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正值西欧各地进入封建生产关系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时，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所谓的原始积累，也即资本主义前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前提。就前工业社会原始积累过程来看，这个历史前提的创造，主要是通过圈地运动、海上掠夺、殖民扩张、商业战争和重商主义等一系列暴力手段来实现的。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说中，主要以15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史为客观依据，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及其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作用。
原始积累时期，许多人目睹了英国社会的动荡与危机，不少学者、政治家，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史的考察，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为了摆脱日趋严重的贫穷、流浪和治安不良等状况，有人主张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消除因圈地而造成的“人口过剩”、流浪人群众多、穷人生活无着落的可怕图景。仅仅在1489—1497年近十年间，都铎朝就先后颁布了11个相关法案，以立法的形式极力遏制愈演愈烈的圈地狂潮。此外，王室还成立了8个相关委员会，责成他们在全英范围内调查耕地减少、牧场增加的状况及其社会后果。但是，下层民众因宗教改革、圈地运动和物价持续走高而引起的骚乱、暴动时有发生，到爱德华六世继位后，在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Duke of Somerset）
摄政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武装暴动，其中有两次影响较大，一次是东部的诺福克郡等地发生的由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领导的反圈地起义
[1]
，另一次是在德文郡（Devon）、康沃尔郡（Cornwall）发生的“公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又称“西部起义”（Western Rising），农民不满1549年《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对天主教信仰的放弃，拒绝承认新的礼拜仪式，要求继续使用拉丁文弥撒。
都铎时期，许多英国学者和政治家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去看待社会问题，认为英国人口过多，到处充斥着失业的人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输出多余的劳动力，积极鼓动向海外移民。
当时，那些失去家园的农民，被赶出了世代耕种的土地，他们激烈反抗持续高涨的圈地运动，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同情者，应当是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莫尔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约翰·莫尔爵士（Sir John More）是个成功的律师和法官，资助女婿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前往新大陆的探险计划，后者曾对现代新地理学和海外冒险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莫尔本人既是个律师，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515年他出访尼德兰南部的佛兰德斯（Flanders）
，这次经历构成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乌托邦》的背景素材。该书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点染巧妙，隐约其词，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并从人文主义的道德观出发，描述了英国乡村正在发生的“羊吃人”运动，谴责由此导致的村庄破坏、物资匮乏和社会衰败，抨击严刑峻法，主张使法律更加仁慈和宽宏大量，对失地农民予以极大的同情，为解除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而大声疾呼。
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各地普遍发生过作为经济现象的圈地运动，如法国、丹麦、德国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鼓励圈地，俄国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捷克和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都通过立法形式允许圈地。都铎时期，英国的圈地运动构成了原始积累的重要内容，故而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圈地狂潮的发生，大批自耕农由于庄园瓦解、土地被剥夺而走向破产，他们不得不舍弃世代耕作并以此为生的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四处流浪，无不陷入悲惨的窘境。据1517年、1607年的两次调查报告推算，1455—1607年，在英格兰中部和东部的24个郡，共有50万英亩的土地圈作牧场，占土地总面积的2.76%。
其中，又以中部诸郡的圈地运动最激烈。16世纪初年，中部被圈土地占70.71%，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占84.41%，被拆毁的农民房屋占80.46%。圈地运动是对农民的剥夺，它通过暴力手段，剥夺了广大农民的生存条件，从而实现了直接生产者（农民）与其生产资料（土地）的分离。圈地运动的历史表明，资本的原始积累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曾剖析了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的圈地狂潮，他认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作为原始积累的典型形态，圈地运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马克思指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乌托邦》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莫尔在其中假托神秘的葡萄牙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不仅尖锐地披露了当时英国的“几乎全部罪恶的根源”
，指责圈地运动导致贫困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对严峻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对美好未来的祈盼和构想。“从圈地史方面看，《乌托邦》迄今也没有失去它拥有最珍贵资料的意义。”
莫尔依据完全可信的文献资料，揭示了都铎圈地狂潮给乡村或整个英国社会所造成的动荡局面。他讥讽地指出：一向驯服、容易喂饱的羊，“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随之而来，“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了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
那些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已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作为四处流浪的乞丐，他们可能传播疾病，污染环境；作为无地失业的流民，他们又会带来种种麻烦，危害社会。于是越来越多的城镇，很快就变成了这些向外迁移、到处流浪的人们暂时的移居地，或永久的落脚点；许多人在漫无尽头地寻找、漫游或乞讨，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已。
相对于欧洲大陆的情形，中世纪的英国农民受封建关系的束缚程度相对松弛。约从13世纪起，他们就开始了从固着在土地上的被奴役状态，逐渐走向了自由解放过程。加之，由于黑死病（鼠疫）流行造成人口或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农民自由迁移与流动已成为一种传统，他们要么从事垦殖运动（Assart Colonization），要么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
这不但加速了其自身的解放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游民人口压力。14世纪初，英国国内移民或流动的范围还相当有限，不过后来迁徙的距离不断拉大。据历史学教授A.L.贝尔提供的材料，“大多数移民开始于村庄和中等城市10英里之内，绝大多数来自20英里范围内；在大城市，如在伦敦，移民也不超过40英里。从1500年起，远距离移民开始不断增加，首先是从北部和西北部向东南部流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接受移民最多的城市是伦敦，其次是诺威奇（Norwich）。1580—1640年间，迁移到肯特郡（Kent County）诸城市的平均距离约为60英里。”
都铎时期，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诱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民不聊生，许多游民在国内作长距离移动的趋势不断加强，他们或是想找到栖身之所，或是希望在某地找到得以安顿下来的工作。实际上，16世纪的英国并不真正存在过剩人口问题。根据有关统计材料，1066年全英约有200万人，在其后一个多世纪，英格兰人口数增长较快，到1222年上升为400万人左右。14世纪中叶，英国受黑死病影响，人口数急剧减少，至1377年已降到低谷，约为250万。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即到1509年，缓慢回升到300万人；到16世纪末年超过了400万人的历史峰值
[2]
（参见下表）。
表1525—1601年英国人口总数（单位：百万）
都铎时期，英国社会正朝现代转型，圈地运动和宗教改革均排挤一些人，还有人无法融进现存的社会结构，他们为宗教信仰、政治自由或发财致富的目的，纷纷想到海外定居。“很多人无法接受本国既定的宗教制度，并准备为其信仰而移居到海外。不安分守己、具有漫游意愿的人们，受到鼓励或被迫移居到殖民地，乞丐、流民甚至罪犯也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许多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过剩”人口，其中伦敦的人口压力尤其突出。16世纪前期，伦敦人口已经是全国第二大城市诺威奇人口的5倍，1530年有5万人，1563年上升到9.3万人，30多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起，伦敦人口增长进一步提速，如1582年为12万人，1605年猛增到22.5万人，在四分之三世纪中增长了三倍多。
为控制由移民、流民和乞丐引发的社会问题，都铎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颁布了若干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法令只是官样文章，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都铎王室又强调社会控制，采取各种措施，将济贫与惩贫相结合，试图阻止大批贫民和流民从乡村向城市的盲目流动。
就是说，“都铎朝力图通过立法的途径来阻止贫困化和流浪现象的进一步扩大，然而他们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圈地运动并没有停止下来，这就使得贫困者的人数继续增多。”
乞丐、流民和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经常出没于森林、大道以及街头、巷尾，并不时受到犯罪心理的驱使，带来严重的治安隐患，颇令同时代人产生恐惧，感到害怕。1518年，英国考文垂（Coventry）地方法官们曾公开谴责这些“傲慢的”人们是不劳而获、风餐露宿而又干尽坏事的一群。当时，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也描述了他们的“可怕的”王国。然而，真正令人担心的，也即让都铎政府感到头痛的，是穷人、乞丐和流民合流，构成了一个犯罪的、威胁统治秩序的“亚文化群”。
十五、六世纪，英帝国开始启动。这一时期，英国的殖民思想主要反映了英国人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诉求。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之际，欧洲各国为了争夺霸权或平等发展权，经常处于敌对和交战的状态。正如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各国的统治者都在扩大统治权、进行不义战争，然而，野蛮的法律又造成了更多的窃贼和大量令人讨厌的罪犯，这些人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凶手。在英国，犯罪行为还大量地来自把耕地变为牧场的疯狂圈地行动。由于羊毛价格远比谷物昂贵，英国发生了羊群把“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的现象，而对那些被赶上绝路的失地农民而言，在他们面前除了行乞，就是偷盗，那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饿死，要么是被绞死，其他几乎无计可施、无路可走。
要寻求真正的人间乐园，他们只能依靠想象，舍此以外，别无良策。
然而，莫尔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英国社会可悲现状的披露，他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详尽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而与那混乱不堪、充满罪恶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他凭借其敏锐的直觉，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竭力称颂的共和国，一个秩序井然的乌托邦理想国，就存在于浩瀚的大洋之中。根据莫尔的假托或设计，拉斐尔·希斯拉德曾随佛罗伦萨（Florence）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到达美洲，此后又继续独自旅行，最后发现了那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乌托邦新岛。这个假托的岛国，位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考察过的新大陆
，虽然与英国相距遥远，几乎与世隔绝，但它不失为一个充满了爱与公正、消除了罪恶的理想国度。由于莫尔首先提出移民乌托邦的主张，这个人间乐园为英国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游民、流落他乡的穷人和沿街讨饭的乞丐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hper Columbus）的后继者们陆续踏上中美洲新大陆、达·伽马率领船队到达印度西海岸重镇卡里库特（Calicut），当伊比利亚人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时，来自意大利的航海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父子敦促英国人避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路线朝西北方探险航行。在伊比利亚国家垄断着向西、向东和向南航线的情况下，英国人只能朝着北大西洋向北探索，这的确是他们后来开发北美新大陆的唯一可行方向。莫尔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也是大航海时代英国首先主张开发新大陆的学者。他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把乌托邦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根据传说以及地势证明，这个岛并非四面环海。”
乌托邦之所以为岛，按照莫尔的说法，是由最初的征服者乌托普国王动用军队和岛上居民开掘出一条海峡造成的。岛上共有54座无比巨大的城市，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甚至连布局也相仿。城市之间至少相距24英里，每座城市的面积20平方英里左右，它们加在一起，总面积比英国还要大。莫尔主张，城市人口应当受到严格限制，不得过分集中；一座城市的规模，成年人控制在6—16万，儿童限定数目。超过限额的部分，则移居到人口数不足的城市。如果整个乌托邦岛的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就依法在邻近大陆无人居住的荒地上新建殖民地，进行移民开荒，发展生产。在谈及如何处理好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问题时，莫尔认为外来移民与土著人之间应实行联合，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这种融合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假如乌托邦岛因天灾人祸而人口减少，他们就从殖民地调回公民加以充实。因为他们宁愿让殖民地消灭，也不愿使乌托邦受到削弱。
他还以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特洛伊公主卡桑德拉（Cassandra）
的口气说，在未来一个世纪中，黄金和白银将成为新大陆的咒语，引诱人们从农耕走向掠夺，从殖民走向海盗。
北美大陆地广人稀，莫尔认为乌托邦几乎不存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时所碰到的、创造出高度文明的印第安人，因此是英国移民海外的理想场所。他利用人们普遍对外邦异域的兴趣，建议英国模仿乌托邦将过多人口移居到空旷的邻近土地上
，把广大下层民众安置到虚构的乌托邦岛，为英国的过剩人口寻找最佳出路。17—18世纪，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了若干个殖民地，这不仅仅是偶然巧合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莫尔乌托邦殖民理想的产物。莫尔关于海外殖民的奇思妙想，可能受到了古典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世纪教会哲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荷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的《基督教君王之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书信集等著作的启发
，还可能受到过有关新大陆印第安人传说的影响。莫尔提出向海外移民的设想，试图为国内的过剩人口寻找出路，这既是出于同情心，给那些无助的穷人带来美好的期许，也是希望国人能跨出国外，走向海外，能在北美开创一片“正义之所在”的新天地。这样，他把柏拉图理想国的境界，与现代早期冒险家探索新世界的激情，变成解决社会冲突、实现社会改造的美好图景。也许，这就是大航海时代英国人最初提出的殖民主张。
为调解英国与尼德兰的贸易冲突，莫尔奉英王之命，1515年出使佛兰德斯，期间完成了《乌托邦》一书的写作。该书1516年在鲁文城出版时，距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卡波特1497年远航北美和达·伽马开辟东方印度航路的时间并不太长。虽然莫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航海的影响，但是当他提出向外移民、建立殖民地的设想时，其殖民主义思想中尚不存在伊比利亚人那种明确的对外扩张倾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莫尔是盲目的、不自觉的，他的目的是要用人道的方法来解决紧迫的人口“过剩”危机，而不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殖民大帝国。由于《乌托邦》使用了“科洛尼亚”（colōnia）一词，莫尔成为自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的西方作家。这里，colōnia指的是海外开拓者、垦殖者，或海外移民区、殖民地。当时英国人对美洲新大陆的认识还相当模糊，莫尔的学识水平远在一般人之上，正如俄文版莫尔传记作家奥西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在撰写《乌托邦》时参考过1507年问世的亚美利哥书信集和1511年出版的意大利史学家彼得·马特·德安吉尔拉（Pietro Martire d' Anghiera）所著的《论新大陆》（De Orbe Novo）一书
，所以在《乌托邦》中对美洲新大陆的位置作了暗示，而他所说的“新大陆”、“邻近大陆”及“当地人”，指的可能就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美洲和印第安人。
需要指出的是，莫尔关于移民的构想，像他虚拟的乌托邦一样，是否真正可行并不重要，当时这还是个无法验证的未知数。重要的是，人们透过这个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可以看到16世纪初年英国学者或社会精英对待海外殖民的基本态度：其一，移民海外是解决国内人口过剩等严重社会问题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英国人应当向那些幅员广大、人口稀少的非基督教世界拓殖移民；其二，不但要通过开荒垦殖的途径去海外开辟殖民地，也要通过兴办产业的办法促进殖民地的开发；其三，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或在文化上，海外殖民地都必须从属和服务于宗主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虽然在当时人看来，莫尔完全是异想天开，但是他的虚构和设想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相反，都是已发生或正在发生，以尚不能确定的史实为存在前提的。后来的历史向人们表明，由《乌托邦》播下的种子并没有落入不毛之地。16世纪初年，英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围绕着莫尔形成了特殊的知识群体，他们通过尼德兰古典学者、《愚人颂》的作者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与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
虽然不能断言莫尔的殖民思想已经很成熟，它却是以大航海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航行发现为背景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与刚刚起步的英国海外活动相吻合。不管怎样，莫尔及其有学识的友人们在宫中颇具影响力，他们一直在讨论美洲发现、殖民新大陆等热点话题。对于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和追求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英吉利民族来说，莫尔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道大通时代的来临，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对许多英国人而言，他们对地理探险和发现的热忱，因起步阶段的一次次失败而降温，而此时，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移民海外的设想，无疑给那些喜欢奇异新事物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在上流社会同他发生接触的圈子里，印刷家、剧作家和宇宙志学家
（cosmographer）约翰·拉斯泰尔可以作为代表。拉斯泰尔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文法和哲学教育，后加入中殿律师学会（The Middle Temple）。
1512年移居伦敦后，他把法律实践和印刷业务结合起来，接受了亨利八世交托的许多任务。作为莫尔的妹夫和莫尔圈子的重要成员，他不仅写过寓意剧、编年史、诗歌和法律方面的作品，还深受莫尔的影响，参与了关于美洲及其潜力问题的讨论。莫尔发表《乌托邦》后不久，拉斯泰尔作出了探索和殖民北美的决定，而这可能是他听从了塞巴斯蒂安·卡波特劝告的结果，因为塞巴斯蒂安说过，经营到亚洲的西北航线会非常有利可图。1517年3月，拉斯泰尔和两个伦敦商人约翰·豪丁（John Howting）和理查德·斯派塞（Richard Spicer）得到英王的恩准和一小笔贷款，准备前往北美殖民探险。是年夏末，组成了一支至少包括四艘船的探险队，但是在英格兰南部港口桑德威奇（Sandwich）、达特茅斯（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和法尔茅斯（Falmouth）耽搁了，水手们和他们的领头人产生分歧，不愿意到北美大陆的纽芬兰（Newfoundland）
或拉布拉多（Labrador）
去殖民和从那里去探寻到达亚洲的航线。结果，一艘船返回英国，另一艘到达爱尔兰后去了法国，还有两艘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驶出法尔茅斯港。拉斯泰尔从爱尔兰东南部的沃特福德港（Waterford）上岸，他在这里逗留了两年，撰写过一部寓意剧《四元素本质之插曲》（Four Elements：A New Interlude and a Mery，of the Nature of the Four Elements），于1519年回国后发表。剧中，在对地球表面进行了古典式的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划分后，他用英文第一次向世人描述了那个新的第四部分，即神秘而广袤的美洲（quarta pars，america），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指出：“新大陆位于西方，以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它，不论文学作品或其他文献，都不曾提及。但是现在有许多人去过那儿，这块陆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把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装下。我们不应忘记鼓舞人心的《乌托邦》中有关新大陆的内容。”
不过，拉斯泰尔所描绘的“新大陆”，既不是指哥伦布1492年发现的中美洲，也不是指地图学者16世纪初所标注的南美洲，而是指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发现的北美大陆。此外，他还提出海外帝国的设想，构成英国早期殖民理想的重要内容。虽然他没有再去作深入的研究，但这种关于帝国的主张，却成为伊丽莎白女王以前涉及此问题的仅存构想。
16世纪初，不少地理学家对美洲“新大陆”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以至于把它笼统地描绘为一个岛屿群，其他人则将它视为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对英国人来说，去新大陆冒险是一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业。渴望发财致富的伦敦商人，还有水手或者殖民者，都确信拉斯泰尔所传授的知识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而且提供了许多地理学、宇宙志方面的实用知识。拉斯泰尔通过《四元素本质之插曲》，既传播了那些较为先进而又实用的地理知识，又推动了对北美新大陆的航行发现。
大航海时代，虽然哥伦布最早抵达美洲“新大陆”，但他始终认为那里是东方的印度。后来，亚美利哥率先考察了南美洲，并幸运地成为所谓的“新大陆”发现者，他的名字同美洲联系了起来。1507年，德国地图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出版《宇宙志导论》（Universalis Cosmographia），第一次用“亚美利加”（America）来称呼新大陆。准确地说，哥伦布最早发现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他是大航海时代美洲的最早发现者；亚美利哥则是南美洲的最早发现者，卡波特是北美洲的最早发现者。
不过，拉斯泰尔可能是最早使用“美洲”这个名称指代纽芬兰的人，他认为美洲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只有1000英里，而马丁则认为两者相距1500英里。
可见，拉斯泰尔的地理学知识，像莫尔的殖民思想一样，在推动英国人跨出国门，到海外从事探险航行和殖民扩张方面，起了知识普及和宣传鼓动的作用。
[1] Hester W.Chapman The Last Tudor King A study of Edward VI October12 t h 1537~ July6 t h 1553New York Macmillan1959 p.154.
[2] 参见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 th edition1974V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