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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历来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为人称颂，因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初期到欧美考察并大加学习的“岩仓使节团”，即留学生、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但实际上并未扎下根来，而且其后中日两国走向“尚文”与“尚武”的截然不同发展道路。
据浙江工商大学的王勇先生考证，自630年至894年的约260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在16次中，其中3次是送唐客使，1次是迎入唐大使使，真正的遣唐使为12次。另外，以7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一般由两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左右，后期船只增加到4艘，乘员超过500人。王金林先生认为遣唐使总人数达5000余人，其中接近半数是具有一定专门技艺的学者。尽管日本学者强调当时日本没有加入唐朝的册封体制，但赴日的唐使两次，即632年的高表仁和778年的赵宝英，可见唐朝是将其看作朝贡的藩国。
前4次遣唐使如同圣德太子时代一样，争取对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618年唐朝建立，630年舒明天任命最后一次遣隋使犬上御田锹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国，623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随日本使节到日本，却因外交礼仪之争“不宣朝命而还”。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确认日本与百济同盟关系的同时顺访唐朝，结果唐朝“不承认其为正式的使节”（堀敏一语）。所以日本在654年重新派遣使团，659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接下来的三次遣唐使带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因为663年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军，担心唐朝进攻日本。确实，据《日本书纪》记载，指挥白江口战役并驻守百济的唐朝大将刘仁轨在664年派郭务棕率2000多人的使节团分乘47艘船只赴日本，怎么看也像是追着来打架的。日本拒绝使节团入境，并在百济移民的帮助下修筑水城、长城、城堡，严阵以待。同时借口送还使节团，在665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参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禅大典。667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显然是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669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承认大唐的册封体制。690年，日本奉中国正朔，实施《元嘉历》和《仪凤历》，表明“对中华文明的回归”。
701年，天皇朝廷完成律令体制的主要法典《大宝律令》，同时派出中断30多年的第八次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法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此时日本的律令体制已经完善，那末其后的遣唐使从唐朝学到了什么呢？
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
木下宫彦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中提出：“遣唐使往返时，皆携多数留学生，大概迎送留学生乃日本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之一。”郝祥满认为，有唐一代，日本大约派遣过200—30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中的学问僧，另外还有许多短期进修的请益僧。当时造船及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特别是在8世纪日本与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不得不先由海路到达长江口登陆，因而风险较大，据说使团遇难率接近50%。高级贵族子弟的生命比较重要，通常不参加留学活动，所以留学生基本出身地方低级贵族家庭，学成回国后大多官运不佳，鲜有居高位者。例如首屈一指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最高官职为从四位下的右京大夫，声名显赫的书法家桔逸势最高官职是从五位下的但马权守，死后才追赠为从四位下。像在唐朝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国公的阿倍仲麻吕以及回国后官至右大臣的吉备真备实属凤毛麟角，仅此二人而已。另据日本学者记载，在总计16次遣唐使团中，只有8次平安回国，在总计6000名的留学生中，有一半命丧海底。青史留名者只有27人。正因如此艰难，许多被任命为遣唐使者拒绝出海，例如据传为平安时代著名美女小野小町之祖父的小野篁宁愿流放海岛也不做使节团副大使。
从表面上看，在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隋唐的影响很大。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在行政制度方面，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地方设国、郡、里等行政机构；在法律制度方面，隋唐有五刑、八议、十恶诸刑律，输入日本后就变成了五等、六议、八虐等；另外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京都设大学，地方设国学，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官吏，等等。
但是，上述制度性建设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公地公民制和班田收授制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很快被具有“不输不入权”的庄园制所取代；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摄关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政治”、武家统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机构也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公法制度也转化为武家“家训”、“家法”、“分国法”等私法制度。即使被看作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认真对待。尽管在中央设置了“大学”、地方设置“国学”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大学”，即使他们不进入“大学”或者不能从“大学”毕业，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位制”。地方“国学”的学生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由此可以看出，氏族贵族势力的强大是阻碍科举制度在日本落地的主要原因。
剩下的只有技术性文化了。在遣唐使的队伍中，留学僧的人数超过留学生，尽管大多是自掏腰包，但像净坛使者猪悟能那样在国内已经攒了不少私房钱，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化缘解决部分衣食住行等问题。在留学僧中有著名的“入唐八家”，而且成为佛教大师的就有5位，即“传教大师”最澄、“弘法大师”空海、“慈觉大师”圆仁、“传灯大师”圆载以及“智证大师”圆珍。最澄804年来唐游学8个月，搜集数百卷佛经，回国后创建天台宗。空海亦在804年到唐朝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并担任天皇朝廷管理寺院的最高职务大僧都。
在建筑、绘画、音乐、雕刻、文学甚至史学方面，也受到唐朝的极大影响。例如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均仿造唐长安城；8世纪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唐朝书法深受贵族喜爱并加以摹仿，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作为最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三笔”。唐朝宫廷礼仪也受到朝廷重视，嵯峨天皇时甚至编纂了以唐朝为标准的礼仪书《内里式》。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宫廷时常举行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如《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受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古事记》等史书不仅体裁上模仿中国《史记》，甚至不少段落显然来自后者。尽管如此，这些技术性文化在制度性文化的制约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短暂的“唐风文化”转向“国风文化”。
实际上，在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带有浓厚的文化使节色彩，简单地说，就是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书，留学生或留学僧回国后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838年最后一次渡海的遣唐使团中有请益僧圆仁和留学僧圆载，入唐后正值“会昌废佛”，圆仁去天台山巡礼的要求没有得到唐朝的许可，不甘心空手而归，故拒绝与遣唐使一道回国，独自一人去五台山巡礼，充满艰苦的旅行汇集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后进长安学习密教，入唐近10年后携带大量书籍回国。圆载在唐留学时被迫还俗，但始终不忘留学僧的使命，在唐40年后归国，船只遇难，携带的众多书籍也随之沉海。与圆仁同时期到唐朝的僧人惠萼带回日本一本非常宝贵的书籍，即《白氏文集》，是大诗人白居易自己编纂的诗文集。当时惠萼在苏州的寺院见到该书并加以抄写，将其带回日本（镰仓时代的抄写本现在保存在大东急纪念文库中），对当时贵族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大陆称为平民诗人的白居易到日本后却成为贵族文化的象征，捎带着杨贵妃也成为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日本人舍不得美人去世，编一个遣唐使救其出走日本的故事，至今在山口县仍有玉环登陆的纪念建筑物，甚至连日本人十分喜爱的明星山口百惠也自称为其后代。《长恨歌》里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王勇先生将遣唐使的往来旅途概括为“书籍之路”。说得明白些，所谓“遣唐使”不过是带有国营执照的书贩子，也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中国典籍带回日本。书多抄袭方便，史学、文学、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