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格朗在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很繁杂，有时还在统计部门工作，负责编制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数字。因此他把最近几天的死亡人数加起来，出于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他把最新的数字抄了一份主动给医生带了过来。

格朗挥舞着一张纸，旁边跟着他的邻居科塔尔。

“数字在上升，医生。四十八小时内有十一人死亡。”

里厄和科塔尔握了握手，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插了一句，解释说科塔尔一心想要感谢医生，并为给医生带来的麻烦道歉。但里厄皱着眉头盯着纸上的数字。

“好吧，”里厄说，“也许我们最好下定决心，直呼这种疾病的名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犹豫不决。听着，我要去实验室了；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很对，很对。”格朗跟在医生后面走下楼梯时说。

“我也认为应该直呼其名。可这种病叫什么名字？”

“这我不说，反正你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你看，”格朗笑了，“这毕竟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仍然保持沉默。街上开始挤满了人。我们小镇短暂的黄昏已经被夜色所取代，第一批星星在依然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上闪烁。过了一会儿，所有的路灯都亮了，让天空变得黯淡，街上的声音似乎提高了一个音调。

“对不起，”格朗在阅兵场拐角处说，“我现在得去赶车了。我的夜晚是神圣的。正如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说的：‘事情永远不要拖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格朗的癖好，他引用了“他们那个地方”（他来自蒙特利马尔）的一些话，接着又说了一些陈词滥调，如“迷失在梦境中”或“美得像一幅画”。

“是这样的，”科塔尔插嘴说，“晚饭后，你永远不能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是否在为市政府做额外的工作。格朗说没有，他是在为自己工作。

“真的吗？”里厄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这样说道，“做得还顺利吗？”

“考虑到我做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如果做得不顺利，那才叫人吃惊呢。”

“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展不大。”

“能告诉我，”医生停了下来，“你在忙什么吗？”

格朗把一只手放到帽子上，把帽檐拉到他那突出的大耳朵上，然后低声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里厄似乎从这几句话中听出格朗的工作与“人格的成长”有关。然后，格朗很匆忙地转过身来，过了一会儿，快步走到马恩大街两旁的无花果树下。

他们到了实验室门口，科塔尔告诉医生，他非常想去看他，并向他请教一些事情。里厄在口袋里摸着那张写着数字的纸，说科塔尔最好在会诊的时候来。然后，里厄改变了主意，告诉科塔尔，自己明天要到城里他住的地方去，傍晚去看他。

离开科塔尔的时候，医生注意到自己在想格朗，他想象格朗在暴发的瘟疫中的样子，不像这次，这次可能没多严重，而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他是那种在这种情况下总能逃脱的人。”里厄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鼠疫使虚弱的人得以幸免，而受害者主要是那些身体强健的人。他觉得格朗这个人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格朗具有地方行政部门小职员的外在特征，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了他的身份。他又高又瘦，似乎总喜欢买大尺码的衣服，想着它们会穿得更久。虽然他下颚的大部分牙齿还在，但上面的牙齿都不见了，结果当他扬起上唇微笑时，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巴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黑洞，钻进了他的脸上。他走路的样子也像一个害羞的年轻牧师，侧身沿着墙壁走，像老鼠一样滑进门口，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烟味和地下室的气味：简而言之，他具有小人物的一切特征。事实上，除了弯腰伏案，认真修改城镇澡堂的收费标准，或者为一位低级别的秘书收集一份关于新垃圾收税报告的材料之外，人们很难想象出他会是什么样子。甚至在你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做一个谨慎、必要的临时助理市政职员，每天拿六十二法郎三十生丁的薪水。

事实上，他每个月在市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册上的“专长”一栏中就是这么写的。二十二年前，他因为缺钱无法继续深造，拿到毕业证之后，得到了这个临时职位，他一直在期待，或者像他说的那样，尽快获得“转正”。问题在于他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市政当局的棘手问题。他们向他保证，他一旦获得“转正”，肯定会被提升到一个能让他过得很舒服的级别。

野心当然不是刺激约瑟夫·格朗的动力；这一点从他的苦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渴望的只是一种生活的前景，一种物质上得到适当保障的生活，一份诚实的工作，使他能够把闲暇时间用在自己的爱好上。他接受了这个职位，是出于高尚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但是，这种“临时”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生活成本上涨得厉害，格朗的工资尽管有涨过几次，却依然少得可怜。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里厄，但似乎没人知道他的处境。格朗怪就怪在这里，或者至少是他的古怪性格的一种表现。他本可以向官方提要求——即使不给他应有的权利——他不确定自己有什么权利——至少应该兑现当初对他的承诺。但是，首先，当初雇用他的部门主管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而且，格朗也不太记得主管以前是怎么承诺的了。最后，这才是真正麻烦的地方，约瑟夫·格朗不知道该和上头怎么提这事。

正如里厄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个特点正是我们这位可敬的同胞的性格的关键所在。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总是无法写出自己心中那封温和的抗议信，也无法采取形势所要求的步骤。据他说，他特别讨厌谈论他的“权利”，这个词他说不出口，同样，他也不愿提及“承诺”，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求得到他应得的权利，从而显示出与他所担任的卑微职务不相称的胆大妄为。

另一方面，他拒绝使用“照顾”“感激”，甚至“恳求”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这些字眼与他的人格尊严是不相容的。因此，由于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就只能继续履行他那默默无闻、报酬微薄的职责，直到如今上了年纪。此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对里厄医生说的，他经历了很多事才认识到，只要量入为出他的生活就有保障。因此，他对我们的市长——市里的一位工业巨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中蕴含的智慧给予了肯定。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就在这个词上），从未见过有人饿死。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那种虽然不能说是苦行的简朴的生活，归根到底是一种消除这方面的焦虑的保证。他继续想该怎么和上头提这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生堪称楷模。他是那种少有的人，在我们镇上和其他地方一样，有勇气坚持自认为正确的事。他对自己的私生活只字未提，就足以证明他的行为是善良的，他的情感能力是非凡的，而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敢承认的。他毫不脸红地承认，他深爱着他的外甥和姐姐，他们是他仅存的近亲，他每隔一年就去法国看望他们一次。

他承认，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一想到他们，他就感到痛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镇上教堂的钟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教堂的钟声就开始非常悦耳地响起来。然而，要表达这样的情感，尽管很简单，他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种不知道怎么说话的困难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忧虑。“哦，医生，”他会叫道，“我多想学会表达自己啊！”每次见到里厄，他都提起这个话题。

那天晚上，当医生看着格朗渐渐远去的身影，突然明白了格朗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显然是在写一本书之类的东西。奇怪的是，当医生走向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念头才让他放下心来。他意识到这是多么荒谬可笑，但他简直不敢相信，一场大规模的瘟疫会降临到这样的一个小城上。在那里，像格朗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默默无闻的官员们培养着无害的怪癖。准确地说，他无法想象在一个瘟疫肆虐的社区中存在这样的古怪行为，他的结论是，瘟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取得任何进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DJRuczarYOI8uMemzBnrq0AmVAHWVoUc9EaJK98uDP28h72DMXYdlTEowKb/2w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