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讨论英帝国的“前史”，所谓“前史”，是指英帝国正式形成之前，它孕育与启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步而行。

“大航海”（也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方殖民扩张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的肇始。15世纪摆脱摩尔人统治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建立起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从此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帝国之路。此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等也不甘落后，他们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后尘，迅速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将整个世界推向了殖民争霸的时代。

海外扩张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为15—17世纪的大航海提供了政治与物质力量的保障。在殖民扩张方面，英国虽然错失了领头的机会，但它后来居上，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世界性殖民大帝国。如此的结局是如何来的，它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开始启动，这是本卷需要回答的问题。

英国位于欧洲西北一隅的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是北大西洋东北部的一个文明古国。因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和多佛海峡（Dover Strait）的缘故，它成为一个既从属于欧洲、又在欧洲之外的离岛国家，与欧洲大陆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可以使它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又不妨碍它接受来自大陆的影响。所以在历史上，常有入侵者凭借海道而来，登堂入室，每每成为不列颠的统治者，如公元前数世纪克尔特人、公元前后罗马人，公元3世纪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1066年诺曼人（Northman，Norman）的入侵便是如此。可见，横亘在英国和大陆之间的海峡，从未真正成为阻隔彼此沟通、相互交往的屏障。15世纪后期，当地理大发现的消息传来后，刚刚建立起新君主制（New Monarchy）的英国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在结束了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和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内讧的基础上，作出了既谨慎又积极的反应，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英国人加入了殖民竞争和创建帝国的行列。

英国人有记录的第一次海外冒险活动，发生在15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英法“百年战争”已接近尾声。布里斯托尔（Bristol）有个商人，做过市长和治安法官的罗伯特·斯特米（Robert Sturmy），在1445年资助了赴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 开展航行活动的200名朝圣者；1457—1458年，他又亲自率领一支商船队，闯入了茫然不知深浅的地中海。当时船上除了朝圣客之外，还装载着布匹和锡等货物，他们换回了本国所需的香料，但在返航途中遭到热那亚（Genoa）海盗的袭击。由于热那亚人担心新的贸易竞争对手的威胁，他们就在萨丁岛（Sardaigne）附近拦劫了贸然闯入意大利商业活动传统范围的这些不速之客，使英国损失了128人，包括随船沉入大海的斯特米。这次事件发生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说明在没有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持的情况下，海外经商与探险有多么困难。1480年7月，为了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圣布兰丹岛（Saint Brendan's Isle） 与七城岛（Island of Seven Cities），托马斯·劳埃德（Thomas Lloyd） 船长驾船航行到爱尔兰以西那片水域，这是英国人首次驶入大西洋作探险航行。中世纪古董商、编年史家兼旅行家伍斯特的威廉（William de Worcester）曾留下一部编年史体例的《旅行日记》（Itinerarium），其中把劳埃德称为“整个英国最有航海技术的人”。约克朝出现，英国新君主制开始构建，其开国之君爱德华四世（Edward IV）试图利用海外贸易活动来增加王室收入，目的是摆脱对贵族的财政依赖，建立区别于中世纪等级君主制的强大王权。他不仅鼓励本国商人参加海外探险和寻找新的贸易市场，还依靠来自意大利的代理商，让他们直接为英国王室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 这是英国君主参与海外商业活动的起点，不过仍具有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性质。

从英国民间对殖民活动的兴趣来看，“近期研究正在揭示早到15世纪晚期英国商人参与早期探险航行的程度，在该时期，布里斯托尔的渔民看来已经是纽芬兰岛沿岸的常客。” 在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为西班牙王室发现新大陆的前几年，英国大概又有几支远征队离开布里斯托尔，前往大西洋海域，去探寻传闻中的一些岛屿。 几年以后，哥伦布第一次踏上新大陆的消息从海外传来，还有葡萄牙海员正在进行航行发现的传闻。1497年，当葡萄牙贵族航海家达·伽马绕航非洲大陆、成功向东探索印度新航路时，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在几经周折后来到英国，获得都铎王朝开国之君亨利七世（Henry VII）的信任，还得到布里斯托尔市民的帮助。这使他得以率领一支船队朝北方而去探险，并为英王室率先发现北美新大陆，从而激发了英国人投身于海外殖民扩张和发展帝国事业的巨大热情。固然帝国制度不是英国人的首创，但是，都铎君主为王室利益而推行重商主义，客观上鼓励英国臣民投身于海外殖民扩张，有力地促进了英国稳步走上帝国创建之路。

英帝国前史，也即英国早期的殖民扩张活动，不仅表现出民间性特点，也呈现出资本所固有的流动性和逐利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在经济起飞、实现社会转型中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当代著名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通过私人占有资本和私人投资追求利润，它决定着生产什么产品以及如何进行分配。这个制度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使用货币，而在于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货币当作资本来牟取利润。” 这一时期英国的殖民扩张，同古代的腓尼基、希腊和罗马的“强迫移民”型殖民活动相比，在解决国内“人口过剩”等社会问题上有一些共性，但是古今之间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总的来看，古代世界殖民扩张的主要动因，源于人口过多对土地承载量的压力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当时，人们不得不为克服种种自然因素的挑战、为了摆脱生存危机而奔赴海外，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Phoenicia）和希腊世界诸多城邦的殖民，就属此类情形。

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一定意义上，历史规律就是后世史家，或史学爱好者，在追溯既往或研究过去后得出的结论。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促使西欧各国开展海外殖民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的流动和扩张，以及民族国家间的竞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不论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还是荷兰和法国，抑或是英国等国家参与殖民扩张，都是为了追求富民强国和对世界财富的掠夺。通过殖民扩张，掠取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其他财富，既缓解了诸国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又满足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客观上促进母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在这个阶段，英国的商人、廷臣（Courtiers）、乡绅（squires，gentry）、约曼农（Yeoman），还有贵族，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引导下，日益把经商逐利当作人生理想，并借助海上掠夺、海外贸易、探险和移民等不同方式，参与海外殖民活动，从而奠定了建立英帝国的初步基础。

英帝国前史，起步于15世纪后期，止于17世纪早期。英国民族国家正形成于这一阶段，但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还面临着许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尤其在对外发展上，它必须直面来自罗马教廷和伊比利亚（Iberia）国家的束缚。为了争取对外发展权、实现经济起飞和走上强国之路，英国人无视教皇禁令，通过地理探险、发现和开辟新的海外贸易市场，通过海上骚扰、海盗劫掠、建立贸易前哨站等殖民活动，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垄断权，推动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英帝国的形成。都铎朝君主借助于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突破以教权主义和普世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世界体系的束缚，使英国脱离了天主教大世界，开启了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新时代。以此为前提，英国民间以商人、贵族、廷臣和新教徒为先锋和主体，积极涌向海外，加紧追赶伊比利亚人的殖民活动和拓展海上帝国的脚步。

长期以来，人们对英帝国史的关注多把重点放在帝国的构成与演变上，而很少重视帝国前史的研究。英帝国究竟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不好简单回答但又的确无法回避。要想弄清楚，我们必须花较大的气力去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帝国史研究方面有所收获、有所突破。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开始对海上利益发生兴趣，进而走上海外探险、地理发现与殖民扩张之路，除了欲求因素或经济原因发生作用外，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起推动作用的政治动因究竟是什么？英国民族国家与英帝国的联系究竟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在发生作用？在民族国家、殖民运动与英帝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本卷通过对15—16世纪英国海外殖民扩张与英帝国启动关系的剖析，来揭示英国从民族国家走向殖民贸易帝国之谜。指出：第一，原始积累时期，在重商主义原则的引导下，资本充分彰显了天然的扩张本性，不仅表现为对内驱使广大农民脱离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而且表现为对外渗透到大航海时代创建帝国的过程，诸如地理探险发现、海上劫掠航行、建立殖民地等。第二，以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为主要内涵的民族主义，是推动英国早期海外殖民扩张，进而成为建立海外殖民贸易帝国的重要精神力量。第三，英帝国启动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描述为：从盲目、无序地奔赴海外探险、发现，寻找新的贸易市场，到自觉、有意识地设立贸易商站、移民和开拓殖民地，也就是从私人性、民间性的单纯商业冒险活动，走向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全民族性殖民扩张。

对这个时代的研究，由于传统史学的影响和历史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多注重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宗教改革和宪政历史的变化，而忽视对英帝国前史的关注。不过，都铎时期的知识界，一些忧国忧民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对海外殖民扩张表现出极大兴趣，甚至带有某种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都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为后人研究当时人对待海外殖民活动的态度，以及英帝国启动的背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约翰·卡波特是第一个为都铎王室效力的外来航海家和探险家，不过关于卡波特父子的航海经历，却没有留下什么翔实的材料。亨利七世去世以后，英国的海外探险活动几乎停顿下来。新式君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即位之初，追逐嬉戏享乐，疏于国务管理，此时圈地运动兴起，引发所谓的“人口过剩”危机和激烈的阶级对立。针对道德沦丧和社会失序的弊端，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文，提出建立海外殖民地以缓解人口对生产力压力的大胆设想。这是都铎时期最早直接涉及英国殖民扩张的作品。

16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之后，又迎来了新转机。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后期，在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和建立新帝国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鼓动家，如约翰·迪博士（Dr.John Dee）、马丁·弗罗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 、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兄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著名的地理学家和航行探险史家、传教士哈克卢伊特于1582年和1584年相继发表《关于美洲发现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和《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e Planting Written in the Year1584）等重要论文，系统阐述了英国对外殖民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英帝国的建构出谋划策，制造舆论。1588年，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大战中被击败时，英国人因第一次战胜世界霸主而扬眉吐气。在民族自信心倍增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哈克卢伊特完成了三卷对开本《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Voi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这部重要的探险史著作再版时，改为12卷本，并由沃尔特·雷利爵士作序。16、17世纪之交，培根作为英帝国狂热的鼓动者，根据人类早期航海活动异常活跃的事实，认为“一个国家若能成为海上底主人就等于成了一个帝国” 。雷利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英国的海上事业拥有传统基础，建立帝国有助于促进英国的社会进步。

其实，这是他在为未来的英帝国寻找历史依据。

20世纪以来，当代学者在英国的海外贸易、殖民探险、巡航私掠和海上劫掠（pirates robbed）等问题上开展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以爱尔兰历史学家奎因（David B.Quinn，1909—2002）较具代表性，他出版的许多著述涉及航行发现、北美殖民活动。除了《从最早发现到最初殖民的北美：挪威人航行到1612年》 详细介绍了欧洲的发现、探索和殖民北美的尝试外，《建立公平的罗阿诺克》 是奎因近几十年间关于英国早期探险与北美殖民扩张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主要依据是他编纂的《1584—1590年罗阿诺克航行》。 这是一部原始材料集，内容涉及英国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殖民地罗阿诺克（Roanoke）、探险家雷利爵士发现北美大陆的弗吉尼亚（Virginia），以及拉尔夫·莱恩爵士（Sir Ralph Lane）、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约翰·怀特（John White）等在北美的探险活动。

关于英帝国史，迄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J.荷兰·罗斯、A.P.牛顿和E.A.本尼安斯主编的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还有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主编的五卷本《牛津英帝国史》。其中，前者的涉及范围广泛，第一卷（从开端到1783年的旧帝国） 涵盖16—17世纪的英国从事越洋航行、贸易和殖民等若干问题，系统阐述了第一帝国形成的过程；后者是1929年以来英帝国史领域最重要、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卷（帝国的起源：至17世纪末的英国海外事业） 以专题形式呈现，着重分析了16—17世纪英国逐渐走向殖民贸易帝国的成因。

其他的研究著述，如英国赫尔大学历史学教授K.R.安德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活动》 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希欧多尔·K.拉布的《冒险事业与帝国：1575—1630年商人和绅士在英国扩张中的投资》 集中阐述了帝国启动阶段英国的商人、绅士及海盗所从事的海外贸易、海上劫掠等活动。美国学者M.C.富勒在《英国人的美洲探航（1576—1624）》 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沃尔特·雷利爵士、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及理查德·哈克卢伊特等人的探险活动和殖民思想，充分肯定了以哈克卢伊特为代表的殖民理论家所强调的民族主义和新教思想在推动英帝国启动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关于英国早期殖民扩张史的研究著作还有：H.V.鲍恩、伊丽莎白·曼克和J.G.里德编著的《不列颠的海洋帝国：大西洋与印度洋世界（1550—1850）》 ，肯尼思·摩根撰写的《奴隶制与英帝国》 ，彼得·马歇尔和格林·威廉斯编著的《美国革命前的不列颠大西洋帝国》 ，J.E.庞弗雷特和F.M.沙姆韦的《创建美洲殖民地（1583—1660）》 ，以及J.A.威廉森的《英国历史上的大西洋》、《大不列颠与英帝国》和《英国扩张简史》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的《欧洲人的美洲发现》 ，菲利普·吉布斯的《帝国传奇》 ，欧内斯特·巴克爵士的《英帝国的理想》 ，以及玛丽·富尔布鲁克的《民族史与欧洲史》 ，艾伦·G.R.史密斯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起》 ，A.L.罗斯的《英国历史之魂》和《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的扩张》 等。关于民族国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出版的《英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 一书，系统阐述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思想渊源，深入探讨了新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等思潮对英帝国的启动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学者萨拉·欧文在《自然科学与英帝国的起源》 一文中从自然哲学的视角考察了英帝国思想的起源，剖析了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帝国主义思想。布林登·布莱德肖和彼得·罗伯茨编著的《不列颠的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不列颠的形成（1533—1707）》 一书从民族主义、宗教、宪政和文化等不同视角，解析了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的不列颠人意识的发展与身份认同，探讨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与整合。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科林·基德的《民族主义之前的不列颠人的身份认同：大西洋世界的种族与国家（1600—1800）》 从宗教角度阐述了英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及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不列颠民族主义的发展。美国学者华莱士·诺特斯坦的著述《大殖民时代前夕的英国人》 讨论了17世纪早期大殖民时代到来前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社会各阶层的发展状况，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对早期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重要影响。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如克劳斯·E.诺尔的《英国殖民理论》 、奥雷斯特·拉卢姆的《现代早期欧洲的民族意识、历史与政治文化》 、迈克尔·赫克特尔的《国内殖民主义》 、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D.史密斯的《民族主义》 ，对于本专题讨论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还有涉及15—16世纪英国海外殖民扩张或英帝国启动的原始资料，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十分有帮助。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诺曼史教授D.C.道格拉斯主编的12卷本《英国历史文献》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版，历时半个世纪之久方告完成。不仅收录的资料相当广泛，道格拉斯在编辑时，还按照自己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对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编排。每卷都有总揽概述，还有大量的评论，其中第4—6卷与本书直接相关。剑桥大学宪政史教授J.R.坦纳在其编纂的《都铎宪法文献（1485—1603）及其历史评论》 ，是都铎朝文献资料的汇编与评论。战后新一代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宪政史教授G.R.埃尔顿的《都铎宪政》 ，沿用坦纳的文献编辑方法，但收录的资料更丰富。美国学者H.S.康马杰和弥尔顿·康托编辑有两卷本《美国历史文献》 ，其中第一卷（1492—1898）收录的许多资料涉及英国人在北美大陆的殖民活动。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J.F.弗思编纂的《来自企业记录和公司文书的历史备忘录、特许状、文献和摘录（1396—1848）》 ，收录了英国商业冒险公司的大量资料。

英、美学者涉及英帝国前史的成果，基本上属于概要性描述，就是一般阐述大航海时代英国人的海上冒险、海外发现与殖民活动的情况，而对这一时期英国海外殖民扩张作系统、深入考察者不多，从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剖析英帝国启动原因者则更少。有关英帝国史的著述，往往把帝国形成以后的发展作为研究的重点；至于英帝国前史，即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开展探险发现、海盗活动、殖民扩张等建构帝国活动的动机，读者只能从所见到的零星散落的历史文献和相关著述中去寻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以弥补帝国前史研究之缺憾。有些英国学者的著述，竭力渲染英帝国曾经的辉煌，反映了浓重的民族情绪或帝国情结；也有不少研究者，紧紧抱住欧洲中心论或民族主义不放，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殖民扩张和英帝国统治给广大亚非拉地区人民带来的消极后果。虽然这些细枝末节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对此，无论是笔者还是读者，都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客观地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尤其涉及一些重要大国的研究，博学者云集，后来者居上，热点颇多，成果丰硕。但是，由于学者多遵从“厚今薄古”的治史传统，长期以来关注较多的是近现代史，而对古代史、甚至现代转型时期的世界史着力不够，见诸文字的成果较少。就英国史研究状况来看，中国学界的兴奋点不是启动阶段的英帝国前史，而是形成以后的英帝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的海外探险与扩张活动，这方面的题目鲜有人问津，令人遗憾。南京大学历史系是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发祥地，从这里走出来的蒋孟引和王绳祖，均起步于英国的殖民侵华史研究，分别奠定了我国的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础。1939年，蒋先生完成《中英关系：1856—1860年》一文，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王先生在牛津大学完成硕士论文《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 后来南京大学的英国史研究，主要集中于17世纪革命及其以后的英国近现代史。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也都是国内英国史研究的重地，他们多聚焦于经济史、宪政史、教会史，却很少关注英帝国史。

尽管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涉及英帝国史的研究，国内学界仍不断有成果刊出，此处不一一列举。

我们知道，史学界一般把1500年看作是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分水岭，都铎朝是英国现代史的开端，或是向现代转型的起点。虽然这些早已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囿于习惯，学者们在触及英帝国史的相关问题时，还是从17世纪开始，或者至多向前稍作延伸，去探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海外贸易、海上劫掠、奴隶贸易和探险扩张等殖民行为，而把英国早期的殖民扩张放到民族国家形成这个宏观背景下来考察者不多，探讨英吉利民族意识与英国的殖民思想及帝国思想之间、殖民扩张与英帝国启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者则更少。如此一来，关于英帝国前史，即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不仅有许多待解之谜，也是英帝国史乃至英国现当代史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英国以一个弱小的蕞尔岛国，依靠海外拓殖活动，寻求国家崛起之路，进而从欧洲列强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帝国，其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有四个因素值得思考，那就是持续稳定的君主立宪政体、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创新的科学技术突破，以及远渡重洋的殖民扩张。除此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从15世纪后期起，英国觉醒的民族意识与帝国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从而使他们不失时机地跨出国门，走向海洋，加入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海外殖民扩张的行列。今天，虽然大英帝国已经走进历史，英联邦只是它的幻影，可是，英帝国的历史仍旧值得探讨，它给人类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而英帝国的前史就是这部历史的起点。 hEIbIsmpVjsO69L8zfIUYUZ/vhOgR/71y+zrOEcNkAxjoadc+15VuzpStVuz2L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