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雷纳·韦勒克（1903—1995），生于维也纳，祖籍捷克，一九二六年在捷克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三〇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专攻英国文学。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期间先后在美国斯密斯学院、普林斯顿等校教授德语。三十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之后他再度赴美国任教。一九四六年入美国籍。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二年担任耶鲁大学斯拉夫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韦勒克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哥伦比亚、哈佛、印第安纳等多所院校讲学。他的文学活动和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参加过《语言学季刊》、《比较文学》、《斯拉夫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学研究》的编辑工作；曾为《斯拉夫语评论》、《斯旺尼评论》、《现代语文学》等著名刊物杂志撰稿，写过大量优秀的实用批评文章；在《现代语言协会》、《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等重要的学术团体组织担任过副会长和会长职务。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韦勒克分别获得过英、美、德、加、荷、意等国家的奖励和奖章。现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荷兰皇家科学院、意大利国家学院院士。韦勒克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知名的学者和比较文学权威。而今这位八秩老人过着杜门谢客、孜孜不倦地从事著述的宁静生活。

韦勒克的学殖渊源可以说基本上是欧陆理论思辨型的，而非英国经验主义、印象主义的传统，亦非当代美国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的一类。他的著述大多渗透着哲学的和历史的精神，尽管他历来主张文学诸领域的各自独立性，他却从不孤立地看待或探讨任何文学理论或批评上的问题。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贯作风是一头抓理论课题，一头抓具体问题，融会贯通地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一点使他在方法繁多、理论纷呈的今日文坛处于一个更高的地位，而不至于偏向一家一派之说。韦勒克早期就曾指出：“理论问题只有立足于哲学立场才可得到解答。”他之所以能够深入地探讨文学方面各种实质性概念的演变发展，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深厚的哲学修养。作为批评史家，他在论述思想时紧紧抓住了连续性这一关键环节。韦勒克明显地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他在第八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议上宣读的讲演中引述了黑格尔的断言：“真理没有历史可言，不会成为过去。”他进而发挥道：“史家的权利义务便是评判和断定哪些思想属于发展的锁链。”正是由于作者坚定不移地抱着这样一种历史主义态度，我们才能够通过他的《批评史》而认识各种重要批评思想的源头活水和古今面貌。他从不简单化地依照年代次序表述思想家们的学说观点；相反，他是用综合的眼光去观察出自一人的许多貌似相左的理论见解，因此他的表述能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作家或批评家们的早期和晚期思想。同时，韦勒克在讨论中经常参合特定时期或特定国家的具体文学氛围或某种几个国家彼此相通的理论背景来进行分析，这样就给读者留下一个见木亦见林的整体印象。二十世纪西方批评家中许多人都是以“专”见长，而韦勒克则既博又专。早年他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方面均接受过严格、系统的训练，例如英、德、捷克文学的历史研究；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的哲学和美学思辨；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都对他产生过直接影响。他的学术活动和著作文章涉及文学领域内的各个分枝，而造诣最深、成就最大的则是在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批评史三个方面。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开阔，从而能够博涉多通，左右逢源。他的惊人学识是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而且为之叹服的。不论在文学理论还是比较批评方面，他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容置疑。特别在批评史方面，目前似尚无人堪与比肩。

从基本原则来看，韦勒克一向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和标准的必要性，反对主观武断和撇开理论的批评态度。同时他又十分重视艺术手法和批评上的具体细节问题。此外他协调地处理了点与面的关系，一方面对于个别思想探本溯源、剖析毫芒，一方面鸟瞰一般趋向、综述背景情况，从而使纵向研究与横向论述贯通合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韦勒克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相反，他敢于正视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批评诸概念》最后一章里，韦勒克在区分本世纪上半叶六大批评趋势时将马克思主义批评放在首位，指出“在趣味和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批评发展出来的”。韦勒克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作用在于“揭示一部文学作品的潜在的社会和意识方面的含义”。他在该书中谈到德国的梅林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实践者”。在美国当代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和肯尼恩·伯克身上，他也点明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对于他们的发展所起的影响。韦勒克在《批评史》里专章讨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篇幅较短，只有八页。另外在《十九世纪俄国文评的社会和美学价值》一文中，韦勒克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别林斯基和黑格尔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作为一位专治文学和批评的学者，韦勒克不仅没有把社会意义和思想意识与学术问题全然割裂开来加以讨论，而且不时地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再则，他不论在理论批评或实用批评方面，都未忽视人的因素而置价值判断于不顾。他反对一味客观地罗列事实而不亮观点，不作评价。在今日的西方批评界，人文主义的精神已经衰退，人们比较普遍地把注意力放在形式上而往往轻视内容。相形之下，韦勒克的这种态度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韦勒克的治学态度自始至终是谨严缜密的。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他不惮其烦地爬梳整理，即使是非专门性的著作或不见经传的批评文字，他仍然坚持汰其芜杂，撷其菁英，可谓辨尽诸家，剔发微言。哪怕在资料翻译这样的具体工作上，他也是亲自动手甚至重译一些已有多种译本的大家著述。韦勒克极其熟悉整个西方文学的理论书籍和艺术作品，具有非常扎实的语言文学根底和广泛的文化素养，哲学、美学、文学史方面的知识也十分丰富，熟谙几种语言，运用自如，学贯西欧各国和英语世界，同时凭借其非凡的眼识见地和才高知深的资质，成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最有建树的比较文学专家。自一九二四年初次发表评论，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所撰著的专论、文章、评论、著作，包括哲学、美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作家作品论等诸多方面，篇目达两百余种，涉及范围之广即使在所有欧洲或西方学者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新批评派”的兴起直到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的产生，其间百家争鸣，宗派林立，韦勒克则一直保持着清明的头脑、独立的判断和公允的态度，从来不附时尚，不走极端，避免了印象主义、相对批评、纯客观作风、学院习气等倾向。

已经问世的六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是韦勒克积数十年研究的成果，整整花费了三十年功夫才完成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全部著述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部。全书充分运用比较研究和单元思想研究的方法，详尽论述了英、法、德、意、西、俄、美七个国家的批评，时跨二百年。作者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照亮和解释现在而研究近二百年的断代批评史。他所抱定的宗旨是，一切文学研究，不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归根结底都是旨在“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这一共同的目标。所以，韦勒克所指的批评是最广义的批评，这一点他在《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开宗明义地作了交代。应当指出的是，继圣茨伯里于本世纪初发表《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以来，当代批评家中专门研究批评史的人为数甚少，连克罗齐和奥尔巴赫这样的大家也对批评史能否成为自给自足的学科深表怀疑。而韦勒克则以自己的力作和其在批评界的广泛影响提高了批评史在批评领域中的地位。

具体说来，《批评史》是以有重要文学思想、批评见解或论述的作家为基本对象的，同时包括了一些对于批评发生过较大作用的非文艺批评界人物，如赫尔德、康德等人。在进行讨论时，作者坚持兼顾理论性与实用性两端，力求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反映出所研究的人物的一般抽象的观点和具体的批评意见，这样就使批评不致拘囿于空洞迂阔、高头讲章的思辨性表述，又不流于表面细节性问题的探讨，而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由于作者一贯的历史主义立场和对哲学、美学、思想史以至一般文化史的重视，他在论述时大都以当时的文学背景为根据，而且总的来看，他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这里仅举伏尔泰为例便能说明问题。圣茨伯里根本不把他视为批评家，韦勒克则截然不同，他非但没有由于伏尔泰称莎士比亚为“野蛮的戏子”而予以忽略，相反却辟专章讨论，甚至大段引证了《老实人》中的内容来研究伏尔泰的弥尔顿批评。

《批评史》有下述几个特点。首先，作者比较客观而又主次分明、脉络清楚地使读者看到作家的思想全貌。他既反对绝对的历史主义，即一切单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考察和讨论，也反对单纯的相对主义，认为精神事物是不能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眼光去认识或简单地给予因果关系的解释。其次，他最强调的是批评家要进行评判，要有自己的看法，因而韦勒克又被誉称为“批评家的批评家”。他晚年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有一个观点，必须对于文本和作家有所选择。 完 全中立的纯粹说明性的历史这一想法我认为是一个幻象。没有方向感、没有对于未来的感受，……没有某种标准……因而没有某种后见，就不可能有任何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叙述形形色色的意见思想时，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关键之处他总是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其次，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随处旁征博引，平均每章引述内容在百条以上。在引用时他始终抓住要点，加以阐述，而且进行仔细的比较，认识各种思想之间错杂的关联性。韦勒克有时提到的个别批评家及其著述是相当冷僻的，译者曾托人在国外代查资料亦无收获。他在挖掘史料方面的本领委实非同一般。

再则，虽然韦勒克多所借镜思想史的处理方式，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重大的文艺思潮和一般的批评趋向。所以他在深入分析单元思想的同时不忘勾勒出总的轮廓。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渊博学识没有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包袱。这部书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所要讨论的东西不论巨细，心中都有一本细账，可谓一笔不漏。随时随地运用理论学说和作品内容而毫无牵强附会之处，他的知识车载斗量，但却能轻装前进。

最后，他的表述明白晓畅，从不堆砌专门术语，文字十分清晰，这在批评著作中是比较罕见的。有时他的讨论也颇有风趣幽默之处，总的风格则是平实的，读来并无艰涩之感。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者由于引用的资料过于繁多，有时在表达上不无支离松散的地方，从而影响了叙述的连贯性。另外，韦勒克对于一般文学背景的介绍似嫌单薄，时代精神对于批评思想著述的作用影响亦语焉不详。然而比较起来，他的《批评史》毕竟较之圣茨伯里或勃兰蒂斯的著作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在批评史方面，本世纪的西方学者似无出其右者。

韦勒克的著述种类很多，这里无法一一介绍。其中影响最大和流布最广的无疑是他与奥斯丁·沃伦合写的《文学理论》。该书自1942年初版以来，历年不断刊行，并被译成东西方十多种文字。作者在考查社会、思想、心理学等因素对于文学的作用以及文学与诸门艺术关系等问题的同时，充分探讨了文学内部的艺术手法问题，正是这种内外结合研究的结果才使这部代表性著作独树一帜，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专著中最具权威的一部。韦勒克还著有《康德在英国》、《英国文学史的产生》和文集《批评诸概念》、《审辨：再论批评诸概念》、《捷克文学散论》等。

杨岂深　杨自伍

说起来，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六四年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看到雷纳·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头二卷，当即借回来大致翻阅一遍。最初的印象是该书较具系统性，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作者的见解明达开通，感到参考价值很大，值得介绍。因此起了一个念头，想把它翻译出来。不过同时考虑到《批评史》征引的内容牵涉到多种语言，而且作者采用的文献书籍大多在上海甚至国外都不易觅得原著文本，即使找到了，除英文外，我的其他语种水平不足以一一参阅比较，故未动笔。

事有凑巧，六五年由于我的健康情况欠佳，校方批准我休假一年，当时高教部拟将此书列为高校文科辅助教材，嘱我译出。于是我重读了第一卷，一面怦然心动，跃跃欲试，一面又有力不从心之感，顾虑重重。但最后我还是承担了下来，然而一年之内仅仅完成三章译稿，导论部分译完后曾交出版社审阅，包文棣、孙家晋两同志表示给予出版的便利，希望我续译下去。孰知次年就遇上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客观条件非但不允许我从事任何外国文艺方面的译介工作，连学习、交代、批斗都招架不住。加上两次抄家，把约四万字的《批评史》译稿和勃特勒《如此人生》十余万字的译稿以及部分文艺理论书籍弄得不知去向，至今毫无下落。七六年乌云驱散，重见天日，神州大地渐呈万象更新的气象，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辈友人纷纷重操旧业，而我却鼓不起勇气把两书另起炉灶，打算任其付之东流。

不料到了七九年，教育部又行文到校，往事重提。学校主管部门对我鼓励鞭策，于是我又勉力“上马”。系里有人曾劝我找一位中青年同志合作，以便译事早日完工。无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人手头工作甚多，难以兼顾其他，而且我又住在市区，与校内同人联系困难，因此合译的想法一时无从实现。

幼子自伍因主客观原因，在求学就业问题上波折频仍。向日他于中外文学略有兴趣，喜欢读书，于是我便不时地指点其修习英、汉语，并示以西方文学的门径，幸而他能有所领悟。当然，在十余年的自学道路上他本人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八十年代初，他时常做些翻译练习由我批改。不久之后，他有意协助我完成《批评史》第一卷的翻译工作，我便开始让他试译。他一面研读中国古典文论和外国文论译著，一面全力以赴计日程功，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逐渐形成。这样，合作终于变成了现实。然而，两代人之间毕竟存在着一些分歧之处。总的说来，我在译写方面一贯主张力求平实，“辞达而已矣”；他有他的看法，认为外国文艺理论及批评文字有时易陷于枯燥板滞，迻译时有必要争取提高一点可读性。在翻译上他是初生之犊，难免喜在笔墨上做功夫。译稿往往每数页甚或一页一段进行商讨，由于两人所见不尽相同，译文处理上有时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是在不离开翻译原则和不损害译文质量的两大前提之下，彼此迁就，既不各行其是，亦不强求一致。这也许是老青合作的新方式。在分工上，他担任翻译初稿，我负责校改、定稿，全书译注由自伍单独完成，偶尔我提供一些查考线索。

翻译过程中，我们感到最棘手的是术语的汉译问题以及文字处理上的信达关系。我们认为，理论著作的翻译毫无疑问应当严格忠实于原著，但在不背离文本意义的情况下，根据语境进行适当调整和灵活处理也是必要的。关于哲学、美学、文论、批评的专门用语问题，凡现行译名可以袭用者，均依照通用译名，少数术语缺乏通行译名或虽有译名但不十分妥帖者，则另行自译或改译。有些常见术语出于不同场合不同作家，其含义亦因之而异，译名便不强求一律。

应该声明：如果没有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各种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哲学和美学诸方面译本的相继问世，提供我们参考借鉴，则我们会遇到更多不易解决的困难。还想说明的是，韦勒克所引用的一些大家著述或作品，例如伏尔泰的《老实人》、莱辛的《汉堡剧评》，目前已有全译本或节译，但鉴于作者一般均亲自翻译英文之外的其他语种资料，译者亦据韦勒克的英译另行译出。

在译稿完成后，原屡想就译名定夺及希腊罗马文字的引文问题请教钱钟书先生，但深恐有碍钟书先生著书立说，故始终未能如愿，这是深引为憾的。关于书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书名等问题，曾拟请杨业治与田德望两位同志协助解决疑难之处，他们都惠然首肯，但终因牵涉问题过多，不便打扰而作罢。我谨在此感激他们乐于助人的精神。

在翻译开始不久，为了尽早完稿，曾请复旦外文系青年教师张廷琛、张爱萍两位分别担任初译八、九两章的工作。因他们当时正值出国留学前后，准备工作头绪繁多，出国后又忙于学习，所以两章的部分译稿较迟才寄回。而在这以前，我们已完成了前七章，无法等待，故另行翻译，二位的部分译稿未能采用，应当表示歉意。他们曾在国外代为查找了一些资料，应特别致谢。同时也应感谢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料室所提供的种种便利。

关于原著所附的资料，分别作了如下处理。原注、索引等均照原样译出，附在正文后面。原书的脚注亦保持不变，为区分原注与译注，原注用方括弧［］标出。原著所附文献方面的大量各种文字的书目虽已译出，但考虑到若不附原文书名，对读者来说参考价值不大，故按出版社意见从略处理。

韦氏著作向以博学见称于世，且涉及面极广，译者知识有限，译文谬误必然难免，敬请海内外专家及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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