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从沉睡的中世纪醒来,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在社会转型时期,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君主制、地理大发现和原始积累等一系列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相伴随,欧洲给教权主义、普世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原则带来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并为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冒险精神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随着一个个民族国家的形成,人们在好奇心、物质欲和宗教信仰的驱使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冒险精神,急于摆脱中世纪的枷锁,一往无前地迈出了传统的地中海,走向了无边无际的大西洋。
对欧洲人而言,15世纪是大航海的起点。到15世纪即将结束时,他们已经绕过非洲最南端,横渡大西洋,开辟了通往东西两半球的新航路,并发现了为旧大陆所完全不知的美洲新大陆。随着海道大通的实现和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探索的进展,欧洲在哲学、艺术、文学与实验科学上,以及在贸易、航海和殖民诸方面,后来居上,超越了东方世界,开始保持领先的地位。当时,不论是冒险家还是思想家,也不论是商人还是政治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海外发现对于欧洲或整个旧大陆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那些由水手、商人和贵族组成的航海家、冒险家所完成的业绩,将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从15世纪后期起,在人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召唤下,英国人紧追伊比利亚人的脚步,积极争取英吉利民族向外发展的所谓“均等机会”,试图通过地理探险和殖民扩张,造就一个新的英格兰。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追赶,到16世纪后期,他们初步具备了挑战伊比利亚殖民垄断权的能力,尝试到北美新大陆去拓展殖民地,实现大洋扩张和殖民帝国的梦想。客观上,民族主义和殖民思想的发展,推动了英吉利新兴民族国家的壮大。如果说16世纪初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为解决“过剩人口”等社会问题而提出移民海外的殖民主张,16世纪后期探险与探险史学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在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前后,已经全面地阐述了英国殖民北美大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那么16—17世纪之交的经验主义者培根则把前人发财致富、民富国强的现代殖民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强烈扩张主义倾向的帝国思想。
弗朗西斯·培根出生于伦敦临河街一个新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曾担任爱德蒙兹大寺院(Bury St.Edmunds)管家。由此,他父亲尼古拉斯(Sir Nicholas Bacon)得以到剑桥大学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后来,尼古拉斯又借助于16世纪30年代的新教改革,购买了爱德蒙兹大寺院所属的几处庄园。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他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并受封为骑士。弗朗西斯是尼古拉斯最小的儿子,由于身体方面原因,他的启蒙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1566—1569年,约翰·沃尔萨尔(John Walsall)担任培根的家庭老师。这是个具有清教倾向的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12岁那年,培根进入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和他哥哥安东尼·培根(Anthony Bacon)一起,接受约翰·惠特吉夫博士(Dr.John Whitgift)即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指导。离开剑桥大学后,培根访问了法国的布卢瓦(Blois)、普瓦提埃(Poitiers)、图尔(Tours)等几个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经历对于他走进上流社会很有帮助。培根曾致力于法律和政治的研究,当过议员,做过皇家法律顾问、掌玺大臣、首席检察官和大法官,可谓平步青云,为英王政府服务数十年,还先后受封为骑士、男爵和子爵。不过,他奉承权势、曲意逢迎,后又因受贿而受到上院的审判,遭到罚款和拘禁的处罚,在不光彩或羞辱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然而,走出皇家监狱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后的培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转向他为了功名而中断的学术活动。在科学研究上,培根大胆求索,勤奋笔耕,成为颇有建树的学问家,创立了经验归纳法,并为后世留下了《论说文集》、《亨利七世本纪》、《古今格言》、《新工具》等著述。他正是通过其精湛的学问,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成为了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长期以来,由于英吉利民族一直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所困绕,人心思治就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对从内战硝烟中建立起来的都铎朝的服从与认同,无疑是渴求政治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反映。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儿,培根关注国家的长远利益,把物质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看成是攸关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大问题。他强调指出,人口增长的速度应当与物质消费的水平相适应,不劳动阶级的人口增长与劳动的供养能力应当保持平衡,否则国家就会贫困,国力就会削弱。培根时代,英国已渡过都铎朝前期的困难,逐渐增强了综合国力,对外殖民扩张活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与其他殖民主义者被动式扩张论不同,他主张英国积极主动地向外拓殖,这种帝国思想的核心是要达成以下两个基本目标:一方面是要转移国内的人口压力和其他的社会矛盾,以此增强政治凝聚力,抵消由内耗造成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则是增强国家抵御外来威胁与干涉的力量,建立英吉利民族的“海上帝国”。在《论邦国底真正伟大之处》一文中,他就明确表达了反分裂、求统一的爱国立场。他指出:“内战真有如患病发热;但是对外作战则有如运动发热,是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的;因为在一种偷惰的和平中,民气将变为柔靡而民德将变为腐败也。”
在对待海外殖民扩张问题上,他的态度更为鲜明,认为海上优势是一国力量强大的重要标志,英国只有掌握了海上霸权,才能像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贸易帝国,进而去分享大航海时代东西印度的巨量财富。显然,他在对外殖民问题上倡导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逻辑很简单,如他所说的那样,“就是握有海上霸权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战争上是可多可少,一随己意的。”
早期殖民活动的发展,促进了英国人对殖民的认识。16世纪初期,英国的殖民扩张尚处于探险与发现的尝试阶段,他们刚迈出国门,离真正建立现代殖民制度还有很远距离,难怪莫尔时代的英国人对殖民地本身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模糊不清的推测阶段。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发展,他们的殖民意识和殖民行为都在发生变化。到16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政治家、学者、商人和冒险家最关心的是应当在什么地方建立殖民地、而不再是要不要建立殖民地的问题。在哈克卢伊特等一大批殖民思想家的鼓动下,英国人积极推进北美新大陆的殖民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向西拓殖,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独享的海外殖民垄断权。到了都铎朝末期和斯图亚特朝早期,要不要和在哪里建立殖民地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殖民帝国。培根不但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期为都铎和斯图亚特王室效力,而且在海外殖民问题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第一,培根把殖民地形象地比喻为古代诸王国再生过程的组成部分 ,为英国创建海上帝国寻找历史依据。
在《培根论说文集》(Essays,1597)之篇目“论殖民地”(On Plantations)中,他曾明确指出:“殖民地是古昔的、初民的、英雄的工作之一。当世界还在年少的时候,它生了许多的子女;但是它现在老了,所生的子女也就少了,因此我不妨说新的殖民地乃是旧有的国家的子女也。” 在《新大西岛》一文中,他还生动描述了人类早期活跃的航海活动,其目的就是要让国人相信,今天的海上事业不但拥有深厚的传统基础,而且是一种利国利民的美意善举,必然有助于英国的社会进步。他指出:“你们应该知道,不过也许是你们所不相信的,那就是大约在三千年以前或者还要更早,世界的航行,特别是远方的航程比现在还要频繁。你们不要认为我并不知道近六十年来你们的航运增加了多少,这在我是很清楚的,但是我还要说那时比现在还要频繁;不管是不是由于人类的劫余被方舟自洪水救起的先例,使人对水上的冒险增加了信心,或者还是由于别的,不过事实确是这样的。腓尼基人,特别是泰雅人,有巨大的船队。迦泰基人还有他们远在西方的殖民地。在东方,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航务也同样很发达。中国和伟大的大西岛(你们叫作美洲),现在还只有舢板和独木舟,那时却已经有很多的高大的楼船。这个海岛根据那时确实可靠的记载,有一千五百只容量很大的船。所有这些,在你们也许记得的很少,或者根本不记得了;而我们却知道得很清楚。” 不过,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培根在宣扬他的帝国主义论时,完全没有考虑殖民运动将给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现实痛苦和无穷贻害,这也是早期殖民主义者和其他西方学者无法诚实面对的政治伦理问题。
第二,在殖民地管理方面,培根提出了精英治理和长期经营的主张,反对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
虽然在殖民地点的选择上,培根的看法与莫尔相似,就是希望国人到荒漠的土地上去拓殖,但他的想法比莫尔在《乌托邦》中表达的模糊看法更趋成熟。他说:“我以为一个殖民地最好是在一片处女地上;那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殖起民来,无须乎因为培植新者而拔除旧者。因为否则不算是殖民,倒成了灭民了。”他告诫人们,切勿尽图眼前利益,不可急功近利,对待殖民地要作长期打算,否则殖民地的开发和利用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他说:“培植一个新国家有如造林,必须先打算好了预备折本二十年,到末了再获利。大多数的殖民地之所以毁灭,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殖民事业之初年底卑污而且欲速的取利。当然,如果迅速的利润能与殖民地底利益相符,那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但应以此为限,不可多求。” 他还告诫人们,殖民地政府不可依靠过多的居留在母国的议事官和司长、委员之流,这些人的数量应该适中才好,不可太多;而且他们最好是贵族、绅士,而不是商人,因为商人看重的是眼前之利,缺乏长久考虑。由此看来,在培根理想的殖民思想中,浸透着柏拉图精英治国的理念。他认为贵族精英依然是国家的栋梁,也是殖民地开发的中坚,因而他反对官方的过多干预,提出要发挥贵族和绅士在殖民地开发上的作用。直至殖民地根深蒂固以前,殖民地“不但要不受关税底束缚,还要使殖民地底人有把他们底物产运到可以获得最丰的地方去底自由——除非是有特殊理由应当防止这种情形。不要太快地一批又一批送移民到殖民地去,以致有人满之患。反之,应该留意殖民地底人口之减少而按比例补充之;但是务要使殖民地底人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可使他们因为人数过多而陷于贫乏。” 他进一步认为,殖民地应当拥有贸易自由,对待殖民地,杀鸡取卵的做法不可取。然而,等到“殖民地底力量增强之后,就可以不但移殖男子,妇女也可以去了;这样那殖民地就可以世代蕃衍下去而不至于永远由外面补充了。在一个殖民地已经有进展的时候而弃绝之乃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因为这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是一种残杀了许多可怜人的杀人罪也。”
第三,培根主张英国人应在大陆复兴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在海外建立一个“人类帝国” 。
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欧洲出现了三大政治幻想小说,除了莫尔的《乌托邦》外,还有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和培根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3)。 康帕内拉是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和占星学家,他于1601年完成的《太阳城》这部作品中,采用乌托邦著作的惯用对话体裁,把太阳城安置在印度洋中的某个小岛的一座高高的小山上,并以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七个星球为太阳城的七个城区命名。康帕内拉关于太阳城的构想,反映了意大利下层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但它不免带有中世纪的痕迹,就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因素,以及其他非科学的成分。
像莫尔和康帕内拉一样,培根晚年写过一部未完成的乌托邦式作品《新大西岛》。作者虚构了一个国家叫“本色列”(Bensalem),它是新大西岛上的理想国,坐落于秘鲁和日本之间。他指出:“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西岛上的国家,和秘鲁(当时叫作柯亚)、墨西哥(当时叫作泰兰贝耳)都是富强的,有强大的武力、无数的船舶和大量的财富。”
在培根设计的理想国里,科学主宰一切。本色列作为科学的乌托邦,是他对北美新大陆想象的结果,也是他所倡导的科学“伟大复兴”信念的反映。他充满热情地描绘这个和谐、繁荣、安全与舒适的新大西岛,他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强调“帝国抱负总是与海洋联系在一起的” ,并为英国人树立一个榜样,以此强调殖民北美的合理性,从而为其海上帝国的主张作辩护。从《新大西岛》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培根对新大陆的情况颇为熟悉:“你们对于美洲人口的稀少,对于那里人们的野蛮和愚昧不要感到惊奇。你们应该知道,美洲的居民是一个年轻的民族,至少比世界其他各民族年轻一千年,因为在世界大洪水和他们那次部分洪水之间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在他们山上劫后留下来的可怜的人类,重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是简单的野蛮人(与挪亚和他的儿子是地上的唯一家族不一样),不能给他们的后代留下文字、技艺和文明。他们像在山上住着的时候一样(那些地方特别冷),习惯于披着那里有的虎皮、熊皮和长毛的山羊皮。” 像莫尔、哈克卢伊特等学者一样,培根作为一个帝国主义理论家,同样把新大陆看作是英国拓展海外殖民地的理想场所。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他在《新大西岛》这篇短文中,提出开发和利用美洲殖民地,以及开创和维护海外帝国的主张,其中既有强国富民的爱国主义因素,也有希望通过建立英帝国来谋求海上霸权的帝国主义成分。
培根不仅是英帝国启动时期重要的殖民理论家,也是英帝国启动的直接参与者。他身体力行,曾把钱投资于一家公司,意图使得北美大陆的纽芬兰殖民化,即使该公司不成功,他也毫无悔意。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你必须作好几乎失去20年利息的思想准备,而希望获得最终的回报。” 而事实上,培根本人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和纽芬兰公司的重要成员,他在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纽芬兰等殖民地的创建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在英国殖民扩张的问题上,培根不再像早期殖民思想家那样以减轻人口压力、寻找贸易市场为借口,抑或是以争取英国人的自由平等权为托词,而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海上帝国的扩张政策,而这种殖民主义思想完全符合早期民族国家体现出来的排他性和扩张性的基本特征。对于英国人而言,殖民扩张是一项多阶层参与的冒险活动,但在培根的殖民思想中,贵族理想占有重要地位,这明显与其新贵族家庭背景分不开。可以说,培根家庭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再到宗教上,都与都铎王朝确立起来的新的经济、政治秩序息息相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培根在探讨殖民与帝国的问题时,何以忽视商人而特别重视贵族的作用。英国早期殖民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促成因素,可以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新贵族对专制王权的依附性,还有英国人在打败西班牙海上霸权后得以增强的民族自信心。这些就构成了培根的海上帝国殖民论形成的客观前提。他的海上帝国殖民思想和哈克卢伊特的向西殖民论一样,强调要优先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为殖民新大陆提供合理基础,彰显英吉利民族的优越感,具有鲜明的现代殖民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