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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人原本是一个海洋民族，他们不仅具有海上冒险的特点，而且由于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维持的复杂关系，其民族性格“确实要比德国人、法国人或荷兰人复杂得多”
。早在3500年前，大不列颠岛上就有人类居住，最早的居民大概属于石器时代的地中海人。公元前1700年左右，比克人（Beaker Folk）从荷兰和莱茵地区移入，他们带来了青铜制造技术，并与不列颠的土著共同创造了著名的“巨石文化”。今天，在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白垩大平原上，遗留着史前巨型石柱群（Stonehenge），像谜一般，是英国久远而神秘的历史见证。公元前800年，处于青铜与铁器并存时期的克尔特人（Celts），从现今的法国和德国渡海而来，登上不列颠岛，成为岛上主导性居民。但不列颠文明史的进程，却要追溯到罗马帝国，先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高卢行省总督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两度进入不列颠，试图征服而未果；然而在一个世纪后，克劳狄（Claudius）皇帝征服不列颠，把不列颠置于罗马统治下，并开始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4世纪末叶罗马人退出后，日耳曼人循着海道侵入不列颠，并陆续建立了许多小王国。不列颠岛上的土著克尔特居民，一部分逃进了西部和北部的山区，另一部分则逃往爱尔兰，为现代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留下了血脉。入侵者来自日耳曼三个部落，作为现代英格兰人的祖先，他们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像罗马人一样，仅给不列颠岛带来了稳定而粗放的农业生产技术，而非动荡不定的海洋文明，所以在其后的数百年间，英吉利民族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农业生产。直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远离大海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但是不列颠人带有天生的海洋性格，撇开克尔特人不说，起初英国人都是乘东北风而来的北方海盗，盎格鲁-撒克逊人原先住在北海沿岸，由丹麦半岛延伸到莱因河口一带，5世纪中期开始渡海征服不列颠；到7世纪时，他们把英国史推进到“七国时代”（Heptarchy，600—870）。之后，维京人（Vikings）持续进攻侵入不列颠，并逐渐不列颠化。维京人属于北方日耳曼人，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渔猎和海上劫掠为生，而“战争和海上劫掠是自由北欧人的职业”
。那些来自北欧的海盗获得对大海的支配权，他们的血脉和大海的海浪一起跳动，混合成为撞击海岸的轰鸣声。早期的英国人，曾经跨越北海，航行到冰岛、格陵兰一带，并曾经到达北美的文兰。
在不列颠岛上定居后，大海的余音并没有完全从英国人的耳际消失。作为日耳曼人的后裔，英国人还保持着坚韧、粗犷的海洋民族特性，19世纪英国国教牧师、历史学家兼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其作品《东北风礼赞》中就这样称颂道：
正是恶劣的气候哺育着坚韧的英格兰人。他们听见大海的声音，用深沉的目光向东或向西凝视，洞穿海雾和溅起的浪花，绝不可能完全失去曾经令维京人热血沸腾的冒险精神和对大海的热爱。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曾经与大海为伍的英国人，他们本该“乘船下海”，可是中世纪为何经历了一段与大海无缘的历史？在海上冒险、探索未知海洋和海外殖民方面，本不该落后的英国人，却又为何让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抢占了先机？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造成中世纪英国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绝的最主要物质因素。“随着撒克逊的缓慢推进，在一个半世纪中，土著布列吞人被向西驱赶，征服者定居于耕地和林地上。就自然状况而言，英格兰没有一处远离大海超过70英里。尽管如此，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流动性。基督教会建立起教区教堂，一代代人居住在听得见教堂钟声的区域内，很少看见过大海。安定的生活不会产生冒险，原始状态下的自给自足造成了沉寂。海上精神趋于衰落。”
由于庄园是中世纪英格兰的自然经济单位，庄园内的生产可以满足包括领主和农民在内所有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使得人们对商业贸易和交通航运很少产生需求。直到15世纪，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英国人还没有完全恢复对大海的记忆。这就难怪伊丽莎白时代著名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评论说，“英国——这个坐落在银灰色大海中的小岛”，正“在大海的摇篮里安然入睡”。威塞克斯（West Saxons）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最早自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国王”，为有效抵抗维京海盗的入侵，他最早创建了英国的海军舰队，从而获得了“海军之父”的美称。尽管阿尔弗雷德很早就认识到海洋的意义，认为大海是英格兰的“第一道防线”
，可惜他的子孙们遗忘了他重视海防建设的榜样。所以几个世纪后，直到都铎朝初期，英王尚无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皇家海军舰队。
第二，远离欧洲大陆是造成英国岛民的孤芳自赏、自我封闭心态的客观因素：“不列颠是一个群岛，位于大洋之中，而又远离大陆海岸。”
不列颠岛四面环海，向东和向南，在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之间，是以“窄海”（Narrow Seas）而著称的北欧水域；向北和向西，则是浪涛汹涌、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海洋作为天然的屏障，将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自然分开，不列颠岛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从英国东南角多佛，到法国北端加莱，两地间的直线距离只有33公里。12世纪以前，大洋依然是一条便捷的海上通道，一批又一批欧洲冒险者循此而来，络绎不绝，使得英国人不得不经常面对来自海外欧洲大陆入侵的威胁。从地理上看，英国人从未居住在距离海岸超过115公里以外的地方，岛屿环境应当造就他们的海洋民族特性。然而，这种看似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庄园经济时代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好处，反而成为在客观上束缚他们与外界交往，进而在大航海时代落伍的障碍。
第三，“百年战争”是阻碍英国人对外交往和从事海上冒险活动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封建主义的作用，英法两国长期纠缠于历史上的恩怨，特别是英格兰人一直对海峡对岸抱有野心，他们把对岸看作英格兰真正的边界，向大陆扩张是英国人参与海外事务的理想。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动机，推动着一代代英国君主始终把目光聚焦于海峡彼岸的法国
，而“百年战争”就是这种动机的后果。不正常的法兰西情结影响着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在领土、血缘和经济方面，英法间的关系颇为复杂，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直至诉诸战争。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把全国的人力、物力与财政资源都消耗于那场在法国的土地上进行的唐吉诃德式的征服战争，这既限制了他们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关注，也妨碍了他们去开拓海外贸易和从事殖民扩张。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完整而准确地判断英国的地理特征、岛国心态和政治文化传统，也就无法合理解释早期英国的海外贸易与探险活动落后、反而对大陆抱有扩张野心的真正原因。
16世纪以前，英国与对岸的大陆，尤其与法国间，始终维持着这种敌对关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抗法国，而忽视了发展海外贸易关系。那时在欧洲沿岸只有几个分散的贸易站飘扬着英国的旗帜，这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主要由于其本身具有军港价值。就中世纪商贸活动而言，英国的货物，尤其羊毛和呢绒产品，价廉而物美，都是欧洲人所追求的东西；英国商人也与大陆的欧洲人，如汉萨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此外，英国的水手还保持着与欧洲诸海岛间的联系。但是，当英国输掉“百年战争”、英国成为陆上强国的企图化为泡影后，接踵而至的“玫瑰战争”，一场为争抢王冠而进行的封建混战，进一步阻碍了英国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制约了他们到海外从事探险与扩张的殖民活动。
直到15世纪末，都铎王朝才把英吉利民族重新统一起来，英国人由此而进入不列颠发展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及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甚至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人的许多传统观念还是中世纪的”
。但是，这个民族由于恢复了对大海的记忆，他们对海上事业的巨大热情和探索海外世界的冒险精神才被真正唤醒。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十分有限，不超过欧洲旧大陆，稍远则及至地中海。古希腊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长期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平生写下了一系列著作。他把地球上的陆地画成连续的一片，陆地包围两个巨大的湖，一个是大西洋，另一个是印度洋。他对世界的认识，对欧洲人的影响深远。在《天文学大成》（Almagest）一书中，他指出大地位于宇宙中心，并系统论证了“地心说”，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不列颠是欧洲人所知道的大地极限，它地处欧洲之外，远离经贸活动中心，向北是坚冰，向西是汪洋，向南远离地中海，只是向东，不列颠才与对岸的欧洲大陆有关联。
因此，不列颠既属于欧洲，又不在大陆范围内，而在欧陆之外。由于游离于大陆之外，不列颠最有意义的地理特征，并不是无垠的大海，而是被海洋包围的陆地；又由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英国人不是一个“水手民族”，而是一个“牧羊民族”。
长期以来，英国是一个以生产和出口纺织业原料羊毛为主的农业国，由于外贸市场狭小、外销渠道有限，在商业上对于大陆商人有很强的依赖性，错综复杂的欧洲海岸对不列颠来说，并不具有多么大的重要性，这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证明：中世纪欧洲的航运业，北方主要由汉萨商人控制，南方则主要为意大利商人操纵，而英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不属于英国人。那些来自欧陆的商人，经常移居不列颠，他们不但补充着英国工匠之不足，也主导着英国的贸易经济。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外国商人的垄断，英国的羊毛和呢绒被送往海外，海峡对岸的佛兰德斯是英国羊毛和呢绒的主要出口地。在对外贸易和海外旅行方面，英国人多依赖大陆的船只，波尔多的葡萄酒，波罗的海的圆木，里斯本利凡特（Levant）
的奢侈品，甚至鱼类供应，都不得不依靠威尼斯或汉萨商人提供。在整个中世纪，如果说英国人有一些海上活动的话，那么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不列颠诸岛沿岸附近，这同他们作为维京后代的岛民身份极不相称。15世纪以前，他们在海外有一些零星的经商和探险活动，那也纯属私人性的民间行为。例如，在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生活的14世纪中后期，有英国水手漫游过非洲，他们的航行路径是“从波罗的海古特兰（Gootland）到菲尼斯特尔角（Finisterre），再进入布雷泰尼（Bretayne）和西班牙的每一个小湾”
。
16世纪，随着大航海成果的不断涌现，不列颠不再处于旧大陆贸易航线的末端，而是从旧大陆到新大陆这条新航线的起点，这种变化刺激英国人去恢复他们作为一个海洋民族的历史记忆。可是，在英吉利民族的海洋文化遗产中，很少留下16世纪以前关于海上冒险的成就或传说；同大量的商业文献相比，有关英国人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记录，显得少得可怜
，以至于在新大陆发现之后60年间，竟没有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问世。但是，当英国人狭隘的中世纪观念经受着人文主义思潮、冒险精神和探险活动的冲击时，他们的海上活动热情也逐渐被其他民族的海外探险与扩张的冒险行为激发出来。其实，英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海军作为王国屏障的意义，差不多从13世纪起，他们已本能地感到，在大海上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关系到英吉利民族的生死存亡。
虽然英国人有过一段与海上活动无缘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海洋民族特性并没有改变。在关注英国海外扩张方面，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也不失为一个帝国主义思想家，他不仅拜读过理查德·哈克卢伊特有关英吉利民族航行发现的作品
，而且在《暴风雨》、《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脍炙人口的剧本中，通过对许多关于海上放逐、荒岛历险、海上遇险等冒险情节的生动描述，真实地再现了英国不同社会阶层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海上生活，讴歌了英吉利民族不怕牺牲的冒险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张扬长期受到大一统教会压制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人的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英国人逐渐复活了对大海的热情，于是上上下下形成了奔赴海外经商、探险与殖民的冒险浪潮。哥伦布西航成功，不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无疑都是巨大的刺激，“只有愚笨的乡下佬才待在家里”，而哪怕是少许有点名气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往海外，去追求财富和人生理想。有些人参加战争或冒险，完全是为了试试运气；有些人离开普利茅斯、布里斯托尔、南安普顿（Southampton）和伦敦，主要是为了到远方去发现土地，或寻找工作和就业的机会；有些人是为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他们每次从海外归来，总是哼着令人激动的小曲。显然，未来的英帝国，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这些不安定分子或具有新思想的人创造出来的，而这些失去土地的年轻一代，又是原始积累初期圈地运动的产儿，他们主要由约曼农、失业的水手，以及退伍的士兵所构成。都铎时期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加强了英国民众向外发展的趋势，而正是这种不可阻挡的、来自民间的冒险热情，昭示着英帝国的未来。“我们的主要力量来自大海”，这句话已经成为伊丽莎白时代一种广泛认同。
这充分表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的自由思想、有限的海外经历与丰富的想象力，同冒险热情和物质欲求相结合，以及正在觉醒的英吉利民族意识，与不断增长的仇外情绪相结合，不断驱动他们挑战外部世界，憧憬殖民冒险。在不知不自觉中，英国人形成一种向外突破的共识，他们要像伊比利亚人一样，建立一个堪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抗衡的英帝国。
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率先建立起海外殖民优势，英国人最初的海外殖民活动，不得不避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范围，朝西北方或东北方探险。他们循着北方通道去冒险，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北部大陆，从而奠定了未来英帝国的重要基础。亨利七世时期，借助于王室联姻，发展了英格兰和西班牙两个王朝间的友好关系，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好景不长，双方的利益对立逐渐显现出来。为了同西班牙人展开商业贸易竞争，长期旅居西班牙的著名英国商人小罗伯特·索恩
致函驻西大使，并附上相应略图，敦促亨利八世支持国人的海外发现事业，积极寻找通往所谓远东（Far East）地区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使英国早日摆脱对西班牙的依赖。索恩认为“绝没有不可能居住的土地，也绝没有不可能航行的海洋”
。后来英国人率先发现北美大陆，他们重新感受到了大海的召唤，也进一步增强了重返海洋的信心。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在稳定与流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向外突破的张力，并驱动着英国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