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赤英难了的朱门情怀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工作干劲更足了，她说：“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

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前些年，一部名为“红樱桃”的电影热播。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将人们的视线带回法西斯制造的恐怖年代。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朱敏，虽然电影有许多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等虚构部分，但朱敏的实际经历比起电影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牵动无数观众心弦的影片，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发生在朱敏身上的故事，对这位帅门之后更增添了钦佩之情。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朱敏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中，有一个日子非常奇特，几次成为她命运的转折，那便是1月30日。

1941年1月30日，朱敏告别团聚才两个多月的爹爹，赴苏联学习。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朱德为已14岁半的朱敏少报了两岁，填报12岁。到莫斯科后，朱敏使用爹爹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防止意料，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爹爹对女儿的希望。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曾经登载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曾经登载在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地，初来乍到的朱敏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患上了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为了让朱敏的身体康复，6月21日，国际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苏联南方的白俄罗斯明斯克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仅仅一夜之间，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朱敏，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正在疗养院的朱敏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囚徒。

在当地被囚禁两年后，1943年，朱敏和另外5个年满14周岁的小姐妹被德军押上闷罐火车，被送往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德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囚徒们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贴一个，一点儿也不能挪动身体，才拉上大门。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有人开始呻吟，有人开始哭泣。两天后，朱敏发烧了，但如果让德国鬼子知道了就活不成了，他们准会把朱敏扔下闷罐车。迷迷糊糊中，朱敏感觉有人在往自己嘴里喂水，她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是一个苏联红军。他对朱敏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一样，也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胜利！你还要回到你的祖国，你的爹妈还在那里等着你！”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上交携带的物品。朱敏有一支爹爹送的派克金笔，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德国人不认识汉字，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便没收了。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拿走爹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件纪念品，朱敏心里难过极了，她突然想起缝在口袋里的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给她的。为了保存这枚精致的纪念章，朱敏出人意料地将它含进嘴里，压在舌头底下。这个小动作足以给她带来灭顶之灾，万幸的是她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

在集中营里，朱敏整天面对的就是吃发霉的黑面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还时不时挨打。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她的心一次一次被人间惨状所震撼。保护自己的最重要手段便是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讳莫如深，在集中营朱敏从不说一句和中国八路军有关的话。因此，几年集中营生活里，朱敏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而与其他人又语言不通，长期的沉默使她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直到后来说话还是不行。由于在集中营中长期营养不良，朱敏的头发脱落了许多，身体发育停留在儿童阶段，一厘米也没有长高过。

晚年，朱敏的脖子上还可以看到一道长三厘米的疤痕，这是集中营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永久纪念”。在集中营里，朱敏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摩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德国看守发现朱敏的脖子肿胀，就带她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在那个德国医生眼里，这些囚徒只是和小鸡、小猫等类似的生命。他压住朱敏的头，没有消毒，没有麻醉，在她的溃疡处一刀割下去，硬生生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朱敏脖子上的溃疡面积更大了，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朱敏家里珍藏着这么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三个稚气未脱、身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她们胸口上都别着一块小牌子；和分站两旁的女孩明显异于中国人的面容相比，站在当中的女孩有着一张典型中国人的脸，她紧紧拥着两旁的伙伴。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朱敏都会百感交集，因为这张照片记录着德国法西斯的残忍本性，站在中间的中国女孩便是朱敏。

1944年1月30日中午，朱敏和小伙伴正在放风，一个德国看守拿着照相机走了过来，面容和善地表示要替朱敏她们照相。几个小女孩被看守表面的和善骗过了，她们在镜头前露出真诚的笑容。突然，德国看守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姑娘们是在嘲笑他，举起鞭子便向朱敏她们狠狠抽了下去，也将瞬间的美好抽得粉碎，留下的只有屈辱和仇恨。几天后，这个德国人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朱敏她们，他一边夸姑娘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中的皮鞭。这次，朱敏她们谁也不敢说话，内心只有恐惧。

在集中营，朱敏和伙伴们如同德国法西斯厨案上待宰割的羔羊。即使这样，朱敏还是与伙伴们巧妙地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进行到1944年，反攻中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也更加迫切地需要枪炮弹药。集中营的工厂变成了军需工厂，朱敏和伙伴们也在工厂里劳动。听说子弹受潮会失效，变成哑弹，但工厂里绝对找不到水，朱敏和伙伴们想出一个妙招——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要监工不注意，她们便拼命吐口水，下工时口干舌燥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但大家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着。

随着194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集中营里已开始听得见时断时续的枪炮声，朱敏她们天天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救她们脱离苦海。有几次，枪炮声就在集中营附近响起，可又渐渐远去了，大家紧绷的神经快要被扯断了。

1月30日清晨，朱敏和伙伴们发现集中营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四周宁静得有些可怕。一会儿，她们意识到德国人逃跑了，苦难结束了。朱敏和伙伴们紧紧地拥抱起来，激动得流出眼泪。人群中突然有人想起德军的仓库，于是人流迅速朝仓库涌去。朱敏和伙伴们在人流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靠近仓库。混乱中，一个硬东西把朱敏绊了一个跟头，她弯下身一看，是个油纸包，里面竟然是一块足足有5磅重的黄油。朱敏和伙伴们几乎要乐疯了，她们抱起黄油，赶紧挤出人群。

由于害怕德国人回来加害，朱敏和伙伴们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跑。好几个月里，她们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可是，在波兰的一个小镇，半夜一颗炮弹袭来，受惊的人们四处逃跑，正发着高烧、昏昏沉沉的朱敏与伙伴们跑散了。天亮时，一个曾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的苏联男人发现了长着东方面孔的朱敏，他把朱敏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质带到家中。几天后，朱敏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被安排在厨房干活。出于本能的自保，她仍然不敢明言自己的身世，对苏联红军的问询，她也只是和对法西斯士兵讲的一样：名叫赤英，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来苏联疗养，被从苏联南方抓到这里。直◇到几个月后，收容站新来的政委结束了朱敏孤苦漂泊异国的命运。新政委一直格外留心这个中国女孩，几次盘问朱敏的身世都没有得到真实答案。以后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与朱敏交谈，告诉她战争的情况，苏联的情况，中国的情况。说起中国，朱敏顿时热泪盈眶。政委的开导和解释，终于消除了朱敏的戒备，她告诉政委：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政委非常惊愕，他连连惊叫：“天啦！这样重要身份的孩子居然没有被德国鬼子发觉，活着走出集中营，简直是个奇迹！是个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你活着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德国佬将会多么懊悔啊！”

从政委那里，朱敏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寻找自己，并下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不久，斯大林的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远在国内的朱德得知了女儿的音讯，很快寄来家信。离别四年后收到爹爹的第一封来信，朱敏哭了，尤其是爹爹在信中解释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没有打搅苏联政府，所以没有及时找到女儿的下落，让女儿受了许多苦，希望女儿原谅……信看完后，信纸也湿透了。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政府在纪念日，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15枚是颁发给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和苏联军队一道作战的中国战士。还有3枚，一枚授予当年国际儿童院女生队长李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她在苏联4年卫国战争时期，曾获得过“马克西姆机关枪手”的证书；另一枚授予中国在苏联的战地记者；再一枚授予朱敏，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勇敢和坚强。

采访期间，笔者注意到和这枚代表着光荣的纪念奖章放在一起的是那枚已经陈旧的列宁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来到朱敏身边的时间相隔了50多年，但一前一后共同记载着她经历的那段难忘的集中营岁月。

苏联结束卫国战争后，摆在朱敏面前的是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可以说，朱敏来到苏联后学习还没开始，无情的战争已夺走了她几年宝贵的学习时光，虽然很想回国看望爹爹，但朱敏又不甘心两手空空回去。她决定留下来开始自己迟到的学习生活。

凭着坚强的毅力，朱敏在国际儿童院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接着她转到伊万诺沃学校补习完中学的课程。在集中营里，朱敏跟着难友学说俄语、捷克语、波兰语，还学着说德语，一开口便是乱七八糟的语言，把中文忘得差不多了。当她提笔给爹爹写信时发现许多字都不会写，只好用俄文代替。幸好朱德年轻时在莫斯科学习过，简单的俄文连蒙带猜，勉强能把信看懂。后来随着朱敏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找俄文翻译来帮忙。一次，他给朱敏写信，强调不能忘了自己的母语，朱敏才从俄文世界中醒过来，此后每当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她都要查字典。

朱敏经常笑言，自己在与别人交谈时，有时竟然还会突然冒出俄语来，把自己都吓一跳。确实，朱敏说汉语时不太流利，她的俄语反而要比汉语说得好。她求学的青少年时期，几乎都是在苏联度过，第二故乡对她的影响至深且远。

中学毕业时，朱敏收到爹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她能回国读大学，在爹爹身边可以边学习边治病。爹爹的关心让朱敏感动的同时又矛盾：自己只完成了中学教育，离爹爹当初的期望还相距甚远。坚强的朱敏下定决心，不能就这样回去。动荡的生活，几经失学，使朱敏深知求学的艰辛。特别是当她看到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孤儿，了解到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柯为苏联人民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时，朱敏便产生了当一名人民教师、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她的选择也得到了爹爹的支持。1949年，23岁的朱敏考入列宁教育学院学习。

1950年，上大学的朱敏趁暑假回国探望爹爹，这距上一次离别爹爹已有10年之遥。见着女儿时，朱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嘿嘿地笑着。但朱敏却从爹爹朴实的脸上看到他的怜爱和喜悦，他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朱敏向爹爹提起那支被法西斯搜走的派克金笔时，爹爹安慰她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对于集中营，朱敏几乎没有刻意讲述，偶尔提起时也是轻描淡写几句过渡过去。爹爹也不多问，作为职业军人，他知道法西斯的野蛮与残酷；作为爹爹，他对女儿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

在这个暑假探亲期间，朱德亲自做起女儿的汉语老师，每天晚上都辅导女儿学习汉语。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朱德送给女儿几件衣服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一个深灰色手提箱，希望女儿在苏联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2005年7月3日，朱敏的老伴刘铮受邀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题展览时，代表全家将那个箱子赠送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在朱敏眼里，爹爹是威严的元帅，举手投足都显现军人的刚毅与冷静；同时，爹爹也是慈爱的长者，言谈举止映射着柔情与细致。朱敏刚回国参加工作，她的第一个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世上。年近70岁的朱德当上了外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朱敏还记得，爹爹小心地把婴儿托在手掌上，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久久不肯放下。朱敏从此更懂得了爹爹，读懂了他博◇大的爱心，触摸到了他炽热的内心。

让朱敏没想到的是，爹爹让她产假一满便去上班，说不能耽误工作，孩子由他和康克清妈妈来带。朱敏本以为自己刚生完孩子，爹爹会让自己和孩子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家里，可是爹爹硬要赶她到北京师范大学集体宿舍去住。丈夫刘铮那时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孩子也不在身边，这让希望享受家庭温情的朱敏感到很孤独。

而且，朱敏还有另一层想法：“当时，爹爹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我多么希望他能让我留下来照顾他啊！可爹爹却板着脸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回来的任务是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做孝子贤孙’。”朱敏不能理解爹爹的做法：“家里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就多我一个吗？”于是，她赌气不回家了。

为了解开女儿的心结，朱德特意派警卫员请她回家。一进门，朱敏看到一幅祖孙同乐图：爹爹正抱着自己的孩子玩“扎胡子”，小家伙开始一倒一歪地躲闪，笑得口水直流。康克清告诉朱敏，这是祖孙俩经常玩的游戏。朱敏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不知不觉都溜走了，以后她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

朱敏一直任教于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居于首位的北京师范大学。她在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但因为她的中文不行，便在外语系改教俄文。刚开始时，她教的是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她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不少困难。可是朱敏始终牢记爹爹对她说过的话：“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而且，朱敏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她相处，热情地关心她、帮助她，很快朱敏便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从助教、讲师，到教授、教研室主任，看到自己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为祖国建设的工作岗位，这是朱敏最快乐的事。从事业中得到快乐，这是爹爹给予她的启发，而朱敏也做到了。

朱敏献身教育事业也曾多次得到毛主席的嘉许。1950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将朱敏接到他们下榻的斯大林别墅，向她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当时，朱敏面临留在苏联继续学习还是回国两种选择。面对毛主席关于将来作何打算的征询，朱敏回答：“我愿意留下来，等学成后再回国。”并谈到自己决心选择教育行业。毛主席当即表示：“当老师很好，只要你喜欢。当老师很有意义，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大批优秀教师的。”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一次朱敏见到毛主席，谈到父亲朱德要求她搬到学校居住并不许经常回家一事时，毛主席说：“这是应该的，应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该到群众中去！”以后，毛主席还多次向朱敏询问北师大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和身体健康等情况，鼓励朱敏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自己的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搞好。”多年后，每当想起爹爹生前常说的这些话，朱敏觉得工作干劲更足了，她说：“就在他去世前，还对亲人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在一篇怀念爹爹的文章中，朱敏如此写道：“父亲的这些教诲，是留给我们子女后代的无价之宝。我一定要像父亲一样，踏踏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誓言如钢铁般掷地有声，朱敏将对爹爹的爱化作实现誓言的动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朱敏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同时晋升为教授。她和中国教育战线上千千万万个人民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朴实无华地生活。

1986年12月，年满60岁的朱敏离休了，但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30多个春秋的她，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意味着教书育人的事业已经结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部队整编，大批的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回到地方。这些复转军人为保卫祖国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年华，回到地方后，怎样才能尽快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朱敏与几位老同志商量，提出创建一所为部队战士和基层干部服务的成人高等院校——中国军地两用人才大学，后属地化管理称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朱敏出任院长。

朱敏曾担任中国保健科技协会会长、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她一身朴素的衣装，神情中丝毫不见骄娇之气；虽然她是开国元帅的独生女儿，却从不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任何特殊要求。然而，从帅府千金到平民百姓，毕竟身份上存在巨大落差。很自然地，朱敏也曾经受到这种落差的困扰。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后代，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是否可以拥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权呢？朱敏从爹爹敦厚、质朴的个性及一心为民的品行上感悟到了自己做人处世的标准。

195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个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欢庆。朱敏非常想和爹爹一起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活动，可令她想不到的是，爹爹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却大加责备。再三请求无效后，朱敏委屈地说起以前在苏联过国庆节时，斯大林都邀请自己去红场观礼台。她没料到，这番话让爹爹的火气更大了：“你住口，斯大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可现在你是在中国，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那不是你们去的地方！你现在不是小孩了，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爹爹的这番话，像闪电一样划过朱敏的内心，并在她心灵深处烙下深刻的印记。在此后的日子里，朱敏反复体味着爹爹的话，真正拥有了普通人的平常心，过上了一种平实而幸福的生活。

求学时的朱敏生活中的主题是读书，工作后她的主要生活内容便只有教书育人；至于如何花钱，年轻时的她对此很不得要领。那时，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她半个月就花没了，往往口袋里只剩零钱时，朱敏只好找爹爹求援。见到女儿陷入经济危机，朱德不由得和她开起玩笑：“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别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敏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并提出以后亲自替她制订开支计划，帮助她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此后，朱德真的给女儿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开支表。朱敏按照爹爹的这个开支表用钱，再没有出现家庭“财政赤字”，也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后来家里陆续又添了几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朱敏再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反而将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孩子们个个都很结实健康。后来，孩子们都有经济能力了，但朱敏仍保持着节俭习惯，有时甚至连孩子们都对她的“抠门”表示不满。

刘铮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他和朱敏结婚一年之后。1953年年底，刘铮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被调回国。尽管有口皆碑，人们说朱老总为人忠厚、平易近人，是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但毕竟没有直接接触，刘铮的心情难免有些紧张。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克清妈妈和朱敏把刘铮引进朱德的书房。正在专心读报的朱德看到刘铮，立刻起身，微笑着迎上来和他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尽管刘铮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但与朱老总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显得有些木讷。朱德一再嘱咐小夫妻俩：“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位德高望重的总司令如此谦逊和善，刘铮心中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

一贯严于律己，这是朱德给刘铮最深刻的印象。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外事活动很多。他一生行伍，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每次接见外宾，总是提前二三十分钟到达接见地点。那时朱德已经70多岁了，还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太辛苦。作为晚辈，刘铮有些于心不忍。他根据自己做外交工作的经验，在时间安排上给朱德的卫士长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不料，在一次接见活动中，客人率先到达了。一向谦逊和善、沉默寡言的朱德回到家里竟发起火来：“国家不论大小，我们都要尊重，在外交礼节上，绝对来不得闪失！……如果这是打仗，就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朱德狠狠地批评了卫士长。行动时间是别人安排的，主意却是刘铮出的，虽然朱德没有直接批评自己，但刘铮内心却非常愧疚。

“与爹爹这样的伟人生活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长期以来，刘铮和朱敏始终把“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作为座右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孩子们。

2009年4月13日上午10时22分，朱德爱女朱敏在301医院病逝。而在此前的4月10日，她刚刚度过83岁生日。4月19日，北京的天空一改此前几天的晴朗，阴沉沉的，还有些阴冷。这天上午，朱敏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

“红色英雄一生风雨万千险阻，耿耿丹心可鉴，余波渡尽忠魂在；后辈楷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巍巍功业长存，红烛光耀留芳泽。”八宝山东礼堂门上的这副挽联是朱敏不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

礼堂的显著位置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此外，李敏、李讷、刘思齐等人以及各有关单位也敬献了花圈。朱敏生前的许多亲友及领导等纷纷前来向她做最后的告别。

朱敏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为朱德的女儿，她视己为民，育人垂范。 yacwBM87k1Ic0wVcrPz0PjTOc0MQCdnR3eyvnwx6kRTwfO6EF54OfbDS+1C8rQ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