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不大。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时中国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他们从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路在朱德看来已行不通,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为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春节过后,朱德和敬镕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朱德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今乐山)到了叙府(今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一位萧姓四川人开的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很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绝不后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分儿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个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绝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名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所用的“朱建德”的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后来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两个月,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到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随后,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
◇1911年春,朱德(前排左一)和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部分同学合影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朱德由于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觉察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和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李根源(右)交谈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着,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顾品珍刚愎自用、心胸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讲武堂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成员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当时的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清政府对此有所警觉,代表着守旧势力的云南提学司叶尔恺暗中拉拢部分教官和学生,秘密监视讲武堂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朱德得到了几期由云南同盟会主编的《盟报》和《云南》杂志。白天挤不出时间阅读,朱德只好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天晚上,朱德正躲在被窝里看《盟报》,一个外号叫“田螺精”的教官,鬼头鬼脑地朝朱德床边走来。“田螺精”是叶尔恺派到讲武堂的,他听到有人告密,说朱德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进步书刊。于是,“田螺精”利用夜间查铺的机会,想从朱德身上抓到把柄,以此来压制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朱德对“田螺精”早有戒备,听到房门有轻微响动,就把《盟报》塞到铺板底下,侧过身子假装睡着了。“田螺精”走到朱德床前,见他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悄悄地拿起来,用手电筒照着书面,原来是《孙子兵法》。“田螺精”气得把书往朱德床头一扔,灰溜溜地说:“熄灯了,不准看书。”
第二天早操后,一个同盟会会员问朱德:“昨晚是怎么回事?”朱德笑了笑:“这种人,长得像个猴精,其实比猪还蠢。”
第一学期后的一天,一位同学找到朱德,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以及它的组织者孙中山,朱德早在体育学堂上学时就已经听说过。那时,他曾寻求加入同盟会,却没有实现愿望。此时,有人主动找他加入同盟会,他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他还是审慎地答复那个同学,待他考虑一番。
不久,朱德如愿以偿,歃血宣誓,加入了同盟会。随后,在朱德的介绍下,“五华社”的成员先后加入同盟会。从此,朱德开始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1910年的一天,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行。修建滇越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在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法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企图侵略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各省,并进而控制整个北部湾。
这天早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全体学生早操完毕,被带到讲台周围,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讲话。站在排头的朱德发现总办的脸色十分严肃且阴沉。“同学们!”朱德听出总办今天讲话的声音有些异常,“法帝国主义已将滇越铁路修到了昆明,今天要在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这是我们云南同胞,也是全中国同胞一个耻辱的日子,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军人,肩负着守土卫国的重任。大家在学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雪耻救国。今天,停课放假一天,大家可以到车站去看一看。回来以后,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你们的感想。”
会散了,朱德和其他同学一样,紧皱眉头,心里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沉重。
等朱德和同学们赶到火车站时,站台上下挤满了人。不一会儿,一列满载着法军士兵的火车驶进了站台。插在车头两边的法国红、白、蓝三色国旗在阴凉的微风中飘动着,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候,朱德怒火填胸心欲炸,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身边的同学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唱着,唱着,朱德只觉得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心里像被毒蛇咬噬了一样感到绞痛,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眼前的一切,咬着牙,流着泪,扭头向学校的方向跑去。
从那以后好几天,朱德一直沉默不语。无论上课、吃饭、睡觉,他怎么也抹不掉那一幅幅屈辱的画面。不久,他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此后,他时常默默地提醒自己:“学好本领,雪耻救国!”
不久,为了扩展新军的需要,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员中挑选出100多名组成了特别班,把原来需要学习1年半的课程,压缩在8个月里突击学完。朱德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就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一起被选拔入特别班。
1911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主席台上方挂着“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典礼”会标,100余名特别班学员肃立于礼堂中央。台上,列坐着云南显赫人物:云贵总督李经羲(注:原云贵总督锡良已调任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和他的僚属,新军十九镇的统制、协统、标统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逐次点呼学员领取毕业证书。
“特别班毕业生朱德!”喊到朱德,朱德以洪亮的嗓音答应:“在!”并以挺拔有力的标准军人仪态走向主席台。
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声对三十七协协统蔡锷说:“这位就是讲武堂学员中有名的‘模范二朱’之一的朱德,四川仪陇人。”蔡锷赞许地点了点头。
朱德从李根源手中接过毕业证时,李根源笑了笑,说:“朱德是我们讲武堂的优秀毕业生!你们可要知道,他为了进这个讲武堂,从四川步行数千里,还冒充云南人,险些被我除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个裁缝。他幼年聪明异常,学习专心刻苦,曾有“神童”美称。后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受其影响极大。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与同期的蒋方震、张孝准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督办军事学堂任职。1911年2月,蔡锷应云贵总督的邀请,到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任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
曾耳闻过朱德有关情况的蔡锷一听李根源的介绍,喜上眉梢,骤然对朱德产生了好感:“看得出来,朱德同学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
朱德见蔡锷很瘦削,那对相距甚宽的眼睛闪出逼人的气魄,双颊像女性,嘴角又显得严峻、刚强,心中油然升起几分敬意。听到蔡锷也夸奖自己,朱德立刻表露出谦逊的微笑,说:“学生只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下决心来云南学习军事。”
“说得好!说得好!中国要谋求独立自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武◇装。”蔡锷很欣赏朱德的朴实和坦率。毕业典礼结束时,蔡锷还特别邀请朱德到他的住处去看看……
◇护国军五将领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环、李烈钧)
朱德很高兴认识了蔡锷,并得到蔡锷的赏识。那一年,蔡锷只有29岁,比朱德大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