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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人推行海外扩张自有其缘由，他们奔向海外的最初动机，是想通过强调主权至上的英吉利民族主义，来否定中世纪以来一统天下的教权主义，打破以普世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世界体系，挑战伊比利亚国家在海外殖民扩张中的霸权垄断地位，在国际舞台上为英国争取平等发展的机会。15世纪后半期，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启发和影响下，英国人开始跨出国门，从事海外贸易和殖民探险活动。他们一边尝试到海外去寻找传闻中的岛屿和到达东方的捷径，寻求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寻求新的贸易市场；一边由近及远地在海上从事海盗活动，劫掠葡萄牙人，尤其西班牙人从美洲运回的大量财富。他们不但大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成为主导性贸易商品的呢绒产品，还从贩卖非洲黑人奴隶中捞到好处，并把本国的“过剩人口”移植到海外，首先到人烟稀少的北美等地去开辟殖民地，像伊比利亚国家那样，尝试建立自己的殖民贸易帝国。
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国。在这个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庄园活动范围的制约，形成了封闭性的特点。庄园内虽有少量的手工业，但是很少发生对外交往，根本谈不上海外的殖民扩张。从主权独立的涵义上看，直到16世纪30年代宗教改革前，英国因主权还受到罗马教廷的干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作为基督教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英国隶属于普世主义的“上帝之城”，英王的权力受到教皇的挑战。从王朝合法性的基础来看，都铎王朝不具有充分的皇族血统，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Henry Tudor，Earl of Richmond）来自兰开斯特王朝的旁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把都铎王朝建立在民意或“全国公意”的基础之上。这样，都铎统治就以民族作为自己的支撑点。约翰·盖伊在《都铎英国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国家概念把英国界定为：（1）确定的版图；（2）为文官政制而建立的君主制社会；（3）君主政府确认根本不存在政治、宗教和法律事务上的至上权力。以下三个基本信念同样是极其重要的：（1）人类划分为种族和民族两部分；（2）英吉利民族的纯洁性会因外来混合物而毁损；（3）英格兰语言、法律和习惯（包括衣着）是民族性的标记。”
不过，都铎朝初期的英国，由于势单力薄，只是欧洲的一个二等小国，充斥着中世纪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外交往中，英国因受制于基督教世界的普世主义原则，不得不面对罗马教廷的束缚和伊比利亚国家的挑战；在内政问题上，教皇与君主分享英国的最高司法权。为巩固新生的都铎王权和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亨利七世一方面推行均势的外交政策，周旋于欧洲列强间；另一方面，实施重商主义战略，积极参与海外的贸易和殖民扩张。亨利八世继位后，借助于反教权主义和反西班牙霸权的民族主义力量，推动了旨在强化专制王权的宗教改革运动。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肯定了英王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统治权
，确立了亨利八世作为国家元首的至尊地位，标志着英国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英国固然还面临着罗马教皇、西班牙和法国等外来敌对势力的威胁，但伊丽莎白一世像早期都铎君主一样，以英格兰民族为强大的后盾，不顾罗马教皇等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反对，挑战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推动英国朝海洋帝国的方向发展。
关于英帝国的理想，据文献记载，起初英国人并无现成的计划或成熟的方案，那只不过是约翰·迪博士（Dr.John Dee）等一大批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想象的产物。迪博士是都铎后期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从16世纪50年代起，他就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最信得过的科学顾问，一直在思考到新大陆去建立殖民地的问题，并最早杜撰出一个“英帝国”（British Empire）的概念。到16世纪60年代，英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商人和冒险家对帝国已经表现出了狂热和野心，他们虽然抱有不同目的，但是都承认海外殖民地和帝国之于英国未来的重要意义。为了能建立葡萄牙、西班牙式的海洋霸权，他们甚至表现出“惊人的贪婪”，正如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将到远方去探寻千年王国/而许多国家在进行无益的内战……/那些未基督教化的国家在召唤我们/那里对英格兰之名几乎一无所知。”
到16世纪80年代末，当英国人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时，最著名的文艺复兴诗人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以至于在其未完成的道德寓言诗《仙后》（Faerie Queene）中，热情地讴歌了“光荣女王”推动殖民扩张和创建帝国的丰功伟绩。像同时代的军人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
、探险史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以及约翰·迪博士一样，斯宾塞还十分赞同12世纪的传教士兼历史编纂学家蒙默思的杰弗利（Geoffrey of Monmouth）
的看法，坚信远在传说中克尔特人（Celts）的首领亚瑟王（King Arthur）
的传奇时代，冰岛、哥特兰岛（Gotland）
、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
、挪威、丹麦和高卢（Gaul）等地就属于英帝国。不仅如此，稍早于吉尔伯特、哈克卢伊特和迪博士，斯宾塞还将美洲的一部分纳入亚瑟王统治下所谓的“帝国”。1577年，迪博士还预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英帝国”的成长。
此外，帝国主义者诸如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商人冒险家乔治·佩卡姆爵士（Sir George Peckham）
、皇家海军将领克里斯托弗·卡莱尔（Christopher Carleill）
等，都已经把建立海外殖民地同英帝国紧密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这些帝国主义的主张都是为大英殖民贸易帝国的形成制造舆论。
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不是英国史上的独特现象，甚至连帝国梦想本身在英国人也是很晚的事。他们是帝国的效仿者和实践者，而不是帝国制度的首创者。有人说英帝国是英国人在不经意间建立的，殊不知英国的殖民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应当说它完全是他们刻意模仿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结果。虽然早在亨利七世时代，“英国人就开始梦想着找到他们的‘黄金之国’，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贵金属发财”；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
然而，英帝国究竟起步于何时？长期以来，诸家争论不休，人人各执一端。有人认为英国最早于14世纪初已经开始殖民扩张活动。
有人把16世纪50年代看作是英帝国创建的起点，认为英国人由此开始“驱使英国在海洋上建立世界帝国”
。有人把1553年看作是英帝国建立的起点，因为那一年英国在海外拓展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年5月，英国的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或俄国公司（Russian Company）属下三艘船在航海家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
的带领下，驶离泰晤士河，朝北大西洋东北方探航。他们环绕着挪威北角和俄罗斯北部海岸一带航行，试图找到一条可以直达亚洲的东北通道，同时也是为英国呢绒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这是英国探险者第一次涉足北极地区。其二，是年7月，海军军械署主管、航海家托马斯·温德姆（Thomas Wyndham）在葡萄牙领航员平提托（Pinteado）的引导下，率领三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包括两艘皇家军舰“报春花”号（Primrose）和“月亮”号（Moon），从英国西南部的朴茨茅斯港（Portsmouth）启程，向南航行到西非的几内亚海岸，目的是寻求黄金、象牙和胡椒。当年离开英国的这两支远征探险队，都得到了伦敦富商、都铎宫廷和政府成员以及海军官员的支持，其中也包括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的权臣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Duke of Northumberland）
提供的赞助。英帝国史专家劳埃德教授认为，对英国人来说，伊丽莎白女王继位时英帝国的梦想不是没有可能的
；牛津大学海洋史学者威廉森（J.A.Williamson）认为，1583年是英国殖民扩张运动真正开始的年份，而就在那一年，英帝国早期开拓者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获得皇家特许状后，前往北美地区开展航行探险活动
。从上述种种史实出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英帝国与英联邦”条目解释说：“英帝国的开端通常定于16世纪，因为英国对海外贸易和殖民的强烈要求起源于伊丽莎白时代海员们开拓性的航行。”
虽然英帝国早已成为过去，但它依然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疑问，诸如：英帝国是何时启动的？英国人建立帝国的机动是什么？这个帝国给英国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英帝国史，远较一般认识的更复杂，对于这些待解之谜，仅靠三言两语的苍白阐述，无法让人释怀。不过，要想弄清楚英帝国的起因、转折与衰退，就必须回到当初，溯及几百年以前英国殖民地扩张起步阶段的都铎时代。16世纪70年代，当迪博士第一次杜撰出“英帝国”这一概念时，这位地理学家、数学家和占星学家的想法并不复杂，他就是想让英国人通过航海探险与发现活动，去海外建立殖民地，并且通过对女王表示效忠的契约形式，构造海外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
当时他提出的帝国设想，只是想强调殖民扩张之于英国崛起的意义，这也是英帝国启动之初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普遍共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帝国却是非民族的，或者是多民族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究竟怎样统一起来的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从字面上无法获得，而应当从英国人对“帝国”这个概念的理解中，从他们对帝国本身的追求中去寻找。
民族国家形成之初，英国人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帝国”这个术语的。这个词的拉丁文（Imperium）原意，如“权威”、“权势”等，在英国人那里发生转向，不再仅指那种多民族的地域性大国，而是指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英格兰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一样，也是国际关系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国家。都铎初期，亨利七世采取积极而谨慎的措施，剪灭地方势力、设立权力机构和改善王室财政，克服了来自内部的离心倾向，巩固了新生的都铎王权。此外，他还支持国人有意识地开展海外冒险活动，他们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争取像其他基督教国家一样的平等发展权，以分享由大航海带来的实际利益，这在客观上却构成了对教皇普世权威的蔑视和对伊比利亚人殖民霸权的挑战。16世纪30年代都铎英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神学意义，1533年的“宗教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
通过了著名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明确宣布“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它已被全世界所承认。英国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统治，它拥有相应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王产”
。该法案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国家，英国教会是一个独立与自主的民族教会，英王就是英国民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英国教会唯一的至尊领袖。
“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这是英国官方第一次提出“帝国”的概念，也是英国人发出的时代强音，彰显了他们捍卫民族利益、追求国家独立、争取均等发展机会的自信心和愿望。在英国人看来，即使仅仅在自主权方面，他们的国家“也可以公正地被称为一个帝国”
。这种主张第一次出现于议会的法案中，是英帝国这个概念的最初运用，也是英国民族国家主张的最明确、最简洁和最深刻的表述。亨利八世借助于政治色彩深厚的宗教改革，排斥了罗马教皇从英国攫取的部分最高司法权，加强了英王的专制统治，把强化世俗王权的努力与维护国家主权地位的政治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巩固了都铎民族国家。在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下，根据外交家、传记作家彻伯里男爵爱德华·赫伯特（Edward Herbert，Baron of Cherbury）的说法，早在1511年，英王的枢密顾问们就提出了“单独的英国就是一个帝国”的主张，他们的用意是想敦促初登王位的亨利八世不要介入欧洲事务，而应当贯彻亨利七世既定的重商主义政策，推动英国的海外殖民贸易活动。这是英国人第一次把凸显民族精神的“民族国家”与体现非民族或多民族观念的“帝国”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明确联系起来。
对英国人而言，在他们发出“英吉利王国是一个帝国”的呼吁背后，隐含着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限梦想，而这些梦想在民族国家形成与巩固的过程中相互交叠。一方面，英王、英王国以及英国教会，决不隶属于任何外来的政治权威，决不从属于罗马教廷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享有自由发展权，既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又包括殖民扩张自由，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样。这种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融合的思想，涉及英国人所理解的民族国家观念：英国是一个完全摆脱了罗马教皇以及其他外来势力控制的独立国家，也即享有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强国一样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大航海时代，英国人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发展，就表现为他们反对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体系、摆脱教皇控制和反对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进而表现为他们想方设法奔赴海外、拓展新的贸易市场和建立殖民帝国。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帝国的创立者最先提出了向西拓展的思想。我们不是建立帝国的野心的开拓者，哥伦布在寻找通往印度的海道时打开了新大陆之门。西班牙以毫无怜悯的残酷方式掠夺了这块新大陆，他们当时是我们民族的敌人。”
如此看来，英国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不但已经造就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英吉利民族国家，而且将造就一个以海外贸易殖民利益为依归的英帝国。
亨利八世是亨利七世之子、第二代都铎国王，也是具有文艺复兴精神的新式君王。他以亚瑟王后代自诩，声称他有权继承先王的遗产，重建独立的帝国。自从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以后，他就十分偏爱使用“帝国”一词，其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对若干世纪以来英国相对孤立状态的回忆，而不是指它对外国领土的统治权”
。1513—1514年，英国将两艘新造的海军船只分别命名为“大哈里”号（Great Harry）和“玫瑰玛丽”号（Mary Rose）
，意欲表明亨利八世及其御妹玛丽·都铎（Mary Tudor）都是英吉利民族认同指向的目标。随后，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通过著名的拉丁文作品《乌托邦》（Utopia），为国人勾画了一个海外帝国的大致轮廓——一个商业贸易和殖民扩张的新英格兰。
至此，民族主义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了统一，英国民族国家与英帝国也得到了统一。
“单独的英国就是一个帝国”。这是都铎早期的学者和政治家对英国发展的定位，与其说表明了英国人追求探险航行、海上贸易、殖民扩张的帝国主义倾向，毋宁说表达了他们坚持“独立、平等、自由”的民族主义诉求。他们坚持英国是一个具有充分主权和自由意志的民族国家，独立于基督教世界的至上权威罗马教皇；它否认任何外国人在英国享有世俗和宗教的司法管辖权，也不隶属于任何外来的政治势力。劳埃德教授曾明确地指出，都铎早期关于帝国的主张，从根本上说，就是表达了英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愿望。
在殖民扩张问题上，虽然劳埃德教授为英国人所作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充分说服力，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英国早期殖民扩张的最初动因，除了对欧洲以外非基督教世界财富的贪欲外，竭力谋求像伊比利亚人所有的海外殖民扩张的平等权利，自由地参与和分享对海外世界的贸易、探险与扩张的权益，是推动英国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奔向东方的重要因素。这正如英帝国史专家罗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冒险导致发现，发现导致探索，探索导致殖民，从而导致帝国。”
迄今为止，虽然人们还无法对英帝国启动的准确时间达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英国早期的殖民扩张活动，不像伊比利亚国家那样有周详的官方计划、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它主要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地开拓、自然而然地推进的产物。这样，长期被边缘化的英国，便不知不觉地跟上海外地理发现和殖民扩张的潮流。帝国创建过程一经启动，英国人就不停顿，而是在短短的两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将帝国制度推向极致，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