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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31日，两位南京高等院校的教师扛着斧头和锤子，长途跋涉奔赴安徽省歙县，几番周折后找到刻有王直姓名的坟墓，砸毁了其墓碑，然后理直气壮地扬长而去。网络上多为喝彩者，反对者寥寥无几。无论如何，为似乎盖棺定论的汉奸“倭寇”辩护终究得不偿失。
一般认为倭寇是指14—16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古代日本国名为“倭”，因而将其称为“倭寇”。实际上，倭寇最早出现在“好太王碑”，上面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404）“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但这里的倭寇是当时日本大和政权的正规军队。朝鲜史籍《高丽史》高宗十年（1223）五月条记载“倭寇金州”，这是一句日本海盗侵犯朝鲜半岛的主谓补短语，真正变成名词是在元至正十年（1350），《高丽史》记述该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的固城等地：“倭寇之侵，始于此。”中国史籍最早记载其事的是《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倭寇出没海岛中”。因此，学术界通常将1350年作为倭寇活动的开端。《明史·日本传》曰：“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可见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1274年，蒙古军队进攻日本，地处九州南部的武士竹崎长季骑马带领5个随从前往博多进行抵抗。数千名武士按照传统的作战方式，一个接一个地纵马向前挑战对方级别相当的将领，但蒙古军队集团性作战及火器使英勇善战的武士们吃尽苦头，好不容易挨到夜晚，一场大风吹翻了蒙古人的船只，天亮以后敌人突然消失。获得意外胜利的武士们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竹崎变卖马匹鞍具前往镰仓请求奖赏。旅途花费两个月，又等了两个月后好不容易见到负责奖赏的官员，竹崎得到一匹骏马的奖品和九州岛一个庄园的管理职位，但像他这样得到奖赏的武士凤毛麟角。1281年借助“神风”再次击退外来敌人后连竹崎也没有得到任何奖赏，依靠自己筹措武器等军事装备的武士陷入破产境地，可能是最早成为在海上打家劫舍的倭寇。接下来摇摇欲坠的镰仓幕府终于在1333年倒台，但其后进入南北朝混战时期，此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也处在元末混乱时期。因此，倭寇的组织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数百艘船的规模，不断侵扰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掠夺粮食和人口，将其转卖到日本国内和琉球作劳动力。这一时期的倭寇基本上为日本人，也有少量朝鲜半岛的人，估计胁迫入伙的可能性较大。
在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将军经常被一休戏弄得张口结舌、丑态百出，但足利义满是200多年室町幕府历史中最具有政治能力的将军，其执政期间也是室町时代唯一政治、社会稳定时期。1368年，义满11岁成为第三代将军，同年朱元璋在南京成为明朝皇帝，但两人有缘无份，没有建立直接联系。为解决倭寇问题，明太祖多次派遣使节去日本，均被控制九州地区的幕府对手怀良亲王阻止。
室町幕府成立时皇室分裂成两派，形成各有天皇的南北朝对立。1392年，在义满的努力下，南朝的后龟山天皇将“三件神器”交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南北朝统一。为控制后小松天皇，幕府将其子一休软禁在大德寺做人质（一休只好破罐子破摔，做起酒肉和尚来，疯疯癫癫渡过一生）。同年，朝鲜半岛的李成桂依靠打击倭寇的功劳，竟然取代王氏高丽建立李氏朝鲜，尽管明朝长期不封其为朝鲜国王，但终究为东亚地区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由于明朝规定只有朝贡国才能到大陆进行贸易，因而为获取大陆贸易的巨额利润来弥补幕府的财政不足，1401年足利义满主动向明朝“称臣入贡”，中断了近千年的册封关系重新恢复——即使在唐朝日本也没有要求册封。1404年，朝鲜与日本恢复中断600多年的邦交关系，同时开展统制性贸易。
有权利就有义务，幕府在到大陆做买卖的同时，也抓拿妨碍贸易的倭寇，因而在15世纪，倭寇的活动消停下来，但进入16世纪以后，倭寇再次兴起，危害愈大。首先是室町幕府的衰败，义满死后其子义持任第四代将军时中断对明朝的朝贡贸易，第五代将军义量酗酒死在其父义持之前，因而义持死后由其弟义教任第六代将军。义教恢复了朝贡贸易，但其专制统治引起大名的恐慌，为地方大名赤松满祐所杀。大名杀掉将军，可见幕府的统治无力以及“下克上”风气的形成。对华贸易转入地方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手中，积极进行明日贸易的商人分别依附细川家族和大内家族，海盗、倭寇等也混入其中，朝贡贸易过程中不良事件经常发生。根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同时两大集团相互对立、攻击，大内家族控制了海上通道，不仅细川家族的勘合船时常为大内家族操纵的海盗掠夺，甚至幕府派遣的使节船也为大内家族劫持。1523年，分别派遣的贸易船在宁波港发生火并，大内船使节仗着人多势众，追杀细川船使节，伤及中国军民，史称“争贡之役”。
另一方面，明朝也出现诸多问题。首先强势领导人的制度设计成为软弱皇帝的包袱，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混乱，就为大陆沿海地带的走私贸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争贡之役”后明朝加强海禁政策，使闽浙地区的海商大受影响，渐渐变成武装走私集团，并与日本的海盗勾结起来掠夺财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王直；另外随着海上环球航路的开辟，以葡萄牙、西班牙为先导的欧洲国家来到东亚地区进行贸易。1517年，葡萄牙第一次来到广州，声称朝贡而来，要求准予入城。通商要求未被允许，遂以广东“屯门海澳”为据点，与中国海商私自交易。嘉靖帝即位后，下令将屯门的葡萄牙人尽行驱逐。其后葡萄牙人转移到宁波外的双屿岛为中心进行贸易，导致本来海外经商频繁的浙江、福建等地走私贸易进一步盛行起来。
王直，亦作汪直、汪五峰，系徽州歙县柘林人。1540年，王直趁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携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硝磺、丝棉等物品与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积累起大量财富。1543年王直的船被吹到日本种子岛，上面的两名葡萄牙人将火枪传到日本，引起战国时代战术的革命性变化。1548年，王直原先投靠的同乡人许栋被朝廷剪灭，王直“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首领陈思盼，以至远近“亡命之徒日益附之，倭船遍海为患”。其势力之大，甚至“虽有一二新发番船，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驶”。王直以浙江舟山、象山为据点，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相勾结，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成为与倭寇沆瀣一气为害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的头目，因而有史书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甚至有人称“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这些人之所以“顶前剪发，椎髻向后”地装扮成倭寇的样子，一方面是武士演变而来的真倭好勇斗狠，容易吓唬官军，另一方面则是“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
这些人之所以“顶前剪发，椎髻向后”地装扮成倭寇的样子，一方面是武士演变而来的真倭好勇斗狠，容易吓唬官军，另一方面则是“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
1553年，王直为官兵所败，率三千部下遁往日本九州岛外的平户，“倾赀勾结倭寇”，“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道，流劫滨海郡县”，并称“徽王”。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策略，派遣间谍，1559年诱杀了藏身日本的王直。1567年，继位不久的明穆宗准许“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当时以现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为界划分东西洋），但仍然禁止去日本贸易。在日本，丰臣秀吉1588年统一九州岛后，颁布“禁止海盗令”，取缔海盗行为，违反者处予死罪，没收其领主土地，“倭寇”遂逐渐消失。
建于2000年11月18日的王直墓是由日本国长崎县福江市才津为夫等12名日本友人捐资修建的，有人推测这些人可能与王直在日本的后人有关系。以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衡量王直的行为，将其评价为“民族败类”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日本曾长期侵略中国并对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之后。但如何客观认识中世纪发生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贸易，恐怕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课题。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倭寇的研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甚至将其作为可以与欧洲人大航海相提并论的行动，可见时代背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