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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任教的学校有一座拓荒牛的雕像，学生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牛前见”。
每次看到这尊雕像，我就想起了历史上一位与牛有关的伟大哲人，他也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位哲人叫作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经院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有着葡萄酒桶般笨重的身材，步履缓慢，因此被比作一头牛。阿奎那上学时非常沉默，极少说话，有时会目无表情地发呆，神情恍惚。因此在外人看来他明显蠢笨，所以有“笨牛”的绰号。其实在智力方面，他一点都不笨。相反，他思维清晰，头脑敏捷。他说过他曾对一件事情极为感恩，那就是他理解了他所读过的每一页书。试问，有几个学者能够诚实地说出这种话语。
但是阿奎那在很多方面确实“蠢笨如牛”，死脑筋，不懂变通。
阿奎那出身望族，他的堂兄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阿奎那在家排行老七，父亲兰德尔夫伯爵对这个寡言少语的木讷儿子期望不高，觉得他除了当个修士，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父亲将阿奎那送往一个有名的修道院，希望他能够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好与其家族地位相匹配。
但是有一天，年轻的阿奎那跑进父亲的城堡，平静地对父亲说，他决定做一名乞讨的托钵修士，成为新成立的多明我会中的一员，誓愿追求贫穷和简单的生活。父亲大动肝火，这也难怪，阿奎那的这个决定即便在当时看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甚至骇人听闻。他坚持要做托钵修士，不愿做普通的修士，不愿成为一名重要或杰出的修士，更不愿成为修道院的院长，他放弃了所有的雄心壮志，只愿成为层次最低的托钵修士。
当阿奎那和他的乞讨同行们前往巴黎时，路上却遭遇绑匪劫持。有谁会劫持一个以乞讨为生的修士呢？绑匪是他的两个哥哥，他们把阿奎那的修士袍撕成碎片，不容分辩地把阿奎那囚禁在城堡的高塔中。哥哥们无法理解弟弟的行为，认为他誓愿绝对贫穷是对家族荣耀和自身阶层的背叛。事实上，阿奎那的“离经叛道”之举严重伤害了整个家族的骄傲。
阿奎那平静地接受了被囚禁的事实，历史记载他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像一尊石像一样被抬来抬去。在被囚期间，只有一次他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愤怒。这似乎是他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怒。他的兄弟将一位妖娆的妓女带进他的房间，想用肉体的欲望让弟弟屈服，或者至少制造一些绯闻。用当时甚至今天的道德标准来看，兄弟们的行为是卑鄙下作的，难怪阿奎那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哥哥当然也知道这样做是对弟弟的侮辱，因为他们觉得弟弟会因为肉欲而放弃自己所起的誓言。据说，当时身体笨拙的阿奎那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抄起火红的一块烙铁，像剑一样地挥舞起来。妓女尖叫着跑开了，认为自己见到一头疯牛。阿奎那把妓女赶出了房间，关上房门，按照当时特有的习俗，他用烧红的烙铁在门上烫出了一个黑色的大十字架，然后重新坐到书桌前。
阿奎那所许下的三个誓愿——贫穷、独身与顺从，让他把低级的身体欲望所产生的能量，转化成高级的思想目标，在他看来，思考比喝酒更让人沉醉。正如切斯特顿在阿奎那的传记中描述的那样，“在他思想的熔炉中，欲望几乎退去”。
阿奎那从不藐视身体的欲望，他对于物质生活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甚至认为人的生活需要幽默，甚至需要一些恶作剧。如果说禁欲主义有悲观和乐观的区分，阿奎那显然属于后者。悲观主义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对生活的憎恨而把自己折磨致死，其用意不是控制自然，而是尽可能地与自然作对。但是，乐观主义的禁欲主义从不放弃生活，但却因为某种更崇高的乐趣而能轻看今生。因为“今生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超越今生”。阿奎那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圣徒”。切斯特顿说，“圣徒”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愿意做一个普通人。“圣徒”早就超越了出人头地的愿望，正是这种不愿意出人头地的心态使他们卓尔不群。
六百年后的约翰·穆勒认为快乐有质和量的区别，越是体现人尊严的快乐越是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我想其一定是从阿奎那的作品中汲取了灵感。阿奎那用对永恒的超验追求平息了斯多葛学派（德性主义）和伊壁鸠鲁学派（功利主义）的争论，也让后世的道德主义（如康德）和功利主义（如穆勒）可以走向合一——因着对永恒的盼望，人有力量坚守道德，因为这体现着人的尊严，也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
所以C.S.路易斯说，世人的欲望经常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我们是三心二意的受造物，当无限的快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在酒色名利中胡闹鬼混。我们就像无知的小孩，当有人为他提供了去海边度假的机会时，他却仍然想要不停地在贫民窟中玩泥巴，因为他无法想象在海边游玩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满足。
人们经常批判功利主义的结果导向，但是结果导向并不一定是错误的。C.S.路易斯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导向：第一种是结果与事物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它与该事物本应伴随的渴慕感无关。例如金钱与爱情，金钱并非爱情的自然结果，男人娶妻若只为对方的钱财，则是不道德的结果导向。第二种则是结果与事物之间存在自然的联系，如婚姻就是真爱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坠入爱河的男女双方渴望结婚，这种结果导向当然是合理的。自然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某种行为的添加物，行为走向完美本身就是自然的结果。
因此，根据行为本身的属性去追求行为自然的结果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可谓道德的功利主义。如果法治是我们的志业，那么我们应该根据法治的属性来追求它自然的结果，而不能以法治之名追求其他的结果。从诞生之日，法治就是为了约束权力，法律人的使命不是为了权力的垂青，不是为了群众的掌声，更不是为了一己的虚荣。
阿奎那恢复了自然法的光彩，在他看来自然法有其独立的地位，因为自然法是人类理智尽善尽美的结晶，它无限地接近永恒的神圣之法。人定法必须与自然法相一致，如果法律失去了公正，就不再是法律。凡违背自然法的法律皆非法律，而对于“恶法”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阿奎那用法律来尊重权威，但也用法律来保障权威不至沦为专制。法律并非权力任意操控的工具，它要追求永恒的公义，绝不能唯权力马首是瞻。
阿奎那是一位前现代的哲人，但他也是一位现代性的思想家。切斯特顿说，所有向往良善之人都应该受到阿奎那的吸引，因为他的视野既是自由的，又是人文的。前者指向人的思想固有的自由，后者则强调人的身体固有的尊严。如果忽视这两点，灾难就不可避免。20世纪无数次战争与劫难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个论断。
阿奎那所加入的修会是多明我会（拉丁名Ordo Dominicanorum，又译为道明会），成立于1215年，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修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多明我会擅长心灵的慈善，比如向无知的人传授知识。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当教宗指着金碧辉煌的教廷不无得意地说：“彼得再也不能说‘金银我都没有了’。”多明我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是啊，但现在他也不能对瘸子说‘起来行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总有一些心灵的追求可以超越世俗权力的一切辉煌。
同样是1215年，英王约翰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侵夺贵族权利，贵族联合起来反抗。当贵族联军兵临城下，约翰王内外交困，被逼无奈，签署《大宪章》，宪章所体现的“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和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影响至今。
而在古老的神州，1215年，金朝中都北京被蒙古铁骑攻破。此年忽必烈诞生，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覆灭在即，中国历史迎来新一轮的治乱循环。皇权至高至上的理念从未受到挑战，它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以相似方式继续延续。
当下中国，法律人千千万万，精致的聪明人很多，研习法律大多只是以法律作为谋生发达的工具，而忘记了法治的限权本质。我也时常想让自己加入聪明者的阵营。但是，每当我看到学校中心的那尊拓荒牛的雕像，我就想起了不懂变通的“笨牛”阿奎那。
他的话语始终在我心中萦绕：
我们今生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超越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