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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肯罗德尔和蒂克

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尔(1773—1798)和文友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两人名字通常和诺瓦利斯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美学思想和学术背景,实际上大不相同。诺瓦利斯渊源于海姆斯特威斯,席勒和谢林。瓦肯罗德尔师承哈曼和赫尔德。蒂克则兼收并蓄,几乎年复一年,反映了同代作家的美学理论,起始于瓦肯罗德尔,末后长期抱守其友索尔格的学说。

瓦肯罗德尔称不上文学批评家。从他的通信中,论者能够搜集到一些文学见解,或者注意到他有一篇措辞相当严厉的批评论文,《评汉斯·萨克斯的剧作》,系为一位最早的德国文学古籍家埃达温·尤利乌斯·科赫 的文学史而撰写。不过在《崇拜艺术的僧侣的倾诉》(1797)和《关于艺术的遐想》(1799)中,他揭橥的美学理论却关乎批评,尽管表面上看是专论绘画和音乐。因为在“热爱艺术的门外僧侣”,还有音乐家约瑟夫·贝格林格尔 的面具之下,瓦肯罗德尔表明了自己对待泛指艺术和特指他本人艺术的态度。他的艺术观,确实连同他著述的全部调门,可谓十分重要而且新颖,所以在一部批评史里不可忽视。

显然瓦肯罗德尔首先认为,艺术服务于宗教,视为一种宗教,视为天启。凡是优秀的艺术家,都获得天赐灵感,他们坐待和乞求“直接的神助”。 [1] 瓦肯罗德尔用素朴的笔调,讲述了拉斐尔的一段故事:梦境中,一幅完成的《圣母像》呈现目前;醒来之后,他凭记忆临摹而成。为了证成己说,瓦肯罗德尔引用拉斐尔致卡斯蒂利奥内 的书札,其中谈到“佳人寥寥,只得借助心目中形成的确定概念”。但是瓦肯罗德尔忽视了一个史实,拉斐尔谈的不是圣母,而是葛澜 [1] [2] ,于是“概念”他翻译为“形象” [2] ,“心目”译作“心灵” [3] ,关于这节说明内在概念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文字,他作了毫无根据的“梦中画”的解释。

艺术视为天赐灵感,是上帝的两种语言之一;另一种语言为自然。“艺术通过形象向人说话,因此运用的是象形文字的书写方法,它的符号我们从外表形式去认识和理解。但是艺术则把精神和非感官性的一面,熔铸成可以目睹的形状。”艺术和自然,“同时感染我们的感官和精神;或者无宁说,仿佛我们不可理解的生命的各个部分,熔合为一个单整的新器官,把捉和领悟到通过这种双重样式呈现出来的天堂奇迹。” [3] 密码文字,即自然和艺术的双重语言——这些思想我们先前在哈曼的著述里有所接触,但瓦肯罗德尔却是在新的场合下,满怀一股新的伤感情绪来谈论的。他也能用新柏拉图主义和莱布尼茨的说法,表达这一相同的想法,自然与艺术的形象,他描绘成“两面凹透的魔镜……它们为我象征地折射天地万物,通过神奇的图像,我学会了认识和领悟万物的真谛”。 [4] 表面看来,在这种艺术概念中,诗歌排除在外,因为“文字”明确地遭到诋毁。“文字所不能使之下凡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正是那飘浮在上的冥冥上帝。” [5] 但是此处文字肯定是指说理文字,日常文字,或科学语言,而非诗歌,诗歌是诸门艺术之一,是瓦肯罗德尔本人的艺术。

基于这种视为天赐灵感的艺术观,标榜艺术是上帝神秘的符号语言,瓦肯罗德尔贬毁一切有关艺术的批评和思想,也就不足为怪。“谁想手持寻求理解的探棍,去发现仅能内在地体味到的东西,永远只能发现有关感受的意见看法,而非感受本身。感受的心灵与研究的探究,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永远固定不变,不可逾越。感受只能通过感受来把捉和领悟。” [6] 因此艺术作品,不应该而且不可能进行任何比较。“一件艺术作品是否优秀,真正试金石在于由于它的存在,大家忘却了所有其他作品,甚至想不到要与其他作品进行一番比较。” [7]

倘若所有名副其实的作品,显示的是灵感的相同特质,艺术作品便无从加以比较,普遍宽容便是必然结果。通常大家把瓦肯罗德尔归类于艺术中古主义和拿撒勒人 运动(他逝世十年之后,一七九八年掀起的运动)的鼓动者,而实际上他的艺术观,胸襟开阔,兼收并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绘画,同等程度为其赏爱,十八世纪音乐也是如此,而且在理论方面,他也提倡普遍宽容。“在上帝眼中,一座哥特式庙宇和一座希腊人的庙宇,同样令人心仪;野蛮人粗犷的战争音乐,在上帝听来,犹如娴熟的合唱和教堂颂歌那样音色美妙。” [8] 何必因为建筑不像希腊人,便去诅咒中世纪呢?我们看待一切奇异的存在物,必须“置身其中,心领神会”,抛开理解方面不宽容的态度。“美:一个令人惊叹的奇妙字眼!首先要创造新的词语,形容每一种艺术感情,描绘每一件艺术作品。” [9] 迷信胜于信奉一种体系,仰慕胜于教条主义。我们时代的优越之处,在于我们高高在上:仿佛屹立于一座山巅:各国的疆土和众多的民族,围绕着我们,匍匐于我们的足下。“就让我们享受这样的幸福,宁静地骋目眺望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一切,那些千姿万态的思想感情和充满感受的作品,让我们永远努力去感受其中属于人性的一切吧。” [10] 赫尔德的声音,言犹在耳,口吻甚至更加炽热:每件艺术作品可谓绝无仅有,各有千秋,我们应该领略这变幻无穷而令人赞叹的艺术世界。在瓦肯罗德尔的著述中,依旧流露出虔诚和真正人文主义的热情,而后来的历史主义和兼收并蓄的文物研究盛行的时候,它们已经荡然无存。

艺术存在于上天赐予的灵感和情感交流,所以艺术方面便未曾给技巧和功夫留存地位。约瑟夫·贝格林格尔,这位音乐家曾经感到,艺术灵感犹如神圣的陶醉(艺术语言愈是隐晦奥秘,愈有力量),一旦发现艺术是功夫,一切美妙的乐曲,都植基于一个单整的数学定律,“不是自由翱翔”,而是“非得在艺术法则这个笨拙的脚手架和樊笼里摸爬滚打”,还要学习艺术上耗费心血的种种机制, [11] 他便感到愤慨。

因此瓦肯罗德尔感到,或许较之他的任何一位同代作家更其强烈,艺术家睽离社会的异化状态、艺术与人生、诗歌与散文、现实与梦想三者的冲突。处于“上界的热忱与下界的颓放不幸” [12] 的这种冲突之中,贝格林格尔便夭折了。他渐渐接受“这种思想:一位艺术家应该是仅仅为了自身、为了赞美自己的心灵、为了个别或少数知音而存在的艺术家”。 [13]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瓦肯罗德尔是假借一位虚构人物之口发出这番感慨,他本人感到与此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有些人极其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与艺术之间存在鸿沟,他则看出他们人性方面的缺陷。贝格林格尔(可能这就是瓦肯罗德尔对自身局限性的无情自我批判),属于那些生来是“享受艺术而不是实践艺术” [14] 的人。瓦肯罗德尔认识到,幻想力 [4] 与最伟大的艺术家那种不可思议的创造力,二者之间存在差别。贝格林格尔在与世界的这种冲突之中夭折了:他是“分裂的”艺术家,志向高远,最终历尽坎坷,万事俱空,他是恩·特·阿·霍夫曼短篇小说集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 的前辈。理想的艺术家,是丢勒或拉斐尔,是这些生活清寒而侍奉造物主的人,那个年代,向往艺术和神圣灵感的那份热忱普遍存在,艺术和宗教毫无二致,是一条孕育生命之河。 [15]

瓦肯罗德尔二十六岁谢世,临终之前为《关于艺术的遐想》 所写的最后几章里,可以看出,他的艺术观发生了判然可辨的变化。早年的宗教虔诚和信奉,似乎已经弃置不顾。此时他怀疑起我们的感情,“有时如此崇高庄严,以致我们奉若圣骸一般,密封于圣体匣里,欣然匍匐于前,”是否果真来自造物主,或者说是否并非出于自私才崇拜自己的心灵。 [16] 此时他根据当时流行的凭空想象的词源学说法,认为诗歌是缩写人生孤寂漂泊的情怀的艺术。一般艺术旨在保存感情,丝毫没有形而上学意蕴的暗示。充其极者,艺术乃是永垂不朽之物,处于日日夜夜无穷无尽的单调交替之中,处于那种“从不间断光怪陆离的白黑方格象棋游戏之中,最终胜者唯有痛苦的死神”。 [17]

艺术于是援之以手;艺术使我们在广袤虚空的深渊之上盘旋不已,深渊横亘于天国与尘世之间。艺术,如同“一位裸体圣徒的东方传说” [18] 的提示,是走向超脱的途径,可以摆脱时间之轮永无休止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位圣徒,不得不强制性地用如痴如醉的姿势,去模仿那轰鸣声,直至一曲歌声使他获得解脱。这个圣徒传说,看来基本上预示了叔本华思想,他赞颂艺术的效果在于“停止伊克西翁的火轮 ”,从而暂时和虚幻地减轻了生存的痛苦。但是这种超脱的希望,通过艺术,尤其通过音乐,通过“它罪恶般的天真、它可怕而玄妙含混的隐晦” [19] ,此时却带着一种绝望的声音,和瓦肯罗德尔笔端早期德国艺术家们那种欢乐虔诚的口吻,相去甚远。瓦肯罗德尔英年早逝,未能精心发挥他新颖的观点。唯有他提倡的宗教与艺术等同论,他完全笃信的灵感和真实感受,他意识到艺术脱离人生,意识到侧目而视的社会中艺术家的孤寂,如今大家记忆犹新。

路德维希·蒂克,通常大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盟主。然而,作为批评家,他则不能同施莱格尔兄弟并列。他思路不严密,缺乏连贯性,所以没有对一种文学理论做出贡献;他的趣味,虽然泾渭分明,但是鲜见论据充足的阐发,因而不足以使其成为一位优秀的实用批评家。作为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就当时当地而论,他的著作固然值得嘉许,现今却已彻底过时。鉴于上述三点,很容易对他撇开不论。可是身为批评家的蒂克,则值得一谈。

蒂克是一位折衷主义者,反映出他的时代和周围友朋的影响。他经历过几个清晰可辨的阶段:早期的准备阶段,反映了他研读过英国美学和赫尔德的著述;第二阶段他接受了文友瓦肯罗德尔的宗教与艺术等同论(主要在一七九七年至一七九九年之间);后一时期显示出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一八〇〇至一八〇三年之间);接着,在经过一段停顿后(大约一八一〇年之后),接受友人索尔格指导的新时期。 [20] 蒂克著述里所有当时的关键概念,我们都能够探本求源,尽管他在运用时并无确定性,而且时有变换。例如,视为纯粹灵感的“天才”概念,与施莱格尔兄弟强调的创作过程中意识的参与作用,二者之间,他依违不定,莫知所从。 [21] 关于“反讽”也是如此,在他的讽刺喜剧作品中,这一手法,蒂克肆意运用而且别出心裁,但在批评论述中,他则很少运用,而且意思含糊。只是很久之后,由于索尔格的影响,蒂克才对“较低级”与“较高级”、“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反讽作出区别。继而他谴责了“粗俗的”反讽,并且接受的解释是,反讽等同于客观性和诗人凌驾于材料之上的能力。 [22] 蒂克大力推广“浪漫的”这一术语,可是他本人运用时,则颇不严谨,沿袭的是泛指惊奇成分和中古色彩那种旧有的含义。晚年他坚持认为,自古以来,一切诗歌都是“浪漫的”,在“浪漫”与“诗意”之间,无非划分一道界限。 [23] 显而易见,在理论方面,蒂克的著述中没有多少内容可资借鉴。

蒂克著作等身,我们当然能够从中发现大量文学见解:确实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不少属于文学讽刺和戏拟作品,矛头指向柏林那批残余的理性主义者,指向名噪一时的剧作家,科策布和伊夫兰,指向诸多同路的浪漫主义者,晚年时则是针对青年德意志派。我们在本书记载了他临终前几年中的谈话,世界文学中的每位作家,蒂克几乎都发表过看法。 [24] 不过他大多未作发挥,论据不足,缺乏分析和论证,仅为表述性质的内容,因为蒂克希望,批评能使大家对其人品有一个直接感受。 [25]

蒂克在编辑方面付出诸多努力,比如推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作品翻译,《堂吉诃德》译本,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中途而废之后,莎士比亚剧本的德语翻译工作上,蒂克给予了合作和指导——凡此种种,如今只有历史意味。有关研究表明,蒂克的译文和修改,往往严重走失原样。 [26] 蒂克热衷于莎士比亚剧本赝作,如今我们对此毫不同情。至少蒂克一度采取了耸人听闻的立场,竟把多达六十二部的剧本,全部归于莎士比亚名下。不肯苟同的英国人则遭到他的蔑视:他们没有“根据他的戏路” [27] 阅读莎士比亚。关于《威克菲尔德的钉扣人》 [5] ,或者《洛克林》 [6] 一类剧本,他的称许看来更是张扬其词,因为他认为,马洛和韦伯斯特被捧得太高。不过他赞扬并分析过米德尔顿 [7] 的《掉包》,同时他也是本·琼森的崇拜者和深入研究者。 [28]

然而,蒂克那本大部头的《莎士比亚论》,却徒托空言。此书他一生笔耕未辍。一九二〇年作为遗稿出版的那些文字,不外是可怜地堆砌而成的札记,诠释和评语,内容大多可以追溯至一七九四年左右。一篇绪论(1815)的两个章节,内容无非是探究中世纪,基督教,骑士时代等方面的一般反思。指导这项著述的理论是历史主义态度:不应把莎士比亚视为一个“孤立现象”,而应“根据他的时代和环境,特别根据他本人的精神,回溯他的本来面貌”。 [29]

蒂克已刊的莎士比亚研究文章中,最早一篇撰写时,年仅二十,标题为《莎士比亚处理惊奇成分的手法》(1793),此文在批评方面最有意义。这是一篇师法英国人笔调的心理批评优秀习作。蒂克理会莎士比亚的兴趣所在乃是戏剧效果,即产生幻觉。他证明了莎士比亚如何运用不同的手法,取得了这种戏剧效果,比如《暴风雨》和《仲夏夜之梦》一类喜剧,还有《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一类悲剧。在“浪漫的”剧本中,产生出一个首尾呼应的惊奇境界,而为了不破坏这种幻觉,一切强烈情绪都予以温和的处理。悲剧中的精神世界,出现在较远的背景之中,从而变得格外神秘可怕。这篇论文显露出十八世纪理性主义错误概念的痕迹:莎士比亚关于惊奇成分的处理,他认为是隐饰其剧作缺乏规则,使观众忘却美学规律的一种尝试。文章假定,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明,哈姆雷特在王后寝宫看见鬼魂,或者麦克白筵席上看见班柯幽灵的情节,这两处具有一番寓意。 [30] 不过大体上讲,这篇文字有许多精微的评语,较之先前蒙塔古夫人 和约瑟夫·沃顿相同论题的论述,自然高出一筹。相比之下,蒂克发表的后一篇文字《莎士比亚通信》(1800),则写得冗长汗漫。他原则上宣布了莎士比亚崇拜:论者无法批评一件艺术作品,恰如无法斥责自然一样。他自诩在他之前,无人理解莎士比亚,当然是指没有一个“见诸印刷文字的英国人”,但是除了赞扬莎士比亚时代的优点(赫德 和托马斯·沃顿以来的熟悉论调),莎士比亚戏剧多样化,以及伊丽莎白时代舞台的外部结构所许可的想象自由, [31] 此外他便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

蒂克极其关注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技巧的重振。十九世纪的演出通常拖泥带水,他导演的戏剧则一洗陈习;后期的中篇小说《小木匠》(1837)里,他笔墨酣畅,描绘了一场虚构的《第十二夜》的业余演出,十分重视伊丽莎白时代舞台演出风格。 [32] 还有许多其他材料证明,蒂克领悟到莎士比亚是戏剧界人物,是熟谙表演艺术的人物,在蒂克同代人中,可谓凤毛麟角。他曾于一八一七年访问伦敦,我们领教了他关于约翰·菲力蒲·肯布尔 ,麦克里迪 和基恩 的尖锐批评。 [33] 但是倘若读到他关于莎剧人物的奇谈怪论,论者便只能怀疑,蒂克是否透彻理解了莎士比亚:麦克白夫人,他称为“纤弱而钟情的人儿”,他为克劳狄斯王辩护,而且誉称他为治国之君和铁腕性格,波洛涅斯是“真正相国之才”,关于哈姆雷特对奥菲利娅的举动,他的解释是,大概奥菲利娅已有孕在身,“生存还是死亡”这段独白,据他论证,并不涉及自杀问题。 [34]

小说《作家生涯》(1825,1829)似乎十分清楚地证明,作为一位莎士比亚批评家而论,蒂克可谓失败。在小说中,莎士比亚,格林,马洛,纳什 ,弗洛里奥 ,骚桑普顿伯爵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黑肤女子”等人物,均以虚构人物面貌出现。这部作品令人称奇,因为属于开先河者,运用小说体裁描写了马洛之死,莎士比亚,骚桑普顿与“黑肤女子”三角关系这类题材。然而,作为一幅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画面,《作家生涯》无病呻吟,感伤笔调,令人难以置信,毫无历史准确性,或历史气氛可言,叙述平淡无味。略举几端,如面对老泪纵横的莎士比亚之父,骚桑普顿诵咏道,“这一个历代君王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 ,莎士比亚,悲天悯人的弱者一个,吐属居然俨如一位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感到自己“获得新生”,他“自身的精华获得了生命”。 [35]

同样,蒂克的西班牙文学兴趣,留给我们的是大同小异的扫兴之感。他的著述中,鲜见论述塞万提斯的批评文字,虽然他翻译过《堂吉诃德》,而且建议女儿 翻译《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1837)。只有他为附加故事《何必追根究底》 所作的辩护,可以援引,因为其中具体说明了他借鉴奥·威·施莱格尔的批评方法,不惜一切地探求一部伟大作品的有机统一性。蒂克认为,这个故事具体说明了一个男子自取灭亡的愚蠢做法,他为的是证实自己的理想 ,这与堂吉诃德泰然处之的幻想主义,形成了对照。 [36]

蒂克是德国对卡尔德隆大感兴趣的第一人,也是在德国戏剧中模仿其韵律和手法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热情感染了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而当后者的译本在德国掀起一股卡尔德隆热时,蒂克先前的推崇热情又为之降温。他看出卡尔德隆刻意求工,墨守成规,夸张而又残酷,相反地,他对偏重现实的洛佩·德·维加的兴趣与日俱增,二者中维加是否为更伟大的诗人,蒂克提出了疑问。 [37] 蒂克还熟悉“黄金世纪”许多不太出名的西班牙戏剧家:如莫雷托 ,罗哈斯·索里利亚 ,蒙塔尔凡 等人,而且潜心于出入典籍的研究,如今不妨称之为“比较文学”。 [38]

在中古德国文学的复兴方面,蒂克也有所作为。一八〇三年,他出版了一部用现代德语拙劣加工的《施瓦本方言时代的宫廷情歌集》。绪论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雅哥布·格林告诉大家,蒂克引起他热衷于德国古籍研究,即源委于这部选集。不过《宫廷情歌集》并非显示博学的里程碑;不过是通俗地复述了施莱格尔兄弟的有些见解。绪论告诉我们,天下唯有一种诗歌,一种艺术。他称赞自己的时代能够理解各种各样的诗歌,有莎士比亚的,也有意大利人的,还有西班牙人的。他描绘出一幅骑士时代和宫廷爱情的感伤画面,十二、三世纪在他笔端,俨然是“浪漫的”诗歌勃兴的盛世。至于德国骑士爱情诗本身,蒂克基本上未作评论,只是称道这些情诗音调甜美,韵律娴熟,组织工整,素朴无华。 [39]

还不止此,蒂克曾出版一部选集,《德国戏剧》(1817),从此开启了关于早期德国戏剧的研究。这部选集首次重刊了十六世纪戏剧家雅哥布·艾雷尔 的剧作,英国喜剧家的一些剧本,以及安德列亚斯·格吕菲乌斯 的戏剧作品。

但是所有这些文学活动,就批评的重要性而论,都相形见绌,不及蒂克编辑的伦茨 ,诺瓦利斯和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的作品版本, [40] 他关于歌德的论述,以及其中出现的连贯而又不拘一格的鉴赏趣味。他怀着强烈的感情,支持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青年歌德。他对青年歌德的评价,远远高于晚年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备受称赏。不过即便看待青年歌德,蒂克的整个态度也绝非不分轩轾。他着重指出,歌德小说的主人翁反映了软弱一面。即便和格蕾欣的关系,浮士德也处于被动。歌德的剧本缺乏戏剧性,他并无历史意识,不是优秀的批评家:尤其歌德撰著莎士比亚批评文字,未曾博得蒂克的赞许。歌德后期的古典主义,在蒂克看来偏离正轨。歌德和席勒的交往,于双方都有妨害。蒂克发现,《浮士德》下部令人无法接受,而且歌德的其他作品,他也不以为然。不过蒂克解释青年歌德时,抱有同情,颇具眼光。在他眼里,歌德是难下定论的艺术家,就其反抗社会和濒于疯狂与自杀状态而论,和他笔下的塔索或友人伦茨以及克莱斯特,并无两样。 [41] 因此蒂克居然编辑了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伦茨作品,但他并未立论而称其伟大,同时认识到,伦茨只是歌德的拙劣模仿者。 [42] 相似的同调之感,也引起他对克莱斯特的关注,他一生与之仅有一面之雅,但是保存和出版了克莱斯特的遗墨。在现代克莱斯特爱好者看来,蒂克那篇介绍性质的文章,未免显得语焉不详,这反映于他掌握的生平资料和鉴赏作品时,流露出极端冷漠的态度。蒂克的兴趣显然在于心理和个人方面。他为之吸引的是致使克莱斯特毁灭的那种内心的“黑暗力量”,还有他那种“突如其来,令人茫然的渴望,向往同时跳越真理与自然,将空洞与虚无置于实在之上”。他喜爱克莱斯特作品中那种德意志历史的成分和浪漫的童话笔触;不过他厌恶其中神秘怪异的色彩,所以能够看出,克莱斯特终究只是一个“追求高华的习套作风者”。 [43] 对于这位遭到诅咒的诗人的相同兴趣,说明了蒂克何以同情格拉贝 ,并为悲剧《哥得兰的狄奥多尔公爵》撰写引言,并设法给予个人援助。 [44] 蒂克居然偏好《强盗》甚于席勒的所有其他剧本,因而难免指责席勒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墨西拿的新娘》中匠气十足的古典主义,歌剧式的抒情格调,非理性的命运概念。席勒,他创建了德国剧坛,在蒂克眼里,同时也是破坏剧坛的第一人。 [45]

在生命的后期,蒂克试图忘却昔日的浪漫年代。在致弗·施莱格尔书中,他自称“我们曾经风起云涌,如今已经意兴索然”。他为之愤然的是,大家认为他是“所谓的浪漫派之盟主”。 [46] 看待年轻一辈的同代作家时,他评价苛刻,毫无同情:布伦坦诺和他的妹妹贝蒂娜 ,在他看来装腔作势,缺乏真诚,恩·特·阿·霍夫曼则为流于怪诞的作家,一个“耍笔杆的人”。 [47] 蒂克对“青年德意志”派也未予首肯,他们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他格格不入。论及海涅时,他发泄了反犹情绪;还认为海涅无非是歌德的可怜模仿者而已,并且数落海涅的鄙俚,单调和粗俗的反讽。 [48]

在蒂克的全部批评文字中,关于歌德、伦茨和克莱斯特的论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字里行间暗示的是蒂克陷入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问题而不可自拔,还有诗歌对于诗人精神健康的危险影响。个人而论,蒂克摆脱了这种危险影响,并能把自己的演化,解释为趋于清明和达致真理。同时,他保留了对于“濒于”深渊“边缘”的艺术家的兴趣和同情,因为他初出茅庐时,也曾亲身体味过这种如临深渊之感。而今回顾起来,一旦了解他对同路艺术家的研究,诸如青年歌德、伦茨和克莱斯特,我们就能发现,早期蒂克的零星言论另有一番意义。这些言论虽然出现于一种虚构语境,但是不仅从生平史料来看,而且就批评而论,都颇有启发,它们对若干问题和思想的措辞激烈的阐述,直到很久之后,才得到系统探讨。弗洛伊德关于艺术与欲望相联说的表述,不如蒂克早期小说《威廉·洛弗尔》(1796)里的表述那么清楚明白。“诗歌,艺术,甚至宗教信仰,都不过是加以掩饰而隐藏起来的欲望罢了……七情六欲是音乐、绘画和一切艺术的灵魂……对于美和艺术的感受,仅仅是抒情达意的别样方言和途径;它们所指的无非是感官享受的冲动而已。” [49] 在《作家生涯》中,艺术家马洛,由于不懂克制,故遭灭顶之灾,他说过同样的话,把诗歌与情欲、残忍与“创造与破坏兼而有之”这种渴望联系起来。不过此时蒂克摈弃了这一看法。他的代言人,莎士比亚,否定上乘诗可作如是观,而以浪漫的和惯常的口吻,谈到“向往上界的热望”,“永恒与世俗”的统一。 [50]

早年,蒂克曾为瓦肯罗德尔的《关于艺术的遐想》撰文,当时他发现,十分极端的唯美主义公式中,危险和吸力并存。他要求大家“把我们的生活变为一部艺术作品”。艺术家是一个演员,看待生活犹如所要串演的角色。他并无什么坚定信念。他明白艺术是一颗“诱人的禁果;凡是品味过其中最核心最甘美的蜜汁的人,就会无可挽救地沉溺于生气勃勃的,活生生的世界……。心潮起伏的时刻,他犹如孩提一般,安安静静坐在童椅里,有如吹肥皂泡泡一般,把文思吹向空中”。 [51] 这是蒂克戴着小说人物的面具在说话;不过他道出的却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概括了他本人和他眼中的艺术家的劫数和困境。即便死亡,也应成为一部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哦,生活,你显得脆弱不堪!我总想视你为一部艺术作品,它使我快乐,而它必须要有一个结局,才能成为一部艺术作品,才能使我快乐。然后我将永远心满意足,然后我将同样心满意足地远离庸俗的享受和压抑的忧郁。” [52]

蒂克本人具有演员气质,模拟才能,可塑的无个性,所以布伦坦诺称其为“从不登台的最伟大的表演天才”。 [53] 蒂克本人也认识到性格上的这一特点,他说,“我愈是能够忘情于一切,就愈显得个性十足。”他甚至承认,在实际相信某些想法之前,他往往要实践整整一年。有些时候,表演天才加上对诗歌的热爱,在他看来,是自身最为有害的东西,它们或许会彻底毁灭他。 [54] 他害怕写作时触及的梦境,害怕《金发的埃克伯特》,《鲁嫩贝格》和《酒杯》 这类作品中的怪异世界。 [55] 蒂克自己逃遁于历史现实主义和反讽说。但是他对于存在争议,穷途末路和反社会的艺术家,却保留着一份偏爱,只是露出破绽而掩盖了起来,因为莎士比亚才艺兼通,明达和无个性,故而他充满景仰。蒂克不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样的玄学家,不是诺瓦利斯那样的神秘主义者,也不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那样的理论家。但是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有关浪漫派艺术家的描绘和批评。


[1] 葛澜( Galatea ),古希腊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的一尊女性象牙雕像,誉称为美之女神。

[2] 原文为“ Bild ”。

[3] 原文为“ Seele”

[4] 原文为“ Phantasie ”。

[5] 剧本原名“ The Pinner of Wakefield” 。据传为英国剧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约1558—1592)所作。

[6] 剧本原名“ Locrine ”。一般归类于莎士比亚赝作。

[7] 米德尔顿( Thomas Middleton ,约1570—1627),英国剧作家。 0JrABwa5naXSD1MERx8nPN3FIIaayYaBO5rCUr+8tPk9Tm4mII6gKqfOtMn1T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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