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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斯著述中，满腔热情地用连珠似的比喻加以论述的问题，同时格林兄弟也有所讨论，不过他们的精心论述则比较冷静，也比较科学。然而，在核心问题上，即自然诗与人工诗的区别所在，兄弟之间的看法则不无分歧。两人当中造诣更深的学者雅科布·格林（1785—1863），这样阐述他关于自然诗的比较偏激的看法：自然诗是完全无意识地浑然天成的，存在于遥远混沌的往古，随着自然诗与天启的神圣源头、人类儿童时代的疏远，便逐渐逐渐发生蜕变，而那个时代在他看来，曾经光辉灿烂，放射出天堂般回忆产生的光芒。威廉·格林（1786—1859）则寄予人性以更大的信赖，而且乐意承认，即便当代诗人也能够而且应当达到“自然”境界。威廉在兄弟两人中，更具艺术才华：他擅长译诗，童话故事的体制也显然得之于他。雅科布的写作风格简洁而又每每令人费解，近代文学他几无兴趣。他的生活天地完全是过去，是条顿神话，《尼贝龙根之歌》，《埃达》，童话故事，传说，寓言，总之一切在他看来具有古代和日耳曼气息的作品。但是尽管他的著述渗透着一种炽热的泛条顿论爱国精神，人们却不可认为，其他民族他一无所知，或者不感兴趣。雅科布研究过他所发现的任何地方的民间诗歌并加以推许：他出版过一部西班牙语的古西班牙传奇故事选集，《古代传奇集》（1815）。他属于最早研究法国《列那狐的故事》，圣杯传说和武功歌的一位学者。 ［1］ 他曾为研究和翻译一些塞尔维亚民间叙事诗而学习塞尔维亚语。 ［2］ 即便在晚年，他对莪相诗篇真实性的信念也一直毫不动摇。 ［3］ 他认为自然诗普遍存在，虽然制作和保存自然诗的突出功绩，他归诸于条顿民族。尤其是法国古诗，可以一直上溯到某种臆测的条顿人的源头。
雅科布·格林的早期评论和文章，大多阐明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他和阿尔尼姆的通信则提供了最清楚的表述。雅科布·格林断称，自然诗与艺术诗之间，存在着一条永久性的区别。二者大异其趣，无法同时共存。古代自然诗植基于神话，我们的评判标准应该取决于这种诗是否多少忠实于这个基础。
［4］
雅科布·格林明确地斥责了有些论者，在研究日耳曼古诗时，每每划分美感之间的区别：必须研究的就是神话，而神话本身则构成一个依附其时代的总体，因此甚至从种种残缺废弃的形式里，也能辨认出这个总体。专治自然诗的史家，应该说明和描述神话出现时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形态，尽量钩稽源流。
［5］
从史实意义上讲，历史似乎在雅科布·格林看来，一向隶属于神话和诗歌，不过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创造英雄神话，势必是一种刺激。
［6］
在反驳阿尔尼姆而捍卫自己的立场时，雅科布·格林重申：“诗歌乃是纯然出自胸臆，形诸文字。……民间诗产生于全体的心智；我所指的艺术诗，则产生于个人的心智。古诗无法叫出诗人姓名，原因就在于此：古诗不是某人或某几个人所作，而是全体之总和。……要说曾经有位荷马，或一位《尼贝龙根之歌》的作者，依我之见，这是不可思议的。历史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区别：没有一个开化民族能够制作出一部史诗，这是前所未有的。”
［7］
在他看来，今日写作史诗这种想法，可谓再荒谬不过的了，因为史诗只能浑然天成。克洛卜施托克《救世主》的失败，歌德放弃写作一部《阿喀琉斯》
的明智，便是进一步的明证。“古人较之我们更伟大、更纯真、更圣洁；神圣的黎明光辉依然照耀着他们。因此我认为，古代史诗（传说般的、神话般的历史），较之我们机趣的，即刻意，文雅，繁缛的”诗歌“更纯净更优异”。“古诗具有一个永远适用的内在形式。”艺术诗是“谋篇布局，自然诗则浑然天成”。
［8］
民间诗并不考虑格律，犹如一只想要产生一个音调的鸣唱鸟儿，不用思量如何调整它的嘴形，舌头，咽喉。自然诗肯定已成往迹，正如人类的青春期已成往迹。自然诗的形式、节奏的源头、头韵，全部包括于整体之中：“不能容许有创作室，或者个别诗人的反思入诗。”
［9］
然而，这种原始诗浑然天成的不二法门，雅格布·格林始终说得十分神秘。集体创作说，他偏激地推原至往古，于是诗歌和神话的起源融为一体，我们面临着某种终极对象，源头乃是神启。 ［10］ 自此而下的整个过程便是衰退，和语言史的情况可并置而论，格林设想语言便是由原初阶段衰退到去掉词格，动词形式，后缀等等。只是到了一八九三年，奥托·耶斯伯森才成功地推翻这一看法，提出语言趋于简练、无需词形变化的进步论点。有时格林试图更加严密地确定这一过程，并且区分出若干阶段。例如他谈到三阶段说：史诗（客观性、集体性的艺术）居首，抒情诗（主观性的，个人性的）次之，戏剧（前二者的综合）殿后。 ［11］ 他或则把诗歌说成是神之观念与人之事件（历史）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这种生活食粮较之目前［则是］来得广泛自由，较之神启来得狭窄拘束。” ［12］ 于是史诗、童话故事、地方传说、民歌，甚至动物寓言，他全部视为神圣的青春期、人类黄金时代的神圣遗迹。格林竭力主张，列那狐的故事应该看成原始古代一部真正的古史诗传说的散佚，那时众生和动物一起相处，故而理所当然认为，动物具有人的特点。格林强调列那狐故事中的民间成分，认为这个名字起源于日耳曼语 Reginhal （顾问）一词，然而他却未能看出，中世纪早期改写本含有那种讽刺、挖苦而又明确的牧师口吻。 ［13］
雅科布·格林如何看待近代文学，我们所知甚少。他晚年发表过一次《席勒诞辰百年祭演说》（1859），虽然是在正式场合，他的颂词并非不带批评口吻。尽管颇多匠气和哲理意味，诗人席勒仍被看作人民的声音，他“表现，不妨说是具体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全部本质”。
［14］
但在别处，格林一向冷视艺术诗。在意大利之行（1844）的感想中，所有的意大利文学，他一概斥为矫揉造作。但丁的天地不复存在，彼特拉克脱胎于吟游歌手，阿里奥斯托嘲笑古代史诗，塔索是一位感伤主义者。只有薄伽丘受到格林的青睐，大概是因为他最接近大众。在所有近代意大利作家当中，格林有意标举采集民歌的托马泽奥
。
［15］
他直截了当地否认，贺拉斯及其门人弟子写过真诗，这和他反感艺术诗的态度一脉相通。
［16］
即便古代神话的译本、改写本和近代本，他在品评时也根本不抱热情。泰格奈尔
的《弗里蒂奥夫萨迦》被列为下乘。
［17］
虽然在任何受到西方文学传统熏陶的论者看来，格林的评判会显得持论过激，但是他的趣味决非绝无仅有。在德国，贺拉斯、维吉尔、拉辛、伏尔泰、蒲柏的推崇者，至今还是凤毛麟角。
威廉·格林与兄长的见解和趣味多所投合。他在论述《古日耳曼语诗歌起源》（1808）时同样断称，历史和诗歌同出一源，二者共同构成史诗。他大胆地论证说，古代北欧的吟游歌手，并不是这些民歌的作者，而仅仅是传播者。他和雅科布·格林一样，好用琅琅上口而意思含混的反身动词。他竟然表示“天真和无意识寓于整体浑然天成之中”。 ［18］ 他否定《尼贝龙根之歌》有任何确定的形式，随不同的说者之口而面目各异，倘若记载的年代更早一些，作品就会以一种更宏丽更谨严的风格保存下来，因为“一切演化都趋于精光优美，而在这种风格之中，原始的伟大思想便逐渐式微，而终至殆无复存”。 ［19］ 威廉·格林极其激烈地标举这部古日耳曼语史诗（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免推之过甚），作品完全是本土风味，没有显示半点外国特点，以抗衡当时的宫廷诗，宫廷诗并未“直接影响到真正的德国诗歌的实质”。宫廷诗是一个阶级的产物，由于民族诗歌当时仍然兴盛，所以不仅是艺术诗，而且是“矫揉造作”的诗，“完全游离于民族精神之外。” ［20］
尽管发表过这些言论，但是与兄长相比，威廉则更多地理解艺术诗，更大程度上相信人类创造力的相续相禅。雅科布嗟叹兄弟的《埃达》和丹麦民谣译作不如人意，认为除了历史学者，古诗全无整理如故的可能，自己只好听之任之，
［21］
威廉则为近代本和改写本辩护，甚至承认，自然诗与艺术诗的区别，未必一成不变。《尼贝龙根之歌》和荷马史诗中存在着意识，他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歌德用通俗格调创作的诗篇（诸如《图勒国王》）
[1]
，堪与《男童的神奇号角》中的任何篇什媲美。
［22］
理论方面，他承认艺术诗的优异一如自然诗或民族诗。但是实际上他同样根据集体创作说的观点评判艺术诗：它必须表现民族精神。便是完全不期而至而文充满个性的作品，也必须以一个民族思想为基础。关于诗歌的全部认识和理解，他都是从集体创作说出发的；诗歌是人民的声音，即便在综述中对十八世纪德国主要作家进行评骘时，威廉也采用这种说法。
［23］
他称许阿尔尼姆的小说，并为富凯的西格德传说
改写本辩护。“我们属于近代，我们具有的长处也属于近代。我们的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为何不允许表现出来呢？难道否认得了我们的时代吗？”然而却存在着这个区别：古代生活在天真的无意识之中，近代则生活在意识之中。
［24］
从大多数细节问题来看，格林兄弟的大体构架已经坍塌。驳斥他们观点的努力已经颇有收获。在已积累的大量佐证材料表明，他们所视为民间文学的许多作品，都是符合西方传统而又了解古代的一位作者的制作。《尼贝龙根之歌》、《埃达》，甚至连《贝奥武甫》，都既非原始时期的，亦非纯粹出自条顿人的产物。武功歌已经证明是僧侣的制作。民歌，童话故事，章回故事书，大多起源很晚，甚至可以追溯到具体作者，而且这些作品充分运用了人工诗的手法和传统。许多据人揣测为民间诗歌的作品，倒是“蜕化的文化财富”，也就是说，它的社会地位下降为“低等”，而其单纯和素朴，与其说是一种起源，不如说是一种降格。人们仍然可以像克罗齐那样，对任何诗歌二分说提出异议，对任何打破诗歌统一性的尝试表示反对，
［25］
但是格林兄弟观点引起的反应显然已经完结了。他们的立场固然有过火之处，不过基本说来仍属合理。中古诗歌终究扎根于民间诗歌和民间传统。学者们现在甚至重新回到这种看法：宫廷爱情抒情诗渊源于民歌形式。
［26］
神话的轨迹便在近代的许多诗作中也几乎历历可见。“原型模式”论，脱胎于荣格学说，并由莫德·伯德金
加以阐发，和格林兄弟神话说所指的意思并无实质方面的差别。自然诗与人工诗二分说，倘若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标准，那就无法为之辩护。然而毫无疑义，民间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有其传播方面的具体问题和社会环境，与书面文学的那一套迥然相异，这一点今天在许多国家仍可察见。
［27］
口头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格林兄弟的错误，仅仅在于过分远推到往代，从而无法清楚地辨别神话和实际的诗歌。最后还有一点，他们对于西方繁缛的文人诗传统所抱的反感影响很大，而任何人都不必表示共鸣。
[1] 原文为“ King of Thule ”，一首民歌体短歌，玛嘉丽特借此抒发情怀。见歌德《浮士德》上卷“傍晚”一节。黑格尔在《美学》卷2“浪漫型艺术”中曾以这首短歌为象征性描绘的例证，并且引录了最后一节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