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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商
百年前的中国“华尔街”

在凿空使者所著《大商帮:探秘中国商业群落》一书中,关于晋商有这样的描述:晋商是我国商帮中崛起最早、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还创造了第一个经营汇兑业的票号。

这足以见得晋商——这一历史最为久远的商帮,在中国商业版图中的地位。虽然相比现在仍活跃在商界中的潮汕等其他商帮,晋商在清代以后已逐渐没落,但那些晋商留下的大院依然讲述着他们的精彩传说。

***

今天讲的晋商,与明清时期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更富有,并且在中国商界的统治地位长达五百余年。

晋商到底多有钱?在清代,他们垄断了富豪排行榜前二十名的位置。想一想,一个晋中地区,住着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许家印等富豪,是何等富有。据史料统计,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加起来,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可以说“富可敌国”。然而,封闭的观念和清末民初动荡的时局,也让晋商走向了没落。这不免让人唏嘘。

走西口走出的“中国华尔街”

山西的平遥古城尽人皆知,在古城中心一条长两百多米、宽5米的青石板大街两边,曾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

有人说,这里曾是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如今的美国华尔街。这一次,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青石板路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并且著有《成败晋商》一书。

“晋商在中国历史商帮里算是一个挺特别的商帮,和湖湘、安徽、江浙商帮比起来,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刚一落座,我便率先向既了解历史又懂经济管理的周教授提出了问题。

“从外部环境看,晋商面向的是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背后的东欧、俄罗斯市场。”周建波的回答让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走西口》这首民歌,“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走西口》,现在来看,实际上就是干买卖去了。”

“走西口,是通过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去包头。还有走东口,东口就是通过张家口到东北。”周建波解释说。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

“这歌(《走西口》)听起来挺悲凉。”我感慨道。

“出去了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生死未卜,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周建波有同样的感触。

“那为什么山西的钱庄票号能发展起来?这和贸易有关吗?”我继续追问。

“这就和你现在做企业一样。”周建波的回答言简意赅,“事业做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走向资本市场。”

“也就是说,贸易过程中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发展出钱庄票号。”我若有所思,“最近几十年大家讲到晋商都是钱庄票号,但忘了贸易其实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对,实体经济一定会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周建波进一步阐述说,钱庄票号的由来和异地贸易需要的货币、信用、兑换有关,特别是在二三百年前,一个地方一种货币,甚至每个县都不相同,所以钱庄的业务非常发达;而票号则用于远距离贸易,远距离贸易有资金调拨的需求,也有资金安全的需求,“说到底都是保证资金流。”

1823年,山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叫作票商经济。票商经济的创始人名为雷履泰,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拥有一家商铺和一家颜料店。他经常遇到一些山西的老乡,他们来店里问最近是否要回山西老家,能否帮忙携带一些银两给家乡的亲人。雷履泰从中发觉了暗藏的商机:如果以半两银钱作为携带五十两银子回家的酬劳,那么帮老乡带钱所得的利润将远远高于卖颜料的利润。于是他在北京创办了日升昌票号,专门帮山西老乡运送银子回家。

这便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也就此攀上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巅峰。现在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旧址,已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当时经营所用的实物资料,向人们展示着晋商的辉煌历史。

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晋商

有资料说,全盛时期的日升昌,竟然占有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真的可以说“富可敌国”。不过,和日升昌规模差不多的,还有山西太谷的曹三喜。

“大家都知道山西的乔家大院,可曹家的规模比乔家还要大得多。”周建波提到了晋商几大家族的典型代表曹家,“曹家是在东北发的家,规模最大的时候,中国各地和朝鲜、俄罗斯都有曹家的分公司。”

周教授给出曹家鼎盛时的数据是:八百家分公司、三万多头骆驼。

山西太谷的曹家白手起家,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中心,扩散到多个行业。船帮主要是做日本的贸易,驼帮则做内蒙古和俄罗斯的茶叶生意,商帮、票帮则是在原有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简直就是清朝物流业的‘顺丰’啊。”开过玩笑,我回到了正题,“那这些家族最兴盛的时候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其实那时的政商关系并不算复杂。”周建波说,除了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国家对企业影响不大这一因素,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宋元明清的中国经济大势。在周教授看来,这几个朝代的经济构成与唐朝大有不同。在唐朝,由于多是国有经济,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干预特别多;而民间商业往往过度追逐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又进一步加强了国有经济对商业领域的控制。但在唐朝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率先得以发展,商业对国家的破坏作用逐渐减小,“政府看到了商人更大的好处,也就利用商人来实现国家的管理目标”。

在清代,尤其是晋陕一带的企业更多承载了政府的使命,这和当时政府给予商业企业的税赋政策也密切相关。

“清朝往往在一个地方规定了税收数额,不允许多收税,多出来的就叫扰民。”周建波说。

“这叫‘包税’,税收不重吧?”我问道。

“税收不重,尤其是对票号。”周建波说。在清代,票号一类的企业被定义为典当业,属于慈善事业,受政府鼓励。“市场有了你这笔典当出去的钱,全国经济都活了。”

“这么说,当时是民间自己做自己的。”我依然好奇,“曹家和哪些政治人物联系多呢?”

“在近代之前,商人和官员都是泛泛之交,但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都和晋商有来往。”周建波说,这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比如左宗棠打西北、打新疆时,粮草就需要晋商来供应。而对于政府的要求,如果商人完成了就会得到政府的奖赏,“当时的商人可以做到国家二品大员。”

“这个二品相当于捐的?”我问。

“是捐的,但也是为社会作贡献。这一点在清代非常明显。”周建波说,这是政府对商人所作贡献的认可,是一种荣誉。

“这么说,那个时代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官员要用商人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恍然大悟。

“是这样的,所以那时政商关系非常简单,晋商根本不把官员放在眼里。”周建波的点评大大超出了我之前的认知。

关公维系了晋商超越血缘的命运共同体

我之所以这么关心政商关系,是因为有不少企业因处理不好政商关系而走入末路。

现在看来,至少在晋商所处的封建社会时期,大部分时候商人和官员相处得还很和谐,而且官员对商人也很尊重。

周建波说,明清时期,原本由政府控制的诸如制衣、酱菜之类的工业,都让渡给了民间。政府和商人只是客户关系,比如著名的六必居酱菜,政府便是它最大的客户。

显然,健康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当时商业的繁荣,但像晋商那么大的企业,内部又是如何管理的?

以前面提到的曹家、乔家为例,这两大晋商家族的业态都是商业,并且都是跨地域、跨血缘来往。“这就需要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力量来维系。这一力量就是类似于宗教的价值观。”周建波说,在明清时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通过崇拜关公作为儒释道共同传统的代表。

关公是山西人,但在此时,他成了一个价值观的载体。“这是一个语言体系,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商业,也会有一个语言体系。”我道出了我的理解,“晋商的语言体系就是关公。”

“建关公庙在那时是法定的,有了关公庙,各村也就有了公共活动中心。”周对我的理解表示了认同,“因为中国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已不像南方那样都是同姓村庄,而是杂姓混居。不同家族的人靠关公的维系,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命运共同体。”

当然,企业管理仅凭关老爷的“义”远远不够,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但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在制度上,晋商实行的是股份制。股份制也和这种超血缘的文化有关。”周建波说。

对晋商发达的股份制,我早有耳闻。晋商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现金入股;而身股又叫人力股,即今天说的干股,是对人才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那个时候的股份制还是比较完善的。”

“应该说当时晋商股份制的作用比今天要大得多,它真正形成两权分离——老板管投资,掌柜是经理人。”周建波说,那时大商号的投资范围很广,怎么把这些投资联合起来?就是“我出银股,你出身股,双方联合”。

钱和能力相结合,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制度安排,通过职业经理人的能力让钱增值。而除此之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也同样重要。

“刚才说的作为干股的‘身股’可以看成对人才的一种激励,那晋商有什么相对应的惩罚措施?”我问道。

“惩罚措施有,但属于事后惩戒。在此之前,晋商已经设计出了一套很完善的事前预防措施,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尽可能的防范。”周建波说的这套防范措施,包括担保制。“比如要来当经理,就必须有相应的担保人,并且担保费不同,对担保人的资产要求也不一样。”

“这是根据职位和责任找相应的担保人。”在我看来,这套看起来很像“负面清单”的科学管理制度,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稳定和尽责。

没有文化的积累最可怕

先进的股份制安排和完善的惩戒机制,让晋商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绝对的经理人市场;又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保证了晋商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但我依然好奇,历经五百余年的晋商是如何传承,最终又是怎样走向没落的?

“拿曹家来讲,往往是每一代人分房不分家,在家庭股东会议上决定每一个人分多少股份,而每家持有的股份都由家族统一持有。”周建波以曹家为例说,“然后在每一代人当中选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总负责。”

怎么选法?简单粗暴的投票!投票的标准是:第一,有培养潜力;第二,能接受历练;第三,口碑要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德国朋友。一次吃饭的时候,这位朋友说,要回德国接管家族事务——原来他的家族是德国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商业家族。这个家族选接班人也很有意思:家族的最高组织是管委会,后代年轻人通过竞争进入管委会。

竞争胜负的评判标准也非常奇葩:把参与竞争的年轻人派到一个家族没有进入过的市场,之后十年,家族不会提供一分钱的资金。十年以后,谁负责的市场大,谁就自然进到管委会。

“我的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地抽到了中国,也幸运地遇上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于是在中国的事业越做越大,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对于这个案例,我津津乐道,“通过这样的竞争手段,他们家族的每一代传承都等于扩展了商业版图,并且家族没有花一分钱的额外成本。”

其实,晋商在近代并非没有机会。慈禧逃亡山西,回銮北京后她两次把橄榄枝伸给了晋商。1903年,她派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满心希望山西票号能积极参与,哪知山西票号并不领情,婉言谢绝了。翌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曾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派人参与筹办和经营,但墨守成规、毫无远见的山西票号的总经理们仗着自己手握票号经营重权,竟然再次回绝了来自北京方面的邀请。

山西票号的因循守旧,给了彼时正在崛起的江浙一带的绸缎商机会。也正是通过参与筹备大清户部银行,江浙财团因此后来居上,并逐步取代了山西票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

“他们想应召也晚了,办银行得有首付款,可当时山西票号连首付款都凑不齐了。”在周建波看来,晋商的兴盛得益于明清之前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盛极一时的晋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汲取补充,“明清晋商挣钱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觉得读书没用。”

这种观念最后在晋商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传统——一流的人经商,末流的人读书。学习能力的匮乏、文化素养的下降,导致社会一旦发生大的变动,晋商不能及时顺应潮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晋商的21家票号倒了18家,想改变,可为时已晚。

“晋商的牛,在于当时的适度开放;而衰落,也因为他们不够开放。所以,社会开放是硬道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晋商的兴衰,我不禁唏嘘。

冯言冯语:只有动态的开放,企业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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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晋商,我在想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们的政商关系。从钱庄票号的这些家族和老板来看,当时的政商关系似乎很宽松。不同于许多人对封建时代的想象,那时的整个制度环境实际上对商人的约束并不多;相反,政府组建大清银行都会邀请晋商的钱庄票号参加。

但是这些钱庄票号都很消极,结果给了江浙财团机会。也就是说,晋商并不积极跟官股搅和在一起。

除了政商关系,晋商还有一件事也非常有意思: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晋商之所以能够形成完整的商帮,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首先是得益于局部的开放,但他们在更大范围是封闭的。

所谓局部开放,是说他们把开放仅限于晋中一带。相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使他们有机会吸收很多“身股”,即,用企业制度上的变化,带来了所有者和经营者适度的分离,同时企业制度更包容。但是进入清末民初以后,社会上的商业机会更加开放,商业贸易的距离更远,业态也更多样化,这个时候,晋商钱庄票号还恪守原来那套做法,比如跟官股不发生关系,始终不用晋中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曾经的优势就变成了弱势。所以,封闭又变成了他们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企业治理过程中,一个企业在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制度吸纳更广泛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这对一名企业家、对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周建波:成败晋商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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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崛起和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

显然,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力量,开始改变以往亲自经营的政策,转而实行招商政策,利用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和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正是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促使晋商走向衰败。

关于晋商何以辉煌500年的解释方面,有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有进取精神,不怕吃苦,能禁受浩瀚大漠艰苦环境的考验。其实,当时的商人,无论中外没有不是过艰苦生活的。我认为,只有从横向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从纵向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中心南方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商品经济大发展,乃至出现十大地域商帮的现象,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一枝独秀,而沿海商人受到压制的现象。也只有放在这一大框架下,人多地少的环境作用、商人特有的吃苦精神的作用,甚至官商结合的现象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节选自周建波《成败晋商》) fwEJ+18DMj/bSJj8cBRQ+PPxi/pjUa6BO5P6a1V3Ju6HzwX0b2R3s/JdiFf1T2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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