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在文学史和批评史上，一八三〇年左右，有几年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一代巨子相继谢世：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829），黑格尔（1831），歌德（1832）；英国的哈兹里特（1830），柯尔律治（1834），兰姆（1834）；意大利的福斯科洛（1827）和莱奥帕尔迪（1836）。健在的人物变得岑寂了，至少作为批评家而言。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已经成为梵文专家；华兹华斯在修订诗作；曼佐尼完全搁笔。在法国，《爱尔那尼》的上演成功，还有七月革命，两个事件都发生在一八三〇年，它们表明了气氛上的变化。

一代新人开始说话了。德国，这个国家当年为美学和批评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此时经历着一个知识界骤然衰落的时期。黑格尔逝世后，他的追随者们不久便相互攻击：由于政治和宗教问题，分裂出来的黑格尔派右翼和黑格尔派左翼已经形成。多少可谓正统的右翼作家，继续在大量产生美学、诗学、文学史方面的著述，都是在利用、应用和败坏黑格尔思想。黑格尔主义变成了一种沉闷的搬弄观念的影子游戏，黑格尔的文学阐释成为从文学作品中抽绎出“一般理念”的游戏。特别是当时德国的莎士比亚评注者们，诸如盖尔维努斯 ，乌尔里西 ，罗兹切尔 ，还有其他诸人，都是满脑子迂执的教训和说理。在弗·特·菲舍尔大部头的多卷本《美学》（5卷，1846—1857）里，黑格尔美学得到了系统化和现代化的整理，《美学》可视为德国美学思辨的墓碑之类的内容。总算出现了一位重要的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在黑格尔及索尔格影响之下，形成了一套悲剧理论。黑格尔派左翼则显示出更多的生气：阿诺德·卢格 是位尖锐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本身不算是文艺批评家，但在逝世很久之后，对二十世纪乃至辽远国度的文艺批评，产生过深切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摈弃了他的形而上学。他们的文艺兴趣和见解，仍然带有德国古典主义趣味的浓厚色彩，不过已完全从属于他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1］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里，在普列汉诺夫和梅林之前，不能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一八三四年取名为“青年德意志”的文学运动，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转向政治，首先标榜各门艺术从属于社会目的，摈弃思辨美学，嘲弄浪漫派的神秘主义，抨击歌德是审美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或者说假定中的代表）。这一派的美学发言人鲁道夫·温巴尔格 ，在《美学征讨》（1834）中，尚未彻底和过去断绝联系。 ^［2］ 他对让·保尔和索尔格的推尊毫无掩饰，不过他的目的则大不相同；因为它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开明性。这群“青年德意志”作家中间，海涅，现在最为人记诵的一位，是自封“还俗的浪漫主义者”，他嘲笑浪漫主义，尽管对它的消亡怀有伤逝和悲哀。 ^［3］ 《论浪漫派》（1833）是一篇讽刺之作，矛头指向施莱格尔兄弟和斯塔尔夫人笔下那种理想化的德国画面。逆反歌德的举动是时代的另一征兆；它来自两个政治阵营：保守的民族派和激进的开明派。沃尔夫冈·门采尔 ，在轰动一时的《德国文学史》里（1828），对所谓歌德同情民族软弱和政治败落一事大张挞伐。激进的新闻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纳 ，批评歌德逃避政治，并且宣告了德国艺术时代的结束。日常评论性、实用主义、政治性的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的鸿沟加深了。当人们对于黑格尔主义和一切思辨哲学的幻灭情绪，同样渗透于高等学府的时候，专业批评家转向了单纯的古籍研究。理论方面，他们是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或者至多是以稀释过的形式复述德国古典的理想主义的学说。十九世纪晚期，德国完全丧失了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的局面类似德国。那里热衷于政治的风气，愈来愈多吞没了文学方面的兴趣。贾赛普·马志尼 ，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道义力量，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批评家。他提倡艺术旨在改善社会，艺术成为时代进步思想的表现。只有德·桑克蒂斯——他曾卷入过那不勒斯一八四八年革命——兼而有之：既有民族和社会的热情，也有洞达黑格尔美学及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理论的识见。不过德·桑克蒂斯——虽然属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而且不仅仅在意大利——始终是落落寡合的人物。他的思想重申了浪漫派的信条，但并未立刻发生影响，如同德国的情况，在宗派评论与学院派务实精神之间不幸分离的局面下，意大利批评停滞不前。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哈兹里特和柯尔律治身后的那些岁月，也应该描绘为败落的年代。托马斯·卡莱尔，这位令人瞩目的新人物，不久便抛开批评，尽到了德国思想供应商的职责。 ^［4］ 同样，依傍柯尔律治和德国人的德·昆西，也鲜见发人所未发者。 ^［5］ 在批评理论上，我们看到一种趋于十足情感主义的倾向：诗歌视为感情流溢、单纯个人的自我表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现今总是把他和务实的功利主义联系起来，在青年时代，十分清楚而又偏激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6］ 约翰·基布尔 ，创作《基督周年》的诗人，甚至应用这一观点解释荷马。他说，“诗歌乃是一种药剂，给隐秘的情怀带来宽慰，而又无伤于得体的矜持。” ^［7］ 大部分批评著述，都成为含有教训、伤感、宣道味道的东西。麦考莱尽管对诗歌价值感受不深，但至少对于往昔的感情变得强烈了。诗歌理论几乎不复存在：唯有马修·阿诺德才在六十年代掀起了一场迫切需要的批评复兴。

法国，十七世纪是唯一的批评国度，而且以法兰西趣味标准左右了十八世纪大部分年代，在十九世纪初期所产生的批评，比较缺少经久的意义。不过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在本书叙述结尾的时期，法国批评却相当突然地振兴起来。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创造了近代法国文学史，如基佐，库赞，文学方面有福里埃尔（很少为出版而著述），滔滔不绝的维尔曼 ，一丝不苟的安培 。文学后进圣伯夫，他的问世作于一八二九年出版，他与他们结合在一起，但却超过了他们，他以行家方式，融汇贯通了所有可行的方法：文学史，人物刻划，心理解说，印象式的主观态度。他成为一代宗师，通过长期努力，恢复了法国的批评威望，对于法国内外的许多人来说，他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批评家。

圣伯夫介于中间立场，因为法国在七月革命的那些年代里，批评推向了各个迥然相异的方向。有为人注目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的复活，而这种观点找到了尼扎尔 这位能言善辩的发言人。在一个极端，戈蒂耶阐述了艺术至上的理论，在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一种现实主义学说开始冒头，直到尚夫勒里 把这个字眼和口号传播开来的时候， ^［8］ 这种学说才在五十年代变成一支大众力量。与此同时，象征主义观点在法国又得到重申。它是通过德国浪漫主义及卡莱尔、爱默生、爱伦·坡的新颖说法而渗入进来的。 ^［9］ 波德莱尔，这位有其自己地位的大批评家，是这一观点的第一位阐说者。即便更为深刻的变化，也是随着六十年代科学上决定论的兴起而出现的。当时伊波利特·泰纳将决定论理论用于文学来进行证明：单凭其文人才华和法国批评家所代表的多种多样的批评观点，法国终于又夺回了欧洲盟主的地位。

一八三〇年以后，新的国家加入了西欧世界的大合唱。俄国，这个十八世纪中附和法国理论的国家，发现了一位作用巨大的批评家维沙龙·别林斯基（1811—1848）。他起初大量吸收谢林和黑格尔的思想，宣扬一般的浪漫主义信条，但是后来他转向一种社会性的艺术观。 ^［10］ 他为一批激进的批评家提供了起点，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这批人物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先驱。不过别林斯基和他的多数后继者形成对照的一点，在于他懂得什么是艺术。他确立并衡量了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的声望。然而，恰似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一样，新闻性，多半属于政治性的评论与学院派历史主义之间的裂口变得无法弥补了。

其他斯拉夫国家也以各自的方式采纳了德国浪漫主义学说。大体说来，波兰人是满脑子的神秘主义和基督救世思想，带有高度情感色彩的浪漫主义的翻版，虽然他们第一位重要的正规批评家卡齐米尔兹·布罗德金斯基 ，是一位相当严肃而又很有头脑的新观点的宣传者。 ^［11］ 捷克人基本上对于浪漫主义中神秘主义与象征主义这一面无所触动。他们的诗论大抵是赫尔德式的；宣扬回归民间和民间诗歌，从民族主义中获得灵感。唯有弗朗蒂塞克·帕拉茨基 ，这位波希米亚的伟大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受康德和弗里斯 影响而埋首于美学思辨。 ^［12］

和斯拉夫国家一样，一旦法国时尚不再流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文学思想便大多来自德国。瑞典在十八世纪后叶，找到了托马斯·汤里尔德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赫尔德立场阐述者。 ^［13］ 到了阿特博姆 和他的那批作家，谢林式神秘的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初叶获胜了。丹麦最杰出的批评家海贝亚是黑格尔派。纵然如此，总的说来，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感兴趣的是德国浪漫主义批评中民族主义和民俗学的内在含义，而非辩证法的立场。

文化和地理原因说明了浪漫主义为何从法国和意大利传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浪漫主义运动出现较晚，而且历时短促，没有产生出显著的批评成果，况且大多是重复法国那场大论战的内容而已。 ^［14］

浪漫主义批评学说也越过太平洋而传至美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美国未曾产生过任何创见。布莱恩特 的撰著只是阿利森和杰弗莱的回声而已。 ^［15］ 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 属于最先提倡介绍德国批评思想的人。不过爱默生却是形成一种具有确定个人特色的美学的第一人，尽管他依傍的是柯尔律治、卡莱尔和一些德国人； ^［16］ 埃德加·爱伦·坡找到明快而又极端的措词，本源于柯尔律治的思想，他纳人了一个神奇的理想主义图式。 ^［17］ 从而浪漫主义批评的王国，表面上从巴尔的摩延伸到彼得堡，从那不勒斯直到爱丁堡。

然而这个王国很快就瓦解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最强大的力量；在英国（如阿诺德）、法国（如尼扎尔、布吕纳介）、意大利（如卡尔杜齐 ），可以说不久就出现了一场古典主义复兴。浪漫主义本身在许多国家失掉了它的理论骨干——象征主义的诗歌观念，于是流于为情感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辩解。不过通向二十世纪的桥梁并未完全成为碎片：在德国，即使像威廉·谢勒尔 这样一位充满自然科学理想的学者，仍和伟大时代的传统气息相通，威廉·狄尔泰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又填补了这段空白。 ^［18］ 二十世纪期间，各国纷纷回到本书已经概述过的这些年代的思想。在意大利，德·桑克蒂斯成为克罗齐的中介，而克罗齐本人则直接乞灵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在法国，象征主义运动重新抓住浪漫主义批评的实质，并且留传给二十世纪。在英国和美国，法国的象征主义者，克罗齐，当然还有那些在柯尔律治思想复活中起过作用的人，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所看到的批评的新生。

应当说，在本书所评论的八十年期间，我们已经确立了批评的生命力，证明了批评与我们自己时代的连续性，证实了它与我们的关联。我们毋需无视一八三〇年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深刻变化。叙述、说明和评判这些变化，将是以下几卷的任务。 6GxBB4Dz5Wo+ke5FT0tkOqYk3/ZSJHKScq0FR1fSDhwPJOLD9OhLT1rrKcmSRg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