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纳粹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令局外人瞠目的清洗冲锋队事件，该事件俗称“长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也称“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或“罗姆政变”（Röhm-Putsch）。在该事件中，两刃利剑冲锋队遭到致命打压，其参谋长罗姆被枪杀。事件结束后，包括国防军在内的权势集团对希特勒政府深表满意，希特勒趁着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机会，再次实施重大的国家体制变革，取消总统职位，自任国家“元首”，纳粹体制正式确立。

“长刀之夜”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同长期以来纳粹党与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各自的定位及相互关系有关，又是希特勒政府在国内各利益集团发生利益冲撞时的一次无奈表态，也反映了纳粹党在1933年1月30日前后从“造反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

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参加或支持纳粹运动的中下层民众在“胜利”的激励下，以为纳粹党真的要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要求希特勒政府采取行动，予他们参加“纳粹革命”所应得的报偿。纳粹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情绪的人士，也纷纷提出相应的建议。党内元老弗德尔认为，纳粹党执政后，就应该开始实施《二十五点纲领》的经济条款，以及关于国有化、分红制、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废除利息奴役制”等诺言。纳粹农民领袖瓦尔特·达雷建议大幅度降低农民债务的资本价值，把利率降低到2%。纳粹党经济处处长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877—1962）被任命为国家经济专员后，也要求接管全国的大百货公司、统一价格商店和消费合作社。1933年4月1日，瓦格纳前往垄断资本组织“德意志工业全国联合会”（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缩写RdI）办公室，要求联合会的秘书长辞职，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联合会“对纳粹革命没有保持足够的重视，并像以前一样地活动”。他还勒令联合会的两名犹太理事辞职，代之以纳粹党徒。 ^[1]

冲锋队继续充当争夺统治特权的急先锋。随着希特勒上台执政，其控权意识与其人员规模同步膨胀。1933年1月以后，冲锋队在吸收大批“识时务”的新成员并合并钢盔团等老牌准军事组织的基础上，规模从原先的40万成员急剧扩大到250万，至1934年5月，甚至膨胀到400万。队员们在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掀起了抵制大商号、交易所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其中一支冲锋队在法兰克福交易所门前游行，要求交易所理事会全体辞职。一名冲锋队员甚至要求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吸收他为成员，否则就要集合冲锋队处于紧急待命状态。1933年3月，罗姆宣告以自己的名义任命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担任“特派专员”和“特派专员副手”，负责保持各地冲锋队与政府机关的联系，监督各地政治组织和军事团体尤其是冲锋队的纪律问题，确保中央政府的指令在各地被贯彻执行。 ^[2] 然而比起冲锋队庞大的规模和成员们高昂的期望值来，其分享到的果实极其有限。所谓的“特派专员”，其实仅仅是虚职。在各地政府机关的抵制下，他们无权干预地方官员的任免，无权干预企业生产，也不允许担任地方社团的临时领导人。更有甚者，在全国就业形势逐渐好转的背景下，不少冲锋队老战士反而找不到工作，因为不少企业不愿意雇佣长期在街头冲锋陷阵而疏于本职工作的冲锋队员。如在纽伦堡，冲锋队中近一半的失业队员在1934年初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3] 从全国范围看，1933年底，冲锋队中仍然有近100万多年失业的贫困人口，至1934年初，由于大批人员涌入，冲锋队的失业人口超过200万。 ^[4] 充满失落感的冲锋队员对局势的发展充满怨恨。1933年3月，汉堡一冲锋队员写道：“我们都认为选举之后新政府的措施将立足于反对金融资本。我们都认为巴本、兴登堡、泽尔德特将在3月6日被剔除出内阁。资本主义德国带给我们饥饿和痛苦，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我们号召同资本主义体制作斗争。” ^[5] 他们以更激进的姿态要求纳粹“革命”继续发展。

希特勒面临这股浪潮的冲击，为了维护政权的群众基础，尽量在宣传上对中下层民众实施安抚。1933年5月，希特勒和纳粹劳工领袖莱伊先后向工人发表讲话，表示要保护工人免遭资本主义的剥削，扩大工人的权利。但是，在涉及中下层民众和垄断资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实际问题上，尤其是当两者不能兼顾时，希特勒基本上维护了后者的利益。1933年3月10日，希特勒面对冲锋队的暴力狂潮，在国内保守势力和外国舆论的压力下，委婉地呼吁冲锋队约束暴力行为：“个人肆无忌惮的行为，正在危害我们的党，这些行为与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毫无关系，但能破坏和诋毁运动的成就。……冲锋队和党卫队，你们自己必须立即阻止肇事者……恶意骚扰个人、妨碍与干扰经济生活的行为原则上必须停止。” ^[6] 同时，政府颁布相关法令，限制百货公司，保护零售商店（详情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1933年7月，随着纳粹“一体化”工作初见成效，希特勒多次发表讲话，要求纳粹革命告一段落，转入对“千百万人进行教育”的新阶段。

中下层民众对此强烈不满，1933年夏天开始，纳粹党内出现了一个口号，即要求实行“第二次革命”。该口号的含义是：纳粹党获取政权是“第一次革命”或“民族革命”，紧接着应该实行“第二次革命”或“社会革命”，接管大企业，整顿政府机关，用暴力手段打击垄断资产阶级和旧官僚机构，完全控制德国的政治经济机器。很显然，这一主张是纳粹党内激进派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冲锋队由于其成员结构的特点，成了呼喊这一口号的中坚力量。1933年6月，罗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从1933年1月30日到3月21日之间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代表纳粹革命已经结束，妥协势力在革命道路上浅尝辄止，恰好让那些怯懦的资产阶级分享了革命果实，“冲锋队和党卫队不能容忍德国革命陷入沉睡，或者在半路上被非战斗者背叛……事实上这正是停止民族革命、开启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我们要继续战斗——如果他们最终理解这是什么，我们就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理睬他们；必要的时候，以他们为敌” ^[7] 。1934年，柏林、汉堡等八个城市都发生了冲锋队骚动，要求希特勒兑现关于社会问题的诺言。

希特勒明确反对“第二次革命”的要求。1933年7月6日，他在全国总督会议上宣布：“革命不是永恒的状态……必须引导高涨的革命热情，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化的温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对民众实施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 ^[8] 他甚至威胁说：“我将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想搅乱现存秩序的企图，我要对付那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因为它只会导致混乱。” 纳粹党其他领导人也鹦鹉学舌般地跟上。据《德意志报》（ Deutsche Zeitung ）报道，戈林在普鲁士枢密院声称：“如果元首要发动第二次革命，如果他要的话，我们明天就会走上街头，但如果他不要的话，我们就要镇压每一个胆敢违犯元首的意志而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人。”几天后，赫斯也警告纳粹党员要警惕那些煽动闹事的人，称他们企图“挑拨公民相互对立，并以‘第二次革命’的美名来掩盖这种犯罪行为” ^[9] 。同年8月，内政部长弗里克对冲锋队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解散“辅助警察”，并宣布关闭冲锋队辖下的集中营。10月6日，弗里克又禁止冲锋队采取任何未经授权的干预和打击行动，并宣布要惩治冲锋队的暴力犯罪行为。

罗姆不愿彻底退却。1933年11月5日，他向1.5万名冲锋队员发表讲话，表示：“最近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德国新的统治者忘记了曾经是谁把他们放在今天如此惬意的位置上，那么，近两百万冲锋队员将会提醒他们。” ^[10] 他在私人小圈子里甚至发牢骚说：“阿道夫腐败了。他背叛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只同反革命分子交往。”

与此同时，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也逐步恶化。希特勒对国防军军官团非常重视，把它看作实施对外扩张的主要工具。他执政后多次表示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党派性”的独立地位，并一直不插手其内部事务。与此相对应，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则在坚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内事务和不准许军官加入纳粹党的前提下，同纳粹党全面合作。然而，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自罗姆担任参谋长后，其军事潜质也进一步加强。冲锋队既羡慕国防军的声望和地位，又不满其政治上对纳粹“革命”的保留态度，罗姆在个人野心驱使下，希望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

1933年2月，冲锋队和国防军围绕青年组织的管理权问题，首次展开争夺，后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各自作了让步。同年8月，冲突再起，罗姆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组建新的“人民军”（Volksarmee），把国防军降到掌管士兵训练事务的地位。1934年2月，罗姆的要求再次加码，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成立新的政府部，负责领导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其他退伍军人团体等所有武装组织，并暗示要自任部长。他在私下里经常表示：“灰色的礁石一定要被褐色的潮汐淹没。” 在内阁会议上，罗姆经常与勃洛姆贝格发生激烈争吵。3月间，勃洛姆贝格向希特勒抱怨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也影响到国防军主持下的秘密扩军工作。

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是希特勒上台执政的重要筹码，冲锋队更是他攫取政权的重要工具。面临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冲突，希特勒试图在不损害同后两者进一步合作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让步来平息由冲锋队所反映的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

1933年12月1日，政府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任命罗姆为政府不管部长。1934年初，希特勒致信罗姆，从头到尾使用“你”这个亲密称呼。信中颂扬冲锋队在确保“纳粹革命”胜利和纳粹国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年2月，政府又颁布《关于国家运动战士供应法》，规定在政治斗争中患病或受伤的纳粹党员或冲锋队员，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受伤人员的待遇，能获得国家的抚恤金或补助金。6月4日，希特勒又与罗姆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私人谈话，希望缓解相互间的矛盾。

但是，希特勒很清楚，无论是对内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是对外侵略扩张，夺取世界霸权，都必须取得垄断资本和国防军两者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按照魏玛宪法所设立的总统职位，尽管由于1933年3月《授权法》的通过而地位遭削，但还拥有解除总理职务的残存权力。希特勒稍有不慎，还是有被解职的可能。而当时兴登堡已是85岁高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希特勒希望在兴登堡死后，把这个职位也收入囊中。这一举措需要获得权势集团的容忍和支持。

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军官团的压力下，召开国防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层会议。他对国防军和冲锋队的角色作了明确划分：国防军将代表德国对外作战；冲锋队将帮助保卫疆界，并在体育运动的掩饰下对未来的战士实施初级军事训练，而在其他情况下，只能从事内部政治事务。会议的最后阶段，由罗姆和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共同签署一项体现希特勒讲话精神的协议：冲锋队将在国防军指挥下负责新兵入伍前和老兵退役后的军事训练。随后，罗姆邀请与会者共进其所称的“和解早餐”。然而当希特勒和将军们离开后，罗姆开始大发脾气，称其根本不想签署那份协议。他还把希特勒称作“一个无知的下士”，说自己“不忠心，迫切需要去度假”。事后，未来的冲锋队领袖维克托·卢策（Viktor Lutze，1890—1943）打小报告，将这些话都告诉了希特勒。

罗姆继续承受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压力。普通的冲锋队员对既得利益群体的仇视随着长久失业和贫困而加深，他们比罗姆更难理解妥协的政治技巧。罗姆从自己的野心出发，沿着此前的惯性继续向前走，既致力于安抚队员，又希望以此迫使希特勒作出让步。他给冲锋队增添武器，加强军事训练，举行盛大游行，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对外办公室，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设宴款待外交人员。

军官团的受威胁感又一次增强。勃洛姆贝格以进一步向希特勒效忠来维护军方的利益。1934年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在传统的雄鹰军徽上增添“卐”符号，形成雄鹰双爪紧紧抓住纳粹党徽的图案，规定新标徽必须佩戴在军服右胸和军帽上。4月11日，希特勒与勃洛姆贝格及陆、海军总司令一起乘坐“德意志号”巡洋舰，前往东普鲁士视察春季演习，期间双方达成“德意志号协议”，即军方同意希特勒继承兴登堡的职位，希特勒则要压制冲锋队的呼声，并保证陆军继续成为国家唯一的武装力量。同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的45岁生日，勃洛姆贝格趁此机会发表一篇纪念文章，喋喋不休地颂扬希特勒。他还把希特勒的旧军服收藏在慕尼黑的兵营里作为纪念物。

1934年6月，冲锋队与其他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垄断资本集团和总统府对此感到不安。兴登堡对副总理说：“巴本，事态正越变越坏。请把它们清理一下。”6月17日，巴本在政治顾问的协助下，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发表公开演说，对纳粹党的一些做法和“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发起猛烈攻击。他说：“自私自利分子、道德匮乏、谎言、野蛮和傲慢正以革命为幌子在德国蔓延……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起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他还说：“凡是不负责地玩弄这种思想的人不应忘记：第二次革命浪潮之后可能有第三次革命浪潮，扬言要使用断头台的人也许是它的第一个牺牲者。” ^[11]

针对巴本的演说，纳粹党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戈培尔扣审了刊登这篇演说的《法兰克福日报》（ Frankfurter Zeitung ），并禁止电台重播演说录音。希特勒则于当天下午发表反击性演说，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侏儒” 。然而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当时还不能同权势集团翻脸。两天后，即6月19日，当巴本向希特勒交涉，抗议戈培尔对其演说实施检查，并威胁要退出政府时，希特勒的态度有所软化，答应两人一起去看望病重的兴登堡。6月21日，希特勒独自飞往诺伊德克（Neudeck）晋见兴登堡，后者委托勃洛姆贝格负责接待。尽管天气炎热，勃洛姆贝格还是身穿全套制服，正襟危坐，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友善态度。他硬邦邦地告诉希特勒，总统的意思是：如果希特勒不能保持纪律和秩序，他将颁布戒严令，让军队来管理这个国家。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贝格陪同下见到兴登堡时，总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罗姆及冲锋队同权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或者说，垄断资本集团和国防军已经不能再容忍纳粹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呼声。在纳粹党内，戈林和希姆莱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希望搬掉罗姆这块绊脚石，压制冲锋队，故而多次向希特勒揭示所谓罗姆要发动政变的阴谋。面对这一局面，希特勒决定利用先前已经派人搜集和整理的有关罗姆的“黑材料”，一石多鸟，处决罗姆，清洗冲锋队，压制“第二次革命”的要求，为国家体制的“一体化”进程划上句号。

6月21日晚上，希特勒即着手布置力量。戈林奉命留在柏林，希姆莱被派往巴伐利亚，准备制止所谓的政变。国防军不愿弄脏自己的手，但采取了呼应和鼓励的举措。6月25日，陆军总司令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规定军人不得离营外出。28日，全国军官联合会宣布开除罗姆出会。29日，勃洛姆贝格在纳粹党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11天前还在批评“第二次革命”的巴本，也于6月28日在举行于柏林的外国商会会议上，保证人民对希特勒的无限忠诚。

6月30日凌晨2时，希特勒在戈培尔等人陪伴下，以罗姆准备在柏林和慕尼黑发动政变为由，登上容52型飞机前往慕尼黑，开始了逮捕和处决行动。4时许，一行人乘坐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前往罗姆等人正在度假的旅游小城——维西城（Wiessee）。希特勒在下属护卫下冲进房间，把罗姆痛骂一通后，将其押解到慕尼黑处决。戈林在柏林、希姆莱在慕尼黑也同时行动。全国共有多少人遇害，至今说法不一。其中数量最大的，为约1070人遇害，1120人遭逮捕。希特勒趁机排除政敌，被杀者包括：前总理施莱歇尔及其夫人；施莱歇尔的助手、谍报局前局长斐迪南·冯·布雷多（Ferdinand von Bredow，1884—1934）少将；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天主教反对派领袖们；巴本的两名助手；1923年镇压过“啤酒馆暴动”的古斯塔夫·冯·卡尔。巴本尽管保住了性命，但被撤销了副总理的职务（该职位就此取消），更遑论制衡希特勒了。

6月30日晚，希特勒飞返柏林，7月1日下午，在总统府花园里举行茶会，招待内阁成员和党内领袖们，其中一些人还带来了妻子和孩子。希特勒一面友好地与大家寒暄，包括以叔伯般的慈祥同孩子们打招呼，一面抽空通过电话指挥杀戮事宜。当天，勃洛姆贝格以军队的名义向希特勒表示感谢，声称愿报之以“奉献与忠诚” ^[12] 。翌日，兴登堡总统致电希特勒，感谢其“及时扑灭叛国阴谋并拯救德意志民族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勃洛姆贝格在7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再次代表国防军，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叛国阴谋表示祝贺。在全体阁员一致同意下，内阁颁布了一项只有一句话的命令，称“为镇压严重叛国行为而在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采取的措施是合法的，系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 ^[13] 。

7月13日，希特勒出现在国会议员面前，对“长刀之夜”的行动作解释。他在透露了罗姆等人的“劣迹”后，表示：“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来处置这些罪犯，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成了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他进一步威胁说：“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 ^[14]

半个多月后，1934年8月2日上午9时，兴登堡躺在一张斯巴达式的铁床上，手捧《圣经》，口中念叨着“我的皇上，我的祖国”，安然去世。尽管其遗愿是在德国恢复君主立宪制，但希特勒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纳粹式的变革。兴登堡逝世三个小时后，媒体公布了前一天晚上由内阁通过的《德国国家元首法》（ Gesetz über das Staatsoberhaupt des Deutschen Reichs ）。法令规定：

1.总统职位与总理职位合并。总统的职权由元首兼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助手。

2.该法令自冯·兴登堡总统去世之日起生效。 ^[15]

希特勒的“元首”称呼，原先主要在纳粹运动内部使用，因为他是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元首。作为国家领导人，其称呼为“总理”。但自《德国国家元首法》生效后，其在党外的称呼也改为“元首兼总理”，简称“元首”。至此，希特勒从党的元首变成了党和国家的元首，并因接管总统职权而拥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由此，纳粹统治体制基本形成。

8月20日，希特勒要求武装力量全体官兵宣誓效忠，效忠对象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宪法，而是其个人。在同一个通告中，还公布了自1933年10月起国家政府官员的效忠誓词。

官员的誓词如下：“我宣誓：我将忠诚并服从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尊重法律，谨慎履职。愿上帝保佑我。”

军人的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履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16]

清洗冲锋队这一事件标志着纳粹党完成了从“造反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对真心追求纳粹主义变革精神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据统计，到1935年，1933年之前的纳粹党干部中已有近1/5退出该党，以至于在1936年元旦那天，希特勒呼吁纳粹党员应该继续保持“革命热情” 。

在“长刀之夜”的第一天，冲锋队即由卢策任参谋长。遭到清洗后的冲锋队，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一，规模急剧缩小，从1934年5月约400万成员，减到同年9月的260万，再减到1935年10月的160万和1938年4月的120万。 ^[17] 其二，当局注重强化队员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清洗工作还未全部结束，1934年7月6日，卢策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称要把冲锋队塑造成“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政治可靠的工具”。同年10月17日，《冲锋队员报》（ Der Stürmer ）再次强调：“1933年夺权之后，运动的发展吸引很多人加入褐色队伍，但他们并不符合为元首思想而战斗的要求。个体多样性所造成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情况导致有必要进行一场清理。” ^[18] 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再教育工作开始于1934年8月，任务落实到每一个突击队，由政治可靠的专门人员从事教育工作。再教育使用的主要教材是《冲锋队员报》，要求每一个成员都经常阅读这份报纸。其三，冲锋队在纳粹运动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1934年7月20日，希特勒下令提升党卫队的地位，使之成为脱离冲锋队管辖的独立组织后。尽管冲锋队还在继续从事青年入伍前和军人退役后的军事训练工作，尤其是在国家举行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时，冲锋队都能充当仪仗队，活跃在公众的视线范围内，但这样做无非是在承继历史的惯性，一方面显示纳粹运动的浩大声势，另一方面试图让人触景生情，回忆起纳粹运动“战斗时期”的峥嵘岁月。但冲锋队的实际政治地位，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1933年底，冲锋队为了解决队员的就业问题，就设立了技能培训公司和培训车间，为失业队员提供技术培训，以提升他们的就业率。冲锋队遭清洗后，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扩大。1934年，它设立“公益营地”以进一步满足就业需求。如柏林冲锋队于1935年10月在泰戈尔（Tegel）公益营地组织了一个培训项目，全国各地的失业队员都可以参加，他们可以在当地政府、企业和医院的行政岗位上实习6个月。 ^[19]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迫近，希特勒于1939年1月作出决定，将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作为所有男性公民的义务，并把大部分的训练任务交给冲锋队。冲锋队的军事特性在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终于合法地得以实现。

[1] J.Noakes and G.Pridham， Nazism ， 1919 1945 ： A Documentary Reader.Vol.2 ： State ， Economy and Society ， 1933 —39..p.309.

[2] J.Noakes and G.Pridham， Nazism ， 1919 1945 ： A Documentary Reader.Vol.2 ： State ， Economy and Society ， 1933 —39..p.223.

[3] Eric G.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n ， 1922-193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15.

[4] Conan Fisher， Stormtrooper ： ASocial ，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 1929-35. p.48.

[5] Conan Fisher， Stormtrooper ： ASocial ，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 1929-35. p.193.

[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 on Nazism ， 1919 1945. p.183.

[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 on Nazism ， 1919 1945. p.202.

[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 on Nazism ， 1919 1945. p.204.

[9] Walter Bartel， Deutschland in der Zeit de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 ， 1933-1945. 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1956，S.65.

[10] Nikolai Tolstoy， Nightof the Long Knives.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2，p.85.

[11] Walther Hof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 1933-1945. S.68-69.

[1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 on Nazism ， 1919 1945. p.216.

[13] Walther Hof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 1933-1945. S.71.

[1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on Nazism ， 1919 1945. pp.217-218.

[15] Walther Hof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 S.72.

[16] Walther Hof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 S.72.

[17] Eleanor Hancock， ErnstRöhm ： Hitler's SAChief of Staff. p.165.

[18] Conan Fisher， Stormtrooper ： ASocial ，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 1929-35. p.160.

[19] Conan Fisher， Stormtrooper ： ASocial ，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 1929-35. p.131. Is+J4enT2v1iaDO9yfR1vYKAzzYIhR6R78Et6wc1+10sspE8qMXpRRZzZmQMe/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