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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需要综合性谋划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曹操曰：
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
孙子曰：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
谓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孙子曰：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曹操曰：
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孙子曰：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曹操曰：
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
孙子曰：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曹操曰：
将宜五德备也。
孙子曰：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曹操曰：
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者，五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用者，主军费用也。
孙子曰：
故校之以计，而以索其情。
曹操曰：
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则胜也。索其情者，胜负之情也。
孙子曰：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
道德智能。
孙子曰：
将孰有能？天地孰得？
曹操曰：
天时、地利。
孙子曰：
法令孰行？
曹操曰：
设而不犯，犯而必诛。
孙子曰：
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曹操曰：
以七事计之，知胜负矣。
孙子说：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决定着社稷的存亡，不能不进行彻底研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因此，应该从五个基本方面对战争进行审视，并对后面的七个因素加以比较，以便了解敌我双方的态势。五个基本方面中，第一个是“道”，第二个是“天”，第三个是“地”，第四个是“将”，第五个是“法”。
曹操说：
《计篇》中所谓的“计”，就是选任我方将领、判断敌方实力、测知地形、估量兵力以及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易等事项，这些都要预先谋划好。下面说的“五事”“七计”，为的是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
孙子说：
“道”，指的是政治方面，是使百姓与国君的意志相一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听凭驱遣也丝毫不会畏惧和迟疑。
曹操说：
用政策、法令教化人民。“危”，是指疑惧。
孙子说：
“天”，指的是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指阴雨、晴天、严寒、酷暑等天候、季节变化的规律。
曹操说：
在“天时”适宜的情况下出兵作战。所以《司马法》说：“冬夏两季不能出兵作战，这既是为了照顾本国百姓的利益，也是照顾敌国百姓的利益。”
孙子说：
“地”，指的是道路的远近、行军路途的难易，以及作战区域平坦、广阔、狭窄等，还有地形对作战是有利还是不利等。
曹操说：
因为各种地形情况不同，必须根据当时所处的实际地形来决定如何有效地对地理条件加以利用，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在后面的《九地篇》中。
孙子说：
“将”，指的是将领的智慧、信用、仁慈、勇气、威严等。
曹操说：
将帅应该具备这五种品德。
孙子说：
“法”，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指挥联络信号、各级官员的任命是否恰如其职务，以及后勤保障、军费开支等事项。上面这五个基本方面，将领们没有哪一个可以毫无所知，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这五个方面就能取得胜利。不能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就不能取得胜利。
曹操说：
“曲制”指的是军队编制、联络、指挥等制度，“官”指的是各级官员的职责，“道”指的是粮道，“主用”指的是掌握军费开支。
孙子说：
还必须依据有关方面的情况加以比较，尽最大努力做出评估，探求胜负的可能性。
曹操说：
对于“五事”要都懂一些，谁真正懂得“五事”，谁能洞悉其在不同情况下发挥的作用，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索其情”的“情”，在这里指的是胜负的可能性。
孙子说：
哪一方君主更得人心？
曹操说：
君主应推行好的政治。
孙子说：
哪一方将领更足智多谋？哪一方能得到天时、地利的帮助？
曹操说：
天、地指的是天时和地利。
孙子说：
哪一方的法令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曹操说：
军中规定的法令制度不许违犯，谁违犯了，谁就一定要受到严惩。
孙子说：
哪一方军队更强大？哪一方士卒更精干？哪一方赏罚更严明？根据上述这些方面进行比较，就能判断出哪一方获胜、哪一方失败了。
曹操说：
根据这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推算，就可以预判胜负结果了。
战役名称： 官渡之战
战役时间：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
交战对手： 袁绍
曹操认为决定战役成败的因素有很多，战争不是两支军队在战场上面对面厮杀那么简单，更不是主将之间的“单挑”。要打赢一场战役，尤其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战役，必须经过周密筹划，做出精细的准备和预先判断，即《孙子兵法》所说的道、天、地、将、法这“五事”，这些都缺一不可，曹操在指挥战役时就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在统一北方前，曹操最大的军事对手是袁绍，二人的总决战是官渡之战，当时曹操综合实力弱于袁绍，但曹操进行了综合性谋划，补齐了自身短板，最终反超对手，实现了战场上的逆转。
曹操论军事实力不如袁绍，但曹操手中也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朝廷和天子。虽然汉室已日薄西山，但两汉400年来持之不断的经学和礼学教育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有很多人对汉室和天子仍充满感情，这种政治上的正统观念短期内无法被新的政治理念所取代，汉献帝刘协和他的朝廷仍然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
对于这一点，袁绍和曹操一开始的看法并不相同。汉献帝被董卓裹胁至长安，董卓死后汉献帝东归，一路历尽凶险，好不容易来到河内郡一个叫大阳的地方，汉献帝一行穷困潦倒，面临生存危机。此时袁绍距大阳很近，汉献帝也向袁绍发出诏书，希望袁绍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袁绍派人前往大阳考察一番，未能立即做出决断，尽管袁绍手下也有一些人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赞同对朝廷和天子施以援手，但袁绍以及手下更多的人担心把天子弄到身边会增添麻烦，所以袁绍迟疑不决。在袁绍心里还有一层较为隐秘的情感，那就是他对汉献帝刘协并无好感，他曾坚决反对立刘协为帝，还曾在写给他人的信中质疑刘协的血统是否纯正。出于多方面考虑，袁绍最终拒绝了汉献帝。
曹操听到汉献帝东归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机遇。尽管曹操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兖州，距大阳较远，但曹操仍接受手下“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冒险率主力西进迎接汉献帝。之后，曹操经历了重重阻力，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没有放弃，终于将汉献帝和朝廷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把汉献帝和朝廷迁往更有利于控制的许县。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对外发布命令，任命官职，讨伐“不臣”，散落在各地的人才也纷纷向许县聚拢，他们中有些人只是冲着朝廷而来，但既然来到曹操控制的地方，也自然为曹操所用。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先后讨伐过张绣、袁术、吕布和刘备，曹操与这些人的战争在性质上是群雄逐鹿之战，但从政治上看又是“讨逆”之战，所以曹操得分、对手失分，这就是汉献帝和朝廷无形价值的体现。
袁绍显然也很快意识到前面犯下了错误，于是在官渡之战前让大笔杆子陈琳撰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里面重点强调了曹操对天子和汉室的“迫害”，说曹操专制朝政，令百僚钳口，公卿以下都成了摆设，甚至还编造出曹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盗掘汉室陵墓的谣言，同时还“独家爆料”说袁绍之前未能迎请天子，是因为受制于公孙瓒而无法脱身，但袁绍派从事中郎徐勳前往曹操处传达命令，让曹操前往保护銮驾，言外之意，“奉天子”的首功不是曹操而是袁绍。尽管陈琳文笔一流，写的檄文也颇具煽动性，但事实胜于雄辩，袁绍在政治上的失误已成定局，在《孙子兵法》提出的决胜“五事”中，在“道”的方面袁绍已经落败了。
《孙子兵法》还强调了“天”，形象地说，它指的是天气和天象，但其实还包含着“天时”和“天机”。前者是大自然创造的，后者是由人所创造的。简而言之，它们都属于“机会”，是发动战争必须考虑的因素。官渡之战前，曹操方面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险些让曹操丧失取胜的机会，未战而先败，但曹操成功扭转了这个不利局面。
官渡之战前，曹操还打了一场重要战役，即下邳之战，曹操在此战中彻底消灭了吕布集团，将徐州占领，原来活跃于徐州一带的刘备投降曹操，曹操以朝廷名义任命刘备为左将军，将刘备等人带至许县居住。如何处置刘备？曹操手下智囊分为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刘备杀了，因为刘备是枭雄，难以驾驭；另一种意见认为杀了刘备将堵塞天下英雄归附之路，“杀此一人失英雄”，深为曹操所信赖的谋士郭嘉就持这种意见。郭嘉认为对刘备“宜早为之所”，也就是应该对刘备尽快地给予妥善安置。
曹操倾向于后一种意见，所以对刘备在密切监视的同时也试图给予拉拢，“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曹操希望刘备能真心为自己效力。然而刘备参与了董承等人的密谋，害怕迟早会暴露，所以无心在许县久居。刘备一直在寻找脱离许县的机会，就在这时，在淮南称帝后被曹操打得走投无路的袁术欲北上投靠袁绍，曹操打算派一支人马去徐州阻击，刘备自告奋勇，愿意承担这项任务。此时官渡之战即将打响，曹操所部人马有限，处处捉襟见肘，阻击袁术并非关键性战斗，刘备长期在徐州活动，人地皆熟，倒也是承担阻击任务的合适人选。基于这些考虑，曹操决定派刘备前往徐州，为对刘备进一步拉拢，曹操行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席间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用意并非试探，而是“套近乎”。
刘备到徐州后，顺利完成了阻击任务，袁术北上不得，只得南下，不久于穷途中吐血而死。刘备任务执行完毕，理应返回许县，但刘备好不容易脱身，哪能再入虎笼？刘备于是杀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公开与曹操决裂。这是一个突发情况，正全力备战的曹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徐州在未来大决战中属官渡的侧翼，也是曹操连接另一基地兖州的枢纽，不能出问题，所以曹操必须先解决刘备，才能放心地与袁绍决战。
解决刘备固然有一定把握，但势必耽误与袁绍决战的时机，更为严重的是，袁绍会不会在曹操解决刘备时突然发动攻击？这也让曹操左右为难。但曹操没有太多犹豫，很快就决定亲率主力前往徐州，在迅速打败刘备之后又迅速回师官渡，而袁绍由于多疑少决，没有抓住这可望一举击败曹操的良机。
《孙子兵法》强调的“五事”中，第三个方面是地利，在同样的实力下，是否占地利之便决定了谁的胜算更大，而在强弱对比的情况下，抢占地利可以弥补与对手的实力差距。在与袁绍的决战中，官渡是曹操所选定的主战场，仅从这一点看，曹操又占得了先机。在挥师南下的时候，袁绍的脑子里大概还没有“官渡”这样一个地名，他要打的是灭曹之战，他从自己的大本营邺县出发，目标不是什么官渡，而是曹操的大本营许县。
袁绍要进攻许县，必须越过黄河、汴水等河流，并且要攻克黎阳、白马、延津、官渡等战略要地。作为守势的一方，曹操为迎击袁军，在自己的控制区里组织起三道防线：第一道在黄河以北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第二道在黄河南岸的白马、延津，今河南省滑县到延津县一带；第三道就是官渡。曹操很聪明，在第一道防线上只放了一小部分人马，这里在黄河以北，放再多的人马也守不住。在第二道防线上，曹操安排于禁和东郡太守刘延防守，不过人马也不多。当时曹操的势力范围已抵达黄河一线，甚至黄河北岸的黎阳也在曹操手中，但曹操没有做出死守黄河的决定，三道防线中，前两道防线布置的人马都不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操的力量不足，难以在正面数百里的黄河沿线分兵把守，前两道防线的作用只是迟滞袁军的进攻，消耗袁军的有生力量，挫其锐气，然后将袁军引至地理环境更有利于自己的官渡附近进行决战。
战国以来，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不断开挖了人工运河，最后形成以鸿沟、汴渠、狼荡渠等组成的运河体系，将南北水域连接在一起，一千多年间成为沟通南北经济和人员往来的水路交通要道。这条水路两岸很繁华，在全国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现在。其中的鸿沟大约成“西北—东南”方向，当年楚汉相争时曾以这条河为界，东西两边分别为项羽和刘邦占有，留下了“楚河汉界”的典故。从袁绍的大本营邺县直达曹操的大本营许县有一条南北通道，官渡就是这条通道与鸿沟的交汇处，是鸿沟上的一个渡口，此地位于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是由华北南下中原腹地进而到达华中的必经要地，由于这里河网密布，故而袁绍精锐骑兵无法快速机动，只能与曹操耐心地打“阵地战”，对处于防守态势的曹操来说，这无疑是有利的。
相较于兵强马壮的袁军，曹军最大的难题就是兵力不足。为此，曹操把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合理配置，通过科学调配弥补兵力上的缺陷，具体布置是：（1）建武将军兼河南尹夏侯惇率步兵5000人守敖仓，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黄河之上的渡口孟津；（2）平虏校尉于禁率步兵4000人守原武，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获嘉和黄河上的另一个渡口延津；（3）东郡太守刘延率步兵1000多人守白马；（4）东平国相程昱率步兵700人守兖州刺史部目前的治所鄄城；（5）曹操亲自率偏将徐晃、裨将张辽以及警卫部队指挥官许褚等步骑混合部队1万多人守官渡，大本营的主要参谋人员有郭嘉、荀攸、贾诩、董昭、毛玠等人；（6）扬武将军张绣率本部约5000人转战到兖州刺史部，与程昱一道防守陈留郡一带；（7）琅邪国相臧霸等泰山帮成员防守徐州、青州，掩护右翼，兵力约有1万人；（8）厉锋将军曹洪率1万人左右守卫南阳郡的宛县，防备刘表来袭；（9）越骑将军兼广阳郡太守曹仁率数千人守卫颍川郡一带，保证许县的安全；（10）尚书令荀彧总揽许县事务，讨虏校尉乐进、中郎将李典等率步骑数千人协助荀彧；（11）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关中，负责督运关中的粮草；（12）颍川郡太守夏侯渊负责督运徐州、兖州、豫州三地的粮草；（13）典农中郎将任峻负责督造兵器，并负责各类军用物资的运输。
曹操深知手下将领的长处与短处，知道哪些将领最有战斗力、哪些将领行事最稳健，所以把战斗力强的徐晃、张辽、许褚、于禁、夏侯惇安排在未来战斗最激烈也是最重要的地方，让生性稳健的程昱、荀彧负责留守后方要地。程昱不仅稳健，而且胆大心细，他负责留守兖州，但人马都抽调到了更重要的战场，手里只有700人，曹操觉得这点儿人马实在太少了，想给他增兵，程昱说兖州人马不多，袁绍就不以为意，不会重点进攻，如果增兵，袁绍反而会加强进攻。曹操认为程昱说得有道理，没有增加兵力，兖州反而更安全。
曹操在人马数量上虽然不如袁绍，但在军队内部管理方面下了更大力气，用来强化管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曹操手下将领中，当时军职最高的一级是杂号将军，有建武将军夏侯惇、扬武将军张绣、厉锋将军曹洪、越骑将军曹仁等，他们要么是曹军的“创军元老”，要么做出过突出贡献；在他们之下，有偏将军徐晃、裨将军张辽等，再往下是中郎将、校尉，有于禁、乐进、任峻等。曹操对将领提拔任用，完全依据的是各人战功，有战功的就破格提拔，没有战功的绝不照顾，内部管理有法有度。官渡之战最终耗时数月，双方直接调用的兵力约十几万人，间接调动的人更是多达几十万，时间跨度长，兵力异地调动规模大，如此复杂繁重的后勤保障是双方此前都没有遇到过的。
兵强马壮的袁绍在后勤保障方面也有软肋，随着战事越拖越久，这个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袁绍也下了不少功夫，但始终没有解决好。曹操则在后勤方面投入了更多人力，荀彧、钟繇、夏侯渊、任峻等人专司其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前线的供应需要。钟繇不仅尽可能将关中的粮草运往前线，还征集到2000多匹马送来，对前线的支援作用非常大。有了粮草，运输也是难事，劫敌军粮道往往是出奇制胜的手段之一，沮授就建议袁绍专劫曹军粮道，使敌人因粮食供应不上而军心动摇。除敌军外，四处盛行的流寇也经常打劫军粮，任峻负责粮草运输时就深为流寇袭扰而头疼，最后他总结出经验，运粮时必须集中上千辆运输车才能成行，并且加派兵力予以保护，土匪看到想劫粮也不敢动手。正是由于对内部管理和后勤保障的重视，曹军才没有在这方面出现大的问题，为取胜提供了保障。
曹操打赢官渡之战，有人简单地归结为“以少胜多”，但这是结果，却不是“少”为何能胜“多”的原因。战争不是评书里的主将“单挑”式的戏剧性场面，战争也不是电脑里的游戏，战争是多种力量、多项要素、多个方向的互相角力，战争中斗勇也斗智，既验证着双方的综合实力，也考验着决策者的胆识、耐心与谋略。
《孙子兵法》开篇强调了“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五个基本方面，这些都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在它们综合作用下，战争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战争的结果变得更加难以琢磨，只有通晓这五种力量的作用并巧妙使它们得以发挥的人才能掌握战场上的先机。不过，作为《计篇》的开篇，这里只是强调了综合性因素决定战争成败的原理，没有对这些方面逐一展开，那些是《孙子兵法》后面各篇的内容。
曹操不仅是霸业的开创者，他本身就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既总揽全局，不断调兵遣将，又亲临战场第一线。官渡之战在绪战阶段先后发生了黎阳之战、原武之战、白马之战和延津之战等，其中白马之战和延津之战曹操都亲身参与了，还有后期的乌巢之战，这些战斗想必都给曹操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并作为宝贵经验体现在他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注解《计篇》所讲的“五事”时，曹操特别强调了曲制、官、道、主用等方面，认为“将知其变极，则胜也”，这些方面属于军队内部建设和后勤保障范畴，尤其是粮食供应和保障粮道安全通畅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曹操身经百战，有切身的体会，他对兵法的理解和创新都来自实战，所以他要强调这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