景相比涨了上万倍，豆麦一斛也要20万钱。各地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田野里、道路边白骨堆积。这场天灾波及面非常广，关中地区也一样，汉献帝命令侍御史侯汶调出太仓的米和豆子为难民熬粥，但杯水车薪，救不了那么多的人，饿死者仍然无数。汉献帝怀疑有人从中克扣粮食，就亲自坐在大锅边看着熬粥，但根本原因是粮食太少，灾民太多，无济于事。
这一年，曹操正在兖州与吕布作战。兖州是曹操当时的大本营，他担任兖州牧，兖州各郡县都曾归服曹操，之后曹操南下徐州，打着为父亲曹嵩报仇的旗号征讨徐州牧陶谦。当曹操率主力离开兖州后，兖州的一些本土势力因不满曹操对外挑起战端而集结在一起，他们联络了当时正无处可去的吕布，在吕布、张邈、陈宫等人率领下突然起事，在曹操的后方点起一把熊熊大火，兖州共有80多个县，只有3个县没有追随叛军。曹操在前线听到消息后大惊，无心再战陶谦，立即回师兖州，经过一番苦战，总算稳住了阵脚，曹操亲率主力进攻吕布据守的军事重镇濮阳，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当这场粮食危机到来的时候，曹操正在濮阳城外指挥作战。从军事角度看，曹军已逐渐占据上风，如果再给曹操一些时间，曹操有把握把吕布从濮阳城中赶走，但粮食危机打乱了曹操的部署，尽管吕布在城中也缺粮，但城外的曹军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秋粮还未跟上，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了，曹操只得从濮阳撤军。
张邈、陈宫都是兖州本地人，其中陈留郡太守张邈还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起兵之初张邈曾给予大力支持，二人关系非常好，曹操第一次征讨陶谦，出发前曾对夫人卞氏说“我若不还，往依孟卓”，这里的“孟卓”，就是张邈。这说明，曹操对张邈是非常信任的。至于陈宫，历史上虽然没有发生过“捉放曹”的故事，但陈宫也是曹操早期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曹操之所以能当上兖州牧，与陈宫的大力举荐和支持密不可分。
这样两个曹操深为信赖和倚重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背叛曹操呢？很大程度上，这是由双方的出身和所代表的利益造成的。张邈、陈宫是兖州本土派，汉末三国的本土派都有“守土保家”的思想，对于打上门来的侵略者，他们的抵抗意志无比坚决，这也是陈宫力荐曹操这个强人入主兖州的原因，但本土派通常不愿意向外主动挑起战事，因为仗打起来，出人出钱的是本地百姓。曹操向徐州拓展地盘，这是曹操个人的事业，为此“埋单”的却是兖州百姓，这是张邈、陈宫对曹操有意见的地方。
曹操初征徐州，张邈、陈宫还能忍耐，但初征失利后不久曹操便第二次征徐州，让张邈、陈宫对曹操的意见加深。恰在这时粮食危机一步步袭来，兖州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粮价高涨，百姓生活艰难，而送往前线的军粮又不能少，看着家乡百姓大量饿死，留守在后方的张邈、陈宫与曹操之间的矛盾便彻底爆发了。
这次粮荒严重的程度超乎想象，曹操手下的将领程昱也是兖州本地人，与张邈、陈宫不同，他是曹操坚定的支持者，也更得曹操的信赖。程昱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而叫程立，据《魏书》记载，程昱年少时经常梦到自己登上泰山，在山上两手捧着太阳，因为与荀彧交好，他后来就将梦境告诉了荀彧。程昱投奔曹操后，荀彧向曹操提起了这件事，曹操听后大喜，认为自己就是程昱手中的太阳，程昱梦到捧日自然是指将辅佐自己成就帝王大业。为顺应梦境，曹操让程昱在“立”字上加一个“日”字，“程立”于是改名为“程昱”。从曹操为程昱改名一事看，程昱在曹操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看到曹军缺粮，程昱于是回到自己老家兖州东阿县弄粮食。程昱弄粮食的方法不是向老百姓买，因为有钱也没人肯卖，程昱的办法是“略其本县”，也就是纵兵去抢。但即使这样，把全县粮食抢光也仅够曹军“供三日粮”。这些粮食分发到士兵手里，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种恐怖的东西，史书上说是“人脯”，也就是人肉干。粮食不够，就连军中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普通百姓可想而知。
这件事让程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曹魏建国后程昱担任的职务一直都是部长级的九卿，以他的资历和贡献早应该进入三公行列，但由于程昱抢过自己的家乡，也给部下吃过“人脯”，被认为触碰到了人伦的底线，所以程昱到死都没有成为三公，只是死后被追赠了车骑将军的头衔。
这场粮食危机让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激烈对抗暂时得以缓和，双方罢兵了几个月。到了这一年9月，兖州一带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原本一年只结一次果实的桑树，在秋天又重新结了果。史书上说“桑复生葚”。
桑葚是桑树的果实，也叫桑实、鸟葚、桑果、桑子、葚子等，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食用。中国很早便有养蚕的传统，中原、华北地区种植桑树更多，桑木一身是宝，正如民谣里唱的：“人吃桑葚甜如蜜，蚕食桑叶吐黄纱；桑皮造纸文官用，桑木雕弓武将拉。”桑树一般春夏之季生桑葚，秋天桑葚又生出一茬来则十分罕见，它也因此救了很多人的命。
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还遇到多次类似兖州这样的粮食危机，如官渡之战期间曹操曾因粮食供应不上而考虑过撤军。《三国演义》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曹操在寿春大战袁术时缺粮，又遇大旱，当时管军粮的是仓官王垕，他请示曹操该怎么办，曹操叫王垕以小斛发军粮给士兵，王垕说这样做军队会生怨气，曹操说你就这样办，我自有良策。王垕按曹操意图办了，果然将士怨声载道，曹操密召王垕，借王垕的头以安定军心。上面这个故事虽然是小说虚构的，但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过一段史料：“太祖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道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不仅是曹操，汉末三国时期还有很多战争跟军粮有直接关系，袁绍在河北没有吃的，“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淮南“民人相食”；刘备在广陵更惨，“吏士大小自相啖食”。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战斗力，不等敌人进攻，自己就得一哄而散。
粮食如此，穿衣就更困难了，将领们打了胜仗最盼望的赏赐不是金钱，而是布帛。曹丕身为太子，曾私下里向叔父曹洪去借100匹绢，居然被曹洪拒绝了。
“国家之要，唯在谷帛”，吃穿问题已经上升为成就霸业的首要问题。曹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解决办法是搞屯田。通过战争手段曹军收复了大量无主土地，曹操手下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的将士，这也是以往的惯例，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荀彧、毛玠等有识之士反对这么做，枣袛建议效仿古人利用这些土地搞屯田，这项建议被曹操采纳。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颁布《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
曹操搞屯田没有一下子铺开，先在当时的临时国都许县附近搞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农民分成。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和人手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这项工作一开始由司空府负责，那时候担任司空的正是曹操，就是说屯田这项工作是不折不扣的一把手工程。在许县试点期间，曹操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具体管理屯田事务。
条件具备、领导重视、利国利民，这么好的事应该一呼百应、一蹴而就，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屯田试点刚一铺开就遇到了挫折，被组织起来的屯田户不太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民不乐，多逃亡”。为什么屯田户不买账？核心问题是税赋太重。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即6.6%或3.3%，而曹魏屯田户的税负是收成的一半，即50%，如果使用官家的牛，还要达到60%，所以大家积极性不高。另外，屯田户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农户们既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参加军事训练，危急时刻还要像正规部队一样打仗，风险大，人身自由不多。
针对这些问题，梁国相袁涣提出采取措施调动屯田户的积极性，不能过于勉强，曹操接受了建议，对屯田制度尽量加以改进，包括合理安置劳力和分配生产资料、取消屯田户的徭役等，保证屯田制的健康发展。同时，为防止屯田户逃亡，加强了日常管理，比如推行了连坐法，一人有事，全家、全族乃至全屯的人跟着承担责任，屯田户逃亡事件大为减少。
为减轻屯田户的负担，曹操下令对屯田以外的普通农户严格收税，增加国家收入。在这些税收中，有一种是按年、按户收取的，先对农户的土地、宅屋、车辆、牲畜甚至奴婢等私人财产进行清查，根据财产多少划定若干等级，不同等级按不同标准交税，类似于“财产税”，也可以称为“战争税”。清产划等有点儿像划成分，这项工作在曹魏统治区全面铺开，包括曹操本人都是清产划等的对象。曹操家乡谯县给曹操、曹洪二人评为同一等级，曹操知道后对人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认为曹洪家更有钱。这说明，为保证国家税收的公平，也为了减轻屯田户的负担，包括曹操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免税的特权。
许县屯田试点十分成功，当年“得谷百万斛”。曹操下令将这一制度全面推广，由于这个办法非常好，孙吴和蜀汉也随后跟着实行，不过仍然以曹魏的屯田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效果最好。当时天下有13个州，曹魏控制区最鼎盛时涉及11个州，共91个郡国，根据现存史料统计，有17个郡国有民屯，8个郡国有军屯，3个郡国既有民屯也有军屯，共计郡国28个，占总数的1/3，当然实际比例肯定比这个高得多。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在曹魏的腹地，军屯在曹魏与吴蜀交界的地区，配备的屯田官级别都很高，郡国配品秩二千石的典农中郎将或比二千石的典农校尉，县配品秩六百石的典农都尉。品秩二千石相当于朝廷的部长和地方上的郡太守，品秩六百石相当于县令，这些屯田官单独设署治事，不隶属于所在的郡县。
抓屯田工作曹操自己身体力行，他不仅关心打仗，也很重视各地的户籍、人口、土地等情况，亲自过问屯田事务，尤其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很关心。曹魏时期，睢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阳渠、广清渠、成国渠以及摩陂、芍陂、郑陂等一大批水利工程纷纷上马，以当时的生产效率这些工程个个都很浩大，如果曹操不拍板并给予支持很难完成。曹操还亲自参加劳动，他跟铁匠一块打过铁。在他的带动下，曹魏的官员、将领都很重视农业工作，著名将领夏侯惇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曹操让他继续发挥余热在山东搞屯田，夏侯惇身体力行，积极组织军民修水库，还亲自担土修坝。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非常通俗易懂，不过其出处不是古代的哪部经典著作，而是民国期间编纂的一部《南皮县志》，在该书收录的一首歌谣里第一次出现了这句话。
对军队而言，“粮草”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战时状态下随时实现正常补给其实有很大难度，而正常补给又是保证战斗力实现所必不可少的。《孙子兵法》以一支10万人的军队所需要的补给情况算了一笔账，那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这些东西如果不事先筹备好，依靠临时征集将会遇到很多困难，一旦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
在《孙子兵法》所算的“后勤账”里强调了“千里馈粮”的难度，不过这笔账没有展开细算。现不妨接着算一算：一支10万人的大军长途行军作战，在交通运输条件非常原始的情况下要保障各类后勤所需，至少还要动员30万民夫负责运输，也就是说，平时只需考虑10万人吃饭的问题，到了战时就要考虑40万人的吃饭问题，粮食消耗增加4倍。再加上，战争还可能带来意外的损耗，如粮草被敌人劫去、烧掉等情况，粮食消耗一般要较平时增加6~8倍才算合理。而被临时征集的30万民夫，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精壮劳动力，平时他们生产粮食，战时他们则纯粹消耗粮食，由于他们的征调，将导致粮食生产的减少。一增一减，等于战时消耗了平时的至少10倍以上的粮食。
还可以再细算下去：一支10万人的军队，按10万名士卒和1万匹战马计算，如果一个士卒每天消耗4斤粮食，一匹战马每天消耗20斤粮草，那么平时一年至少消耗2.19亿斤粮食，而战时变成21.9亿斤粮食，现代农业亩产上千斤都算正常的，但古代亩产却很低。《管子》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这说的是春秋时期的粮食产量，100亩只能产20钟，1钟为10石，即亩产2石。到了汉代，粮食亩产量有了一定提高，《前汉纪》谈及西汉文帝时的亩产：“今夫农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产3石。《史记》讲五千顷耕地“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5000顷合50万亩，即亩产4石。由于计量单位的变化，上面这些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考证，汉代粟的亩产量约为280斤。以280斤的亩产量来保障21.9亿斤的需求，这是多么艰巨的一项任务！而上面算的这一笔账，还仅是一支10万人的军队战时所需。
所以，在考虑粮食保障问题时不能用“平时思维”，必须用“战时思维”。战争期间，粮食需求会较平时有数倍、十数倍的增长，同时战争本身也会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为保证军队的基本需求，必须做出更周密的筹划，用制度性的措施或者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解决粮食的结构性矛盾，谁在这方面解决得好，谁将在战争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