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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凿空使者所著《大商帮：探秘中国商业群落》一书中，关于晋商有这样的描述：晋商是我国商帮中崛起最早、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五百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晋商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还创造了第一个经营汇兑业的票号。
这足以见得晋商——这一历史最为久远的商帮，在中国商业版图中的地位。虽然相比现在仍活跃在商界中的潮汕等其他商帮，晋商在清代以后已逐渐没落，但那些晋商留下的大院依然讲述着他们的精彩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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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的晋商，与明清时期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是更富有，并且在中国商界的统治地位长达五百余年。
晋商到底多有钱？在清代，他们垄断了富豪排行榜前二十名的位置。想一想，一个晋中地区，住着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许家印等富豪，是何等富有。据史料统计，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加起来，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可以说“富可敌国”。然而，封闭的观念和清末民初动荡的时局，也让晋商走向了没落。这不免让人唏嘘。
山西的平遥古城尽人皆知，在古城中心一条长两百多米、宽5米的青石板大街两边，曾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
有人说，这里曾是大清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如今的美国华尔街。这一次，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青石板路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管理思想史，并且著有《成败晋商》一书。
“晋商在中国历史商帮里算是一个挺特别的商帮，和湖湘、安徽、江浙商帮比起来，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刚一落座，我便率先向既了解历史又懂经济管理的周教授提出了问题。
“从外部环境看，晋商面向的是东北、内蒙古、新疆，以及背后的东欧、俄罗斯市场。”周建波的回答让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走西口》这首民歌，“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歌叫《走西口》，现在来看，实际上就是干买卖去了。”
“走西口，是通过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去包头。还有走东口，东口就是通过张家口到东北。”周建波解释说。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
“这歌（《走西口》）听起来挺悲凉。”我感慨道。
“出去了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生死未卜，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周建波有同样的感触。
“那为什么山西的钱庄票号能发展起来？这和贸易有关吗？”我继续追问。
“这就和你现在做企业一样。”周建波的回答言简意赅，“事业做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走向资本市场。”
“也就是说，贸易过程中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发展出钱庄票号。”我若有所思，“最近几十年大家讲到晋商都是钱庄票号，但忘了贸易其实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对，实体经济一定会产生对金融的需求。”周建波进一步阐述说，钱庄票号的由来和异地贸易需要的货币、信用、兑换有关，特别是在二三百年前，一个地方一种货币，甚至每个县都不相同，所以钱庄的业务非常发达；而票号则用于远距离贸易，远距离贸易有资金调拨的需求，也有资金安全的需求，“说到底都是保证资金流。”
1823年，山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叫作票商经济。票商经济的创始人名为雷履泰，是山西平遥人，在北京拥有一家商铺和一家颜料店。他经常遇到一些山西的老乡，他们来店里问最近是否要回山西老家，能否帮忙携带一些银两给家乡的亲人。雷履泰从中发觉了暗藏的商机：如果以半两银钱作为携带五十两银子回家的酬劳，那么帮老乡带钱所得的利润将远远高于卖颜料的利润。于是他在北京创办了日升昌票号，专门帮山西老乡运送银子回家。
这便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也就此攀上了晋商在金融领域的巅峰。现在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旧址，已成为中国票号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当时经营所用的实物资料，向人们展示着晋商的辉煌历史。
有资料说，全盛时期的日升昌，竟然占有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真的可以说“富可敌国”。不过，和日升昌规模差不多的，还有山西太谷的曹三喜。
“大家都知道山西的乔家大院，可曹家的规模比乔家还要大得多。”周建波提到了晋商几大家族的典型代表曹家，“曹家是在东北发的家，规模最大的时候，中国各地和朝鲜、俄罗斯都有曹家的分公司。”
周教授给出曹家鼎盛时的数据是：八百家分公司、三万多头骆驼。
山西太谷的曹家白手起家，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中心，扩散到多个行业。船帮主要是做日本的贸易，驼帮则做内蒙古和俄罗斯的茶叶生意，商帮、票帮则是在原有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简直就是清朝物流业的‘顺丰’啊。”开过玩笑，我回到了正题，“那这些家族最兴盛的时候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其实那时的政商关系并不算复杂。”周建波说，除了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国家对企业影响不大这一因素，还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宋元明清的中国经济大势。在周教授看来，这几个朝代的经济构成与唐朝大有不同。在唐朝，由于多是国有经济，企业对国家经济的干预特别多；而民间商业往往过度追逐利润，导致市场失灵，又进一步加强了国有经济对商业领域的控制。但在唐朝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率先得以发展，商业对国家的破坏作用逐渐减小，“政府看到了商人更大的好处，也就利用商人来实现国家的管理目标”。
在清代，尤其是晋陕一带的企业更多承载了政府的使命，这和当时政府给予商业企业的税赋政策也密切相关。
“清朝往往在一个地方规定了税收数额，不允许多收税，多出来的就叫扰民。”周建波说。
“这叫‘包税’，税收不重吧？”我问道。
“税收不重，尤其是对票号。”周建波说。在清代，票号一类的企业被定义为典当业，属于慈善事业，受政府鼓励。“市场有了你这笔典当出去的钱，全国经济都活了。”
“这么说，当时是民间自己做自己的。”我依然好奇，“曹家和哪些政治人物联系多呢？”
“在近代之前，商人和官员都是泛泛之交，但李鸿章、左宗棠他们都和晋商有来往。”周建波说，这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比如左宗棠打西北、打新疆时，粮草就需要晋商来供应。而对于政府的要求，如果商人完成了就会得到政府的奖赏，“当时的商人可以做到国家二品大员。”
“这个二品相当于捐的？”我问。
“是捐的，但也是为社会作贡献。这一点在清代非常明显。”周建波说，这是政府对商人所作贡献的认可，是一种荣誉。
“这么说，那个时代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官员要用商人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恍然大悟。
“是这样的，所以那时政商关系非常简单，晋商根本不把官员放在眼里。”周建波的点评大大超出了我之前的认知。
我之所以这么关心政商关系，是因为有不少企业因处理不好政商关系而走入末路。
现在看来，至少在晋商所处的封建社会时期，大部分时候商人和官员相处得还很和谐，而且官员对商人也很尊重。
周建波说，明清时期，原本由政府控制的诸如制衣、酱菜之类的工业，都让渡给了民间。政府和商人只是客户关系，比如著名的六必居酱菜，政府便是它最大的客户。
显然，健康的政商关系促进了当时商业的繁荣，但像晋商那么大的企业，内部又是如何管理的？
以前面提到的曹家、乔家为例，这两大晋商家族的业态都是商业，并且都是跨地域、跨血缘来往。“这就需要一个超越血缘关系的力量来维系。这一力量就是类似于宗教的价值观。”周建波说，在明清时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通过崇拜关公作为儒释道共同传统的代表。
关公是山西人，但在此时，他成了一个价值观的载体。“这是一个语言体系，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商业，也会有一个语言体系。”我道出了我的理解，“晋商的语言体系就是关公。”
“建关公庙在那时是法定的，有了关公庙，各村也就有了公共活动中心。”周对我的理解表示了认同，“因为中国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已不像南方那样都是同姓村庄，而是杂姓混居。不同家族的人靠关公的维系，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命运共同体。”
当然，企业管理仅凭关老爷的“义”远远不够，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但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在制度上，晋商实行的是股份制。股份制也和这种超血缘的文化有关。”周建波说。
对晋商发达的股份制，我早有耳闻。晋商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现金入股；而身股又叫人力股，即今天说的干股，是对人才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那个时候的股份制还是比较完善的。”
“应该说当时晋商股份制的作用比今天要大得多，它真正形成两权分离——老板管投资，掌柜是经理人。”周建波说，那时大商号的投资范围很广，怎么把这些投资联合起来？就是“我出银股，你出身股，双方联合”。
钱和能力相结合，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制度安排，通过职业经理人的能力让钱增值。而除此之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也同样重要。
“刚才说的作为干股的‘身股’可以看成对人才的一种激励，那晋商有什么相对应的惩罚措施？”我问道。
“惩罚措施有，但属于事后惩戒。在此之前，晋商已经设计出了一套很完善的事前预防措施，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尽可能的防范。”周建波说的这套防范措施，包括担保制。“比如要来当经理，就必须有相应的担保人，并且担保费不同，对担保人的资产要求也不一样。”
“这是根据职位和责任找相应的担保人。”在我看来，这套看起来很像“负面清单”的科学管理制度，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稳定和尽责。
先进的股份制安排和完善的惩戒机制，让晋商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绝对的经理人市场；又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保证了晋商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但我依然好奇，历经五百余年的晋商是如何传承，最终又是怎样走向没落的？
“拿曹家来讲，往往是每一代人分房不分家，在家庭股东会议上决定每一个人分多少股份，而每家持有的股份都由家族统一持有。”周建波以曹家为例说，“然后在每一代人当中选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总负责。”
怎么选法？简单粗暴的投票！投票的标准是：第一，有培养潜力；第二，能接受历练；第三，口碑要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德国朋友。一次吃饭的时候，这位朋友说，要回德国接管家族事务——原来他的家族是德国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商业家族。这个家族选接班人也很有意思：家族的最高组织是管委会，后代年轻人通过竞争进入管委会。
竞争胜负的评判标准也非常奇葩：把参与竞争的年轻人派到一个家族没有进入过的市场，之后十年，家族不会提供一分钱的资金。十年以后，谁负责的市场大，谁就自然进到管委会。
“我的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地抽到了中国，也幸运地遇上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于是在中国的事业越做越大，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对手。”对于这个案例，我津津乐道，“通过这样的竞争手段，他们家族的每一代传承都等于扩展了商业版图，并且家族没有花一分钱的额外成本。”
其实，晋商在近代并非没有机会。慈禧逃亡山西，回銮北京后她两次把橄榄枝伸给了晋商。1903年，她派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满心希望山西票号能积极参与，哪知山西票号并不领情，婉言谢绝了。翌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曾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派人参与筹办和经营，但墨守成规、毫无远见的山西票号的总经理们仗着自己手握票号经营重权，竟然再次回绝了来自北京方面的邀请。
山西票号的因循守旧，给了彼时正在崛起的江浙一带的绸缎商机会。也正是通过参与筹备大清户部银行，江浙财团因此后来居上，并逐步取代了山西票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
“他们想应召也晚了，办银行得有首付款，可当时山西票号连首付款都凑不齐了。”在周建波看来，晋商的兴盛得益于明清之前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盛极一时的晋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汲取补充，“明清晋商挣钱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觉得读书没用。”
这种观念最后在晋商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传统——一流的人经商，末流的人读书。学习能力的匮乏、文化素养的下降，导致社会一旦发生大的变动，晋商不能及时顺应潮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晋商的21家票号倒了18家，想改变，可为时已晚。
“晋商的牛，在于当时的适度开放；而衰落，也因为他们不够开放。所以，社会开放是硬道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晋商的兴衰，我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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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晋商，我在想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们的政商关系。从钱庄票号的这些家族和老板来看，当时的政商关系似乎很宽松。不同于许多人对封建时代的想象，那时的整个制度环境实际上对商人的约束并不多；相反，政府组建大清银行都会邀请晋商的钱庄票号参加。
但是这些钱庄票号都很消极，结果给了江浙财团机会。也就是说，晋商并不积极跟官股搅和在一起。
除了政商关系，晋商还有一件事也非常有意思：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晋商之所以能够形成完整的商帮，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首先是得益于局部的开放，但他们在更大范围是封闭的。
所谓局部开放，是说他们把开放仅限于晋中一带。相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使他们有机会吸收很多“身股”，即，用企业制度上的变化，带来了所有者和经营者适度的分离，同时企业制度更包容。但是进入清末民初以后，社会上的商业机会更加开放，商业贸易的距离更远，业态也更多样化，这个时候，晋商钱庄票号还恪守原来那套做法，比如跟官股不发生关系，始终不用晋中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曾经的优势就变成了弱势。所以，封闭又变成了他们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现代企业治理过程中，一个企业在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样的制度吸纳更广泛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这对一名企业家、对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晋商留给我们的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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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崛起和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
显然，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力量，开始改变以往亲自经营的政策，转而实行招商政策，利用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和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正是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促使晋商走向衰败。
关于晋商何以辉煌500年的解释方面，有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有进取精神，不怕吃苦，能禁受浩瀚大漠艰苦环境的考验。其实，当时的商人，无论中外没有不是过艰苦生活的。我认为，只有从横向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从纵向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中心南方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商品经济大发展，乃至出现十大地域商帮的现象，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一枝独秀，而沿海商人受到压制的现象。也只有放在这一大框架下，人多地少的环境作用、商人特有的吃苦精神的作用，甚至官商结合的现象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节选自周建波《成败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