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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封建主义日益衰落，资本主义萌芽初步发展。在冲破了中世纪的精神禁锢、进入了文艺复兴阶段，欧洲人对海外世界的好奇心，对物质财富的欲求，以及传播基督福音的愿望，都构成了他们进行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动机。谋利是商人的理想，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谋利发财，不断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走在海外探险与发现前面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把海外帝国的金银等贵金属和其他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母国，支撑着越来越庞大的王室财政，维持着国民经济的日常运转，这就是商业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推动西方殖民扩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还有社会的和宗教的，其中对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的贪求，以及对海外金银财富的欲求，是构成西方人急于海外探险和殖民的两个最直接的经济动因。
对西方人来说，“香料”一直是个极富魔力的名字，它充满了“迷人的东方”的全部声望和高昂价值，是他们最迫切需要、也最适合转运的东方商品之一。香料是指具有芳香气味或防腐功能的天然植物，常见的食用香料包括胡椒（pepper）、生姜（ginger）、丁香（clove）、肉桂（cinnamon）、豆蔻（cardamon）、肉豆蔻（nutmeg）、八角茴香（fennel）、罂粟籽（poppy seed）。肉类消费的大量增长，是对香料需求增加的决定性因素。
在中世纪的欧洲，香料产量很少，需求量却很大，尤其胡椒、丁香和肉豆蔻，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每当秋季来临时，欧洲人都会宰杀牛羊，用盐把肉类腌制起来，以备冬天食用。如果用盐量不足，腌肉就会发腐、变味，人们把香料放入肉里，这样既节省了食盐，又使肉类食品增加了特殊的香味。就香料的性质、构成和用途，当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曾作过详尽的描述。他指出：“香料一词在当时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方特产：芬芳的甘松香；可用以止血和清洗血腥的檀香；妇女们极为欣赏的树胶脂格篷香胶；龙涎香、樟脑、苦艾和象牙；诸如锡兰肉桂、肉豆蔻干皮、肉豆蔻、丁香、多香果、姜和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其中，辣椒居于首要地位。香料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品保存技术知道得很少的世界里，是极受欢迎的。”
从图利的角度看，香料质地轻、价格高，方便运输，利润丰厚，对商人们来说，经营香料贸易自然就有利可图。这就不难理解，在中世纪东西方贸易中，香料贸易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西方史家在谈到中世纪贸易问题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货物的高昂价值，它们所提供的巨大利益，以及对于这些物品的普遍需求，单凭这几点就足以抵消到远距离经营这种危险事业的风险。”
经济因素是刺激西方人寻找新航路的主要动机，这也是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作用的体现。一位威尼斯商人曾夸夸其谈，对贵金属的种种好处大加赞赏。他认为，贵金属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都是每个政府的神往，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以存在和生命……它能主宰一切，克服任何困难。”
针对西方人的拜物教心态，恩格斯曾作过准确而生动的描述。他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
因此，如果忘记即使在原始积累时期，最初的资本业已具备流动或扩张的本性，那么就无法真正理解早期西方人急于去东方探险与殖民的真正动因。
大航海时代，物欲已经转化成一种咒语，刺激着无数的西方冒险家奔向海外。受东方富饶传说的影响，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方人，已经把对金银财富的贪欲变成了殖民扩张的实际行动，他们试图找到传说中的七城岛，到黄金国（El Dorado）去圆黄金梦。西班牙有位方济各会
的匿名修士，他在《知识》一书中记录了关于七城岛的传说。8世纪初，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在基督教的波尔图（Porto）
主教的率领下，七个西哥特人主教带着羊群，乘船朝大西洋方向逃亡，去寻找古典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的那个沉没于大西洋底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s），也就是大西岛。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他们登上了一个美丽的岛屿，一块与欧洲相距遥远的西方陆地。上岸后，七位主教各建立了一座城池，这就是“七城岛”的由来。他们还烧毁了船只，以杜绝随行而来的基督徒返回故乡的念头。
关于黄金国的传说，西方就流传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一，离西边大海非常遥远、在太阳落下的地方，有一片富庶的土地，居住着奇特的怪物，那里就是可能的黄金国之所在。其二，在中南美地区，据说有一个“镀金人”统治的国家，那里蕴藏着大量的黄金和宝石。每天早晨，这个镀金人都要把细小的金粒涂擦到自己的身上。到了傍晚，他又洗去周身的金粒，金粒便沉入了一个圣湖的水中。
此外，还有关于圣布兰丹（St.Brendan of Clonfert）航行的传说和圣马洛（St.Malo）
航行的传说等。西方人对这些传说并不感到陌生。尽管大多数知识阶层的人不相信“诸圣徒岛”（Isles of the Saints）
的神奇传说，他们也不相信“幸福岛”（Isle of the Blessed）上到处是水果、香料和宝石的传说，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在这些古老传说背后，在大西洋那未知海域的对岸，必定存在着一块实实在在的陆地。无论如何，受到这些美丽传说的影响，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带着对财富的渴望，踏上了远渡重洋的冒险之路。
葡萄牙是欧洲最早从事大航海的现代西方国家。在那些思考地理学诸问题和关注国家未来发展的葡萄牙人中，就包括以伟大的航海家之誉而载入世界航海史册的亨利王子。亨利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相信必定有一条航路，沿着这条航路，绕过非洲南端后，再向东行驶，就可以直达亚洲的印度；他还坚信，如果一直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航行，就可以发现一条到达“遥远的中国”的最近航路。亨利王子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有着与一般贵族子弟不一样的人生追求，归结起来就是这样几点：一是撩开笼罩在未被发现的世界上的面纱，二是建立一个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国，三是通过建立与东方的稳固贸易来增加葡萄牙的财富，四是把基督教传入非基督教的异教国度。约1418年，亨利首创了萨格雷斯航海学校（Sagres School of Navigation），网罗了一批占星学家、天文学家、地图制作家、航海探险家，着手研究宇宙学、航海学，着手培养航海探险人才。这是欧洲史上的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它为葡萄牙培养了大量优秀的航海人才。正是在亨利的大力推动下，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探险发现的伟大成就。有学者不无夸张地认为，在亨利王子的带领下，葡萄牙的海外探险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
。在此基础上，葡萄牙人绕过了非洲最南端，来到东方，为葡萄牙带来了东方的产品，包括香料。
为了同葡萄牙展开竞争，同时又要避开葡萄牙人开辟的东向航线，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西班牙船队沿着西偏南方向，寻找他所谓的去东方之路。船队经过大西洋海域中的加那利群岛
，朝大洋深处驶行，最终到达了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在加勒比地区，哥伦布看到了一些新的岛屿，就是他所声称的印度，也是他始终未能明白的“新大陆”。他率领船队折向南，航行到古巴岛北部海岸，他假设这里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海角，因而他沿着海岸朝东，想绕着古巴航行，不过，他又把他发现的海地岛误认为是日本，并予以重新命名，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
尽管哥伦布未能给西班牙带来财富，但南美洲确实为西班牙送来了无数的金银，西班牙对南美进行残暴的征服与开发，并把南美变成了庞大的西班牙海外帝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海外殖民活动给本国带回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这些东西让所有的欧洲人垂涎，当然也让英国人无比羡慕。由于不列颠处在香料贸易航线的末端，英国人要以最高的价格才能获得从东方运来的香料，而英国人对金银的渴望程度，也毫不逊色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而他们对寻找一条到达东印度的便捷航路、并且能避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海洋优势，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恰好就在此刻，约翰·卡波特出现在不列颠，对他这位意大利航海家来说，英国可能会是一个愿意向他提供探险资助的国度。此前，亨利七世曾拒绝过哥伦布的建议，英国就错过了成为“第一”的机会
。这一次，为了寻求资助而来的卡波特，明确提出不会让英王花太多的钱
，他表示愿“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为英国去作冒险航行。亨利七世不想再失去良机，更何况卡波特提出的条件并不高。于是，亨利七世希望卡波特能在英王室的旗帜下，“给他的王国或至少给他所喜爱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带来利益”
。卡波特的到来激发了英国人参与海外冒险的热情，不过，他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都怀疑哥伦布发现了亚洲和中国的说法，他们相信黄金国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因而要继续去海外探寻传说中的黄金国。后来，虽然英国人的黄金梦破灭了，但他们对殖民新大陆的兴趣却有增无减，然而，他们必须同时面对两大强敌，而无论是挑战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殖民霸权，无疑都会冒着巨大的危险。
经过都铎朝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在英国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英国已经变成一个地道的新教国家，它原来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殖民方面的矛盾，现在愈加表面化和尖锐化。从根本上说，英国人对海外贸易活动的兴趣，既是由原始积累时期商人资本初步发展和资本的内在属性驱动的产物，也是民族国家初期向外争取发展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英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解体较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纳入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16世纪的英国，由于商品经济关系日益渗入农村，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场不断出现。尤其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掀起的圈地浪潮促进了本国毛纺织业的发展，提高了毛纺织品的商品率。圈地运动使牧场增加、耕地减少，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圈地所引起的新旧生产关系的消长，才真正反映了英国农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质。旧的土地贵族减少，破产的自耕农增加，新的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增多，以剥夺农民土地为特征的圈地运动，构成资本积累的典型形态，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主要是一个羊毛输出国，14世纪前半叶，英格兰的输出总值为25万镑左右，输出的羊毛3500到4万袋。
15世纪以前，它生产的大宗羊毛，除了少量用于粗呢生产外，大部分输往呢绒业发达的佛兰德斯。
随着国内毛纺织手工工场的发展，羊毛出口量锐减，呢绒出口量激增，到16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像佛罗伦萨、佛兰德斯一样，跻身于呢绒产品出口国行列，因而对传统的海外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当时英国对佛兰德斯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而这个市场又为享有贸易特权的汉萨商人所控制，英商就不得不为不断增加的手工业产品尤其呢绒制品寻求新的销售渠道，因此，拓展新的海外市场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们的谋利动机受到商品经济的推动，特别是重金主义成为他们追金逐银的行动指南。如果说西方人对金银财富的欲求，很大程度上是受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和关于东方富饶传说驱使的结果，那么，英国人奔向海外去进行探险的热情，主要来自伊比利亚人榜样的力量。起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始于寻找到达东方的“财富之路”，进而建立起无与伦比的殖民帝国，并从东印度和西印度给母国带回了大量财富。都铎朝统治时期的英国，正值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当时英国人在追逐金银财富和谋取商业利润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他们不但对传说中的黄金国深信不疑，而且垂涎伊比利亚人的富有，一心想到海外去追逐自己的黄金梦。
再次，广阔的大西洋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其他大量海产品，有无尽的宝藏等待发现和开发。对那些渴望发财、敢于冒险者来说，许多海洋之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都具有无限的吸引力。随着一股股黄金热的到来，英国殖民者考虑建立海外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生产国内无法生产的东西，从而摆脱对欧洲大陆商人的经济依赖。虽然欲求不能直接等同于殖民运动，但是欲求的因素却能转化为推动殖民扩张的动力，引导着那些虔诚的传教士、冒险的商人和好战的骑士，以及做发财梦的贵族，到大海深处、到海外去，传播基督教福音、追逐商业利润和建立功勋伟业。
最后，早期市民阶级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发展成为一种推动英吉利民族追求国家富强的精神动力。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市民阶级对财富的认识，体现了新教的财富观和天职观。在当代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合理谋利是上帝赋予基督徒的基本义务和神圣天职，当然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动力。韦伯说：“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思想与新兴市民阶级的义利观相吻合，合理地解释了英国商人的逐利行为。在被人们称为“重商主义者的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文中，托马斯·孟就把那些勤勉经商的人描绘为创造“贸易奇迹”的主人
，并对商人的“高贵职业”
溢美有嘉，甚至称之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
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在精神上走出中世纪的英国人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致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就说：英国“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的事业自负的民族”；英国人在虔诚、商业和自由这三件大事上走在了其他民族的前面。
随着财富观的变化，逐利行为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钱是十六世纪的真正统治者”。金钱、黄金白银和一切追逐金银财富的谋利的动机，不仅统治着人的外在世界，也支配着人的内在世界，并为灵魂开辟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最冒险的企业和投机活动中产生了真正的狂热病。……在这种狂热病中，无论是羊毛、土地投机、企业经营，乃至直接的掠夺，都是津津有味。利润！金钱！这就是上至女王下至贩夫走卒大家所热烈追求的”
。著名探险家马丁·弗罗比歇爵士是英帝国早期开拓者之一，16世纪70年代他率领一支远征探险队，分乘两艘小型三桅帆船及一艘二桅小船，出海寻找到达东印度的西北通道。他从第一次航行中带回一些不知名的矿石，据说可以从中提炼黄金，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伊丽莎白女王及其廷臣们纷纷认捐，为弗罗比歇的第二次航行提供资助。但是，这一次他根本没有再去探寻西北通道，而是运回了200吨矿石。德国采矿专家伯查德·克拉尼希（Burchard Cranich）曾宣布，他期望从这些矿石中分离出黄金，故而激起了一场空前轰动的黄金投资热。女王认购1350镑，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认购2000镑，其他廷臣认购数各不相等。1578年，第三次探险航行活动的规模更大，参与其中的船只多达15艘。可是，矿石检测的结果却令人十分沮丧，它们只是普通石头，根本不包含人们期待的黄金。
尽管如此，对黄金和财富的贪求，已成为许多英国人，尤其是那些逐利的商人、不顾一切的冒险家，还有无所畏惧的绅士们踏上海外冒险之路的最重要刺激因素。
西方人对美洲新大陆，或其他地区探险和扩张的殖民要求，从理论上讲，是以他们所坚持的“发现优先权”（discovery priority）或“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的殖民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根据这种原则，在没有明确的合法所有者的情况下，发现国对海外土地拥有优先控制权，就是在所谓的无主土地上享有建立贸易站、垄断贸易，或者开辟殖民地的优先权，其他国家不得染指。其实质是谁先占领某个地区，谁就得到了拥有这个地区的“权利”，早期殖民主义者依据这种强盗逻辑，大肆征服和掠夺广大地区。尽管哥伦布的西航探险并没有为西班牙找到到达东印度的新航路，但其发现的实际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块新大陆就在欧洲大西洋的对岸，它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于是，西班牙人根据哥伦布的发现，确认了他们对新大陆的殖民优先权和垄断权。罗马教皇发出的教谕（Papal Bull）
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占领殖民地的“合法”依据，以此确认所谓新发现土地的归属权。由教皇充当仲裁人，不仅可以延续教廷的普世主义权威，也可以暂时地解决早期殖民主义者瓜分世界的矛盾。1492—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发布一系列教谕，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了对非基督教地区的人为瓜分，并取得海外贸易与殖民统治的垄断权。1492年教谕确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世界的瓜分，西班牙国王有权占有由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所发现的土地，葡萄牙人则得到了“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以东的地区。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西葡两国同意把这条分界线移动到佛德角群岛（Cape Verde of Islands）
以西370海里处，正是由于这个变化，葡萄牙人得到了在巴西殖民的权利。
此时，英国是一个正在积聚力量、寻求对外发展机遇的新兴民族国家。虽然促使英国人走出去的原动力，在发现和获得金银财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一方面，只有打破伊比利亚人把持的贸易与殖民垄断权，才能在海外探险和贸易扩张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只有建立和保持永久性的海外殖民地，才能提升和加强用以对付那些限制其发展的海上力量。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人在拓展海上事业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他们追求发展的努力受到其他殖民国家的压制时，他们就力排外来干扰，到海外去“合理谋利”，进行发现和占有尚未被其他国家所拥有的“处女地”，通过建立殖民帝国，来抗衡葡萄牙和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