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马列故里的求索与回国之初的策应北伐

1925年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书籍，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36岁的他来说，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带着它出去走一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他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在几个月内几乎都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难度要比日常会话高得多，朱德没有退却，他经常一本词典在手上，一字一句地对照德文书硬啃。没过多久，朱德的德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基本上也能读下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哥廷根这个城市很小，当时人口只有4万。那里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88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能够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朱德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他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有一张合影，照片上有8个人，左下方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那位漂亮的少妇是朱德的妻子贺治华，而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笑容的是章伯钧。

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朱德主持的座谈会不是正襟危坐地开会，往往是与郊游踏青结合在一起，有时大家也骑着自行车，骑到哪儿是哪儿，边玩边学习边讨论，一般一出去就是半天。他们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大家当时很单纯，把理想描绘得十分美好，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情。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朱德小12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这个留学生还记得朱德曾对自己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朱德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德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在沉重债务的打击下，德国经济崩溃了，马克大幅度贬值，一度跌到几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借机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使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也换不来几片面包，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朱德十分同情德国人民的这种处境。

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5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

有一天，朱德忽然听说房主已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这幢以5美元卖出的楼房，法院已送达传票。当时，一些中国学生感到很气愤。有的说：“买卖楼房是双方情愿的事，怎么能反悔？”还有的说：“给他马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马克不值钱。”

朱德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给房主。他对大家说：“世界上哪有5美元买一幢楼的便宜事？德国经济崩溃，老百姓可遭殃了。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才使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退还给原主。”朱德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做，就由他出钱赎回这幢楼，再交给房主。朱德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深思考，大家纷纷同意朱德的意见。

法院开庭那天，朱德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学生会代表在法院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义正词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野蛮的经济掠夺，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同情德国人民，当场宣布不要赎金，把这栋楼退还给房主。

中国留学生的举动使许多旁听的德国人非常感动，房主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地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哥廷根城，德国人知道退楼是朱德的主意后，纷纷竖起大拇指。

1925年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

朱德身在异国他乡，对中国国内的革命依然十分关注。1925年，朱德得知孙中山先生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3月12日9时30分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溘然与世长辞时，心情非常悲痛。上海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他和孙中山之间的唯一一次会面。为了悼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同留德的学子一起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登载了孙中山的遗嘱，追述了孙中山几十年来为拯救中国所经历的艰辛历程。

追悼大会上，朱德沉痛地说：“40年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着中国革命，现在他的决定性的双手离开了国家生活的舵轮。人们像失去亲人一样悲痛和哀伤。”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的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在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道：“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车，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了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7月4日，朱德带着3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杜基祥等30人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

1926年5月18日，朱德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踏上了返国的旅途。火车行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车窗外，雾气遮掩下的山脉，形同一条巨龙俯卧在天际，朱德的心绪随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上下翻腾着……

近4年的国外生活，拓宽了他的眼界，他不但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腐朽，也看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活力与生机。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问题、观察中国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帮助他解开了以往对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困惑，使他坚定地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回到上海后，朱德再次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4年前没被他介绍入党的朱德。他细细地倾听着朱德向他叙述国外的经历。当时，对于朱德的工作安排，陈独秀还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岗位。他只得一一介绍所需人才之处。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诺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

朱德到达杨森司令部所在地——川东的万县，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然而杨森对国民革命军北伐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万县惨案后，杨森迫于形势，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

杨森易帜后，在朱德的建议下，设立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朱德任主任委员，并且在万县杜家花园建立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

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疑忌，他担心长期下去，自己的部队将被分化瓦解。为了不撕破情面，杨森动了番脑筋，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以委婉的方法支走朱德。一天，他告诉朱德，称他最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考察团去武汉，详细考察一下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情况，希望对武汉非常熟悉的朱德能够任这个团的团长。对于杨森要把自己支走，朱德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朱德很爽快地同意率团前往武汉。接着，以自愿报名的方法，朱德成立了一个由八九十名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政治考察团。

12月下旬，朱德率团乘“永丰号”江轮离开万县，脱离了杨森的部队…… svg8N0Q6N7ibLcxCqPGkIuukWuE8/gjF2UJOkpPyH+Bt/OFkQRZIPq2g01k3Vx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