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当黄秋岳（濬）因汉奸罪伏法十年后，陈寅恪感而赋诗：“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残帙”就是指这部《花随人圣庵摭忆》，陈寅恪诗后小注说：“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作贼”是指黄秋岳抗战初通敌一事。七七事变后二十天，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在江阴段沉船以封锁长江航道，一举可将南京、汉口、重庆等日租界的三千日军及三万日侨扣为人质，使战局为之改观。但机密泄露，日人尽乘七十多艘舰船顺江东下，逃之夭夭。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彻查。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的黄濬嫌疑最大，遂以叛国罪与其子一起被公开处决。
这事引起文化界许多人的惊愕、愤慨与惋惜。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7年8月28日载：“黄秋岳、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晨枪决。午后翻石遗室续诗话，读黄各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可惜可恨”四字，道尽时人复杂心理。钱锺书1943年有诗咏此，也是恨惜交加：“失足真遗千古恨，低头应愧九原逢。能高踪迹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
黄秋岳的才之高，学之富，与文章之工，世所公认。他生于1891年，十四岁入京师大学堂就读译学馆，民初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以才名受知于政界诗坛艺林一众大老如严复、梁启超、林纾、陈三立、傅增湘、杨度、陈师曾、梅兰芳、张大千、徐志摩等。他是陈石遗（衍）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之一（另一个是梁众异，后来做了更大的汉奸），《石遗室诗话》里，黄秋岳是最常见的名字。卷十八中石遗《次韵酬秋岳句》激赏道：“少年横秋得老气，新学余闲温旧诗。”
写旧诗的人好像比较容易当汉奸。难怪1942年闻一多曾公开说：“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做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当然，写旧诗的人并不必定当汉奸，闻一多自己就曾“勒马回缰作旧诗”。但有附逆嫌疑的新诗人只有路易士（纪弦），而且名气不大。可能与新文学本身是参与国族建构的一个有机部分有关吧，而旧文学总是拖带着逊清的落日余晖，故《围城》里的董斜川，英年洋派写旧诗，“口气活像遗少”。黄秋岳的横秋老气，似是旧诗人的胎里病。
钱锺书与黄秋岳至少有过一面之缘。1935年5月10日，陈石遗八十大寿，在苏州胭脂桥大摆寿酒，章太炎、黄秋岳、冒鹤亭、龙榆生等名流赴宴祝寿，二十五岁的钱锺书也登堂拜寿，自应叨陪末座。“低头应愧九原逢”这一句其实有点岔开了，说的是当年石遗老人到处逢人说项斯，如今这爱徒若与恩师泉下重逢，当愧不能对。“能高踪迹常嫌近”，钱氏自注用朱子《答巩仲至书》论陆放翁语，《宋史·陆游传》采入：“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钱锺书记陈石遗谈话录的《石语》，一开头就见陈对钱说：“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语。”此散文不是说《摭忆》类笔记文，而是指与“选学妖孽”并举的“桐城谬种”式的古文吧。《摭忆》1934年起在《中央时事周报》上连载，作者于卷首弁言中自承“文书鞅掌，学殖就荒”，前四字实话实说，说自己任行政院秘书职事纷繁，后四字就纯属自谦了。《摭忆》中何止“谈故事，说诗文词，记游览，咸纳为一”，近代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山水名胜、世相风俗，作者博学洽闻，遂综核其事，摭拾其文，汇成这六十余万言的洋洋大观。
我读此书，尤为其中随处流露的深沉的历史文化之思所触动。六十年来，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改革开放又摧枯拉朽荡平无数老城，社会上也似有无名戾气充塞人心。读《摭忆》如九条“国人不爱惜古建筑”，三九条“历史上之创置与摧残”，三四条“盛唐之治与衰世反思”，二三六条“明清京师十库”等，想到八十年前黄氏已然一一指摘弊病，真令人掩卷长叹。
作者痛陈如下事实：中华虽然号为文明古国，大地上的物质留存其实不多。改朝换代那么多次，六大古都中只有北京尚存完好的宫殿。“泱泱大邦，重基杰构，所留遗后世者，大抵皆为荒烟蔓草，此非为铲除封建思想，直以自曝吾族破坏力之特伟。”“以吾国民性破坏逾于建设之史例观之，此两千年间，吾民自造之菁英而复自隳之，陵夷至今，又岂偶然耶！”国人不自反思，要么大而化之地归因于沧海桑田的自然律，“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要么诿过于夷狄交侵，把账算到别人头上。“然夷考旧史，入寇中国之异族，破隳焚掠极酷者，实不甚多。若拓跋魏，若辽、金，以及满清，皆有所建设。蒙古虽甚暴，而其后亦多创置。”《摭忆》补篇八条“圆明园被焚之记载”引据多种材料，证明焚掠圆明园的祸首非英法联军，而是海淀一带的穷困旗人。作者论“历史上之创置与摧残”，结论是：
余则谓残毁文化最力者，实为国中盗贼。……故国之不强，文化之不振，未可概罪于异族也。而其大原，在于民之失学，与不得其养。烧山伐木，日斫其材实，造成饥旱盗贼，相率俱尽矣。虽曰盗贼亦是人民，但其摽掠之狂既煽，则当以病态论，不可不勇于治疗也。
日前读到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所写的《论俄国农民》一文，他痛砭俄国农民之愚昧与残酷，言辞犀利绝伦，说他们只想吃得多而做得少，不记得别人所行的善，也不记得自己所做的恶。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教父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俄国农民早已成为民粹派崇拜的图腾，“到人民中去”对他们来说等于朝圣，但却糊弄不了底层来的高尔基，他指斥“人民崇拜者们的文学服务于政治鼓动的目的，所以把庄稼汉理想化了”。如果不因人废言，黄秋岳“盗贼亦是人民”“吾族破坏力特伟”的直言，实在是值得我们民族和人民反思的逆耳忠言了：
横观数千年间，祖宗虽丰于创造，子孙尤勇于破除，唐以后，外族虽暴，犹有经营，吾族乃并长驾远驭之规模亦无之。四海愈困穷，愈怨嗟，相斫相倾轧，盗贼不除，建置愈趋苟简。此诚今后所痛自缮治而先事革心之急务也。
通览《摭忆》，作者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随处可见，如一二条论民间盗墓成风，三二条论士大夫迷信，五一条论毁坏偷卖古物，一九二条论公物私用恶习，二一〇条论店家不尊重知识产权的无序竞争，二四八条论风景名胜到此一游的涂鸦敝俗，“使民族自暴其短，贻外人笑”。直到今天，这些陋习又改了多少？所以作者一再哀叹“民久失学”，“吾民泰半失学”，“吾国教育未普及”。
黄秋岳蒿目时艰，痛感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事业之不振，与文化生态之恶化。一三二条引严复回忆甲午之前，总税务司英人赫德跟他闲聊说，“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黄秋岳叹服其言深切著明，“盖国家一切根本，自在政治、教育”，其他皆为余事。揆诸百年史实，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沿波讨源式的不断改革，从军事、经济、政治，直到教育、文化，其实就是从花果、枝干，直到根本。作者凡所议论，往往直探本源，着眼点都在教育与文化。
一部《摭忆》，旧学邃密，而新知深沉。如八五条“国人摧残林木无度”，等于一篇中国生态问题的简论。他说：
今日国势陵夷至此，林木摧剥，殆为一因。盖我国形势，以西北为始基，而今日西北以开辟甚早，林木斩伐已尽，山原裸露，林木干燥，平日减少蒸发水量，雨季则易成水灾，页岩剥夺，表土过薄，不宜于种植，并不宜于居住，灾荒稠叠，国力以颓，此实彰明较著之事实也。
作者引述西人的研究和古人的记录，例举山陕境内和松漠之间郁郁苍苍的森林之消失，证明国人出于生计或贪欲而上下交征伐，导致林木资源穷尽，国中到处是童山硗土，令人怵目惊心。我取汪荣祖《明清史丛说》中的《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一文对读，其中论“森林面积锐减及其后果”，资料更为详实。而且汪氏同样论到山陕和松漠两处，也特别提到秦岭，说秦岭明清之前老林犹多，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人民入山垦荒，数千年积藏遂为之一空。黄秋岳《摭忆》说秦岭东南西三面既无森林，连散生树木也复不见，如人之剃发者然！“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明清以来人口增速的压力巨大，加上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导致环境的恶化越发不可控。很多人看见百年前的老照片辄生怀旧之情，我见到许多二三十年代西湖旧影，葛岭宝石山竟然是濯濯童山，为之骇异久之。20世纪中期是全国森林覆盖率的最低点，即8.19%。而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这个数字2013年回升到了21.63%。预计十年后将恢复到清朝初年的水平，大约是26%。这是拜赐于工业时代大量使用煤、油、钢、水泥和塑料的替代作用，但另一个衍生的问题却是弥天的雾霾。
我从来没有在一部旧笔记中发现如此多的现实话题，且产生如此大的共鸣。如三四条，“夫立国之术，要在平均敷设，不限于方隅”，已涉及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二九九条“陶云汀《蜀輏日记》”更申论之：
吾国幅员殊广，人口蕃庶，而国力与人民一切成绩，不能与国度比例相称，此自由于频年多难，凡百耗失，譬如久病贫血，断不能某器官独增能率也。然细究施政之理，当以平均发达为第一义。今……省之与县，县之与乡，濒江海之与内地，其荣悴菀枯状态，相去动逾百十年所。于此一切待遇建设，不力求其平均，则畸偏之为祸，不止文化体力之隳落已矣。
想想中国城乡与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看看北京天津之外的环京津贫困带，广州深圳之上的粤北山区，一会儿是欧洲，一会儿是非洲，你怎能不叹服黄秋岳的睿见卓识、远虑深忧？
石遗老人赞弟子“少年横秋得老气”，我读《摭忆》，也深感作者持论之老成与精切，看问题既平实又通脱。他认定立国之本在于政治，为政之道在于廉公。司政之人，不贪不骄，各守其分，各展其才，从长计议，据实安排，万不可急功近利，粗枝大叶，须知“一动念一画策之微，其终也可使若干民族受其永久之祸福”（二九六条）。他是标准的改良主义者，崇尚“一步步做起，一滴滴改去”。他认定良政与窳政的区别，在于“严于律大官而宽于恤小民”还是反过来。一八五条谓“政治之精意，即在养活细民四字”，可见黄秋岳论政乃首重民生，他是将民之“不得其养”与“失学”相提并论的（孔子论治民之术，亦不外乎“养民”与“教民”二事）。因此，黄秋岳非常关注庶民生活的细节，一四〇条“今昔物价”甚至钩稽了元代以来物价的贵贱与币值的涨落。举凡纸笔制法、盆景溯源、宜兴砂壶、北京饮馔，乃至钟表、睡衣、椅子、蒜、饼、龙眼、荔枝，《摭忆》中都有所考录。又常有旧时风俗的记载，光是各地的元宵灯会就有好几条。他认为往昔灯会的功用，一如今天的美术展览，随世而盛衰，衰时人民将无美可审，无乐可娱。作者生逢末世，寄慨遥深：“非旧俗之可思，实承平之不易也。”
今岁又逢甲午，所以我格外留意《摭忆》中有关中日甲午之役各条。黄秋岳认为，甲午之败原因甚多，“唯就甲午年各方情势论之，我国政局中朋党相角牴，首促成之者，自为翁、李之隙”。所以，他对李鸿章为当日舆论所裹挟、对日不堪战而战无法释怀，一六七条“陈三立甲午请诛李鸿章”，指出李之罪责“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他更痛恨翁同龢因曾国藩、李鸿章咸丰末年参劾其兄翁同书而公报私仇，执掌户部居然十五年不给北洋添置一船一炮，却孟浪主战，战又不期其胜，以国家为孤注，快一己之恩仇。作者在另一处说过：“尝谓吾国所以不能强盛，不能与现代国家絜较，即坐名为士大夫，实际无识挟私者居其八九，轻于诃骂攘夺之故。此劣性不革，国终恐无以活也。”（一八四条“曾国藩忍气吞声”）
于是又回到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上来。黄秋岳最不要看的，是奢谈爱国、轻议用兵的书生意气，“往往看不清事实与理论之差别，道德与科学之分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袖手高论，攘臂疾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一二八条“郭嵩焘使英前后致沈葆桢书”云：
夫自尊固是健德，爱国亦属人情，而彼时号为士大夫者，务为虚憍，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专事攻掊异己。日夜詈仇诸外夷，若不共戴天，孰与往来，即诋为汉奸，而于反躬自毖之道，始终不措意。愈陵夷，愈衰弱，愈糊涂，愈失败。
彼时有“误国忠臣”之说，今日又有“爱国贼”之名，适成对照。时移世易两甲子，东海南海，左派右派，微博微信，喊打喊杀，黄秋岳这番话，仍不失为我们时代的警世恒言。
但是，黄秋岳当日“为山川惜”，看国中不惟山无林木，亦且人无节操，不禁感慨：“孰知林木与名节，今日皆为难觏乎？”偏偏他最后失节做了汉奸。我今天读《花随人圣庵摭忆》，从头到尾，为斯人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