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哈克卢伊特的“向西殖民”论

理查德·哈克卢伊特是都铎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史家。他的父系先祖来自威尔士，13世纪左右，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定居下来。有些祖先发迹后，挤进了当地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行列。有个可能是他较近的祖先，名叫雨果·哈克卢特（Hugo Hakelute），14世纪初被推举为代表自治市亚顿（Yatton）的下院议员；后来，哈克卢伊特的先人中还出了郡治安法官和受封骑士。1349年，托马斯·哈克卢伊特（Thomas Hakluyt）担任赫里福德教区主教的法律顾问。16世纪上半期，还有一个托马斯，是位政治家，1559年代表赫里福德的利奥敏斯特（Leominster）选入下院。本文涉及的理查德·哈克卢伊特，与其父同名，在家里四个男孩中排行第二。老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older）是伦敦利凡特公司（Levent Company）下属的“高尚皮革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Skinners）的成员，主要从事皮革和皮毛加工贸易。老理查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玛杰里（Margery）也离开了人世。那年，小理查德差不多五六岁，他的同名堂兄大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the elder）就成了他的监护人。

大理查德是中殿律师学会的一名律师，偏爱法律与行政管理。他的生涯发展受家庭和职业的影响较大，而他的兴趣与偏好，又对其堂弟产生了示范效应。1553—1555年，大理查德到伦敦接受法律训练，此时正值英国现代第一个股份式商人公司俄罗斯公司组建之际。1558年他入选英国议会下院，在以后几十年里，与宇宙志学者、商人、渔夫和其他旅行者接触较多，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有关贸易、殖民、外交与探险的信息。作为商业公司的顾问和律师，他积极鼓动英国人到北美从事殖民活动。1570年以后，他开始对贸易和地理学产生兴趣，并就贸易谋略问题劝说俄罗斯公司到中国冒险。1581年，他向新土耳其公司（Turkey Company）提供咨询，后来还向马丁·弗罗比歇爵士和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提出关于纽芬兰等北美殖民事务的建议。1585年，雷利爵士提议到北卡罗来纳离岸的外滩群岛（Outer Banks） 开展殖民活动，大理查德借助两个小册子为雷利爵士的北美殖民冒险作宣传。后来，尽管小理查德的影响远大于大理查德，但毋庸置疑的是，小理查德之所以选择学术和文学，尤其将毕生精力用于研究地理学和探险史，关注英吉利民族的北美探险与殖民，都与大理查德的影响和引导分不开。

1570年，小理查德在高尚皮革公司的资助下，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学习，先后取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该校是英国主要的私立学校之一，又叫圣彼得皇家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St.Peter），其历史可溯及12世纪后期（1179年）。在这所以悠久学术传统而著称的学校里，小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度过了七年时光，他如饥似渴地搜寻、阅读，接触了大量用古代和现代语言写成的有关海上航行与发现一类的出版物，奠定了其殖民思想的初步基础。1577年，他一边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 Church，Oxford） 接受教育，一边运用“历史的眼光”发表公开演讲，向人们传授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意在鼓动国人投身于他所热心宣传的海外殖民活动。1578年，他被任命为牧师，同时还从“高尚织工公司”（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thworkers）领取津贴，潜心于神学研究。一生中，他只去过欧洲大陆一次，那是他作为驻法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的随行牧师和秘书对法国的造访，而这次旅欧经历为他接触大陆学者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了解其他民族的探险与殖民活动提供了条件。

哈克卢伊特在法国停留期间，根据枢密院成员兼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的指示，搜集了大量有关西班牙与法兰西在美洲发现方面的信息。后来，他担任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爵士（Sir Robert Cecil）的私人专职牧师，后者为他从事地理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那些最重要的船长、最伟大的商人和最娴熟的水手保持密切联系，这就为他的著述活动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Dynasty）初期，他积极推动“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和“普利茅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Plymouth）到北美大陆弗吉尼亚的殖民活动。1582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关于美洲发现的几次航行》。这部涉及航行发现的出版物，是献给军人、外交家兼诗人菲力浦·悉尼爵士（Sir Philip Sidley）的著作，而它的出版引起了海军司令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和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的注意。正是在这部航行发现著述中，他提出了英国人对于尚未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占领的北美地区远征探险的权利要求。哈克卢伊特打出新教旗帜，鼓舞国人前往海外，分享美洲的利益。 他指出：“让我惊奇的是，自美洲第一次发现（经历了90年时间）以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行了大肆征服与殖民，我们英格兰从未幸运地在这片未被他们占有的剩余地方扎下根来，这里却是富饶与温和之所在。但是此刻，我认为向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人们看到葡萄牙人的时代将成为过去，西班牙人的真面目和他们长期隐藏的秘密现在最终被揭开……

我有一个巨大的愿望，就是时机已经来临，正是我们英格兰人参与分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和其他尚未被发现地区的时刻。”

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英国人参与海外殖民扩张的权利要求，表达了英吉利民族积极寻求海外利益的强烈愿望。

哈克卢伊特是一个孜孜以求推动向西殖民的学者。如果说莫尔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最早具有殖民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家，那么，哈克卢伊特就是英国最早明确提出向西殖民意图的帝国主义者。“应令人崇拜的先生、现为骑士的沃尔特·雷利爵士的要求和吩咐”，1584年他发表著名的《向西殖民论》（A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e Planting Written in the Year1584）。为了促使伊丽莎白一世以及国人向西航行探险，并与欧洲其他列强展开海外殖民竞争，以分享大航海时代海外地理探险和发现的成果，他在这部探险史著作的第10章中，详细列举了若干重要理由，涉及北美大陆的殖民扩张，包括：

第一，这条向西到北美大陆的航路既不太长，也不很短，殖民者一年四季可以往来几次。第二，由于这条航路不靠近欧洲其他君主控制的贸易区，也不接近任何国家或管辖区，在安全问题上有充分的保障。第三，这条航路可以将英国的贸易活动引入直布罗陀海峡、丹麦国王统治的海峡范围，以及挪威与俄罗斯诸港口等，以扩大英国的贸易区域。第四，如果在这条新航线中用商船运输本国的财富，既不会像西班牙船只那样径直地驶入英国西部的港口，也不会被狂风暴雨轻易地驱入任何外国的港口。第五，只要英国人适时地到那里安置和移民，女王就可以获得优良的皇家港口、优质的桅杆原木、造船和建设强大舰队所需的上好木材，以及不可缺少的沥青、焦油、大麻等原料。第六，外国商品不缴纳关税就无法进入英国，而且所有舶来品都必须令英国臣民喜爱。如果在国内大宗购买舶来品会使英国陷于贫困的话，那么可以在海外购买便宜的外国商品，这样就会使人们感到获利，也节省了英国的财富和资源。第七，如果海边可以产盐，内地可以酿酒、磨油，生长橘子、柠檬、无花果等，还可以炼铁的话，那么英国人将会使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感到羞辱，并削弱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大量节省本国的财富和资源。第八，通过向那里移民，英国人可以移植虔诚的宗教及其信徒，扩大基督福音的荣耀。第九，如果新开辟地区发生战争，而英国人给以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那么年轻人就能获得在严酷战争中锻炼的机会，许多人参战既可以保卫自己的海外同胞，又可以保卫国内人民。第十，那里能使到处流浪、扰乱秩序的英国乞丐平息下来，使他们接受良好的教化，并为他们创造幸福的家园，还可以使那些不可能生活在英格兰、却又智慧超群、秉赋各异的人们，免于在国内被送上绞刑架，让他们到殖民地成长，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英国向北美大陆移民，还可以摆脱对欧洲市场的依赖；人们的一切生活与生存需要，在北美洲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16世纪最后25年中发展起来的英国殖民扩张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哈克卢伊特正是这种思想的宣传家。

当然，哈克卢伊特并不是第一个以著述推动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的英国人，当时对海外事业感兴趣者颇多，不仅有航海家、商人和科学家，也有政治家、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其中，约翰·迪博士就运用科学知识帮助国人先后深入大西洋去探索东北航线和西北航线；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1576年刊行的《演说辞》（Discourse）中深信，只要发现西北航路就可以用更短时间到达东方，因而他主张朝西北方向去探寻北方航道，并鼓吹为增进对外贸易和增加就业机会而殖民北美。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欣赏吉尔伯特的帝国主义论，还于1578年授权他“去发现、探测、寻找和考察那些遥远的、异教的、蛮荒的，并且未被任何其他基督教君主或人民占有的土地、国家和领地……”

耶稣会士理查德·威尔斯（Richard Willes）是一位活跃于1558—1573年间的作家，他曾赴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地游学，回国后竟然宣布放弃天主教，转而承认伊丽莎白女王的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至尊管理者地位。1577年，他编辑出版三卷本《西印度和东印度旅行记》（The History of Trau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and Other Countreys Lying Eyther Way Towardes the Fruitfull and Ryche Moluccaes）。翻译家托马斯·尼古拉斯（Thomas Nicholas）活跃于1560—1596年间，他曾受利凡特公司雇用，在女王玛丽一世（Mary I）去世前一度定居于西属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 的帕尔马（Palma），后因信仰问题数度被西班牙人投入监狱。获释后回国，他出版了几种西班牙文译著，其中包括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兹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撰写的《征服西印度趣史》（The Pleasant Historie of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 Indies）。该著作记述了16世纪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多·德·科尔特斯（Hernando de Cortez）对墨西哥的探险与征服。还有，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弗兰普顿（John Frampton）是伊丽莎白时代侨居西班牙的旅行家兼翻译者，他曾从事塞维利亚（Sevilla）到布里斯托尔的批发贸易，后遭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他的船只和货物悉数被没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塞维利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瓜达尔基维尔河下游，是西班牙唯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塞维利亚宣称对大西洋拥有垄断权，这里曾设有“印度群岛交易之家”，垄断着西班牙的海外贸易。1567年，弗兰普顿逃离西班牙南部港市加的斯（Cádiz）后，开始从事西班牙文著述的翻译工作，1577年翻译出版西班牙医生和植物学家尼古拉斯·鲍蒂斯塔·莫拉兹（Nicolás Bautista Monardes）的最重要著作《来自新发现大陆之喜讯》（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 Founde World）。此外，英国军人兼探险家马丁·弗罗比歇爵士也有不少于五种关于北美殖民活动的记叙性故事书籍面市。

16世纪80年代之前，尽管英国人已经赴海外探险、经商或旅行，许多专业人士对海外事业兴趣日益浓厚，还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是进入16世纪80年代后，北美殖民活动的前景依然难以预料，除非那里拥有不断补充的劳动力来源，而且必须为这些人找到解决路费的办法，否则殖民地就很难建立，也无法持久存在。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刊印了许多小册子，不同程度地强调开发殖民地对于英国未来的意义，赞扬投资与移居新大陆的种种好处。可是就系统性或深度而言，还没有哪一位学者的同类著作胜过哈克卢伊特的《向西殖民论》。哈克卢伊特并不是那种孤陋寡闻、学识浅薄的旧教士，而是一个广闻博见、思想活跃的新教徒，这就决定了他对英国海外事业的思考和推动远超一般人。不管女王是否赞成，他都坚定地认为，到北美开展殖民活动，不仅涉及私人事业，而且事关国家的利益和前途。他说过：“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 16世纪的英国，像哈克卢伊特这样热衷于推动地理发现和殖民活动的僧侣并不多见，他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最重要的航海活动和殖民扩张事业，十分重视英帝国的创建。虽然他不是一位游弋于海上的探险家，但他的毕生努力都是为了让英国人能充分认识到海洋的真正价值，并切实推动英吉利民族的殖民主义。有时，他旅行200多英里，只是为了搜集最后一位纽芬兰航行发现幸存者的故事。同时代人盛赞哈克卢伊特的勤勉，甚至把他比作“在那开着杂花的草地上最最忙于钻穴打洞的鼹鼠”，正如伊丽莎白时代著名诗人迈克尔·德雷顿所赞颂的那样：

勤奋的哈克卢伊特，

你就搞你的航海故事！

人们听了你的话语

将会起来追求荣誉；

还将称颂你的懿德

把你作为师表于万世。

作为探险与发现的地理学家和编年史家，哈克卢伊特勤奋搜集，潜心笔耕，其用意就是为推动国人向西拓殖新大陆提供一切必需的知识。关于北美殖民活动，他曾给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提出忠告，并为沃尔特·雷利爵士的探险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他成为雷利爵士的弗吉尼亚公司董事，也是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授予特许状的四个人之一，为推动弗吉尼亚殖民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探险方向的选择上，哈克卢伊特主张向西或向北探险，而不是朝东或朝南航行，这也是从都铎初期开始的惯例。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当初接过亨利七世颁授的特许状时，就是率领探险队朝北大西洋而去，为英王室探索北方航线的。为了避开南方在非洲沿岸进行殖民活动的伊比利亚人的势力，从这个时候起，英国海外探险的范围主要就是越过北大西洋的北美地区，难怪英国人关于航行探险史研究都与北方航路的探险有关。探险家从事海外活动离不开地理学知识，正如他们需要魄力、冒险精神和个人名誉一样，他们必须知道要到哪里去、消费什么、生产什么、经营什么，以及当地的民族特性、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等。哈克卢伊特写作《向西殖民论》，既是为了直接推动雷利爵士正在从事的弗吉尼亚冒险活动，为国人开拓北美殖民地作辩护，又是为了论证向西探索航行进而殖民新大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为第一英帝国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正如作者所表述的那样：

为了扩张经过改革的宗教。

为了取代英国其他贸易，由于西班牙，这些贸易已变得“少得可怜或危险”。

为了从英国自己的管辖区获得必需品，而不从国外获得它们。

为了使“大量的无所事事的人”就业。

为了在与西班牙开战时提供海外基地。

为了扩大女王的岁入，并加强皇家海军。

最后，也是长期努力的——为了发现西北航线。

为了劝谏伊丽莎白女王相信新大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那里适宜英国人去殖民，哈克卢伊特这样写道：由于“移民一直被称为是一种在必然出现的民族国家之间永恒的商业战争中的战略移动”，而且殖民地可以提供英国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物资，英国将会征服其商业竞争对手，并“把他们赶出贸易领域，使其无所事事” 。他不但回顾了佛罗伦萨海盗、探险家乔万尼·达·维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关于阿卡迪亚（Arcadia） 的描绘，法国航海家、开发加拿大先驱和圣劳伦斯河发现者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关于加拿大的记述，而且收集了大量有关航行发现的报道，试图证明新大陆对于英国未来前途的重要性。在详尽探讨了发展海外殖民事业对于英国呢绒产品出口作用的同时，他明确指出，如果用殖民地吸纳失业者，英国就可能供养得起五倍的人口，况且殖民者还要购买英国生产的呢绒产品，可见这是一个广阔的、潜力巨大的市场。 对于英国人用承载重量只有二三十吨的小船在不大的英吉利海峡之间航行来去的情形，哈克卢伊特感到极为不满，他声称：“我们要到大洋中去破浪航行，要在海上待上一个月或六个星期。这种长距离航行可以磨炼水手，并使他们了解航海的奥秘。”他坚持认为，殖民贸易将哺育出更熟练、更勇敢和更具有指挥才能的舵手和水手，英国非常需要这样优秀的水手和航海家，非常需要大吨位船，尤其是200吨以上的大船。他还预言说，如果借助于殖民地贸易，英国一定会拥有大吨位船，那样就可以切实加强本王国的海上防卫力量，获得最可靠的保证，以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贸易。“幸亏汉弗莱爵士，英国才能够很快地获得她在纽芬兰所必需的船舶用具，并建造500吨到1000吨的大船” 。果真，到1588年时，英国已经有了这样的船舶，为赢得大海战的胜利准备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这是后话。

1583—1588年哈克卢伊特在巴黎逗留期间，阅读了大量其他民族有关航行发现和海上活动的书籍，出版了一些有关地理发现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威尼斯地理学家、外交家兼旅行家贾姆巴提斯塔·拉缪肖（Giambattista Ramusio）的《航海与旅行》（Navigations and Travels）。该书于16世纪50年代出版，收录了约翰·卡波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卡波特撰写的关于西北航线探险的文章。同时，哈克卢伊特重印了长期侨居塞维利亚的英国商人、军人兼地理学家小罗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the younger） 分别给亨利八世和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约克大主教爱德华·李（Edward Lee） 的信函，提出了开辟东北航线、西北航线或极地航线到达亚洲印度的建议。这两封信函1527年写于塞维利亚，哈克卢伊特将它们和一幅并不切实可靠的亚洲地图一起收入了他的著作《关于美洲发现的若干航行》，其用意依然是想激发国人到北美探险、开辟殖民地及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趣。他指出，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做的那样，“殖民地将生产无法在英国生产的原料。它们将使英国摆脱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它们将为英国制造品提供市场。它们将为英国水手提供培训基地。它们既成为懒散的士兵和水手的输出渠道，又成为英国穷人和失业者的出口渠道。” 此外，他还出版了维拉扎诺关于北美大陆探险的考察报告（信函）。维拉扎诺长期效力于法王，他的名字是和16世纪法国的北美探险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506年，维拉扎诺在法国港口城市迪耶普（Dieppe）开始航海家生涯，多次航行于东部地中海。此时，欧洲人已开辟了绕过非洲到达东方、绕过南美到达东方的两条海上新航路，它们都万里迢迢，又分别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所控制。为寻找新的海上通道，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展开贸易与殖民竞争，法王希望维拉扎诺能为法国开辟一条直达东方的、更便捷且不受他人威胁的西北新航路。虽然维拉扎诺没有达到既定目标，但从他提交给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考察报告中可以得知：1524年，他前往新大陆探索了卡罗来纳和纽芬兰之间的北美大西洋海岸，包括纽约湾（New York Bay）和纳拉干塞特湾（Narragansett Bay），从而成为继11世纪挪威人探险北美之后的欧洲第一人。为表达对法王的敬意，他把这一带称为“弗朗西斯卡”（Francesca），意即“新高卢”（Nova Gallia）或“新法兰西”（New France）。在给弗朗西斯一世的信中，维拉扎诺第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北美大陆与其他大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一大片陆地，或叫新大陆，既不与亚洲、也不与非洲相连；或许通过挪威或俄罗斯，能与欧洲相连。哈克卢伊特就上述信函中有价值的部分，诸如英格兰可殖民北美地区、那里所需之商品、适宜运输之商品等内容，一一加以注释。1587年，他还编辑出版了意大利裔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彼得·马特·德安吉尔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 撰写的探险史著作《论新大陆八十年》（De Orbe Nouo Decades Octo）。该书是在巴黎面市的，其中包含一幅送给哈克卢伊特的铜版新大陆地图，在这幅罕见的地图上，署有F.G.的字样，所指应是弗朗西斯·高尔（Francis Gualle）。关于北美“弗吉尼亚”的称呼，也在这幅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从地理与探险史的角度看，这部拉丁文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哈克卢伊特运用他手中的那支笔，以文学的形式，把英吉利民族的探险和发现的业绩记录下来，载入了英帝国编年史。当代帝国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阿米塔奇教授把英国文学和英帝国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孪生子，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知识和地理充分扩张的结果” 。我们有理由认为，16世纪后期哈克卢伊特“为英国人——为女王、她的大臣们、她的商人、她的船长，还有她的人民，作了建立帝国的心理准备”。美国著名史学家、博物学家和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教授也直接明了地指出：“美洲是从理性经验开始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158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他们打败了长期以来一直对英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有力地打击了伊比利亚人的海上霸权，这表明英国作为第一流海上强国的地位已悄悄地显现。此后，英国继续冲击西班牙的海外利益，英西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并延及斯图亚特朝詹姆斯一世统治初期 ，从而构成了十六、七世纪之交英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1588年，哈克卢伊特不但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探险史著作《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而且回到了阔别五年之久的英国。第二年，这部“一直被称为英吉利民族的散文体史诗” 在英国国内正式出版，大大丰富了英帝国编年史文库。

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人一直在寻找一条到达亚洲的捷径，他们朝北大西洋的西北方或东北方航行，主要是为了避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南大西洋和西部海域的垄断权，但成效并不明显，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如果编年史家对那些失败的海外探险感兴趣，并详尽记录像卡波特父子和许多商人的冒险经历的话，那么，都铎早期的殖民活动还是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但遗憾的是，玛丽女王时期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一个布商的儿子，因受到伊比利亚国家榜样的刺激而进行写作时，都铎早期英国人远征的详情已经丢失殆尽了。到16世纪70年代，当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地位获得巩固时，英国人才迎来属于自己的大航海时代；直到此时，他们才有可能突破探险航行一直遵循的传统方向。可是，当哈克卢伊特整理英国人海上航行与发现活动的业绩时，除却都铎早期一点零星的记录外，这位致力于描述和研究英吉利民族航行探险史的作家，却几乎什么可资利用的材料也找不到。他只能发出这样的悲叹：由于那个时代作家们的巨大疏忽，他们本该以更认真的态度来保存英吉利民族有价值的业绩记录。

哈克卢伊特是英帝国的思想奠基者之一。如果说英帝国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不自觉发展的产物，那么可以说，对于哈克卢伊特而言，“他的发展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理性发展史的开端”；“他的一生，从1552年到1616年，与一个庞大的英格兰的兴起相伴随，英格兰把帝国的触角伸到了东方和西方。” 总之，他的殖民思想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崛起的客观事实，也表达了英国人要求分享殖民扩张权的帝国主义愿望。正是这种权利要求，促使他们在16世纪后期开始挑战并逐步打破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垄断权，在此基础上去拓展英吉利民族的海洋帝国。 fBDR2SqLsl+3ZA6Tk/syrBnptUiBp8FJ4ros2VgX7jNJAAQbCUYnhEUNLjM2A9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