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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出示了一件编号为1284的藏品，“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底价三万五千元。最后成交了没有，成交价多少，我没去查，因为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件拍卖品本身。
所谓“十三行”，是晋王献之所书曹植《洛神赋》，残帖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这十三行小字历代被认为是“小楷极则”，在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它有两个传本，晋麻笺本和唐硬黄纸本。唐硬黄纸本上有柳公权的两行题跋，被认为是他临写的本子。晋麻笺本北宋时入内府，徽宗曾刻石，拓赐近臣。靖康之后，这麻笺本及其刻石的下落，众说纷纭。龚自珍《重摹宋刻洛神赋九行跋尾》说：
天下知有《洛神赋》，言《洛神》称十三行，言十三行称两派：一柳派，一玉版派。柳派以唐荆川藏玄晏斋刻者第一，文氏本次之，玉版则雍正中浚西湖得之，入内府，拓本遍杭州，杭人言有篙痕者善，鉴赏家言尽于此矣。靖康后不百载，金亡，元室不崇图书，无秘府。赵子昂仕元，知九行在北方，辗转迹北人获之，阅丧乱，卒藏宗匠之庭，岂非神物能自呵护，大照耀一世欤？
这段话，说《洛神赋》十三行分两派是不错的，其余的就不大靠得住了。从北方辗转找到九行的，都说是南宋权臣贾似道，而非赵孟頫。“玉版”又称“碧玉版”，为约一尺见方的水苍色河南石，现藏首都博物馆，其失而复得，不是清雍正年间疏浚西湖时从水里捞上来的，而是明万历年间在西湖葛岭上贾似道的半闲堂旧址从地下挖出来的。但这“碧玉版”究竟是贾似道所刻呢，还是宋徽宗原刻？麻笺本真迹已经零落到只剩十三行了，怎么还继续支离成九行和四行？而且，又有一说是宋高宗得到九行，米友仁题跋为真迹。但熊克的《中兴小记》，记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丁巳，“上曰……朕得王献之《洛神赋》墨迹六行，置之几间，日阅十数过，觉于书有所得”。这一条资料似乎更可信，因为熊克做过孝宗的起居郎，精熟高宗一朝典故。然而麻笺不是竹简，这十三行却又生生给分成九行、六行、四行不等，实在匪夷所思。更何况“碧玉版”之外，还弄出了一个估计是翻刻的“白玉版”来，越发添乱了。
总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地位既高，身世又奇，其拓本自然珍秘十分。杨守敬曾经从天津古玩肆上购得一幅，视若拱璧，却被诗人陈三立看中，跪请相让，杨痛惜不已，自比李后主的“垂泪对宫娥”。龚自珍一想到自家的藏本二百年间四易其主，便格外宝重，打算劳烦篆刻家于铿也来刻那么一块石：“抱孤本，担愿力。乞于铿，伐乐石。祈此石，寿千亿。见予石，勿妒毁。隔麻笺，一重尔。”
我们来看这件盖有“竹垞审定”朱文印的“南宋拓本”十三行拍卖品。其拖尾的跋文第一则，便是钱大昕女婿瞿中溶所录的竹垞跋语：
此玉版十三行有十二意外巧妙。袁仲长云幽深无际，古雅有余。其楷法纯是隶体，后人妍媚纤秀，去之日远矣。此本结构端严，精彩完美，定为南宋初拓手无疑矣。余得自济宁王氏，重付装池，因跋数语于后。金风亭长朱彝尊。
朱彝尊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四十岁起自号竹垞，七十岁后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诗词均为大家，经学史学都有很高成就，又性嗜金石书画。十三行拓本既然如此难得，竹垞拂拭吹嘘一番，十分正常。
问题是，这《洛神赋》十三行事实上却有二十一行，上面也没有龚自珍说的“篙痕”（其实应该是原迹所在麻笺上的粗麻筋）。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给个正常的解释倒是不难。据道咸之际的收藏家蒋光煦说：“十三行帖，潢者每多割裂，求整拓者已不多见。”也就是说，装潢者往往将拓片裁剪一番后重新拼接装裱，十三行就这样变成了二十一行。果然，目前所见的十三行拓本，既有整拓的，也有割裂成十八行的（无锡博物馆藏），或者割裂成二十六行的（上海博物馆藏）。这回也不过剪裱成二十一行而已。但既然是竹垞“重付装池”，就不会是装潢者的擅作主张，而是主人的想法吧。可是竹垞会这么想吗？如果他这么想，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原因我们后面慢慢会谈到。
细看这幅小字《洛神赋》，肥润多肉，与“碧玉版”十三行精拓对照，远逊其秀挺劲拔，明显感觉经过了翻刻，隔麻笺何止一重。难道竹垞没有别的拓本过眼，所以精鉴不了？更何况他题跋中转引元人袁仲长的八个字评语“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竟是袭用唐人张怀瓘《书断》里评钟繇的话：“（元常）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再说，竹垞既然题跋于后，为何不见他的亲笔，却要百年后由别人转录？转录又录自何处？凡此种种，真是疑窦丛生。
对于朱彝尊来说，王献之《洛神赋》小字十三行具有极为特殊的情感价值，其中分明有他最深沉的一段恋情的密码，可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这故事说来话长，我还是从曹植的《洛神赋》说起。子建此赋写于黄初三年（222），他朝罢京师洛阳回封地鄄城，途中渡洛水，见洛水之神宓妃，于是两情相悦，却终因人神道殊而永绝。作者虚构了一场人神之恋，所恋的对象托为洛神，但自从初唐李善注《文选》以后，大家都认为其实是写甄氏，即曹丕的妃子，也就是曹植的嫂子，故《洛神赋》又名《感甄赋》。《文选》李善注引《记》曰：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无论后世有多少学者为这场不伦之恋辩诬，说曹植如何不可能爱上自己的嫂子，诗人们却都当了真，宁愿相信这个凄美的传说。故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云“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李商隐《无题》云“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郭沫若《论曹植》一文也拿它当真，认为魏晋时代的新人物对于男女关系看得不那么严重，而子建爱慕大自己十岁的美丽嫂子不会是无中生有——他说这话倒是有自己的亲身经验。再说，在《洛神赋》中，这是一场发乎情止乎礼、只开花不结果的爱情。王献之所书《洛神赋》残存的十三行，正是一篇之关节：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当子建表达了爱慕，宓妃也做出应答之后，子建却疑惧起来，“收和颜而（《文选》作“而”，王献之写成“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这两句话，可以高度概括两汉魏晋一个系列诗赋的主题，不过我们且留待下回分解。
与曹植和甄氏的叔嫂恋性质相似，朱彝尊也有一段惊世骇俗而刻骨铭心的爱情，那便是与自己的妻妹。此即有清一代著名的“风怀诗案”。
王献之《洛神赋》碧玉版十三行宋代刻石，现藏北京首都博物馆
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
浙江秀水（嘉兴）朱氏累世为诗礼传家的望族。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万历十一年（1583）与汤显祖同科进士且擢为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竹垞父辈已家道中落。竹垞自幼被过继给伯父，十七岁时入赘归安（今属湖州）教谕冯镇鼎家，妻为冯家长女，名福贞，字海媛，小竹垞两岁；三妹冯寿贞，字山嫦，小竹垞六岁。此时正值乙酉之变（1645），南明倾覆，江南兵连祸结，竹垞经常与妻族合家四处避难，所以与姨妹迹密情亲。寿贞渐长，慧而有色，安居时常得竹垞教习诗书，两人于是暗生情愫。寿贞十九岁时，嫁与吴中一土豪人家，夫婿伧俗，不免抑郁。竹垞与她互通款曲，至成幽媾，应在顺治十五年（1658）竹垞家居而寿贞归宁时。但竹垞贫窭如旧，生计无非坐馆入幕，所以近客山阴、永嘉，远游岭南、山西，两人离多而会少。康熙六年（1667），三十三岁的冯寿贞病逝，待竹垞自北地归来，见到的只是坟头的宿草。
这有悖于礼教伦常的爱情，本不可告人，但朱彝尊不仅在冯寿贞去世当年就情不可遏地写成一卷《静志居琴趣》，以一连八十三首词细叙两人情史之始末与曲折，两年后又惨淡经营了《风怀二百韵》这一史上最长的五言排律。这不免让卫道之士戟指，冬烘先生痛心。故竹垞晚年手订《曝书亭集》时，就有人劝其将《风怀》诗删去，如此才可望以三百卷《经义考》配享文庙。竹垞“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最后决然说：宁可不食孔庙两庑冷猪肉，也不删此诗。好一个不管不顾，敢作敢当！
那么，朱彝尊与姨妹这段恋情，与《洛神赋》十三行有什么要紧的关系呢？有关系，而且很要紧。1925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三期发表了姚大荣《风怀诗本事表微》一文，长达两万三千字，对涉及竹垞当日情事的方方面面做了一番极为细心的互证与丛考，“网罗无遗，推阐尽致”，为今人论风怀诗案者多所倚重。其中说道：
竹垞以“静志”颜所居，则实由彼姝之故。“静志”二字始见《洛神赋》，竹垞用此二字，非泛泛由曹子建赋中拈出，乃系自彼姝摹写王子敬残帖中拈出。《静志居琴趣》《洞仙歌》第十四阙有“十三行小字，写与临摹，几日看来便无别”之句，此为竹垞诗词迭用洛神十三行缘起。而《两同心》词尾有“洛神赋小字中央，只有侬知”二句，又为竹垞取“静志”二字自颜所居缘起。《洛神赋》“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二句，为全篇之骨，言敛容洗心，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十三行残帖，则自“嬉，左倚采旄”起，至“体迅飞”止，共十三行。此二句正在第七行，居前后各六行之中，故云“中央”。盖彼姝未嫁时，虽踪迹不疏，而守礼谨严，避竹垞唯恐不及；至嫁后，所适非耦，时往来母家，自禾中至吴门，均由冯孺人同舟伴送，因习与竹垞接近，而彼此恋爱之情遂生。观《两同心》词“比肩纵得相随，梦雨难期”云云可证也。然两心虽同，而防检难越。彼姝微窥竹垞之意甚切，恐涉造次，致犯非礼。（自己丑以还，竹垞屡欲犯之，均以善避获免。）难于措辞，故借临帖就正为由，特缩小第七行中此二句之字以示意，令会心人自领，欲其止乎礼义也，故竹垞特表之，以答其意。不然，洛神帖本系小字，何待明言？人尽皆知，竹垞何为自诩曰“只有侬知”乎？
“十三行小字，写与临摹，几日看来便无别”，可见当日竹垞教寿贞学书，曾经亲自仿写王献之此帖给她，而她也聪颖过人，临摹起来不多时候便已逼肖了。闺中学书，多习小字，首先是方便写信，所以《洞仙歌》第十二阙有“薄命果生成，小字亲题，认点点、泪痕犹浥”，《风入松》有“簪花小字箧中看，别思回环”。
的确，竹垞诗词“迭用洛神十三行”，除了《风怀二百韵》中的“镜水明于镜，湘湖曲似湘。加餐稠叠语，浓墨十三行”与姚文拈出的两例，还有《静志居琴趣》中的《好事近》：
往事记山阴，风雪镜湖残腊。燕尾香缄小字，十三行封答。中央四角百回看，三岁袖中纳。一自凌波去后，怅神光难合。
此词记双方两地相思。顺治十七年（1660）前后竹垞客居绍兴，虽与寿贞情浓意洽，却不得不远离。《风怀》诗中“加餐稠叠语”是用《古诗十九首》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可见女方之关心体贴而叮咛不已，一如词中“三岁袖中纳”是用《古诗十九首》的“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亦见男方之珍重爱惜而铭感不忘。“一自凌波去后，怅神光难合”，则用《洛神赋》成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神光离合，乍阴乍阳”。“难合”不甚可解，我疑心应作“离合”。“神光离合”是指光彩摇漾，而非从字面上理解的“聚散”的意思。“難合”“離合”，或以形近而致误。有的引文作“难舍”，更是不对了。简体“舍”固然与“合”容易混淆，但繁体当作“捨”，且属上声“二十一马”，与此词所用入声“十五合”不叶韵。“腊”“答”“纳”“合”，四个入声韵，音短节促，情急调苦。在《静志居琴趣》八十三首风光旖旎的词中，这一首最是遒劲而悲怆。
但是，细辨起来，这里的“十三行封答”，固然脱胎于王献之《洛神赋》残帖，却是指恋人手书的“燕尾香缄小字”。寿贞从竹垞学书，既然由王献之此帖入手，其手制信笺，也依十三之数分行。姚大荣注意到竹垞诗词中常常谈到笺样。《风怀》开头就有“弱絮吟偏敏，蛮笺擘最强”，其《戏效香奁体诗》也有“聪明笺样改”之句，所以姚氏推测，“必是彼姝制笺，每幅改为十三行，亦如《洛神赋》残帖之数，宜于小字，故竹垞每称许之”。制笺是慧心巧手的风雅之事，唐薛涛所制“十样变笺”就是最为人乐道的私人定制。明人雅善制笺，晚明尤盛，清初应尚存流风余韵吧。寿贞亲制“簪花”的“芳笺”送给情人（“怪十样、蛮笺旧曾贻”），其手札自然也写在这样的十三行笺纸上，难怪竹垞要“中央四角百回看”。一般人看信只看“中央”的文字内容，他却还要看信笺边框“四角”的花叶纹饰。对于朱彝尊来说，有关于王献之《洛神赋》残帖的一系列文字、笔画、数字，无不漏泄着春情，牵惹着绮思，颠倒着梦想：十三行，小字，中央。
我们看回那件“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的拍卖品。《风怀二百韵》最后一句是“感甄遗故物，怕见合欢床”。《洛神赋》十三行残帖拓本，对他来说也算得上是“故物”，足以起“感甄”之情吧？可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竹垞“重付装池”，却给剪裱成了二十一行？这个数字不对呀！难道他已经忘记了与情人当年共享的那个密码数字了吗？
姚大荣说，作为《洛神赋》全篇之骨的“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两句，正在十三行的第七行，居前后各六行之中，所以说是“中央”。妙的是，这十三行不管是重新剪裱成多少行，十八行也好，二十六行也好，这两句始终都在中央的位置上。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凡中央都有个核心。所有的十三行拓本，中央始终是这两句话，核心更是“静志”这两个字。
“静志”一词，虽从《洛神赋》来，其实承续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同义词谱系。从宋玉《神女赋》起，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静情赋》、陈琳和阮瑀的《止欲赋》、王粲的《闲邪赋》、应玚的《正情赋》，以及曹植自己的《静思赋》，直到最后一个经典文本即陶渊明的《闲情赋》，都用了同一个套路，写了同一个主题：先铺陈女色之丽，一见惊心；然后写情好之笃，两相慕悦；最后则格于礼教，收心返正，却以无穷的怅恨结束。“静”如“止”“正”“定”“闲”——钱锺书曰：此“闲”即“防闲”之“闲”，非“閒居”之“閒”——都是及物动词。所谓“静志”，就是平息冲动、控制欲望、镇定心志，与社会也与自己最终达成和解。
朱彝尊的爱情故事最初也是照《洛神赋》排演的。寿贞渐渐出落得丰姿绰约，竹垞“悦其淑美”，不免想入非非了。《朝中措》有“赢得渡头人说，秋娘合配冬郎”，《洞仙歌》第十一阙有“得个五湖船，雉妇渔师，算随处，可称乡里”——想做《红楼梦》四十五回里黛玉说漏嘴的“渔婆”“渔翁”一对儿。加上几度举家逃难，救死不暇，避嫌无地，更有了许多在一起的机会。寿贞对竹垞也有好感以至爱意。但是，两人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伦理和纲常的界限，面对竹垞的情挑，她只有婉拒。而临习《洛神赋》十三行的她，借其中“收和颜以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两句心照不宣地来明志表态，“将以抑流宕之邪心”。阮瑀《止欲赋》所谓“禀纯洁之明节，后申礼以自防”，曹植《愍志赋》所谓“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居”，都一以贯之地沿袭着那个系列文本的相同主题，女主人温雅而贞刚的形象也具有家族相似，而她们都滥觞于宋玉所赋的神女：“薄怒自持，不可犯干”，“迁延引身，不可亲附”。竹垞无隙可乘，只好无奈地叹息说：“有时还邂逅，何苦太周防！”他自己也在天人交战中，当然懂她的意思。“静志”二字，从此烙印在竹垞的生命里了。他日后用来命名自己的居室、词集、诗话，无不是这段旧情的记录与纪念。
然而，两人终不曾做到《洛神赋》的发乎情而止乎礼。毕竟用情太深，所以到底还是犯了禁，越了界。究其原委，姚大荣认为是寿贞日后遇人不淑，“怀抱湮郁，久而横决”。这“湮郁”看来还不光是精神上的。杨联陞1957年2月在给Arthur Waley的一封信中说：“朱彝尊的妻妹虽然结婚了一段时间，但被测知还是处女。”（《莲生书简》）根据是《风怀二百韵》里的“梅阴虽结子，瓜字尚含瓤”和《静志居琴趣》里的“走近合欢床上坐，谁料香衔红萼”，估计都是指初夜落红。杨联陞说，这个意外的发现，可能增加了朱彝尊对她的爱以及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但这毕竟是不伦的私情，不能见光，只好人前百般掩饰，人后一晌贪欢。其密约幽期、暗尘潜蹑的紧张、委屈、苦，俱见于“生香真色，得未曾有”的《静志居琴趣》，但最令人动容的表现，却是收在《江湖载酒集》里的一首《桂殿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这首二十七个字的小词，后人评价极高。况周颐《蕙风词话》说：“或问国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对。问佳构奚若？举《捣练子》云云。”他指的就是这首《桂殿秋》（《捣练子》与之形式全同而平仄稍异，遂有误记）。只是不像《静志居琴趣》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一首一首填出来的刻意为文，《桂殿秋》一准是旧情忽地兜上心头，不能自已，遂一挥而就。“思往事”三字，便是感情达到了临界点时的决堤而出，思绪一下子勾到了往昔。“渡江干”指当年乘船避难的情景。《静志居琴趣》中，竹垞反复写到“一面船窗相并倚”“云母船窗同载”“寒威不到小蓬窗，渐坐近越罗裙衩”。只有同船共渡、比肩并坐时，才可能出现这个“青蛾低映越山看”的叠加镜像。情人的黛眉与窗外的青山相映，写山即写人，写人即写山。“越山”旧指钱塘江南岸的山，但嘉兴自古为吴越分界，似也可泛称其南部青山。“舸”是大一些的船，可以容纳较多人，他妻子的一大家子应该都在。“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两人形格势禁，各睡各铺，各自寒也各自知。小小的竹席，薄薄的衾被，淅淅沥沥的秋雨，他能从自身的寒冷感受到她此刻身上的凉意，而她也一样。
我们看多了炽烈奔放的浪漫爱情诗，突然面对这样一种久违了的冷，一种令人揪心的节制，像烧红的铁一下子淬在水中。诗人最饱满的感情表露，偏从其感情不能表露中写出。在这典型的戏剧性情境中，人际的相隔与人心的相通并置一处，形成高度的张力，且渗透着切肤的身体感。情感的波澜受阻于刚性的禁律，只能暗流潜行于柔软的内心深处。叶嘉莹特地杜撰了一个词，“弱德之美”（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来形容此词的情感特质，杜撰得真好。她的学生方秀洁在《刻写情欲——朱彝尊之〈静志居琴趣〉》一文中说：
这是朱词中最常被收入词选的一首，其动人之处正是在于这种亲昵与疏远，外部的平静与内心的渴望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张力。虽然可以把它解释为个人经历的记录，但它更完美地表现了正统词风的优雅和蕴藉以及最终的爱情和欲望的不满足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惆怅。这都使得这首词成为同类词中的典范。
什么叫“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这首《桂殿秋》是最好的演绎。“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精义在此，“正统”与“典范”的美学价值也在此。我们忽然明白了，《风怀二百韵》里那从头到尾两百个对偶中穿插的无数僻典，一韵到底而绝不重复的两百个韵脚里不时出现的许多奇字，形成了两道长长的堤岸，约束并导引着诗情平稳甚至单调地向前发展，仿佛诗人不是为了表现，而是为了遮掩。这倒应和了T.S.艾略特给出的那条金科玉律：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
朱彝尊与其姨妹的这段恋情，世人或艳称其风流韵事，或痛砭为人格污点，皆属皮相。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庶几能够反映他们二人的关系之实质，能够说明这位情人与这段情事何以对竹垞如此重要。想当初他孤寒一身，入赘冯家，仰事俯畜，一无所能，且不习举子业，功名已然无分，除了饱读万卷，将自己读成一个高度近视眼。姨妹不嫌不弃，无惧无悔，而以身相许，非唯情深似海，亦且恩重如山。当她死后，竹垞用了二百韵长诗，上百阙小词，将两人二十年间的情事做了浓墨重彩的全记录，“盖酬知己之深，不禁长言之也”，其风怀固然可慕，而风义尤为可感。冒广生《风怀诗案》说得好：
书生受恩，粉身图报，至报无可报之日，乃思托之文字，以志吾过，且传其人。虽堕马腹中入泥犁地狱，方且不顾，何暇顾悠悠之口耶。
值得欣慰的是，朱彝尊死后大概并没有入泥犁地狱，反倒是侧身进了文庙，至少我看见他进去过一次。数年前在台湾宜兰，我谒拜当地的孔庙，大成殿左侧东庑供奉着儒门先贤的牌位，从董仲舒、郑康成起凡百十数，就中我居然看到了朱彝尊的名字，当即替他高兴了一回。不过转念一想，如今都什么时代了，配享文庙算哪门子了不得的事呢？何况冷猪肉也早就没得吃了。